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运动是指1917年7月到1918年5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的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权式微，且受日美等外国势力左右。1917年，以军阀张勋为首的督军团迫协北洋政府解散国会，并发动丁巳复辟意图恢复帝制。丁巳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仍不肯恢复旧国会，重行《临时约法》。7月，孙中山以“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为口号发起护法运动，并于同年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成军政府，出师北伐，受到湖北、浙江省、湖南省等多地响应。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湖南、湖北、四川省等地多次开战，一度攻入长沙市，进入荆湘，拟会师武汉市。然而，由于护法军主要依赖西南实力派的军事力量，而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等以占据地盘为主要目的，军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在攻入湖南后又在继续明成祖北伐护法还是适时与北军议和的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1918年5月，在陆荣廷等的推动下，护法军政府被改组。改组后的军政府，架空了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权力，且主张与北洋政府和议，致使护法运动的初衷无法达成。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从广州军政府辞职后赴上海市，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中国历史学家章开沅等认为护法运动尽管十分软弱无力，且以失败而告终，但其以国会和约法为武器，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依旧是一面进步的旗帜，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鞭挞了封建专制主义，使专横暴虐的军阀不再敢公然倡导帝制，实行复辟。学者段云章认为护法运动发起的主要目的是想建立一个真民国，使中国卓立于世界。但其缺乏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并不是解决当时中国时局的最好方法。然而，其失败的教训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事件背景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权式微，地方势力坐大，南方革命党势力和北洋政府军阀势力相互对峙的局面加剧，且1916年时，清廷旧臣、北洋派袁世凯复辟称帝。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受英美势力的黎元洪升任大总统，受日本势力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双方因利益争夺展开府院之争，并欲拉拢张勋等督军团势力。而以张勋为首的督军团则乘机危害共和，要求解散国会，意图恢复帝制。

在张勋等“叛形已著”的情况下，段祺瑞纵容其发展，而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屈服于督军团的压力，于1917年6月发电请求张勋带兵进京“调停国事”，并被迫解散国会。身为副总统的冯国璋佯装中立，暗中与其他势力一起迫胁黎元洪解散国会。孙中山由此认为，北洋政府并非真心拥护共和，并有意组成护法政府。1917年7月1日，张勋等拥戴爱新觉罗·溥仪丁巳复辟，黎元洪逃亡日本大使馆。

事件过程

发起运动

1917年，丁巳复辟爆发后，孙中山通电号召两院议员全体南下集会，同时致电西南各省，号召西南六省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并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共和。1917年7月5日，黎元洪派人至上海市会见孙中山决意辞去大总统之职，并将印信移交冯国璋副总统，然而他又于次日抢先在南京市宣布代理大总统职权，并拒绝南下就任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孙中山遂于7月6日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市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复辟势力。一行人尚未到达广州市，复辟即告结束，而打着“讨逆”“拥护共和”旗号组军征讨复辟势力的段祺瑞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但段祺瑞政府仍不愿恢复“临时约法”与斯里兰卡议会，且有意重新进行国会选举，以建立新的政治架构。而其时，共和民主制优于君主制已成为民意趋向，但正式国会急切难成，有意参与护法的各省却无正当的统一机关。7月19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并通过津、沪各报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同时欲召开国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

组成军政府

1917年8月25日，陆续抵达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市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决定恢复临时约法，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为了适应护法戡乱的需求，军政府采取党、政、军权合一的大元帅制方案，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次选举；实行军事、内政、外交合一的行政制度，分设外交、内政、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规定《临时约法》效力未完全恢复之前，由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执行行政权，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9月1日，孙中山被选举成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滇军将领唐继尧、桂军将领陆荣廷被选举为元帅。9月10日，孙中山正式就职海陆军大元帅，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主要任命为外交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唐绍仪，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交通总长胡汉民，军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等。

但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内部主要依托于以唐继尧、陆荣廷等为代表西南实力派力量。西南实力派主张割据自治、维护实利、稳定为先，没有力图统一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高远理想，并对军政府采取以孙中山为首的元首制不满，不愿成为“配角”的陆荣廷与唐继尧均不肯就元帅职。而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李烈钧等中国国民党稳健派人士为求得与西南实力派的合作，也赞成合议制，故这四人也不肯就职。在内部矛盾仍存的同时，军政府对外宣称以冯国璋为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为伪政府，并号召北伐。除了参加“护法”的西南六省外，湖北、浙江省和河南省、山东省、陕西省、湖南省等省均有支持孙中山护法的武装起事。孙中山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护法北伐的进兵战略：令桂、滇两军肃清湘、川北军，合击武汉市，其他各路护法军与桂、滇军会师武汉后，一起占领南京市，大举北伐，会攻北京市。

南北交战

在护法军政府成立之前，段祺瑞就派其心腹大将、前陆军次长傅良佐代替湘督谭延闿，并调北洋第八、第二十师入湘，为南北开战做准备，并拟将“武力统一”护法军的前哨设在湖南。在军政府发出北伐倡议、各地纷纷响应后，北洋政府代总统冯国璋于1917年9月29日发电指责非常国会非法，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严缉交法庭依法讯办”。10月1日，段祺瑞声称将“出师剿灭”南方军队，表示对反对派领袖“必不宽宥”。

与此同时，陆荣廷邀请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赴桂，参加护法援湘会议，要求北洋政府复职谭延，撤回入湘的北军，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若否则将与其开战。10月6日，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市，决定组织“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公推在此前就被护法军政府秘密派至湖南省组织护法的程潜为总司令。此后，护法军分为三路，会攻长沙市。右派由第四军司令马济率领约7000粤军组成，从广州市出韶关市，经耒阳市向攸县、醴陵市、长沙进攻。中部又分两路，其一由第一军司令韦荣昌率桂军从三江侗族自治县入湘，经新宁县逼邵阳市；一路由第三军司令陆裕光部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林俊廷部从全州县经永州市、祁阳市、衡阳攻长沙。左派由约二万余湘军组成，受湘南总司令程潜、第一师师长赵恒锡零陵区镇守使刘建藩等指挥，自宝庆北上。南北双方在湘南地区先后经历了衡山之战、宝庆之战和县之战等。

攻入长沙

1917年11月4日，护法军政府总长唐绍仪、伍廷芳、程璧光等在广州市集会，组织参加护法自主各省、海军等代表参加会议，意图成立新的联合会架空护法军政府。而北洋政府内部，以直系军阀冯国璋为首的势力与皖系段祺瑞为首的势力，在实行“和平混一”还是“武力统一”政策方面产生分歧。为此，北洋系入湘南的主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南北停战议和，且发出主和通电的当天，就自行停战，从衡山县撤兵。湘督傅良佐与代理省长周肇祥却不待援军回援长沙市，就仓皇逃离，使长沙陷入混乱，引发湖南省人民不满。省城绅商只好组织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公推王汝贤为办公处主任。段祺瑞也被迫令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王汝贤等遂一方面在湘潭市、株洲市一带集结兵力，另一方面向南军提出议和主张。18日，长江四督”(即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也联名通电，主张停战与护法军议和。段祺瑞怒而提出辞职，代总统冯国璋遂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

而护法军在北军撤出衡山县后，向北推进，连克湘潭、株洲，直趋长沙市，王汝贤、范国璋被迫逃往岳阳市。护法军攻入长沙后，湖南省各界代表会议公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以其属下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但程潜就任湖南省长后，遭到谭浩明反对而解职，而谭却于12月18日宣布“暂以湘粤桂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把湖南划入桂系势力范围。湘系军阀谭延闿随后搬出“以湘治湘”口号大造舆论，迫使北洋政府下令“特任湖南省长谭延闿兼署督军"。

议和之争

北洋将领先后发布停战主和的通电后，日本从其利益出发想要促成南北停战和谈，护法军政府内部也产生了不同的反响。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护法的原则立场，反对南北调和，认为恢复旧国会为停战的唯一无二之条件，并揭露日本想要借“南北和议”插手中国事务，捆绑中国对德宣战并进一步掠夺在华利益企图。其中，以程潜为首的湘军将领坚决要求乘胜夺取岳阳市，认为不攻下岳阳，长沙市也保不住。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认为联军占领长沙后，其主要任务是看守老家两广地盘。为此，他们按兵不动，静待和议，甚至于1917年12月9日无视护法军政府反对，暗中与冯国璋秘密通电主和。而滇军唐继尧等则虚与委蛇，一面表示不主张议和，一面消极应战。

1918年1月15日，筹备已久的西南各省护法会议在广州市正式成立。会议推选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而西南联合会议名为协调、疏通西南各省军事问题而设，实则与护法军政府相抗衡，但最终因遭到强烈反对而流产。与此同时，北洋政府内主张派日渐占据上风，开始利用和谈之机加紧调兵遣将，而护法军湘军总司令程潜也于新市连续召集军事会议，拟订攻岳作战计划。1918年1月，护法军分路进兵并攻占了岳阳市，并想进一步按照原定策略会师武汉市，但陆荣廷、唐继尧等坐视其他护法军孤军作战迟迟不肯援助，致使荆、襄先后陷落，岳阳、长沙市相继失守。

当年2月，在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莫荣新等主导下，护法军政府对领导体制进行改组，将单独制改为合议制，改大元帅一职为政务总裁若干人组织政务会议，地位平等，责任同负。护法联军的统筹军备，计划作战等议决事件由政务会议施行。其间，唐继尧等不时透露主和意愿，为防止军政府改组后，将南北议和付诸实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坚决反对改组军政府。护法军内部为此争论不休。陆荣廷遂令湘粤联军全部退到衡山县、永州市一线。4月下旬，其属下谭浩明把湘军甩在湘潭市、衡山一带，率部撤回广东省，他本人也由衡阳市退驻永州，衡阳也很快被北洋军所占。

之后，湘军总指挥赵恒惕由萱州渡过湘江，率领湘军连克醴陵市、株洲市。但陆荣廷仍不愿其属下与北军在长沙市地区决战，不协同湘军进行大规模反击，还将接应湘军的部队撤退，护法联军由此丧失了重占长沙、岳阳市的时机。

军政府改组

1918年5月，护法湘军腹背受敌，赵恒惕遂下令放弃株洲、陵。北军又攻陷邵阳市，连陷安仁县、攸县和耒阳市。但此时北洋政府内部，段祺瑞重新掌权，在与护法军作战中功劳较大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等受到排挤，毫无战绩而以屠戮著称的皖派嫡系张敬尧却被授予湘督兼省长一职。在冯国璋的影响下，曹、吴主和意愿越来越强。

而护法军当中的桂军陆荣廷一方面认为自己不敌吴佩孚，转而想放弃湘地谋求粤地作为地盘，也想和吴佩孚讲和，以稳定两广局面。5月4日，护法联军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孙中山通电辞职，表示不同意在护法目的未达成的情况下实行南北议和。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田桐等27人，通电要求挽留大元帅孙中山，并要求延期改组军政府，但护法军国会非常会议仍于同月18日通过军政府组织法十二条，变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而主席总裁则由政务会议选出，并于此后推主张议和的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而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所控制。

事件结果

孙中山眼见军政府实权被西南军阀所篡夺，遂于1918年5月21日离广州市赴上海市。护法运动宣告失败。1918年5月25日，陆荣廷代表与直军代表在耒阳市举行谈判，并于6月15日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湖南省成为直系吴佩孚的势力范围。

失败原因

组织不纯

辛亥革命胜利后，许多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且随着北洋军阀势力压迫的加剧，原有的革命党人也不断分化，致使革命党内宗派林立，成分复杂，混进许多没有革命理想的人。在护法运动过程中，原中国国民党中的政学会与西南军阀相勾结，最终完成了护法军政府的改组，导致护法运动不得不草草结束，走向失败。

缺乏武装

护法运动中缺乏可信赖的依靠力量。由于各地中华国民革命军在此前已经先后结束和解散，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没有军事实力，而其思想仍然停留在争取、利用旧军阀武装的阶段，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用民主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组织严密的训练有素的革命军。护法运动中，拥护孙中山的海、陆军不断受到西南军阀的压制和排挤，使其无兵可统、无将可依。

军阀倾轧

护法运动发起后，西南最强的实力派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的部队视为“义师”，倚为护法的力量。但他们作为地方军阀，心目中无所谓约法与国会，也没有更高的政治理想，护法的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以至于双方在护法运动中出现分歧。在军政府成立后，陆荣廷等不愿以孙中山为领导中心，拒绝上任，在与北军战斗过程中，对军政府虚与委蛇，各自为战，不听调配，并筹划另组新的军政府。而他们的不配合，架空了护法军政府，使之无法制订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作战计划，导致多次战争失利，促使护法运动失败。

事件影响

为二次护法打下基础

护法运动为时不到一年，实际成效有限，且南下护法的孙中山还遭到了地方实力派排挤，使其对政治现实颇为失望，并认清了他们名为护法，实则为割据分权的本质。但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仍坚持以“临时约法”和恢复旧国会为护法主张，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也并未完全决裂。1918年9月18日，他另派徐谦驻广东省作为其全权代表，处理与军政府有关事宜，以与军政府保持正常联系。而这些也为第二次护法运动打下了一定基础。

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

护法运动向人们提出了何为“假共和”，并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统治，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共和精神，再次明晰了中国是走复辟封建专制还是建立民主共和道路的问题。

护法运动作为民主旗帜，刚一发起就得到了诸多进步力量的拥护和支持，但孙中山组织护法运动仅仅是为了“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把一切祸患归于约法和国会不存在所致，并没有能找到真正的社会祸根，缺乏鲜明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且无法动员广大革命人民，最终成为一个孤立的政治运动。护法运动的失败也表明了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即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从而引发了更多的革命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