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5 12:15
遣唐使是指日本派往唐朝的使节。其成员包括正使、副使、判官以及录事，来自舵手、水手、医师、画师、乐师、僧人、学生、造船工匠、铸工等各个行业，代表人物有阿倍仲麻吕（中文名为晁衡）。
日本遣唐使的出行共分三个时期，每个时期的路线也不同。初期（630年—669年）共出行七次，使团规模较小，船只100~200艘，成员100~200人，航线是朝鲜半岛沿岸的北路；中期（702年—752年）出行四次，使团规模非常大，每次五百多人，坐大船沿南方诸岛进入中国；到了后期（759年—874年)，由于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减弱，所以减少派出人员，航线主要是直接横渡东海的大洋路。
遣唐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纽带，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此外，遣唐使对日本产生了较大影响。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如留唐学生、僧人不仅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还把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者给隋炀帝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称日本君主为“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处天子”。隋炀帝看到后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的书信如果有无礼的，就不要拿来给我看了。”
唐朝日本派赴中原地区的使节团。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干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这延续二百余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时期，组织、规模、交通路线都有很大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是舒明天皇时期（公元629——641年）到齐明女皇时期（公元655——661年），约30年的时间，第一、二、三、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属于这个阶段：
第一次：大使：犬上三田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 回日时间：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
第二次：大使：吉士长丹、高田根麻吕 来华时间：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回日时间：654年7月（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七月）
第三次：押使：高向玄理 大使：阿边麻吕 副使：药师：惠日 来华时间：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回日时间：655年8月（齐明女皇元年八月）
第四次：大使：坂合部石布 副使：津守吉祥 来华时间：659年7月（齐明女皇五年七月）回日时间：661年5月（齐明女皇七年五月）
其特点是：规模小（最多两只船），人数少（不超过250人），组织不严密各色人等配备不整齐，一般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到山东半岛登陆，在经陆路前往长安。
是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年）的两次遣唐使，即：第五、六次：
第五次：大使：守大石 副使：坂合部石积 来华时间：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回日时间：667年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
第六次：大使：河内鲸 来华时间：669年（天智天皇八年）回日时间：北路？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贺平高丽’。
这两次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遣唐使活动。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次击败日本军，焚烧日本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日本失败，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务、刘德高相继来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为了送刘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派出的。
这两次遣唐使除了显示实力外最主要是震慑，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局并不稳定，从661年7月齐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号中大兄皇子即位，这几年中日本‘群龙无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称制’的方式处理朝政。日本吃了败仗后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而唐朝为了震慑日本，才继派出使者郭务悰、刘德高来日。有些希望这次‘遣唐使船’走这条路线。
从文武天皇时期（697——707年）至孝谦女皇时期（749——758年），约五十年间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时期。这四次遣唐使，即：第七、八、九、十次。
第七次：执节使：粟田真人 大使：坂合部大分 副使：巨势邑治 来华时间：702年6月（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六月）回日时间：704年7月（文武天皇庆云元年七月）
第八次：押使：多治比县守 大使：大伴山守 副使：藤原马养 来华时间：717年3月（元正女皇养老元年三月）回日时间：718年10月（元正女皇养老二年十月）
第九次：大使：多治比广成 副使：中臣名代 来华时间：733年4月（圣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回日时间：734年11月（圣武天皇天平六年十一月、八年七月）
第十次：大使：藤原清河 副使：大伴古麻吕 副使：吉备真备 来华时间：752年（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四年润三月）回日时间：753年12月（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四月）
这两期的特点是规模大，航线也和上期不同。
从光仁天皇时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期（834——850年），约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一、十二、十三次：
第十一次：大使：佐伯今毛人 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 来华时间：777年6月（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六月）回日时间：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十月、十一月）
第十二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吕 副使：石川道益 来华时间：804年（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回日时间：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六月）
第十三次：大使：藤原常嗣 副使：小野篁 来华时间：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回日时间：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
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在外观规模组织上不弱于第三期，甚至有所超过，但在精神上已是强弩之末。此时唐朝正是黄巢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牛李党争，国势江河日下，文风逐渐衰颓，而日本则是凡可汲取和借鉴的已大体输入完毕，贵族们也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和锐气，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经费，日本政府也深感财政日益无力支付，故于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决定。
历代遣唐使表
四世纪中叶，大和朝廷大体上统一了日本列岛，日本国王曾多次向中国南朝政权遣使朝贡，并请求授予封号。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而向中国派出了遣隋使。但是因为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对隋炀帝不敬，而引起隋炀帝的不悦。日本使者给隋炀帝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称日本君主为“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处天子”。隋炀帝看到后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的书信如果有无礼的，就不要拿来给我看了。”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建都长安（今西安）。唐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同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
使团官员主要有正使、副使、判官、录事，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随行成员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以及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
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唐都长安或洛阳市。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原地区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朝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在古代，日本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为了改变落后的现状并使 自己强大起来，必须学习借鉴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因此日本政府痛下决心向唐朝派遣自己的遣唐使。为了促进日本国家 的文明开化和更好地控制日本国的社会秩序，作为日本政治的基础 和精神武器，佛教兼集促进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目的。对当 时的世界各国而言，对佛教的掌控能使本国摆脱旧有的传统政治体 制的束缚，使国内臣民变得顺从，尊重统治阶级意旨，进而身于先 进国家的行列。
从日本遣唐使派遣的背景和目的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公元 630 — 659 年为第一阶段时期，为了服务于日本当时对唐 朝外交的双重政策，遣唐使最先必须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体制，担负起改革日本国内政治体制的使命，以帮助其改革本国内落后的政治体制，并建立先进的唐朝式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次与唐朝相对立，为建立倭本制和保护在朝鲜半岛的既得利益，大力推进地域册封体制。可见为推进日本国内的大化改新等诸项改革，遣唐使既要吸收借鉴唐朝中央集权体制的先进经验，又要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探察与调和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
公元 665 — 669 年为第二阶段时期，因日本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落 后等原因，日本国长期处于被东亚诸国孤立的境地。为改变日本地理上孤立的现状和落后闭锁局面，在新罗一统半岛朝鲜之后 为了表示 自己与唐朝之亲和关系和改变自己所处的不利状况，日本曾先后两次派遣唐使前往唐朝。
公元 702 — 752 年为第三阶段时期，此时的唐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及技术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正值鼎盛期。故此，为了将唐朝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资料带回日本岛国，并促进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文化的发展繁荣，日本先后四次派遣了遣唐使来中原地区唐朝，以全面广泛地借鉴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历史证明，日本当时的奈良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繁荣时期。
公元 777 — 838 年为第四阶段时期，此时的唐朝日趋显出衰落的迹象。在察觉到唐朝此时动荡不安且不宜久留之后，日本僧人便立即向当时的日本天皇递交了国书，以建议尽可能地减少派遣遣唐使的数量与次数 所以，相比较于其他的历史时期，日本此时期派遣的遣唐使无论是在次数还是在人数上都减少了很多。
与之相配合，这一时期遣唐使的主要任务：一则是劝诱、迎回尚滞留在唐朝生活学习的日本学者和学问僧侣；二则是为了表达对以前在唐朝去世的日本国派出的使节和学习交流的文人的哀思，进行祭奠事宜。
遣唐使在大阪（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区（今福冈县）出发。从 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经过洛阳市﹑最后到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一百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群岛，向西北横跨中原地区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市﹑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同。
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约一、二百人，仅一、二艘船，到中、后期规模庞大，一般约五百余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十七次竟达651人。使团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等各类随员和工匠水手。此外，每次还带有若干名留学生和学问僧。
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风采、举止言辞也不同凡响，就是随员也至少有一技之长，至于留学生与学问僧也均为优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学前已在国内崭露头角，学成归来一般均有一定建树。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选这样强大阵容的遣唐使团，就是为了更好地吸学生活，赐物几乎与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国，立即奏报朝廷，进京后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使臣奉还节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则为使臣晋级加官，赏赐褒奖，并优恤死难者。
遣唐使团在中国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按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
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乘船返回日本。
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世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838年以后，经过五十五年才考虑派遣，最后终于停止。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 9世纪中叶曾三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
遣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朝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番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走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
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大师。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北宋时，日本僧人奝然来华，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礼遇。《宋史》云：“太宗召见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于太平兴国寺，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以外，还有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已基本上完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原地区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日本统治者为了平复内政的混乱，确立宪法，因此以当时最发达国家唐朝的政治，文化，经济为目标，远渡来到中国。遣唐使们在航海技术未发达时，乘坐简易的使船，为了完成任务拼命地来到中国。遣唐使团内有很多成员，他们各自担任不同的工作，齐心协力共渡难关。遣唐使们在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学成归国的人给日本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带来了显著的影响，还促进了中日的贸易往来。另外，也有很多的遣唐使留在了中国，为唐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这谦虚好学，不畏困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在现在如此发达的科技下，跟以前相比我们有着各种方便与优势，因此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缔造一个和谐共进的社会！
由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只要是先进的、并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有所贡献的科学文化知识，不管是古今中外，也不管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都不应排斥。而应抱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善待善学善取善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目光和襟怀，正确对待那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纪念碑
1985年，在全日本文化团体联合会会长、奈良县文化协会联盟会长、橿原市文化协会会长、文学博士户田守亮先生的积极努力下，由原市文化协会出资，日本奈良县遣隋遣唐使显彰委员会、日本国奈良县橿原市文化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洛阳分会三个单位在洛阳应天门遗址处建立“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一通，后又修造石亭一座，以示纪念与敬仰。
“访都碑亭”作为中日交流历史的见证，中日友好的象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纪念碑暂存于周公庙内。
在上海世博会日本馆里，有一个以“遣唐使”为中心的展区，展现从中国流传至日本的文化千年传承的历史演进，以重现历史的方式来纪念那些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先驱。为此，日本角川文化振兴财团投入巨资，领衔推出了“‘遣唐使船’再现计划”，依据历史资料、按当年尺寸和结构仿制的“遣唐使船”已在张家港市长明造船有限公司建成，经水上调试后将于近 日运回日本。
重建的这艘“遣唐使船”船长33.6米，宽9.2米，头尾高翘，共分三层，通体以红白为主色，船体内核为钢结构，以柴油为动力，但外表皆为木质结构，不仅帆、桨、锚、舵等一应俱全，在顶层当年遣唐使们用以祈祷的佛龛内还陈列着一列辟邪的鱼叉和铜钟。据介绍，这艘“遣唐使船”是以日本飞鸟时代到平安时代（公元7世纪-9世纪）的“遣唐使船”为蓝本重建的，为了最大程度重现其历史原貌，所有细节均经过专家反复考证。
朝鲜半岛三足鼎立日本趁火升起狼烟
据史料记载：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而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
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县）朝廷出兵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设“日本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日本国土统一、国力增强，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鲜半岛。
公元594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李治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九十月间，百济两次派遣使者到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
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白村江上战火纷飞盛唐战捷倭国败北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天智天皇（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重渡海。九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
龙朔二年（662），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在熊津之东大破百济：刘仁愿、刘仁轨先是攻占百济的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死以及俘获很多敌军，分兵守之；百济增加军队防守险要的真岘城；随后刘仁轨仍然攻占了真岘城，打通了新罗运粮之路。刘仁愿上奏请增加士兵。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去熊津。
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唐军与新罗军队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白江口之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金真德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
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唐朝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不得回旋”。
龙朔三年癸（663），百济与日本援助高句丽。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法敏率陆军前进，没有遇到日本军。刘仁轨率水军与粮船从熊津入白江，在白江口遇到日本军。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次击败日本军，焚烧日本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逃到高句丽，王子忠胜、忠志等率众投降，百济全部被平定，只剩下任存城还没被唐军攻下。黑齿常之投降于唐军。不久之后唐军攻占任存城。
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大唐一战江山扬名东亚地区重定格局
白江口之战，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市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余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首都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战役后的古代日本，在朝鲜惨败后，深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发动进攻日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自此以后，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大唐天子毕恭毕敬。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这就使日本在吸收唐朝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发展，又成为东亚强国。
纵观历史，那场中日白村江战役规模虽不大但却使日本彻底放弃了抵抗意志。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日本败北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自此之后一直到明末除了海盗滋扰，日本再无妄动之举。从此派大量遣唐使频繁来华，虔诚地吸收、学习着盛唐的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