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09 16:56
那烂陀寺（Nālandā），是古印度最大的佛教学术研修中心和当时世界佛教的最高学府，位于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即今天印度东部比哈尔邦巴特那市东南约90多公里处。那烂陀寺也是唐朝高僧唐僧“西天取经”的目的地，即《西游记》中的“大雷音寺”。
那烂陀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笈多王朝第四代国王统治期间（415-455年），其后又经数位帝王扩建，规模逐渐扩大，这些寺庙群合为一大寺，即那烂陀寺。公元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在多王朝的支持下，那烂陀寺逐渐迎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研习中心，亚洲多国的佛教徒都慕名而来，玄奘即在这一时期（公元632年）来到那烂陀寺求学。那烂陀寺开设有众多学科课程，除了佛学以外，还开设有其他宗教以及天文历法、医药、算学等学科。学风自由，注重辩论。该寺图书馆藏书900万册，包括了除宗教以外的多个科目的文献。公元7世纪下半叶，那烂陀寺逐渐走向衰落，但寺庙规模还能得以保持，公元8至12世纪，那烂陀寺继续得到巴拉王朝的支持，曾一度恢复其盛名，10世纪末，突厥人开始入侵印度，后在印度建立了伊斯兰教王朝，他们极端排斥佛教，大肆毁坏佛教寺庙。公元1197年，入侵者的兵锋到达那烂陀寺所在的东印度比哈尔邦，1203年，侵略者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该寺的建筑物和大量典籍，那烂陀寺遭遇了灭顶之灾，学术界也把这一事件看成是印度佛教消亡的标志。
1861年，考古学者借助唐僧所著《大唐西域记》记载，发现了那烂陀寺遗址。1915年，印度考古人员开始对遗址进行大规模挖掘工作，发掘面积已有15万平方米，其余大面积遗址尚待发掘。印度政府已有相关法案对那烂陀遗址加以保护和管理，2016年，“那烂陀寺考古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那烂陀寺寺（Nālandā），全称为那烂陀僧伽蓝（Nālandā-saṃghārāma），又译为那兰陀、阿兰陀等，“那烂”在梵语中的意思是“莲花”，莲花在印度代表知识和智慧，“陀”意为“给予”，从字面上讲，那烂陀寺就是传授知识和智慧的地方。“那烂陀”在唐朝意译为“施无厌”。关于寺名的由来，《》中唐僧提了两种传说。一说是该寺南边的树林中有个水池，池中有龙名为“那烂陀”，故取寺名为那烂陀寺；另一说是昔日如来佛祖在当大国王时曾在此处建都，因乐善好施，人民封其德号为“施无厌”，故该寺又取其名号，为施无厌寺。
古印度的教育体系分为两种：学府（gurukula，也称古儒库拉）教育和大寺（mahāvihāra）教育。学府教育的学生需要到老师住处去学习，是一种无组织的初级教育形式；大寺教育以高等教育为主，地点在佛教寺院。
佛教产生以后，古印度的佛教寺院最初只负责对僧侣进行佛教知识和能力的教育，开设戒律、佛教经典等佛教课程，小乘佛教时期亦如此。到了大乘佛教时期，寺院的教育对象除了僧侣以外，也包括一般大众。在其发展演变中，使得佛教寺院不仅仅是古印度的宗教中心，还是其文化和教育中心，佛教大寺也成为古印度一种重要的教育体系。那烂陀寺是古印度的佛教大寺，也是当时印度主要的颇具现代大学模式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心。
公元5世纪，那烂陀寺由笈多王朝第四代国王鸠摩罗·笈多（Kumāra-gupta）一世（公元414-455年在位）始建。寺庙地址原为庵摩罗园，是佛陀说法的地方。唐僧《大唐西域记》记载：“佛涅后未久，此国先王铄迦罗阿逸多（唐言帝日），敬重一乘，尊崇三宝，式占福地，建此伽蓝。”其文中的“铄迦罗阿逸多”在唐朝称为帝日王，也即鸠摩罗笈多一世。经过帝日王始建以后，其后又有五位帝王各增建一寺，使其规模逐渐扩大，最后用围墙把这些建筑围起来，使这六寺合为一大寺，即那烂陀寺。在笈多王朝的支持下，那烂陀寺兼习大、小乘佛教，是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研习中心。
公元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是那烂陀寺的全盛时期。后笈多王朝时期的戒日王在位期间，继续对那烂陀寺进行扩建，使之成为印度当时最大的学府城，当时印度的顶级佛教学者都在此进行佛教的教学和研习活动，学生不仅来自印度本国，还有亚洲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来自中国的唐僧就在戒日王统治时期来到那烂陀寺求学，成为那烂陀寺历史上最著名的留学生，三十多年后另一唐朝高僧义净也来此求法。
全盛时期的那烂陀寺，是一所国际性的“佛教大学”，课程开设以佛教为中心，另外还开设包括印度教、耆那教、以及各种世俗知识如天文历法、医药、算学等学科。用梵语教学，教学方式有讲座、单独辅导、讨论、辩论、写作和翻译等：讲座、单独辅导的教学方式是在课程的初级阶段，老师口耳相传教授学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道：“寺内讲座日百余所。”；讨论和辩论则是课程高级阶段的教学方式。寺院还有3个大建筑作为图书馆，其中一个建筑高达9层，馆藏书籍达900多万册，除大、小乘佛教、密教经典以外，还包括天文、地理、医药、数学、音韵等学科书籍。
这一时期那烂陀寺占地面积约20多平方公里，已扩建至八座寺庙，能容纳一万多人。曾目睹这一盛况的唐朝僧人义净记述了当时的那烂陀寺，每座寺庙皆用砖建造，有三层，每层高一丈余，总高三到四丈，木质横梁，房顶以砖铺就，各寺之间可以互相瞭望，四周有长廊，最外有三到四丈高的围墙，他叹道：“众美仍罗列，群英已古今。也知生死兮，那得不伤心！”那烂陀寺的寺院如此，其僧舍区也有高达四层楼的建筑，雕梁画柱，风格华美，四周也有戴墙帽的围墙，正如义净所感叹的宛如一座方城。
公元7世纪下半叶，那烂陀寺走到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僧从印度回国（645年）后的三十年间，印度佛教正迅速地密教化，那烂陀寺中密教的势头也逐渐盖过了大乘佛教，以至于后来寺中的佛教已全然密教化了。公元647年戒日王去世，失去皇家的支持使那烂陀寺的地位受到打击，加之当时印度国内发生饥荒，社会混乱，那烂陀寺也随之萧条起来。《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回国的玄奘曾梦回“那烂陀寺房院荒秽，并系水牛，无复僧侣。”尽管如此，那烂陀寺还能保持其相当规模。
公元8至12世纪，东印度由巴拉王朝（也称波罗王朝）统治。巴拉王朝是印度最后一个信仰佛教的王朝，其历代国王大多支持佛教，尤其是该王朝的达玛帕拉（775 -812）和提婆帕拉（812 -850）时期，那烂陀寺在其支持下声誉又得以恢复。著于公元10世纪的《西域行记》中称那烂陀寺已有十寺：“寺之南北，各有数十寺，门皆西向。”
10世纪末，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大举入侵印度，在印度德里建立了伊斯兰教王朝，该王朝排斥佛教，凡其所到之处的佛教寺庙都被夷平，那烂陀寺处于被毁灭的危险中。
公元1197年至1206年，入侵者到达了那烂陀寺所在东印度比哈尔邦，所有非伊斯兰教的寺院都遭到劫掠，1203年，那烂陀寺被一场大火焚毁，除了建筑物以外，寺中的大量典籍也未能幸免于难。寺庙里的学者僧徒被杀，幸存的都逃亡尼泊尔，那烂陀寺从此一蹶不振。波斯史学家术兹札尼在其编年体史书《纳昔儿史话》记录了那烂陀寺毁于战火的一幕：“在卡尔吉丧心病狂的灭佛运动中，几千名僧侣被活活烧死，几千名被砍头。图书馆燃烧的熊熊大火持续了几个月，烟雾缭绕仿佛云山雾罩。”那烂陀自此沦为废墟。
那烂陀寺位于古印度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附近，在今天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市东南约90多公里一处商贸主干道附近。印度考古部门对那烂陀寺遗址进行大规模挖掘后，发现遗址总面积约有100万平方米，公之于世的遗迹有15万平方米，仅占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其中残存的古建筑有大雄宝殿，僧房、佛塔，以及一些挺立于断壁残垣中的石柱和佛像，图书馆遗址尚掩埋于地，剩余遗迹大多是寺庙的地基。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遗迹线索还在向其南北两端延伸。
那烂陀寺建筑以线状布局，南北总长约500米，东西宽250米。有两条南北向的轴线，西侧轴线上主要分布寺院和佛塔，有四组寺院和众多佛塔，西南端有座大佛塔；东侧轴线上主要分布僧舍，有连续的8个僧院，门皆朝西开，只有最南端的僧院门向北开。
那烂陀寺是以佛教教学为目的的学校类建筑，建筑布局功能性突出。为便于管理，其东侧的僧院为生活区，集中布置的几大僧院排成一纵列，之间有通道可供东西穿行，僧院类似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四合院，院内有石桌、水井、厨房等设施满足佛教徒生活所需。西侧为教学区，其寺院与佛塔均为公共建筑。此外，东侧的僧舍区前有一条道路贯通南北，与西侧教学区的各大寺院都有笔直的道路连接，布局干脆直接。
3号遗址的主体大寺位于那烂陀寺遗址西南角，它是该遗址占地面积最大、地势最高且保存相对完整的残存建筑，该寺面向北方，与遗址区其他寺庙的朝向相反。方形的塔基平台中心是3层的高塔，高塔以黑黄褐三种颜色的砖头砌成，外观雕刻有图案，昔日顶部曾有一尊巨大的佛像。塔基平台四角原本各有一小高塔，但现在只能看到其中两座，小高塔的壁里有雕像。平台前有一条长长的宽阔阶梯，阶梯内靠墙壁，外边无栏杆。主体大寺附近还建有很多供养塔，曾是昔日那烂陀寺的中心。
12、13、14号遗址都是那烂陀寺遗址西侧轴线上分布的寺院。其中12号寺院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寺院，它是一座五塔式高塔寺院。方形的台基中心有一座方形高塔，四角各有一小高塔，台基东侧有一条宽大的阶梯。13和14号寺院遗址除了剩下一些门廊和柱子外，其他细节无法恢复，但这两处寺院的建筑形制与12号寺院类似。那烂陀寺的寺院建筑不同于佛教早期寺院建筑，早期是以佛塔为中心，周围分布其他建筑，而这里是以多个佛塔围绕寺庙的布置形式，而且佛塔规模比较小。
那烂陀寺的僧院是僧侣的生活区。每个僧院都为多个小房间围成一周的四边形，僧院大小不一，所以每个僧院的小房间数量也有差异：1号、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僧院的房间数量分别为36、34、35、37、37、35、32。僧院外皆有方形围墙，中间是庭院，有的僧院有三层，上下层有阶梯，如其6号遗址的僧院，其西南角有阶梯通往上一层。
那烂陀寺出土有众多佛像，以3号遗址出土的陶土塑像和其他地点出土的金属雕像为主。根据其产生年代可分为早期、成熟期、衰落期三个时期的佛像。
早期（5-7世纪）佛像多为石雕或陶土建制，但也有金属雕像。题材以佛陀和菩萨为主，造像较为简朴，特征为：南亚人的面相，五官分明，鼓眼泡，直鼻梁，双唇紧闭，嘴角有笑容；身躯苗条，宽肩细腰；佛陀身着贴体大，菩萨身着贴体天衣。
成熟期（8-9世纪）佛像较早期更为复杂，多为鎏金工艺，特征为：面相庄严，身形健壮，体态优美，有身光环绕，光与身体之间有莲花状的连接杆支撑。台座多为单层莲花瓣,莲花瓣台座下又承须弥座。
衰落期（10-12世纪）佛像多为合金黄铜制成，也有少量纯铜制作，造型在艺术上更趋成熟，整体比例匀称，特征为：眼睛常有银饰镶嵌，且开闭适中，嘴唇饱满，面相或慈悲或愤怒。台座多为双层仰覆莲样式，莲瓣宽大。
那烂陀寺遗址及周边地区除了出土有数百件佛像外，还有石碑和印章等文物。多数皆在那烂陀寺考古博物馆展出，该博物馆建在那烂陀寺原址。
那烂陀寺促进了对佛教的世界性传播。作为古印度国内的佛教中心，它不仅为印度培养了佛教人才，也吸收了来自中国、朝鲜、日本、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前来学习。在这里留学生不仅学习到了精深的佛教教义，那烂陀寺的翻译传统还让这些留学生回国后用自己的母语把佛教经典翻译出来，使佛教得以在印度以外的世界范围内传播，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习俗，尤其是影响了东方世界的人类历史。
那烂陀寺在传播佛教的同时，还促进了世俗知识的传播。在哲学上，那烂陀寺影响了逻辑学的发展，其培养出的很多论师不仅在辩论中善于运用逻辑学，还在其著作中丰富了逻辑学理论；在艺术领域，那烂陀寺产生了很多艺术流派，影响了克什米尔、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佛教艺术；在自然科学上，那烂陀寺图书馆有大量科学文献，如天文学、占星学、医学等，留学生将这些书籍誊写下来带回了各自的祖国。因此，那烂陀寺除了在佛教教育和传播上做出贡献外，还拓展了世俗知识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自晋代到唐朝，有多位僧人去那烂陀寺求学，把佛教带到了中国。而来自那烂陀的印度僧人也曾到达中国西藏自治区，如寂护和莲花生大师，他们开创了西藏密教，为中国西藏宗教建设做出了贡献。此外，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也借鉴了那烂陀寺的建筑风格。
1861年，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姆（Alexander Cunningham）发现了那烂陀寺遗址，随后作了初步勘探与挖掘。1915年，印度考古部门才开始对该处遗址进行挖掘。
那烂陀遗址由印度考古部门根据印度的《古代遗迹和考古遗迹法》《古代遗迹和考古遗迹规则》以及《文物和艺术宝藏法》来保护、维护和管理。
2016年，“那烂陀寺考古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57 年，在那烂陀寺遗址附近修建了一座玄奘纪念堂，当时中国政府也出资30万元人民币。2007年2月12日，玄奘纪念堂竣工。纪念堂是中国式建筑，红漆的门窗和柱子，式样仿照故宫大殿，以纪念这位为中国佛学和中印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
2006年，时任印度总统卡拉姆发起了那烂陀大学复校计划。2007年，印度政府开始计划在那烂陀寺遗址附近新建一所那烂陀大学，并组建了那烂陀大学的“顾问团”，时任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的王邦维也是顾问团成员之一。顾问团把那烂陀大学定位为一所现代的、世俗的大学，而不是佛教学院。2010年新建那烂陀大学的提案获准生效，同年12月，温家宝访问印度时，代表中国政府捐赠100万美元以示对新建那烂陀大学的支持。新学校计划用地200公顷，位于印度东部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90公里处，距离那烂陀寺遗址12公里。2014年9月那烂陀大学在王舍城正式开学，首任校长为获得诺贝尔奖的阿马蒂亚·森，其后第二任校长为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
戒贤（约528-651年）《大唐西域记》音译其名为尸罗跛陀罗，婆罗门种姓。戒贤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论师，长期主持那烂陀寺。少时好学，后四方游历访求名师，到那烂陀寺后出家，他根据《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经论，将佛教判为有、空、中三时，谓“三时教”，他主张五种姓说，认为有五类性质不同的众生，即菩萨、缘觉、声闻、不定和无性，其最后一种无性即“无性有情”，永远也达不到解脱。玄奘法师到此求学时以戒贤为师，戒贤时为那烂陀寺大长老，他主张的法义被玄奘传回中国，后又传入日本。
唐僧（约600-664），又称“三藏法师”“唐三藏”，他是唐朝僧人、佛教学者、旅行家。
公元629年，玄奘自长安出发西行，经过四年长途跋涉，于632年到达目的地那烂陀寺，跟随该寺住持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等，5年后学业有成，掌握了佛教大小乘理论，后离开该寺游历印度各地继续参访名师研习佛教典籍。641年重回那烂陀寺讲学、著书立说。这期间他先后四次参与印度佛教内外的辩论，皆大获全胜，深为戒贤法师赞许。后来戒日王专门为他举办佛学辩论大会，会上他宣讲大乘佛教教义，驳难者无人能破。在那烂陀寺的学习使唐僧精通了佛学全部经典，获得了“三藏法师”的称号，在当时的那烂陀寺，这一称号仅次于戒贤。公元645年，玄奘回国，带回657部佛教典籍，得到李世民礼遇。三个月后开始从事译经工作。玄奘还应唐太宗之请，由他口述其西行取经的经历，僧人辩机整理成书为《大唐西域记》。
由于古印度没有关于那烂陀寺地址的文字记载，1861年，考古学者借助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才最终确定那烂陀寺的遗址所在。1915年，印度考古部门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开始对那烂陀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而挖掘报告也证实了唐僧的描述。《大唐西域记》还对构建印度历史起了重要作用，印度史学家史密斯在其著作《牛津印度史》中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价过高的。”
义净于公元671年到达印度，此时玄奘已回国将近30年。义净精通梵语，在那烂陀寺学习十余年，归国途中又在南海停留十余年，到访了海外大量佛教遗迹，带回了约400部梵文经论以及300粒舍利。义净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书中对印度那烂陀寺作出了详细的描绘，是研究唐朝佛教史与中印交通史的史籍，也是印度历史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