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10 20:22
郭松龄（公元1883年-公元1925年12月25日），字茂宸，祖籍山西省汾阳县，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生于盛京东郊渔樵寨村，清末民初北洋奉系东北军将领，唐朝汾阳郡王郭子仪之后，其父亲是乡村私塾教师郭复兴，母亲是乡村妇女。
郭松龄自幼跟随父亲学习诗文，又在奉天省城东南董汉儒“书院” 接受其爱国思想教育，但在日俄战争后投笔从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之后，郭松龄先后考入奉天陆军小学堂和奉天陆军速成将弁学堂，期间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并加入同盟会。同年策划四川独立失败之后，郭松龄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担任北京讲武堂教官，随后南下广东省跟随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先后担任粤、皖、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和广州省警卫军营长、韶关讲武堂教官等职，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返回奉天，先后担任中校参谋、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期间由张学良推荐担任卫队旅参谋长，之后又担任第八旅旅长和张学良合署办公。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郭松龄在两次直奉战争中都立下战功，升任东北军第三军副军长。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联合冯玉祥于州（今唐山市滦县）举兵并通电讨奉，但于巨流河一战中被日本与奉军联合击败，12月24日晨，郭松龄夫妇在新民市西南小苏家屯村的民家菜窖里被黑龙江省的王永清骑兵队俘获。次日上午10时，郭松龄夫妇被张作霖下令押到离老达房5里左右枪杀，并于奉天小河沿体育场暴尸三日。
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郭松龄生于奉天东郊渔樵寨村（今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赵家铺村），家族出身可追溯到唐朝名将汾阳郡王郭子仪，父亲郭复兴是本地乡村私塾教师，而母亲则是本地的乡村妇女。郭松龄年幼时由于家庭贫困而到舅父家打零工赚钱养家，九岁时在父亲的私塾读书，学习四书五经、古文诗歌以及历史名人的相关事迹。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郭松龄被父亲郭复兴送进省城东南常王寨董汉儒先生开设的“书院” ，受到其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影响。日俄战争后，郭松龄被迫辍学，他决定投笔从戎。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郭松龄考入在奉天大北关设置的奉天陆军小学堂，次年由于成绩优异转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受教官、同盟会成员方声涛的影响开始接触反清革命思想。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郭松龄以考试第一的成绩从陆军速成学堂毕业，被学堂总办选送到北洋陆军第三镇（清末编制新建陆军以镇为基本建制单位，每镇官兵定额12512人）见习一年，之后被调到沈阳市巡防军当哨长(相当于新军排长)，期间由于表现优良而受到巡防营统制朱庆澜的赏识。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郭松龄随朱庆澜调往四川成都驻防，先后担任新军边长、卫队营长。在四川省从军期间，郭松龄由于经常联系方声涛、叶荃等同盟会员，受其影响逐渐接受孙中山的反清革命路线，并经他们二人介绍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加入新军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新军中以郭松龄、姜登选、方声涛等人为代表的中下级军官拥戴朱庆澜宣告四川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朱庆澜任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但不久朱庆澜因巡防队索饷哗变而遭到川籍将领的排挤，后被迫离开四川。同时郭松龄也于十一月上旬离开四川返回沈阳市策应革命。
当时的东北地区在湖北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吴禄贞约蓝天蔚等发动北方新军以响应南方起义，后吴禄贞于1911年11月7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蓝天蔚也被奉天都督赵尔巽解除兵权并迫被迫离奉。革命党人张榕领导发起“联合急进会”，郭松龄受到革命的影响而与之联合（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策划武装起义。因走漏风声起义军被张作霖所派军警的残酷镇压，郭松龄因剪发易服又携带民军护照，被巡防队逮捕入狱，后经未婚妻韩淑秀等人营救才幸免于难。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结业后担任奉天都督府参谋。次年进入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被聘为北京讲武堂教官，从事军事教学工作。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由于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朱庆澜担任广州省省长，郭松龄南下投奔朱庆澜麾下，先后担任粤、皖、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和广州省警卫军营长等职务，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后来又调任韶关讲武堂教官，为广州军政府训练军队和培养军事人才。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秋，郭松龄由于护法运动的失败而被迫从广州市重回沈阳市，经自己的陆大同学、督军署参谋长秦华的推荐在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中担任中校参谋。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2月，奉天督军兼巡按使张作霖因增编陆军混成旅急需军事干部，于是重新建立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为战术教官，期间他结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并受到张学良的欣赏和倚重。次年张学良并推荐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兼团长。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借调停之名率兵入关，郭松龄率领先锋军在小站镇以一团的兵力击溃皖军两个旅，之后有跟随张学良赴佳木斯市一带清除匪患。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夏，郭松龄升任奉天军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的第三旅合署办公，但总揽一切用人计划和调兵事宜。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中，奉系军队被直系击溃，只有郭松龄和张学良率领的奉军“三、八旅”全师而还，并在山海关区成功阻击直军彭寿莘、王承斌等部的进攻，促使直奉双方达成和解。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为培养军事人才，郭松龄选派优秀的讲武堂毕业生赴日本炮兵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同年5月，郭松龄被任命为二十七师第二旅旅长、东三省讲武堂的教官长，兼任陆军整理处的参谋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任第三军副军长，他指挥的精锐部队第三和第六旅主攻山海关，在石门寨镇和黑山窑战斗中率部突破直军防线而取胜，战后留驻天津市附近。公元1925年4月，郭松龄担任东北军第六师师长。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10月15日， 孙传芳通电讨奉并率军一路击溃奉军，张作霖急召正在日本观秋操的郭松龄回奉，与张学良共同指挥奉军第三方面军赴津部署。郭松龄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立功而未获封寸地，加上张作霖接连发动战争和对外依附日本帝国主义，这导致郭松龄对张作霖产生不满，故而暗中他通过西北军将领韩复榘联系冯玉祥，冯玉祥因欣赏郭松龄的主张而同意联合郭松龄讨伐张作霖，并于11月20日与郭松龄分别签署了反奉密约。
同年11月22日，郭松龄于滦州举兵并通电讨奉，发表《反奉宣言》以历数张作霖的罪状，要求张作霖下野，推荐张学良统帅东北地区。之后，郭松龄一路北进，26日占领秦皇岛市，27日攻占山海关区，30日郭松龄把第三方面军整改为四个军，改称 “东北国民军”， 与西北国民军互为犄角之势，率军出关。从12月5日至7日，郭松龄军队在连山区、葫芦岛市一线获胜，进占锦州市、大孤山、白旗堡，前锋和右翼于当月13日晨进入营口市对面的河北驿， 由于事前日本军部决定扶持张作霖，达成“援张倒郭”的政策，故而日军将领白川义则让日军独立守备队长安河内中校警告郭松龄禁止渡河作战、不许进攻营口，并勒令其部队退离营口30公里外。次日，白川义则再施警告：禁止双方在满铁附属地两侧及终点起12公里内作战，禁止在附属地附近进行任何军事行动，将以营口为中心的大石桥市、辽阳市、沈阳市、抚顺市等满铁沿线重要地带皆划为“禁区”，以守备满铁为名阻截郭松龄，使其没法渡河占领营口等战略要地，为奉军争取喘息之机。
12月18日，朝鲜军派遣满洲临时派遣部队和满洲派遣混成第一旅团抵达奉天，木五郎少佐率领一支配各重炮的炮兵配合张作霖的奉军重创郭松龄军队，是永重夫率黑龙江省骑兵袭击郭松龄军队后方的白旗堡，林大八中校率吉林炮兵攻击新民屯的郭松龄军队侧面。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12月21日，黑龙江督军吴俊升部、吉林督军张作相部和奉天督军张学良部在巨流河之战一带与日军一起围剿郭军，郭松龄主力三面受敌被日奉联军围堵在辽河西岸，最终被击败。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12月24日晨，郭松龄携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以及200多名卫队逃往营口市，黑龙江的王永清骑兵队得知郭松龄乘马车逃走，立即尾随追击，追至新民市西南小苏家屯村时将躲在民家菜窖里的郭氏夫妇俘获。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12月25日晨，张作霖派出卫队团长高金山将郭松龄夫妇押往辽中区志达镇，并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上午10时，高金山将郭松龄夫妇押到离老达房5里许的地方枪杀，并遵照张作霖的命令将郭松龄夫妇的尸体于奉天小河沿体育场暴尸三日。
郭松龄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改革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军纪和军事教育等方面。他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对奉系东北军部队实行了许多重要改革：首先，创办军官教育班和军士教导队，实行定期轮训，遇部队官佐出缺择优升补，量材器使用，不徇私情；其次，实行精兵主义，裁汰匪兵、兵痞，招蓦良家青壮年入伍，进行军事知识、技术教育，整饬军队纪律，严禁扰乱治安、危害百姓；第三，革除旧军陋习，实行军需独立制，禁止长官贪占军款、克扣兵饷，违者严惩不贷；第四，特别注意对官兵的爱国思想教育，将《中国近代外祸史》 列为官兵必修课程，激励官兵爱国爱乡思想，肩负起“保境安民”的职责。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日本与英国帝国主义残暴镇压五爱国运动，郭松龄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憎恨和对爱国群众的同情，违背张作霖取缔群众反日活动的禁令，和张学良各捐款现金一千元支援上海市群众爱国行动。除此之外，郭松龄还公开接见奉天学生代表，支持他们“收回主权”的要求和“抵制日货”的行动，并无视张作霖“顾全中日邦交”的警告，在奉军官兵中进行反日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地区的罪行，同时影射抨击张作霖讨好日本，镇压群众爱国运动的行为。
张学良评价：“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郭松龄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沉溺于声色，有良好的军人风纪，并涉猎进步报刊，勤勉好学，专心治军。郭的战术、学识造诣极深，而且口齿伶俐。由于郭独特的性格，加上他风采堂堂、身高挺直、面生连鬓胡须，颇似西洋人，故得“郭鬼子”的绰号。……爰识郭某(指郭松龄)于寒微，遂竟倾心相属七年，赞擘画多方，昕夕无间，情同手足，方期危舟同济，共度狂澜。……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奉系将领张国威在《我所知道的郭松龄》中评价：“郭松龄一贯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地区，最反对少数人争地盘打内战。”
学者鲁穆庭在《郭松龄反奉的片段回忆》评价：“郭松龄在奉军中被称为大公无私，量才器用，信赏心罚，甘苦与共。”
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泰山修建了 “五贤祠”，并在郭松龄的碑文上写道：“郭松龄将军为吾辈军人树立了楷模，为举国抗日播下了火种。”
1926年1月27日，北京各界群众一万余人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大会。公园门前树立起了素彩牌楼，横写"北京国民追悼郭松龄将军大会”，左右书“扩大反奉战线，继续抗日精神”的长幅。追悼会场在社稷坛大殿外，灵台正中安放着郭松龄的遗像，两旁高悬各界挽联一千余幅。大会主席原定由李大钊担任，但其因病未能到会，改由广东国民政府代表徐谦任临时主席主持大会。宣读祭文后，各界代表纷纷登台讲话，大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会后徐谦组织了游行示威，并散发了十万份《告国民书》。
1952年，为处理位于沈阳市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公馆”房产事宜，郭鸿志回到沈阳并写信给东北人民政府，请求允许在东陵区七间房墓地为郭松龄夫妇安葬，3天后，郭鸿志随即找到七间房村政府协商解决，村政府接到东北人民政府通知后同意为郭松龄夫妇安葬。郭鸿志找到守墓人孙恩林，回到国公寨村将郭松龄夫妇的棺运送到七间房墓地，在村民的协助下将郭松龄夫妇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