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28 16:08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State of Missouri)，美国新闻记者、作家，代表作品有《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Asia)《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River)《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等。
埃德加·斯诺曾在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新闻学院就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斯诺来到中国，在上海任职《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并先后报道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一二·九”等重大事件。1936年，他冲破中国国民党严密的封锁线，进入陕北苏区，通过四个月的实地考察写出《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斯诺多次冒风险，营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地下工作者和革命学生，并在上海与路易·艾黎(Rewi Alley)组织发起“工业合作运动”，为抗战胜利提供物资援助。1941年，斯诺因报道皖南事变真相被国民党政府取消记者采访权，被迫回国。此后数年，斯诺奔波在世界各处进行报道，亲身经历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葬礼、朝鲜分裂等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三次访华，并为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访华破冰，铺垫道路。1972年2月，斯诺病逝于日内瓦(Genève)，按其意愿，部分骨灰葬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在他的墓上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在来华的十三年间，埃德加·斯诺不仅仅是世界了解中国近代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更是第一个走到“红色中国”采访，将中国的新希望展示给全世界的西方新闻记者，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新浪潮。2009年9月10日，斯诺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20世纪初，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Kansas City, Missouri)正快速从小城镇转化为工业化大城市。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诺出生了。
埃德加·斯诺的第五代祖先是威廉·斯诺(William·Snow)，一个曾经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弗吉尼亚人。斯诺的祖父霍勒斯·帕克斯·斯诺(Horace·Parks·Snow)则是一个富豪，其农场从肯塔基州(Kentucky)不断向西扩张，遍布美国三个州。
斯诺的父亲詹姆斯·埃德加·斯诺(James·Edgar·Snow)，出生于1873年。在堪萨斯城，他拥有一个小印刷所，并在此遇见安娜·凯瑟琳·埃德尔曼(Anna·Catherine·Edelman)，1899年6月娶其为妻。1900年，大女儿米尔德丽德(Mildred)出生，1902年生下大儿子约翰·霍华德(John·Howard)，1905年拥有了小儿子埃德加·斯诺。
詹姆斯的性格偏近理想主义。他工作很认真，“随来即印”，而且对于印刷行业的兴趣远超出赚钱的目的。他经常在家里大段背诵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作品，朗诵哈姆雷特的剧中独白。这让小埃德加从小学会“不让金钱妨碍原则”。
斯诺喜爱体育运动，他在13岁加入童子军，是鹰童子军(Eagle Scout)在这个城市的第一支队伍的一员，并在一年时间内获得21枚奖章。他经常在他父亲的印刷厂中打杂，并在替父亲运送印刷品时，与记者们交流。在中学时，斯诺创办了一份兄弟会报纸《德塔》，并担任该报纸的营业经理。
1922年夏天，斯诺和另外两个男孩开始了一场向西的旅行。他们先是帮人割麦子攒钱，再驾车直抵洛杉矶(Los Angeles)。斯诺和其中一人启程返回堪萨斯城，通过搭便车的方法回家，路上经历过抢劫，也曾被抓进牢里。
1923年他从中学毕业，参加了堪萨斯城的初级大学，成绩不佳。在那里，他和乐手们组成了自己的风铃草爵士乐队。同一时期，他还是铁路部门的办公室勤务员。1924年，斯诺停学一年，投奔在纽约的哥哥霍华德，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的夜校学习广告心理学并得了A。
1925年秋，斯诺进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广告提高班，然而仅一年后，他又离校去和霍华德搭伙，并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1927年下半年，斯诺决定出国做一年冒险旅行，成为拉德纳号轮船上的舱面水手。
1927年，斯诺登上了奔赴远东的拉德纳号轮船，却在原本仅打算停留6小时的夏威夷(Hawaii State)因为锅炉爆炸而搁置。在夏威夷停留了两个多月后，他意外地通过朋友克拉布偷乘上一艘返回日本的西尼奥丸号轮船，并在1928年6月22日驶入横滨市(横浜)后，在一位英国记者的帮助下下了船。此后，斯诺等沿着日本海岸一路旅行，并在7月6日抵达上海市，成为亲善中国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广告经理助理，帮助编写《新中国》特刊。
1928年10月中旬，斯诺因公前往南京，不仅拿到12个月的广告合同，也和蒋介石握过手，会见了宋子文、王正廷与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在孙科的邀请下，斯诺与另一位记者前往山东省查看了日本人加强控制、管制铁路的事实。随后接受指派，与一名铁道技术专家乘着国铁集团列车，进行旅行系列报道。四个月后，他回到上海，担任报纸的代理主编与《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驻当地记者。从这时开始，斯诺逐渐形成自己关于中原地区的观点，但此刻的他仍相信中国的未来在中国国民党手中。在其主持《密勒氏评论报》期间，卷进了多起亲华事件，如斯诺对报刊所在大楼的两个电梯中有一个是专供西方人使用一事进行了批判，最终虽取得了胜利，但还是搬离了原址。
1929年下半年，斯诺为了更多的自由，成为报联社(The Press Association Ltd)的兼职流动通讯员，为五十多家中国以外国家的日报收集新闻，报道了蒋介石联合军阀争夺北京等新闻，并抨击外国侨民治外法权，随后即打算离开上海市，由陆路前往印度旅行，通过沿途报道，得到了报联社的资助。
1929年9月25日，斯诺离开上海，经过台湾、福州市、厦门市、汕头市、广州市、澳门到了河内，转入昆明市。他打算从这里，徒步400里前往缅甸。虽然这一段路程盗匪出没，但斯诺找到了博物学家罗克博士(Joseph·F·Roque)并组成考察队成行。在昆明停留期间，斯诺目睹了当地居民的困苦与中国国民党治理无能、横征暴敛的现状。
抵达大理白族自治州后，斯诺加入了另一支前往缅甸的商队，一路上曾多次因疟疾病倒，由名为芭塔拉(Baatara)的缅甸姑娘护理。一个月的时间里，斯诺听她唱歌，陪伴她散步与前往寺庙。在萨雅山(Saya San)领导缅甸无地农民起义时，斯诺成为唯一现场采访的美国人。
休养过后斯诺继续前往印度，并在西姆拉(Shimla)的首府见到了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然而两人的观念截然相反。在这里，斯诺接触到了当地的共产党员，虽然不接受共产主义的解释，但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1931年，斯诺回到上海市，因病休养了许久。他见到长江水位猛涨所导致2500万人无家可归的悲剧，更对中国国民党的治理感到失望。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斯诺赶往齐齐哈尔市时，战争已结束，中国士兵被冻僵的尸体遍布城郊。
一二八淞沪抗战当天，日本军采取军事行动。斯诺得到消息立即向闸北火车站赶去，归途中看着日本军队射杀中国士兵，抢先发出了这场战斗的第一篇稿件。接下来的五周里，他目睹了日本人以平民为目标的空袭，当蔡廷将军的部队进行顽强的抵抗时，斯诺穿梭在战场的枪林弹雨中进行报道，始终呆在战争中心，多次遭遇逮捕。战斗过后，斯诺联系上了宋庆龄女士，并从她那里了解更多中国现状以及共产党的情况。
1932年，斯诺开始记述他回到中国后的所见所闻，并在7月19日完成《远东前线》(Far Eastern Front)的第一稿。此刻的斯诺，已对蒋介石政党彻底失望。
12月，斯诺向24岁的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 Snow)求婚，并很快举行了婚礼。
1933年初春，斯诺夫妇来到北平，出任报联社驻平记者，几周后在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处小院。斯诺夫妇经常在煤渣胡同21号举行聚会，与形形色色的客人往来，其中包括“头号中国通”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将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Pearl S.Buck)，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在各自领域做出优异成就的人。他们成为斯诺夫妇了解中国的一扇窗。
来北平安置新家不久，当时供职的报联社被迫在大萧条下削减工资，1933年年底，完全终结了与斯诺的联系。而此时他口袋里的钱却是所剩无几，虽然有一个成为美联社驻北平市记者甚至上海分社社长的机会，但他不愿意困在事无巨细的新闻报道中，更希望去接触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来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在做选择时，他将仅剩下一些钱分成两份，一份押在障碍赛马上，另一份押在“独赢”赛马上，打算如果输了就跟美联社签合同。结果他赢了近千美元。此后，《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给他寄来丰厚的稿费，主编乔治·霍勒斯·洛里默(George Horace Lorimer) 也亲自向他发来约稿信。这些钱足够支撑斯诺在北平市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研究和报道中国。
自1932年起，斯诺开始考虑翻译一部中国作家作品选集，该书1936年得以出版，名为《活的中国》。然而该书选用的作者都是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敌人，因此《活的中国》也就成为斯诺反国民党的标志。而打上共产党烙印会影响其在出版商中的信誉，这对斯诺而言是一个难题。
1934年初，斯诺接受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聘请，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等课程，搬到海淀军机处8号院的一处小别墅，在如今的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在第一堂课上，斯诺就对学生说，自己到中原地区来不是为了教书，而是为了学习。不久，许多学生聚集在他家中，既是为其翻译作品选文稿，也谈论政治。1930年代，由于蒋介石的倡导，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盛行一时。1934年，司徒雷登请斯诺为学校里的师生做一次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演讲，斯诺夫妇开始第一次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
1935年初，斯诺只身前往日本控制下的东北地区，目睹日本人对东三省的投资与移民，并在考察结束后，为《星期六晚邮报》写了一篇报道并预言：“(伪)满洲将很快在财政上控制中国，这不仅是想象，而是可能。”文章发表不久，斯诺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为了安全起见他决定搬回城中，担任英国《每日先驱报》(The Daily Herald)的驻平特派记者。斯诺夫妇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中国乡村生活后，租下了崇文门附近的盔甲厂13号。
当时北平市正被日本人的侵略区包围，人们普遍感受到窒息情绪。由于斯诺消息灵通，支持学生们的爱国活动，而且军警们不敢轻易闯入美国人的私宅，许多青年学生如陈翰伯、张兆麟与王汝梅等，将他的小客厅当成了一个重要据点。斯诺夫妇在得知宋哲元独木难支，已经决定要宣布在华北地区成立“独立“政府后，第一时间告知来陈翰伯等人，并平津十五校联名签署《十五校通电》打成电讯稿第一时间向国外发送。
“一二·九”运动前夕，斯诺夫妇见证了反对“华北自治”的学生大请愿，并连夜将学生们要求抗日的通电译成英文，以便第二天供外国报纸发表。游行当天，斯诺夫妇带领一批外国记者，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拍摄了很多珍贵镜头。当宪兵企图镇压学生队伍时，斯诺和一些外国记者围拢上去，迫使宪兵把枪口放低。斯诺也庇护了参与“一二·九”运动而被中国国民党当局所追捕的学生陆璀。
1936年初，当斯诺得知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抵达陕北地区并达成停火协议后，决定重启采访计划，并向党员俞启威以及身处上海市的宋庆龄表达了想去红区会一会真正共产党人的愿望。1936年6月，斯诺从上海回到北平市不久，一位名叫徐冰的东北大学教授找上门来，将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信交给斯诺。这封信是中共北方局负责人K·V指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戴维(即柯庆施)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20多年后，斯诺才知道这位K·V先生就是刘少奇。启程前他还邀请到王汝梅(即黄华)共赴陕北，一同前往的还有马海德大夫(乔治·海德姆Shafick George Hatem)。
7月初，斯诺在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7月9日、10日两天，周恩来和斯诺作了长谈，为他的旅行提供背景材料，简要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分析了蒋介石政权的潜在危机，还亲自为他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随后，斯诺和马海德在士兵的保护下走了两天路程，便来到了当时红色中国的中心地志丹县(今志丹县)。7月16日，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斯诺。随后，斯诺穿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军装，同马海德去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访问红军西征前线部队，行程千余里。8月16日，他们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同心县豫旺堡，会见了彭德怀，并随后采访了张闻天、彭德怀、贺龙等诸多红军将领，并走访了许多普通士兵、农民。在这里，斯诺看到的一切都比国民党统治区要好。
10月初，斯诺回到保安，随后与毛泽东进行了10多天的谈话，并通过毛泽东的口述，写下了唯一一份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自传，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在“红色中原地区”的日日夜夜，斯诺大开眼界，彻底改变了他在“国统区”对中国的认知。在与中国工农红军相处了四个月后，10月12日，斯诺踏上返回北平市的行程。
回到盔甲厂13号的小院中后，斯诺一方面通过发稿、讲演、聚会、放电影等多种方式，迅速传递了从苏区带回的信息，对这次红色之旅进行广泛的报道与展示。一方面夜以继日地誊写采访笔记，整理思路，开列大纲。海伦·斯诺看着丈夫带回的资料感叹：“这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直至1937年夏天，《红星照耀中国》终于完成了，并在国际上引发了较为轰动的影响。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内销售十余万册，到12月便重印了五版。次年，美国兰登出版社也印行了这本书，使之成为当时美国有关远东时局最畅销的书籍。
1937年，斯诺夫妇等人组织编写《应用基督教伦理学杂志》，后改名《民主》双周刊，最终因中国国民党的干涉而在第六期夭折。在日本人7月份进攻北京时，斯诺为中国人提供了诸多帮助，家中聚集了许多日本人黑名单上的中国人，其院子里也埋了大量学生的封禁书籍。在斯诺离开北京前，邓颖超正在北京养病。斯诺帮助邓颖超逃往天津市。
在青岛休养不久，1937年10月9日，斯诺前往上海，报道上海之战。他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瘫痪，以及五十万人露宿街头的场景，饥荒与资源短缺愈发严重。于是，斯诺与路易·艾黎等人组织发起“工业合作运动”，提出了创立工业合作社的构想，认为中国想要打赢这场战争，必须要强大的经济作后盾，最终决定由艾黎主导该活动。
“工合”在汉口正式成立后，斯诺夫妇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斯诺等人为在中国建设中国工业合作社而争取公众支持，撰写了一本《人民的反击——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经历》的小册子，由斯诺与艾黎自费印制中文版与英文版。斯诺通过英国大使把“工合”计划呈送给蒋介石和宋美龄，1938年8月5日得到了正式批准，并争取到了500万元的拨款作为开办资金。此后，斯诺辗转于汉口、菲律宾马尼拉、香港特别行政区与重庆市，在菲律宾为中国抵抗联盟和新四军募捐，并帮助成立了菲律宾工业合作社协会。1939年，斯诺乘车去各地实地考察“工合”运动的开展情况，在九月到达陕北地区后，他与毛泽东会面，并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工合”的历史和现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斯诺也成为30年代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访问中共总部所在地区的西方记者。
1940年，斯诺再次去到菲律宾，倾尽全力撰写一本反映抗日战争的专著，书名为《为亚洲而战》,。由于忙于工合与写作，斯诺很少能得到休息，他的体重减轻了40磅，还患有维生素缺乏症。
1941年1月，斯诺在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十分气愤，不顾重庆市方面的禁令，毅然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向美国《先驱论坛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发出快讯，公开报道皖南事变以及中国国民党封锁新闻的真相。斯诺的报道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得国民党政府在国际舆论面前被迫承认了事实，气急之下取消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采访权。1941年2月，斯诺被迫回到美国。此时他的精神状况已经非常糟糕。
回国后，斯诺继续撰写《这是中国的内战吗》的述评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真实用心，并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提供贷款的谈判，并向蒋介石施压。借此机会，中国共产党击退了中国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斯诺于1942年2月14日受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首次接见，向总统详细汇报了中国和亚洲的局势，希望美国政府重视亚洲战场。1942年4月，斯诺作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世界记者，去印度采访领导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等。随后，斯诺还到缅甸、伊朗、伊拉克等国活动。1942年10月至1945年期间，斯诺数次去到苏联采访，在那里前后工作有四年的时间，与苏联红军一起亲历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并在战后写成《人民站在我们一边》(People on Our Side)《苏联力量的格局》(The Pattern of Soviet Power)《斯大林需要和平》(STALIN Must Have Peace)等作品。然而，因为其作品中包含部分苏联弊端的如实报道，斯诺被迫离开了苏联。
在希特勒(Adolf Hitler)彻底失败的时，斯诺作为美国记者赶赴德国，见证了这一幕。随后，他访问了奥地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诺到沙特阿拉伯采访了伊本·沙特国王(Abdel Aziz bin abdullahman bin Faisal Al Saud)。随后，周游了几乎亚洲的所有国家，并在日本会见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
1946年元旦，斯诺是在朝鲜汉城度过的。他对于朝鲜被人分成两半而感到遗憾，并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是“美国在朝鲜阻止了一场革命”[1]。1947年12月，他又到印度和东南亚访问，参加了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葬礼。
1949年，斯诺与海伦的婚姻走到尽头，同年与演员洛伊斯·惠勒(Lois Wheeler Snow)结婚。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孤立政策。受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泛滥的影响，斯诺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迫害。1951年，他因不同意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星期六晚邮报》追随麦卡锡主义的编辑方针，辞去了该报副主编的职务。1957年他担任哈佛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特别顾问，同年出版了《红色中国杂记》(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1936-1945)，并在翌年发表了近500页的自传《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记录了他在中国的难忘岁月。
1959年，他被迫迁居瑞士。虽然生活较为清苦，但他拒绝帮助出版商写作符合美国政策的关于中国的文章。由于得不到访华签证，他和中国的联系在十余年间被迫割断。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不停地申请来华签证，一直被拒，直到1960年，斯诺以美国作家的身份获得去中国的签证。这一次，他在中国停留了5个月，足迹遍及14个省，采访的对象非常广泛。10月22日、27日，毛泽东先后两次会见斯诺。周恩来也与斯诺作了两次长谈，通过斯诺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中美争端的愿望。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诺再次访问新中国。
1970年10月，斯诺偕夫人一同访华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观礼，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而这一次斯诺来中国，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就是给尼克松托话。在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接见斯诺时，毛泽东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这让美国方面意识到了中国对美态度转变的信号，才有之后双方默契的“乒乓外交”及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
1971年2月，当斯诺结束对中国长达半年的访问回到瑞士，并忙于撰写《漫长的革命》时，斯诺已被医院确诊为胰脏癌。马海德率领的医疗小组抵达瑞士，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1972年2月，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黄华受毛泽东与周恩来委托赶往瑞士看望斯诺，三位朋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当月，斯诺逝世于日内瓦。
1973年10月19日，人民大会堂里中国政府为斯诺召开了隆重盛大的追悼会，周恩来、李富春等国家高层都出席了斯诺的安葬仪式。临终前，斯诺留下遗言：“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我活着的时候一样能留在中国……”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他曾经执教的燕京大学校园内（今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在他的墓上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1974年5月18日，洛伊斯·惠勒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将斯诺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畔(Hudson River，State of New York)。在常春藤环绕的小树林中，安放着一块褐红色的河石，上面刻着两个铜制的缩写英文字母“E.S”（埃德加·斯诺的英文名缩写）。
斯诺逝世后，毛泽东主席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习近平指出，斯诺夫妇积极推动了中国工合运动，为创建培黎职业学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铭记包括斯诺夫妇在内的国际友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我对海伦·福斯特·斯诺家族多年来为发展中美关系作出的积极贡献予以高度评价。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何理良赞扬了斯诺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作出的重要贡献。历史肯定了斯诺在中美两国建立联系和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威廉姆斯(Dwayne Williams)表示，堪萨斯人民依然铭记埃德加·斯诺为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做出的努力，他是两国友好的杰出代表，“尽管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是埃德加·斯诺的故乡，但斯诺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希望的灯塔。”
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2021年全国两会记者会说道：“斯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看待中国共产党时，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始终坚守客观真实，始终追求公正良知。他所展现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让人敬佩，他为增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倾注了毕生心血，中国人民至今仍然怀念他。”
1933年10月英文本出版，该书记述了自1931年斯诺回到中国后的所见所闻。
《活的中国》是斯诺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真实写照。1932年他考虑翻译一部短篇小说集，度完蜜月途径上海市时受到鲁迅、林语堂等作家的鼓励，在北京后开始了这一工作。由于中文不佳，他先是和一位上海作家合作，后来是一些学生，由他们先用英文将小说写出来，斯诺再琢磨每一句话，以实现最好的翻译效果。
该选集在出版时一再被退回，直到1936年7月，英国乔治·G·哈拉普出版公司才出版此书。1937年，在迪克·沃尔什的帮助下于美国出版了《活的中国》。该书被视为英语世界了解中国作家作品的机会。
《活的中国》收集了鲁迅、柔石、茅盾、巴金、丁玲、沈从文、孙席珍、萧军、林语堂、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失名女士(即杨刚)、沙汀等15名作家共24篇短篇小说。其卷首的献词是：“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取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原地区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该书记录了斯诺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同时也对共产党支持什么以及他们在中国这个变化不定的舞台上的重大影响进行了说明和分析。起初，他将书名定为《中国的红星》。但在听取他的代理人的建议后，决定采用《红星照耀中国》这一名称。。1937年刚发布，就引发了销售热潮。在对当时所有报刊上发表的100多篇评论文章所做的抽样调查表明，没有任何全盘否定的评价。该书刚出版时，为了减少麻烦，改名为《西行漫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改回《红星照耀中国》。
1944年，他在《红星照耀中国》再版序言中写道：“就我所知，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外文书而对当前中国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随着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新浪潮，众多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如献身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等，还有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和外交官，如海伦·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索尔兹伯里等，都纷纷效仿斯诺来到中国。他们当中更有许多人一辈子都留在了中原地区。
该书是斯诺于1940年在菲律宾写就，是斯诺对中国抗日战争报道的合集，1941年由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一部抗战初期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详细记录了中日战争的最初几幕，向全世界公布了日军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暴行，记载了中国人民与新四军的英勇反抗，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政绩，传播了毛泽东的抗战理论、策略、战略战术等等。
该书写于抗战时期，1941年由Victor Gollancz出版社出版，该书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现实。
该书发表于1944年，记载了斯诺作为美国战地记者，游历印度、伊朗、苏联、蒙古、中原地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的真实记录。
该书完成于 1945 年，介绍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实况。同时，斯诺也解释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对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后，苏联对东欧各国的 政策及其影响，也谈到印度和中国的反日斗争及各政治势力的主张。
该书发表于1945年。该书前三章是斯诺发表于《星期六晚邮报》的文章合集。在介绍页，斯诺写下了创作该书的主张：“Russia is a great 国族 and has certain vital interests which would be the same under any regime. We cannot ignore those interests merely because we dislike or don't understand Soviet 共产主义(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拥有某些至关重要的利益，在任何政权下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不喜欢或不理解苏联共产主义而忽视这些利益)”
该书是埃德加·斯诺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的邀请下，根据1936年、1939年两次访问陕北苏区的部分笔记，于1957年经过整理和编写而成。书中内容过去未曾发表过。此书记载了我党政军领导人的大量谈话、简要传记、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
该书于1958年由美国兰登出版公司首次出版，是斯诺记者生涯的自述，其中详细记述了他与宋庆龄、印度总理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人的交往，并穿插了一些回忆和思考。
1963年由纽约兰登出版社发行的纪实著作，记录了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访华时期，所见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本新中国纪实的著作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
这是斯诺最后一部著作，1971年由纽约兰多姆出版社出版，由于斯诺病逝而并未完成。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洛伊丝•惠勒•斯诺在同意出版《漫长的革命》一书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我的丈夫刚刚开了个头，便出乎意料地离去了。书中播撒下了中美两国人民新关系的种子。在我们的培育下，它们将会成长壮大。”
埃德加·斯诺一共有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是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美国律师的女儿。
1931年她来到上海市并见到慕名已久的埃德加·斯诺，翌年就在东京举办了婚礼。30年代，海伦是孤身来到中国的斯诺最大的慰藉与陪伴，不仅给予了斯诺很多鼓励与支持，也是其思想、事业上的同行者。1937年，海伦踏上斯诺曾去往延安市的道路，经过实地考察，写下《续西行漫记》，成为一时佳话。后来，由于性格不和，斯诺与海伦在1949年离婚。海伦的报复，给斯诺增加了极重的身心压力，其对遗孀赡养费的坚持，也让斯诺的晚年面临更重的经济负担。。海伦终生不再嫁，无儿无女，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后半生专著于著述，总共完成了四十多部著作，于1997年去世。
从1942年提出分居，到1949年离婚，其夫妻生活藏匿着诸多“危险”。由于双方都将事业看得太高，在生活中常常无法迁就。如1937年斯诺为了去红区采访，将海伦市留在身后数月，而当他回来时，海伦不顾他的肾病，急不可待地踏上了去西北采访的征程，引起斯诺不满。另一方面，斯诺渴望亲密关系，而海伦则认为精力需要引导到更积极的方面，并多次拒绝斯诺要孩子的要求。但斯诺本身，由于自身的成就较高，往往忽视海伦的努力与对家庭的付出，并对其进行限制。
1942年起两人开始口头协议分居。翌年斯诺到美国企图挽救婚姻，而医生告知海伦生育已经太迟。正式的离婚开始了。1944年6月，斯诺开赴苏联，与海伦起草了分居文件。 1946年2月15日，他致信海伦，希望她提出离婚诉讼，而他可以出钱。最终，1949年，两人离婚。
第二任妻子是演员洛伊斯·惠勒(Lois Wheeler Snow)，年轻演员。
1946年，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他与年轻的洛伊斯·惠勒一见钟情。1949年5月，与海伦离婚后，他和洛伊斯结婚。虽然洛伊斯远不如海伦名气大，却陪伴了斯诺长达22年时间，并为其育有一子一女。
在与斯诺结为伴侣后，洛伊斯热衷于中美友谊事业。1970年首次随斯诺访华，随后多次到中国，著有《在舞台上的中国》《“我热爱中国”》等书，整理了《斯诺眼中的中国》。
1984年9月29日，中国三S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其宗旨就是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介绍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安娜·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三位美国朋友。1991年更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
1993年3月4日，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在中国，北京、上海市、陕西省、湖北、云南省、甘肃省等省市及一些大学陆续成立了纪念、研究斯诺等国际友人的民间团体。
在美国，斯诺的生前好友戴蒙德夫妇成立了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和斯诺阅览室，海伦·斯诺文学基金会、文学托管会等民间团体也相继成立。
1982年2月28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等单位组织的“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10周年大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1985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为纪念斯诺、史沫特莱与斯特朗(简称“三S”)，发行了“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被评选为1985年度最佳邮票。
1985年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与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每隔两年，在中国北京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轮流举行“斯诺研讨会”，截至2021年已成功举办第十九届。
1992年11月10日至12日，“纪念斯诺逝世二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
2009年9月10日，斯诺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201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5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举办纪念埃德加·斯诺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
2021年6月18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新时代斯诺”国际论坛在陕西省延安市举办。
2022年11月6日，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5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1982年2月28日，“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10周年大会”在京举办，自此，斯诺研究从过往的回忆性文章，转向学术化与规模化。1984年，斯诺研究在中国的第一部论文集《纪念埃德加·斯诺》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1997年，举行了“纪念《西行漫记》发表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上提交的30余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内《西行漫记》与斯诺研究的代表作，标示着《西行漫记》与斯诺的探讨已从传统研究层面，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版本学、比较文学及外交学的纵深及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方向拓展。
在2005年北京大学举办的“让世界了解中国——斯诺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形成了《百年斯诺》学术论文集。几十位国内外学者对斯诺进行了多种解读和多元评价，从“斯诺与中国”“斯诺与新闻教育和业务”“斯诺与跨文化传播与国际传播”等角度进行新的分析和阐释。
近年来，斯诺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扩展。首先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从更多全新视角进行挖掘。其次是对斯诺首位妻子海伦·斯诺的研究，成为斯诺研究的有力补充。最后是对斯诺于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斯诺少年时期最突出的一次违法活动。是16岁那年，他将他姐姐的男朋友的史蒂文斯牌汽车偷偷开跑。在回家的路上，他远远地发现了正在等他回来的父母，紧张之下无意间踩下了汽车的油门，汽车猛撞在一棵树上。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乐器以赔偿损失。
1930年左右，斯诺从印度出发，经海路返回中国。当轮船停靠新加坡港时，斯诺遇见一名日本船长特意向其询问是否买票，才知道这位船长曾是斯诺偷渡过的西尼奥丸号的船长。
斯诺在陕北地区时为毛泽东拍照，发现缺少一顶合适的帽子，便将自己的红军帽摘下递给毛泽东，并拍下经典一幕。照完相，毛泽东将军帽端端正正戴在斯诺头上，斯诺立正敬礼。自此，斯诺始终将帽子带在身边。一顶中国工农红军帽，见证了“红星照耀中国，精神远播世界”的佳话。
1945年在苏联,斯诺由于失败的婚姻而渴望家庭。他认识了一位叫依莲娜的姑娘,莫斯科国立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当时充当斯诺的翻译。两人的亲密关系,被斯诺称为莫斯科的“罗曼史”。两人都在“此路不通”的道路上倔强地走下去,但最终因政治而分道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