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44
震旦大学（英文校名： University；法文校名：Université l'Aurore），原名震旦学院，由神父于1903年2月27日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震旦大学为中国近代著名，曾经有“东方”美誉，是中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校，拥有中国第一家博物馆“震旦博物院”（前身）
“震旦”一词出自梵语，意即中国，在英语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义。马相伯将震旦学院喻作旭日东升，担负着以教育开启中国曙光的重任。1905年春，由于天主教耶稣会干涉校政，马相伯带领震旦爱国师生出走成立复旦公学。马相伯是震旦大学的首任校长、董事长和终生校董，尽管同耶稣会有矛盾，仍然是震旦的主要捐助人，并在有生之年运用他的影响支持震旦。1908年迁址卢家湾。1928年改称震旦大学。
1952年秋，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震旦大学被撤销，其医学院和医学院、在原址合并成立；其余系科分别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南京大学、；震旦附中和震旦女附中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原址合并改为。震旦大学原址现为227号和280号校舍。
学校学校拥有众多知名校友，例如：中国第一位留德工学博士，大夏大学、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刘成禺还有震旦三文胡文耀、翁文灏、孙文耀等。
关于“震旦”二字的含义历来有多种诠释：1、“震旦”的英法文校名分别为极光和L'Aurore，本义“曙光、朝霞”，有“东方之国”的寓意；2、“震旦”一词出自梵语，在古印度语中指“中国”，例如佛教著作《佛说灌顶经》中就有文曰：“阎浮界内有震旦国”；3、“震”是“秦”字的谐音，是古代西域人对于“秦”字的音译，当时“秦”可指“中国”，“旦”有“早晨或是曙光”等意思，也可能是“斯坦”的谐音（“斯坦”意为“…之地”），综上所述“震旦”或许可译作“中国”或“中国之曙光”之类的名词。
震旦大学的创办，渊源于19世纪末，当时奉谕办理译书局事务的梁启超，于1898年7月奏请在北京创建翻译学堂，拟请马相伯出任院长。马相伯提出将学堂设在上海市，并让徐家汇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参与校务，戊戌政变使这项办学计划夭折。1900年，马相伯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区、青浦区两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即日后的震旦大学）的办学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11月5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文科教习郭镇瀛因“墨水瓶事件”宣布开除五班全班学生，引起全校学生公愤，校方却无意收回成命。班主任蔡元培说服学生暂缓罢课，然与校方几番交涉，却仍无成效，终致一百四十五名学生退学。蔡元培也愤而辞职，与学生一同离校。离校后部分学生经蔡元培介绍，向闲居在南洋公学附近的天主教神父马相伯请求创设一所讲授拉丁语、法语和数学的学校。马相伯答应了这些要求，遂制订创办新学校的计划，将学校定名为震旦学院，并于1902年12月公布课程设置草案。
1903年2月27日，受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奖学基金的资助，马相伯在法国天主教区主教姚宗李、耶稣会会长丁绍明支持拨给的徐家汇天文台旧址（今蒲西路221号）创办震旦学院，自任监院（即院长），项骧任总干事，郑子渔为会计干事。耶稣会为震旦提供食宿处，并派出一些传教士担任教师。1903年3月1日，震旦学院开始上课，有学生20人。初设“文学”、“质学”（即科学）两门专业，学制为两年，不久后发展为文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致知（哲学）四大学科。建校初始，马相伯主持校务，实行学生自治，编写教材，躬亲执教，其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获知此事后，欣然写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震旦学院开办当年，教会不干涉校政，只派遣教士用部分时间教学。次年震旦蜚声四起，学生倍增，有翰林8名、举人20多名。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改组震旦，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于右任、邵力子等去找马相伯，说：“我们已经散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当时，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
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大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
1905年8月，震旦学院在法国耶稣会主办下重新开办，成为天主教法国耶稣教会直接控制的大学。
1908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学院拟定迁址前往卢家湾建新校舍，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金4万大洋，为震旦购卢家湾地基103亩，当时地价每亩400元，又捐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约值现金10余万元，马相伯将全部家产都捐给了震旦。震旦学院迁至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之后，耶稣会任命法藉教士韩绍康（H．A11ain）为院长。韩把预科、本科共4年的肆业期改为6年，设文、理两科，授予毕业生学士，参照欧洲大陆学制，开始走上正式大学（Université）办学的轨道。教师多为教士，少数为翰林、举人，讲授均用法语。
1912年，孔道明（DeLapprent）任院长，按法国大学体制，改称震旦大学院，并作为天主教大学，在罗马教廷立案登记。同年震旦首届文、理科学生毕业，中华民国教育部请马相伯代行监考，6月30日举行毕业典礼，授予12名学生学士学位。
从1913年开始，法国政府每年贴补震旦1000法郎，期间有几年补贴略多些。偶尔或给5千到1万法郎的特殊补贴。上海法租界当局曾给江南教区银6万两，以支持震旦建设，震旦修建新教学楼时，则另予部分资助。
1914年，南道煌（G．Fournier）任院长，仅一年，死于任期之内。他把本科分成三科：法政文学科（3年），算术工学科（3年），博物医药科（4年）。另设2年制工程特科，招算术工学科毕业生，从而奠定了震旦大学医、法、理工三学院的基础。授课均用法语。学生来源多为徐汇公学（今上海市徐汇中学）以及各地天主教会所办学校之毕业生。
1914年，震旦大学开始研究生教育，在三年之内完成法国文学、国文、英文、哲学、法学通论、法制源流、民法、宪法、刑法、商法、经济学、财政学、笔记学、经济学史、诉讼法、海商法、国际法、国际私法、行政法、中国经济地理、中国法律史事批评、历史、地理、翻译等法科的课程学习即可获得“硕士学位”（由于法国学位体制的特殊性，MAITRISE相当于通常的学士），此基础上继续学习两年，则可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起，授予法学博士学位）。震旦所授予的学位种类包括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医学博士、工程师学位、文学硕士、理学硕士等法文证书，皆由法国驻华公使署派员“副署”，是中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校。
1915年，姚唐（Henry）任院长。是年起，院长需由罗马耶稣会总部任命。
法国视震旦为“在华之法国大学”，法外交部与教育部直接向震旦提供各种经费，仅1919年就一次拨给约60万法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决定从5月26日起罢课。校方于26日上午命令学生即日复课，并叫来法国巡捕予以弹压，165名同学愤然离校。
1927年，震旦学生要求收回教育主权，法租界派巡捕驻扎在学校，开除并逮捕了一批学生。
1928年前后，传说中国政府将收回租界，耶稣会拟将震旦迁往安南（越南）西贡。幸得此事为马相伯家属所闻，遂请于右任出面干涉，此事作罢。同年，依照中华民国之政府章程，改称震旦大学。
1929年，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决定将所属的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并入震旦大学，新博物馆1930年就造在卢家湾震旦大学旁，中文名称为“震旦博物院”（上海自然博物馆前身），包括图书馆、植物园。院内设生物研究部和古物部，有中国自然史展览馆、中国古文物展览馆、动物展览馆，另有若干研究室、实验室。该院当时储藏中国所产的动植物标本为远东第一。
1931年，震旦大学成立董事会，有校董9人，其中3人为法国人（法国驻华公使韦礼敦、上海市主教惠济良、震旦院长才尔孟），其余6名为中国人（马相伯、陆伯鸿、王一亭等）。教会表面上承认马相伯是震旦创办人，奉其为震旦的董事长，却不让他过问校务。校董会推举胡文耀任校长，常务校董才尔孟总揽学校最高行政和财政权。同年，震旦博物馆大楼落成，原徐家汇博物院迁入，后于1952年8月移交给中国科学院。同年，预科改称震旦大学附属高中（1933年增设初中部，改称震旦大学附属中学）。
1932年12月，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震旦大学立案，注册校名为“私立震旦大学”。学校下设法学院（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理工学院（化学系、生物学系、数理学系、土木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医学院（普通医学系、牙医学系）3个学院。同年，上海市教育局批准其附属中学立案，校长胡文耀兼任附中校长。同年，可容千人以上的圣伯多禄教堂在震旦大学落成。
1932年，震旦大学获教育部批准立案，将医科改为医学院。院长由法国驻华使馆医师贝熙业兼任。1938年富莱梅传教士（里昂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博士）继任院长。常务校董才尔孟传教士不惜用重金从法国招聘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来校任教，同时吸收从法国名牌大学留学回来的中国医师任教。30年代后期起，师资主要从本校医科毕业生中选拔。在医学院先后任职的法国教授有：薛佩礼、巴吕协斯、朗培、黎先、安纳礼、巴台、司比利特、米雄、桑德里、魏利澳等。中原地区教授有：邝安堃、徐宝彝、胡延、宋国宾、吴云瑞、刘永纯、杨士达、许日东、陆润之、唐士恒、刘焘、沈永康、聂传贤、傅培彬、程一雄、沈锡元、朱仲刚、郭成周等。凡担任临床学科教授基本上都兼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科主任。1950年，小儿科专家高镜朗被聘为儿科教授。
1935年9月，中华天主教进行会（在华天主教会的组织）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大会，并在震旦大学举行讲演。马相伯先生出席参加。会上第13号提案提议“公教宜设立女子大学院”。据此，由圣心会修道院组织，修道院院长能理（Conchita Nourry）牵头，修女唐树德（Margaret Thornton）任教务长。为避免向政府备案，女子大学名义上归属于震旦大学，故名“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1937年震旦医学院增设两所高级护士学校，一所在广慈医院，一所在圣心医院，统称为震旦高级护士学校，胡文耀兼校长，并由二所医院的修女直接管理，聘请医院的临床医师兼任教师。1950年两校分别改称“广慈”和“圣心”护士学校。
1938年，被震旦大学选派赴巴黎大学牙医学院进修3年并留比利时的牙医系首届校友沈国医生回国主持牙医系工作，1940—1951年任震旦大学医学院牙医系系主任兼广慈医院牙科主任，是牙医系的实际创始人和当时震旦大学唯一的中国人担任的系负责人。
1938年9月，震旦大学开始收录女生，第一年15人；至1949年，有女生157人，其中天主教徒65人。
1947年，增设文学院，由巴黎大学文字学博士、上海市徐汇中学校长、中国神父张伯达兼任院长。1948年夏改称文理学院，实际只设中国文学一系，当时聘请了上海市著名学者任教，如钟泰、施蛰存、朱雯、唐弢、周子美、王元化、贾植芳、程石泉、何满子、钱锺书、赵国材、黄朴等人。1948年，牙医学系改称牙医学院。
1949年上海解放后，震旦大学在法律意义上还是一所私立大学，但不再受外国耶稣会控制。
至1949年8月，震旦大学下设牙医学院、法学院（法律学系、经济学系）、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医学院、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5个学院。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高教处要求，震旦大学于1949—1950学年第一学期成立了校务委员会，校长胡文耀兼任常任委员会主席，各学院教授代表轮值担任主席，学校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董事会手里。
1949年9月9日，校董会宣布震旦中国女子大学“独立”，与震旦大学脱离隶属关系，校名复原为“私立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1950年，因国家急需大批口腔医务人员，牙医学院复称牙医学系，学制从六年制改为四年制。
1951年2月1日开始，所有传教士退出学校，天主教会停止拨给震旦大学经费。
1951年8月1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成立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合校委员会及其名单，指定胡文耀、王国秀为正、副主任。9月，震旦女大（包括文理两个学院7个系科）并入震旦大学。12月21日，成立了由校院领导、工会代表和学生代表十多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逐渐掌握了学校的实权，校董事会对学校的控制力度随之减弱。同年，据华东军管会高教处指令，将司徒博医师主办的上海牙医专科学校并入震旦大学医学院牙医学系。
1951年人民政府接收震旦大学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后，两校合并为震旦大学。1952年，震旦大学中文、外语、化学系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建筑相关学科并入同济大学，教育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夜专修科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震旦学院等校化工系合并组建华东理工大学（今华东理工大学）；震旦大学托儿专修科参与组建南京师范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震旦大学等院校医学院合并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1985年，上海第二医学院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上海交通大学。震旦大学原址现为重庆南路227号和280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校舍。
1903年2月28日，震旦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初创时期，学院设定的学制为两年，并将专业领域划分为文学和质学（科学）两类。学院的发展步伐迅速，不久之后就扩展为四个主要学科领域：文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以及致知（哲学）。 到1908年，学院进一步细化其学术结构，分设为文科和理科两个主要科系。在文科方面，课程涵盖了拉丁语、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哲学、历史、地理和政治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而在理科方面，课程则包括了数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基础和应用科学科目。为了全面发展学生的技能和兴趣，学院还提供了诸如簿记、绘图、音乐以及体操等实践性和艺术性的课程。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震旦学院对全面教育和多元化学习的重视。
从1908年开始，震旦学院实施了一套严谨的教育课程体系，该体系以法国的学士学位教程为蓝本。这套体系包括了三年的预科教育和后续的三年高级教程学习。在预科阶段，课程涵盖了法语、英语、历史、哲学、地理、基础数学、物理以及各类自然科学，旨在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基础知识教育。 当学生成功完成预科课程并通过相关考试后，他们有资格进入高级教程的学习阶段。这一阶段的课程被细分为四大主要领域：人文科学、法学、医学和理学。这些分类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了震旦学院的四个核心学院，即文学院、理工学院、医学院以及法学院。
在成功完成高级教程的所有要求后，震旦学院的学生将被授予等同于法国硕士学位的证书，这标志着他们在所选学科领域的深度学习和专业成就。这一教育模式体现了震旦学院对学术严谨性和国际教育标准的追求。
震旦仿效法国学校的考试制度，实行较为严格的周考制度，每周六轮流考试一门课程。此外，每学期还会举行两次月考和学期结束考试，到年终则举行年考。从预科二年级开始，除中国语文外，其余各科都用法语教学。
自1912年起，震旦学院开始授予理学学位，并从1916年起进一步授予工程学学位。工程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中国铁道、矿务、化工、电力和船舶制造等工业部门找到了工作，而理科专业的毕业生则进入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工作。此外，还有许多毕业生选择前往法国继续深造。
1912年，文学院首次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分为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两类。根据南京中央政府教育法的规定，1932年震旦大学以私立大学的身份进行注册登记。此后，文学院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学院。然而，震旦大学仍然为其他学院开设了原文学院的课程，特别关注中国文学、法国文学、历史、哲学和英语。应法学院学生的请求，震旦大学开设了英语课程，通常由美国耶稣会教士讲授，后来推广到其他所有学生，受到了许多学生的欢迎。1937年秋季，原文学院改建为一所独立的女子学校，即震旦女子学院，院址位于蒲石路（今长乐路）。到1939年9月，震旦女子学院共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120人。
自1912年起，震旦学院开始授予理学硕士学位，并随后建立了理科专业。从1916年起，震旦学院开始授予工程学学位。1932年，该学院接受中国政府登记，并将理科更名为理工学院，下设数理学、机电工程学、建筑工程学、化学工程四个系，所有专业的学制均为4年。工程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中国铁道、矿务、化工、电力和船舶制造等工业部门找到了工作，而数理专业的毕业生则进入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工作。此外，还有许多毕业生选择前往法国继续深造。
作为震旦学院发展医学院的一部分，1907年，慈善团体的女教徒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建造了圣玛利亚医院（即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这家医院的地皮向东延伸到面对震旦校园的马思南路。这所新医院的使命是为中国人和欧洲人提供内外科医疗服务，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一视同仁。在此期间，震旦于1909年设置了两年制的医学预科课程，1912年制定了五年制医科教学大纲。根据这份大纲，震旦于1917年授予第一批医学博士学位。作为震旦的教学附属医院，圣玛利亚医院为医科学生提供临床实习机会。每届毕业班中表现优秀的学生会被选拔到这所医院担任实习医生的工作。此外，震旦还为学生提供另一个较小的医院，即圣安东尼医院（仁爱医院），作为门诊实习场所。这所医院由慈善团体女教徒建造，出于对穷人的关怀，医院沿吕班路和望志路（今兴业路）延伸到距离震旦校园北部不远的地方。1934年，震旦又在圣玛利亚医院内设立了一所护士学校。
医学院的目的是借鉴法国医学传统，培养中国临床医生。然而，要达到高标准并非易事。到1934年，该学院毕业的医生总共只有89名。尽管自1932年起，入学人数有所增加，年均招收55名一年级新生，但淘汰率很高，平均每年仅有25至30名医生毕业。到1947年，医学院在学人数达到290人，其中一年级学生70名，牙科系学生60名，牙科系建于1933年。据教士约瑟夫迪赫格所述，到1947年，该医学院的毕业生在约40所中国医院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罗马天主教教士在中国经办的医疗门诊所聘用的医生中，75％至80％是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此外，还有100多名毕业生在上海开业，从事内外科诊疗工作。
震旦大学还设立了法学院，于1917年开始授予硕士学位，1920年起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在辛亥革命后，清朝法规仍在起作用，震旦大学加强了法国式法学教学，以帮助学生熟悉地道的西方法律文化。1928年至1931年，当中国中央政府采用了吸取西方法律精神的新法规时，震旦大学首创了四年制法学教学课程。该教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用中文讲解，由校内教职人员授课，其中许多人曾担任过地方行政官员。他们的教学注重实践，讲授中国的法律、制度及其历史。同时开设的第二部分课程用法语讲解，进行以欧洲大陆系统为基础的比较法学与法国法典的严格培训。这两部分教程都使用实例研究的方法进行教学。在实施4年教学计划的最后阶段，要求学生提交一篇关于中国法学或比较法学的论文。
1932年，法学院进行了改组，设立了两个系，即法学系和新建的政治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可授予政治学或经济学硕士学位。这个新建的系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银行金融学、会计学、经济地理、商业管理、经济史及经济学史等课程，全部用法语讲授。此外，为了为中国外交部门培养未来的外交官，该系还增设了国际法和外交史等特别课程。
1932年以后，法学院的学生数量逐年稳步增加，到40年代后半期，学生总数超过了350人。1940年，院长安德烈·邦尼康教士表示，只有40％的学生能够顺利毕业，但这被认为是震旦大学在中国颁发令人尊敬的毕业文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法学院的毕业生在中国政府部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在外交部、司法部以及银行金融与商业领域表现尤为出色。大多数校友在上海及附近省份工作，而在广东、云南以及海外华侨社会中从业者也不在少数，包括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暹罗（泰国）等地。
在1951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被撤销并入震旦大学后，为了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震旦大学的院系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医学院不再设系，但仍然保持其重要地位。理工学院则进一步细分为土木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以及化学工程学系，以提供更加专业化、针对性的教育。法学院下设法学系和经济学系，以培养法律和经济学领域的专业人才。文学院则进一步分为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教育学系、家政学系以及社会学系，以提供广泛的博雅教育。此外，为了提供专业的牙医教育和培训，震旦大学还设立了牙医专修科。这些调整旨在为学生提供全面而深入的教育和专业培训，以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
作为震旦努力发展医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1907年慈善团体的女教徒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建造了圣玛利亚医院（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今瑞金医院），医院地皮向东延伸到面对震旦校园的马思南路。这所新医院的使命是为中国人和欧洲人提供内外科医疗服务，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圣玛利亚医院作为震旦的附属医院，震旦的每届毕业班中第一流的学生被选拨到这所医院做实习工作。震旦还为学生提供安当医院（今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圣安东尼医院（即仁爱医院）、普育堂（今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闸北诊所、广立医院等，作为门诊实习场所。
圣玛利亚医院在1907年刚建立时，仅拥有四栋简朴的建筑和50张病床。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它逐渐壮大成为中国主要大学教学附属医院之一。到30年代中期，医院的病床数量已增至700张，其中400张特别为穷人设计。 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医院按计划建造了一系列大楼。1908年，圣文森特楼完工，为治疗900名贫困病人提供了场所。1922年，两栋楼房建成，专门用于治疗女性病人。1930年，一幢隔离病房大楼也投入使用。 然而，医院并未停止发展的脚步。1935年1月，一幢新的圣文森特大楼举行了落成典礼。这栋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大楼长70米，高5层，从建筑艺术角度看，其外观优美质朴。与此同时，一幢4层的急诊楼也在医院附近落成。这些大楼周围是草坪花园，犹如“法租界中的一座大公园”。
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宋国宾、许日东、沈永康等师生，利用学校的大礼堂和西宿舍创办了第二十八伤兵医院，收治了300多名中国伤兵。此外，在安当医院内也设立了第十八伤兵医院，收治了100多名伤兵，同样由震旦师生负责。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广慈医院收治了450名受伤市民。同时，在震旦大学礼堂、新校舍、广慈医院（专收重伤员）以及安当医院设立了伤兵医院，共有床位500张。该院直属中国红十字会，称为第三救护医院。院长先后由震旦校友孙逵方和吴云瑞医师担任。 这次活动历时8个月，总共收治了1424名受伤人员。全院有30名医生提供义务服务，不领取薪水。经费由中国红十字会每月拨给津贴1000元，但由于经费短缺，后来向社会进行了募捐。
私立震旦大学医学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即广慈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于1927年开始筹建，1932年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97号）正式设立，并附属于广慈医院内（今瑞金医院）。1937年开始面向社会招生，学制为3年。这所学校因附属于震旦大学而得名震旦大学医学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校长由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兼任，教务主任为震旦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吴云瑞。学校的日常工作由天主教仁爱会中国修士梁德珍主持，实际领导为广慈医院内的法国仁爱会院长嬷嬷。
另外，私立震旦大学医学院附设圣心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于1935年由天主教徒陆伯鸿倡议创办，由董事会筹资在杨树浦长阳路眉州路口购地20亩，建成可容学生千余人的4层大厦。学校于1936年9月正式开学，学制为3年，招收初中毕业生。校务由专职修女主持。初期附属于震旦大学（1940年后曾被称为震旦高级护士学校），校长由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兼任，实际领导权属圣心医院院长嬷嬷。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Aurora College for Women）是天主教在中国设立的独一无二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同时也是耶稣圣心修女会在亚洲创立的第一所女子大学。在民国时期，它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并称为中国三大顶尖女子大学。 该学院的建立源于1935年中华公教进行会全国教区代表大会的一项提案，由上海耶稣圣心修女会负责创办。其核心目标之一是为公教女子中学培养具备高素质的教师和校长人才。 虽然名义上，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被认为是震旦大学的女子分部、女性部门或第二部门，但在实际运作中，它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和独立性。这种独特的地位使得学院能够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宗旨，为女性学生提供专门且高质量的教育环境。
在1937年10月，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正式开学，校址位于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181号。由于当时校舍尚未完全建成，学生们暂时使用上海圣心会修道院的底层房间进行上课。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39年4月27日，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的、利源合记建筑公司承建的教学大楼正式落成。这座大楼的建造费用高达35.67万元，全部由罗马圣心会母院募集而来。 在学院的发展过程中，1938年附设了女子中学部，进一步扩大了教育规模。然而，在1951年9月，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与震旦大学合并，结束了其14年的独立办学历史。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Aurora College for Women）在教育模式和管理方式上借鉴了耶稣圣心修女会在欧美所设立的大学，其核心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贤妻良母”特质的女性。然而，在实际办学过程中，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逐渐塑造出了独特的教育风格。 首先，学院展现出一种“贵族化”的特性，吸引了中国上层社会家庭的广泛关注。许多富裕家庭选择将女儿送入震旦女大，使得学校汇聚了大量的名媛淑女。 其次，学院强调宗教教育，具有显著的“宗教化”特征。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相当普遍。 此外，学院的管理极为严格，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方法，同时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这种教育方式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赞赏。 在规模发展上，震旦女大的学生人数从最初的较少逐渐增长。1937年7月的入学考试仅有50名考生参加，10月开学时仅有25名学生报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到1940年达到120人，1943年增至239人。在1945年至1949年间，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1949年达到了368人，最高峰时期超过了400人。在校生和毕业生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学生家庭背景也变得多元化，一些中下阶层家庭的孩子也有机会进入该校学习。 尽管震旦女大的学费相对较高，每个学生每年需缴纳140-230元的学杂费，与上海著名学府圣约翰大学每年约200元的学杂费标准相近，但因其精英教育和贵族学校的定位，依然吸引了大量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入学。 在14年的独立办学历史中，震旦女大共培养了395名毕业生，加上肄业生，总人数仅千余人。这主要归因于战乱时期的困难环境，学校的办学条件和资源受到了限制。尽管如此，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为中国女性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震旦大学附中前身为震旦学院预科，由马相伯于1903年创建。1908年随院迁今重庆南路227号。1931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为震旦大学附属高级中学。1933年增设初中部，改为私立震旦大学附属中学。1938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设女子初中部。1952年两校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后，合并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暨震旦女中原址，改为上海市向明中学。
震旦博物院原名“徐家汇博物院”，是中国第一个由外国人创建的博物馆，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博物馆。该馆于1868年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韩伯禄在徐家汇创办，主要收藏动植物自然标本，并每日下午向公众开放，无需支付门票。1930年，由于标本数量众多，旧院舍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在震旦大学内新建了院舍，并由学校管理。转让给震旦后，该馆更名为“震旦博物院”，以纪念其创建者。
新大楼是一座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由莱纳德和福萨雷的上海法国建筑设计公司设计。大楼的一部分作为中国自然史展览馆，而其余部分则充分利用空间，包括作为博物院的生物研究部、社友实验室、图书馆以及研究设备和标本收藏品室等。1933年冬，博物院正式开放，普通观众每周除周二外的下午均可购票参观。1935年，中国古文物展览馆和动物展览馆开张。震旦博物院当时储藏的中国动植物标本数量为远东第一，还接纳了葛修士的3500多件文物以及来自日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地的标本，建起了古物部，形成了综合性大型博物馆的格局，被誉为“亚洲的大英博物馆”。
震旦博物院的建制十分完善，不仅致力于收藏和展陈工作，还积极开展研究和出版项目。该馆经常将具有特色的标本分寄给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由于其出色的业务工作，每年都有大量的各国科学家前来开展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批示同意，震旦博物院与亚洲文会博物院合并，建立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开创了新中国自然博物馆建设的先河。原建筑曾被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使用，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使用。
原属震旦大学的图书馆所在建筑，即现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西院内最为显著的震旦大学遗迹——老红楼，是一座由中法实业公司建筑师米努第（René Minutti）特别设计的四层建筑。这座建筑以其绯红色瓷砖和灰色石贴面装饰而成，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其尺寸为长60米、宽17米，总建筑面积达到5821平方米。
老红楼于1936年竣工，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风格深受装饰艺术派影响，呈现出对称的立面设计和清澈的墙面质感，底部则采用了拱券窗样式。在大楼中央门厅的南墙，曾有一扇大窗户镶嵌着一幅彩色玻璃图案，描绘了一只公鸡向着初升的太阳引吭高歌的场景，象征着震旦作为光明的开端，这也是震旦大学的标志性图案。这扇精美的窗户由土山湾工艺局负责督造。 在1936年大楼落成时，《远东评论》盛赞其为“线条简洁古朴”，是校园中“最美丽且最现代化”的建筑。老红楼曾经承载了震旦大学的重要职能，包括校务管理办公室、图书馆，以及法学院、医学院和理工学院的教室。这座建筑不仅是震旦大学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
在震旦大学建校初期，没有专门的图书馆。1908年，学校迁至卢家湾吕班路223号后，开始设立教授专用书库。1920年，学校设立了阅览室，提供中西文图书数百册和34种报纸供学生阅览，但没有专人管理。1928年，震旦大学图书馆正式成立，藏书逐年增加。
1935年，震旦大学校舍需求增加，特别是图书馆等仍没有正式馆舍。经过通盘计划，学校决定在西院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80号）另谋发展，同时将全部校舍迁至西院，留出东院用于学生宿舍及附中校舍。利用大礼堂周围场地及延伸到马思南路（现名思南路）的地皮建造教学大楼，由形状相同的东西两侧楼与中心大楼连成一体。新教学大楼于1936年9月竣工完成，这就是迄今依然存在的老红楼，也是医学院目前存在的最为古老的建筑之一。
据1934年《上海各图书馆概览》统计，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共7万余册。其中法文书居多（内容多属法学、理工、医药、生物等门类），约占7/10，中文书占1/10，其他占2/10。西文182种，中文126种，报纸10种。初成立时，正式馆舍建筑还在计划中，书籍也没有集中庋藏。1936年新大楼建成后，校图书馆占据了整个二层楼面。在大楼东端，从二楼到屋顶层分列8层书架，可以存放27.2万册书，显得十分宽敞。二楼设置两个阅览室，学生阅览室有214个座位，公共阅览室有50个座位。与阅览室相邻的目录室存有该校全部藏书目录，以及徐家汇耶稣会图书馆中文书籍与手稿的全部目录，以方便两方读者查阅。书库内部设有盘梯贯连上下。第四层有大演讲厅，宽约18米，厅顶特别提高到6米左右，两面并开有天窗，同时可容纳300人。
1936年9月12日，震旦大学为庆祝新教学大楼及图书馆落成，同时举办了一场法文图书展览会以纪念这一盛事。这次法文图书展是中法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典型合作。
在法国上院参议员M. Honnoral及书业公会主席M. Gillon、驻华法商务参赞M. Saussine等人的鼎力协助下，展览会得到了40余家出版社的3500余件作品支持，总价值超过10万法郎。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守和先生慷慨地将其原定于1937年春季举行的北平法文书展中的美术图书二三百种在此次先行预展，徐家汇藏书楼也拿出名贵善本参加陈列。
这次法文图书展的书籍内容涉及史地类、西文汉学图书、教育、旅行、文学小说、中国历史、儿童读物、宗教哲学、医学等众多门类，同时还设有土山湾工艺馆陈列室、艺术室等。吴铁城（时任上海市市长）、惠主教、法总领事、法工部局总董、巴西领事、才尔孟校董、胡文耀校长等众多中外名流均出席新教学大楼落成仪式并参观了法文图书展。
1938年，上海著名的中医兼藏书家丁福保捐赠给震旦大学图书馆2万册图书，图书馆特设“丁氏文库”，以供师生们查阅，以此纪念丁氏对图书馆的热心赞助。
在抗战期间，原上海通志馆收集的大量上海史地文献，在图书馆法籍主任夏之时（R.P.Richard）和副主任景培元的慷慨同意下，曾经藏身于震旦大学图书馆，以躲避战火。抗战胜利后，这批珍贵文献被取出，现在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保存。1952年秋，震旦大学图书馆随着高校院系调整而改建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图书馆。
1948年11月30日在上海创刊，季刊，由震旦大学院长室编辑、发行，1949年2月28日停刊，属于校友刊物。该刊主要撰稿人有梁绮山、胡文耀、王仁生、刘永纯、毛逢彦、张伯达、王琪等人。设有校友动态、校务报告、校友消息、校友调查等栏目。
该刊是震旦大学设立的重要校刊之一，为加强校友之间联系而设，最终目的在于养成校友间的互助精神，校友、母校、同学打成一片，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主要以传达师生消息，详载校内状况，报告学生近况、事业发展及办事经验等为内容。刊有校闻简录、体育新闻、校友动态、毕业生介绍等，并附有照片资料。
震旦大学所办的报刊，有《震旦杂志》《震旦法律经济杂志》《震旦医刊》《工科杂志》《经济月刊》等，震旦大学办刊颇多，多为各专业类的杂志，只有震旦校友专为学生所设，意义独特。对学校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为人们了解震旦大学的历史留下了翔实的资料。
所存震旦大学档案计1303卷，主要内容有：震旦大学创办经过的文件，震旦大学简章、概况，历届学生名册、学生统计资料及各届学生毕业典礼记录，关于马相伯清光绪三十一年辞职的记事，马相伯房地产诉讼案的文件，关于五四运动期间震旦大学的罢课事件、罢课自治规则、救国十人团章程，震旦博物院奠基典礼签名册、建筑图纸，震旦博物院院刊及概况等。
学生入学人数增加很快，刚开始时仅有学生20人，到1904年初翻了4倍。早期震旦的学生主要来自徐汇公学和天主教教友家庭及震旦预科，后来主要来自上海市的富裕家庭。
审阅1912～1928年间震旦学位获得者名单，其中至少有6人不是中国人。到30年代初，到震旦求学的外籍学生人数越来越多，白俄流亡者组成最大的独立群体，然而外籍学生在全部学生中所占的百分比还是不高。一年后学生数2427人，包括在吕班路校园的各学院学生614人，预科生969人，在蒲石路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就读的学生231人，预科生521人，在圣玛利亚医院内的护士学校学生40人，以及在圣心医院的护士生52人，其中共有113名外籍学生，来自22个国家，俄国学生有47人。
信教者在学生群体中占少数是该校的一个显著特征，绝大多数学生并不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1943年，全校学生中有200名天主教徒、41名俄国东正教徒、17名犹太教徒、15名新教徒和6名伊斯兰教徒。
在1934年护士学校建立和1937年女子学院开办之前，震旦大学一直保持着全男性学生的特色。自1938年9月起，大学开始接纳女性学生进入吕班路校园的学院学习，到1949年，共有69名女生注册入学，其中39人学习医学，28人学习法律，2人攻读理科。
医学院起初只有两位教授和两名学生，但迅速发展成为震旦大学最重要和最受瞩目的学科。医学院的目标是借助法国优秀的医学传统培养中国临床医生，但其标准极高。截至1934年，该学院总共只毕业了89名医生。尽管从1932年起入学人数有所增加，平均每年招收55名学生，但由于严格的淘汰制度，每年仅有25至30名医生能顺利毕业。虽然毕业生总数不多，但许多震旦医科学生赴法国、比利时、美国、加拿大等地深造、研究或工作。到1947年，医学院的学生人数达到了290人。此时，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在中国的40多所医院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全国天主教会医院中的75%-85%的医师均为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另有100多名毕业生在上海开设诊所，从事内外科诊疗。
自1932年起，震旦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人数逐年稳定增长，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学生总数超过了350人。1940年，法学院院长安德烈·邦尼康教士指出，只有40%的学生能够毕业，但这正是在中国获得受人尊敬的毕业文凭所必需付出的代价。法学院的毕业生在中国政府部门中取得了显著的地位，特别是在外交部、司法部以及银行金融和商业领域表现出色。大部分校友在上海及其周边省份工作，而在广东省、云南省以及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泰国）等海外华侨社区中也有不少校友从业。
以下上海天主教耶稣会重要人物先后担任过掌握震旦实权的“院长”或“常务校董”：
马相伯（首任校长，1903-1905）
韩绍康（H．A11ain，1908-1912）
孔道明（De Lapprent，1912-1914）
南道煌（G．Fournier，1914-1915）
姚缵唐（Henry，1915-1923）
帅理蔼（Seillier，1923-1927）
桑黻翰（Lefebvre，1927-1931）
才尔孟（Germain，1931-1946）
茅若虚（Dumas，1946-1952）
震旦大学的历史及其重要性揭示了一个独特的融合现象，即尽管法语在中国的使用并不广泛，法国的影响相对有限，该校却成功地将法国的高等教育模式与中国本土环境相结合，塑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教育体系。虽然学生数量不多，毕业生更是稀缺，但震旦大学始终坚持学术卓越，并在法学、医学、理学和工程学的教学中强调实践的应用，这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文学院作为中法两国人文科学交流的纽带，进一步提升了震旦大学的声望。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面对包括震旦大学和圣玛利亚医院在内的机构被日本占领的困境，震旦大学仍然坚守其教育使命，持续发挥其在教育领域的功能。这一历史揭示，震旦大学不仅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一种独特象征。它的存在和经历体现了教育的坚韧与适应性，以及在困难时期坚持知识传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严峻的政治经济环境，然而震旦大学依然展现出顽强的毅力。尽管国统区经济崩溃对学校造成了严重的财务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校并未受到学生运动的波及，这一现象在中国的大学中极为罕见。 虽然我们缺乏详尽准确的数据来揭示震旦学生的经济状况和阶级背景，但从该校作为一所依赖学费收入运营的私立大学，并要求学生掌握法语知识来看，可以推测震旦招收的学子大多来自上海市富裕的华人家庭。许多震旦毕业生后来选择留在上海发展自己的事业。震旦大学以其独特的法语教学、非基督教学生为主的群体，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接纳了以俄国逃亡者为主的外籍学生群体而备受瞩目。这些特性体现了1949年以前上海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并对全球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世界主义的象征角色，可能是震旦大学最为显著且有价值的成就之一。它不仅塑造了学校的独特形象，也对推动国际理解和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