更新时间：2022-12-17 10:37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著杂剧剧本，故事取材于唐朝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莺莺传》)，北宋赵令畤改写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金朝董解元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则进行了创造性改编。主要讲的是相国千金崔莺莺和贫寒弟子张珙在普救寺一见钟情，经历过普救寺初相识、退叛军、母亲几次悔婚阻拦、进京赶考以及郑恒从中造谣作梗等几多波折，在丫鬟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私定终身终成眷属的故事。
本书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期和后世有些作品都竞相模仿或者借鉴过本书的思想内涵、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甚至在海外也有仿作和译本。
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最早见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书中张生抛弃了崔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宋朝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等都是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在创作的。到了金朝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是今存诸宫调中唯一的完整作品，又被称为“董西厢”。“董西厢”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作出来，是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该书对《莺莺传》进行了根本性改造，故事以崔张二人私奔作为结尾，使旧故事有了新面貌，后来随着元代经济的繁荣和戏剧的发展，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二人的故事改成了杂剧，就是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赴京赶考的书生张珙在普救寺偶遇相国千金崔莺莺而一见倾心，向她表露了爱慕之意。崔莺莺也对张生渐生情愫。不料叛将孙飞虎率兵围寺，欲将崔莺莺抓走当压寨夫人。情急之下，崔夫人声称将崔莺莺许配给能退兵的人。张生因此给知交好友武将杜确修书求援，解了普救寺的危难。结果崔母言而无信，食言赖婚，以崔莺莺已经许配给侄子郑恒为由，使张生和崔莺莺以兄妹相称。
张生思念成疾，卧病西厢房，崔莺莺让侍女红娘探望张生并写诗相约。几经波折，二人结成百年之好。崔夫人起疑心后拷问红娘，红娘如实相告并晓以大义，无奈假装同意二人的婚事，并以门第为由让张珙即刻赴京应试。崔莺莺在家等张生归来，表哥郑恒骗她说张生考中后被别的大官招为女婿，已经抛弃了崔莺莺，崔莹莹听后伤心不已。但是红娘传来好消息说张生确实考中，并且没有变心，而且张生向皇帝说明了二人的关系，皇帝还专门赏赐了崔莺莺一身凤冠霞帔。杜确也及时赶来，证明确有此事，从而揭穿了郑恒的谎言。最后在众人的祝贺下，张生和崔莺莺喜结连理，并且二人在佛前许愿“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中国古典戏曲作品中，就版本数量而言，《西厢记》版本最多。不过元代《西厢记》版本已经失传，现在存本都是明代和清代人的刊刻。其中明代包括重刻本就有100多种。清代刊本大约70种，近代人校正注释本最少也有50多种。流传至今这就有180余种。
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版本有明代万历8年（1580）徐士范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万历42年（1614）付梓的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天启年间（1621-1627）凌濛初的《西厢记》、清代顺治13年（1656）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等。其中凌濛初的《西厢记》收录在清末民国初期刘世珩编的《暖红室汇刻传剧》里，被不断翻刻，作为《西厢记》的通行版本广为流传。且该版本的《西厢记》被王季思《集评校注西厢记》1949年版和吴晓玲的《西厢记》1954年版作为底本而校注出版。其中又以王季思版本因为注解详细，用例广泛，历经数次重刷和修订，成为海内外普遍使用的刊本
所存版本中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有三种：1980年在北京中国书店整理发现的《新编校正西厢记》，刊刻时间大约在明成化年间（1464-1487）或者明初。是现存最早的《西厢记》版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刊刻于弘治11年（1498或1499），为最早的注释本也是现存最早的完整刊本；徐士范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为现存所见最早的完整的不分（卷）本，而将20折连续排列，且每折有四字标目的注释本。
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闺门旦）、张珙（扇子生）、红娘（花旦）三人性格鲜明、形神兼备且饱满生动，甚至被后人视为追求爱情幸福的精神偶像
张生在戏曲行当中为扇子生角色。《莺莺传》中的张生是个负心汉，而《西厢记》里的张生则是有情有义、有始有终的把爱情凌驾于功名利禄之上的“志诚之人”。纵观全书，张生是个胸怀大志、眼界不俗且温文儒雅的高才之士。同时也是个为了爱情不辜前程、行为冒失的“傻角”。但是面对崔莺莺之后表现的“荒唐可笑”的行为举止，恰恰表明了其对爱情的真诚。器宇不凡的张珙遇到崔莺莺坠入情网之后，变得呆头呆脑，二人首次见面，张生惊为天人交到“我死也”，并表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为了接近崔莺莺，他不顾斯文体面，赶上侍女红娘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命,年方二十三，不曾娶妻”。红娘抢白到“没人问你这个啊”，他并不介意，反而追问小姐是否常出来，活脱脱一个“傻角”形象。而后便赁居西厢、借故打斋、月下吟诗等想尽办法追求莹莹。普救寺退叛军的时候，请莹莹回房时，声称”休得吓到我浑家”，令人喷饭和忍俊不禁。在作者笔下，张珙是个既机智勇敢、又酸不溜秋，可爱又可笑的形象。正是因为他本质上的正直淳朴、诚恳热情才得到侍女红娘的同情和帮助最终赢得美满姻缘。
崔莺莺在戏曲行当中为闺门旦角色，她作为相国的千金，她外表端庄文静而面对爱情时却内心波澜如潮。在封建礼教和自己相国小姐身份的束缚下，她既要约束自己，掩盖真情，而又常常无法自己。面对情郎相关的事儿，她的举动显得幽默可笑。在“赖婚”一场中，崔夫人让崔莺莺出来见客，因为崔莺莺不知道客人是谁，就装病推辞。从红娘那里得知客人就是张珙时，态度立马大变，改口说“抚病也索走一遭”。作者善意的嘲笑了她的性格缺陷，真实的刻画了大家闺秀追求自由爱情的过程中矛盾的心情，也深刻揭示了相国千金摆脱封建礼教的沉重和艰难。但是崔莺莺最后仍然能打消顾虑，写诗自荐，在红娘的帮助下在西厢与张生幽会，崔夫人发现后她并没有丝毫的惶恐和后悔，证明她的爱已经超越了礼教，也超越了自身
红娘在戏曲行当中为花旦角色，她虽然只是一个侍女的，但是她在全书中确实十分重要的角色，比如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全部由红娘主唱。她出身卑微却心地善良、极富正义，是她促成了张生和崔莺莺的结合，在反抗封建礼教制度上是冲锋陷阵的猛将。红娘对崔夫人的赖婚之举言而无信的行为大为不满，主动在崔莺莺和张生之间牵线搭桥，期间虽遭遇误解和无端责难，却又无怨无悔竭尽全力玉成好事。后来面对郑恒的造谣，红娘挺身而出，义正词严的斥责他，使其失败而告终。正是因为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承担责任、临危不惧的机智和勇气，红娘受到人们普遍的信仰和喜爱。红娘也成了帮助别人完成美好姻缘的代称。
《西厢记》突破了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式，全书共五本二十一折，极大扩展了元杂剧的规模和容量。该书具有很浓厚的反封建礼教的色彩，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作者通过以崔、张为一方，以老夫人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表达了作者对真挚爱情的肯定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该书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冷酷，对不合理性的封建婚姻进行了批判，肯定了对自由爱情和婚姻自主的愿望。它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对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作为杂剧的“压卷之作”，该书不仅情节婉转细腻，文词雅俗结合自成一派，把民间口语经过排比、重叠等组合，显得流畅自然而又通俗生动。《西厢记》在结构安排，剧情冲突，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整部作品，情节和情境以及冲突和动作都铺排的变故迭起、干净利落，层层波澜。但又前后呼应，
人物塑造方面，作者安排的戏剧冲突很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张，并且在冲突中丰富了人物的艺术形象。在张珙、崔莺莺、红娘和崔夫人的矛盾冲突方面，将张生的痴情、志诚，崔莺莺的深沉、谨慎，红娘的机智勇敢以及老夫人的自私都被鲜明地刻画了出来。
《西厢记》是杂剧里一朵傲立枝头的奇葩，代表元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它对明清的小说、戏曲、说唱文学及工艺美术等都有所影响，渗透到文艺的各个方面。《西厢记》问世以来，被多种剧种和曲艺采用，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
《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优秀作品，被明清两代学者称之为北曲之冠，作为一部广泛流传的作品，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少同时期和以后的作家都借鉴过本书的思想内涵、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比如汤显祖代表作《牡丹亭》的创作，他塑造的杜丽娘这个反礼教的艺术典型就是从《西厢记》中汲取了艺术经验的；郑光祖的《㑇梅香》和白朴的《东墙记》等。《梅香》描写的就是丫环樊素鸾促成白敏中和小蛮结合的爱情故事。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也深受《西厢记》的影响，《红楼梦》全书提及《西厢记》书名、人名和诗句等多达20余处。曹雪芹在《全本昆曲《红楼梦》》第23回通过林黛玉的口称赞该书为“曲词警人，余香满口”，这一章节也是两人爱情升华的关键。“五四”以后，《西厢记》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作品一起被视为世界名著。
因为《西厢记》歌颂自由恋爱的思想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巨大影响，被一些封建卫道士称为“淫书”，斥责《西厢记》为“诲淫之甚者”，甚至诅咒作者书未完本就“忽然仆第，嚼舌而死”。他们还对此书进行了改编。主要是按照封建正统的观点对《西厢记》进行了重新诠释，以此希望抵消《西厢记》带来的影响。比如《反西厢记》就是现在已知最早的《西厢记》翻案之作。其中秦之鉴的《翻西厢》改编的比较彻底，该书使原书的主题思想发生了根本性改编，比如把张珙的形象和郑恒的形象完全颠倒，张生反而成为了棒打郑恒和崔莺莺这对鸳鸯的小人。
到了清代《西厢记》还被列入禁书名单而遭到压制，爱新觉罗·旻宁24年（1844）杭州市知府和湖州市知府就以官方法令的形式销毁“淫书”，且罗列的目录中就有《西厢记》，同治7年（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对此书进行了查禁。
16世纪初期朝鲜文人就已经知道了《西厢记》这本书。到了18世纪，金圣叹批注本也传入朝鲜。朝鲜文人又对《西厢记》进行了注解和批注。《东厢记》《满江红》《春香传》就是韩国受《西厢记》影响最直观的三部。
《西厢记》的日译本在18世纪末出现，由冈岛咏舟翻译，19世纪中叶以后，陆续出现了英法德意俄等译本。可以说《西厢记》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代表。
在2008年韩国还新出了一部戏曲作品《北厢记》，也深受《西厢记》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方戏曲都有改编本上演，比如田汉的《西厢记》京剧，袁雪芬主演的越剧《西厢记》等。现在西厢记也被搬上了电视屏幕
在1983年2月，邮电部发行《西厢记》特种邮票，1套4枚，分别为《听琴》《惊艳》《佳期》《长亭》；同时还发行了1枚小型张。
现在受到《西厢记》的影响，永济市的普救寺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在清代受到地震影响，普救寺只保存了一座塔，被人称作莺莺塔。普救寺于1986年山西省得到重修，以便旅客游览。
《西厢记》具有广泛的影响，问世以后得到了戏剧家和评论家的高度赞赏。
元末明初杂剧家贾仲明评价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曾评价为“北曲当以《西厢》压卷”。
明代都穆说：“北词以《西厢记》为首。”
明代戏曲家王骥德称《西厢记》“千古绝技”并说折子戏南戏之中“法与词两善其极，唯实甫《西厢》可当之”。
清代戏曲家李渔评论：“自有《西厢》而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
清代金圣叹撰写的《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首先驳斥了诋毁《西厢记》为淫书的论调，并说：“《西厢记》非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
清代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称赞它为“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郭沫若认为《西厢记》是超越时空的艺术品，是有生命之人战胜无生命之礼教的凯旋歌和纪念塔。
郑振铎评价说：“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记》外，中国无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