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7:28
《风车》，由当代先锋小说家墨白创作的中篇小说。
原载《当代作家》1993年第2期、《花城》2002年第1期。
收入蓝天出版社2003年7月版《2002年中国文学最佳排行榜》。
小说描写了一个有着南方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公社书记突发奇想，要在他现在生活的北方土地上建出一个江南的鱼米之乡。既然要建设江南风格的鱼米之乡，那么，池塘和风车就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在书记的命令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教导下，一场荒唐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展开了。小说是对那个年代中国状况的一个隐喻，展现了在这个年代荒唐政治带来的苦果。但是，小说也展示了，相比较文革年代在人们内藏的私欲驱动下进行的革命行动来说，大跃进年代中的“革命”行为更为真诚，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愚昧的真诚和快乐。小说虽然也描写了许多残酷的场面，可是这些场面更像是一种玩笑。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生活在这个年代中的人的愚昧的真诚，比如，小说中的木匠，为了荒唐的理想日夜不息的劳作，导致劳累过度，双腿残疾，但是他仍然要为社会主义做贡献：
木匠说：“我不能躺下去。”他的神色很凄伤，“我现在不能走动了，我不能再站起来去做风车了。”
“你不要伤心，不是还有我们么？”
木匠说：“我成了废人了，我再也不能干活了……”木匠说着伤心地哭泣起来，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最后他说：“队长，可我不能闲着，我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我现在正在给集体抱小鸡。”
“抱小鸡？”木匠的话使队长感到惊奇，“咋抱小鸡？”
木匠伸手从被子里取出一个鸡蛋在队长的眼前晃了晃说：“就这样，用我的体温来抱。”队长走过去掀开木匠的被子，在灯光里，队长看到在木匠的大腿根下摆着十几个白色的鸡蛋。
小说中的这一段堪称点睛之笔，如此荒唐的事情却又用如此郑重其事的笔墨展现出来。因公致残的木匠没有对公家抱怨，反而是为自己不能再为集体做贡献而感到痛苦，这个年代人的精神的愚昧跃然纸上。当然，墨白也写出了，这种愚昧是一种全民性的愚昧，因为不仅仅木匠具有这样愚昧的真诚，即便是小说中的上层人物理论家，我们也可以看到，此人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人因为对大家思想觉悟不高而深感痛心，居然真诚地想要培育共产主义的种子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疯癫与迷茫
江媛
思想深度
《风车》开篇以一个刻板的、盲目自信的男人形象出现在人民公社里。他的出现对人的心理和精神构成无形的压迫——寻衅的目光（革除人性的刀锋）、塞满僵化理论的头脑、抽空人性的衡量尺度。他运用头脑中的共产主义理论给人民公社的男女量体裁衣，以盲目乐观的热情从肉体到灵魂清洗社员的头脑、规范社员的言行、监督社员的梦境。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狂热被领袖的巨大号召力全数释放出来，党委书记对理论家说：“是的，这将是一个奇迹，我们要在全县放一颗刺目的卫星。”盲目而冒进的群众力量脱离了生产资料匮乏及科技水平及劳动者素质低下的现实，呈现出失控的乱投乱建。
理论家精心用理论喂养的豆芽们耳濡目染了理论家无数个日夜的革命理论教育后，偏离了理论家预想的成长轨道，毁于理论家与女人的一次性行为。理论与实际生活的脱节挫败了理论家的理想。理论家妄图把豆芽教导成革命豆芽的努力失败了，人民公社试图把缺少文化知识的社员培养成建设人民公社栋梁的措施也失败了。此时，性摧毁了愚昧无知，将理论家从理论机器还原到性欲，转而质疑了理论的可行性。
《风车》中基层干部将理论同薄弱的物质基础及缺乏知识技能的人员结合，上演了一场将南方风车矗立到北方农村的闹剧。理论家说“风车？你说在豫东的土地上将出现一部风车？”理论家立刻兴奋起来，显示出知识分子的热情来：“自古以来，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部风车！风车只有南方才有。”不切实际的生产活动源于放卫星的狂热，胎房来自激进式改造和全民的盲目激情，此时指导农业生产的科技专家被搁置一边，只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蛮干热情，支撑着遍及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民性的知识素养被忽略——能力与理论的不匹配，群众狂热力量的驱动，推动大跃进运动偏离正常轨道，滑向倒退或失败。
《风车》从人性的角度深入挖掘，获得了质疑和批判的思想深度——个人情感被压制、个人生命权被剥夺、同情心丧失、以政治身份替代是非公正、政治立场高于个人的生命和情感。极端政治导致了上述恶果，并将民主从政治体制内铲除。回顾西方社会某些制度所达到的合理性，都是通过充分考虑人性、理解人性而实现。小说《风车》反映出50年代的中国，公有制未能建立在有效控制私欲的社会制度之下。这一时期的大小运动排斥法律，强行压制或排斥人性，脱离实际地推行死板教条的理论，不仅毁灭了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还造成了个人与社会的激烈对抗。人的社会制度把人的七情六欲驱赶到制度之外，性的大火转而焚烧了制度依存的物质基础，即便后来制度之下滋生出花样繁多的潜规则，从一定程度上调剂了制度与人性之间的矛盾，却高度纵容了特权阶层的泛私欲主义，成为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机会不等、腐败加剧、社会显失公正和谐的加速器。
批判性
深刻的批判性贯穿小说《风车》的始终。它不仅是对大跃进运动冒进的批判，更是对推进大跃进席卷全国的国民性的批判。假如大跃进得不到广泛的群众基础。《风车》这样描述了大跃进时期农村经济被被破坏的景象：铺子里的门板一块一块地都被摘下来，灰色的屋肚里模糊不清，仿佛一个呼吸困难的人再也不愿意闭上他的嘴。铺子奄奄一息的样子使右派分子感到闷气，他由此想到了垂危的病人。可是人们再也不需要这些用来出售油米酱醋柴的铺子了。《风车》中对农村的机械化过程，实际上是想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然而旧世界打碎了，新世界却因技术落后、生产资料匮乏和以文盲居多的劳动者的现实，无力建立起来。
酱菜厂的老穆以死反抗人们没收自己的财产时，理论家直起腰来说：“同志们，大家听到没有？他自绝于我们，他的脑袋已经被资产阶级地主剥削阶级的思想禁了，他看到我们新的居住区会恨之入骨的。好吧，我们来满足他的要求。”说完他朝四周看了一下，在一个角落里他看到一口黑漆棺材，他说：“来，我们把他抬到那里去！”冷酷的人性从理论家的肉体内部升腾而起，不禁使人联想到弗兰兹·卡夫卡笔下的那台杀人机器。理论家命令人们合上了老穆的棺盖，转而批评人们对集体的牛缺乏同情心，理论家看着他们渐渐走远，才走到老牛的身边用手抚摩着汗水淋淋的老牛，眼睛里不由得充满泪水。他说：“他们竟这样对待你。”讥讽的笑声凛冽而来，人命不如牛命，理论家对个体生命的无视演化到丧失人性的地步。这种本末倒置的对理论的应用，通过血的教训，能否洗亮整个民族的眼睛，除去整个民族的耻辱？
《风车》中被打成右派的医生，治愈了人民公社社员的冻疮。人性的疾，从隐喻的冻疮里出现。科学在愚昧的当权者面前第一次点亮了油灯。然而，对提供科学技术的医生，当权者不仅毫不尊重，还对其进行人格和肉体的双重侮辱。真才实干者一方面被剥夺了专业领域的工作岗位而去从事重体力劳动，另一方面又在权势欺压之下被剥夺了一切个人生存权力。中国社会脱离实际的用人机制由此成型，它只考察个人政治身份的纯粹性和对政治目标的虚构能力，而一味地忽视科学技术和个人的德行才干。这个政治目标高于一切的社会，失去了公正和真理，人性也由对个体生命的不尊重而迅速丧失。
唯成分论
右派分子想了想走过去解开裤子掏出东西对着车轴就尿，边尿边说：“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先加点水了。
理论家突然喝住了他：“停住！咋能用你的尿来浇集体的车？”
右派分子感到茫然，他的尿水哗哗地注在了地上。他看到理论家解开裤子把东西掏出来把尿注到车轴里，尿了一半，止住，转到另一侧又尿。太平车再走动时，车轴的磨擦声就不那么难听了。
顽固的唯成分论思想，促使理论家由对右派分子正确行为的否定性批判，发展到剥夺他在“供给制”时期吃饭的基本生存条件。右派分子从一名医生的职业道德出发，帮助砍伤腿的酱菜厂老穆，理论家和队长热烈地握了一下手说：“他是右派，我们没有给他这种同情帮助别人的权力！”唯成分论未给右派任何改造机会，反而导致了个人权力的自我膨胀。
右派分子帮着地主婆把四肢上的绳子解开，然后说“你不要这样来吓我，你以为你不呼吸就能吓住我了？你要知道我是医生，活者和死者对我来说都一样，我最看重的是人的本身。”政治资格可以把牛抬高到人民公社社员的地位，政治资格也可以视地主婆的生命于不顾，害人的天性。即使这样，人性仍从右派分子的内心顽强地复活了——他说出了国家机器存在的合法性——亦即遵守法律所体现出的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队长说：“比疯还可怕！他不愿意离开这里，不愿到新的居住区去，他不愿意把这些东西归集体所有。他说他准备死在这里，他用死来吓唬我们！”以成分为标尺，队长将掠夺财物合法化，并将其发展成以消灭个人财产权为目标的全民运动。然而，任何掠夺只能是掠夺，任何将非法行为合法化的社会体制，只能纵容更多的非法侵害行为。被剥削者可以变成剥削者，剥削者也可以变为被剥削者，强制掠夺，只能显示出暴力攫取下的法律缺失。
“你罪有应得！”理论家说：“你是一个糊涂的人！你是一个没有阶级立场的人！你同情右派分子，你不关心我们国家的命运，你不关心我们民族的命运，我将要你到课堂里去听我讲述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我将用这些理论把你糊涂的头脑洗清楚，我将要把蒙在你眼睛上的尘埃擦去，使你脱胎换骨，使你成为一个新人！”理论家利用舆论宣传工具，将屈打成招的右派定性为阶级敌人，并把这一组织结论灌输给全体社员，完全剥夺了右派的自由。由此，理论家等基层干部领导的对农村经济的改造也深化为对人性的改造。理论家接着说“这才是个开始！用这些吐沫擦擦你的脸吧！看看你的脸有多么的肮脏！你这个长在贫下中农身上的病瘤，我告诉你，我将用你使过的手术刀把你割除掉！”这里用了“割除”这个词，显示出深刻的阶级仇恨抹杀了理论家的良知，使他沦为一个暴徒。
在大跃进运动中，唯成分论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迅速深入群众人心。小说《风车》揭示了中国人服从领袖意志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所引起的混乱——搁置法律、激增的无效率高强度劳动以及个人丧失自由的生活。
无知与愚昧
党委书记站起来走近理论家：“到底是我们的理论家。”说完，他有力的大手落在了理论家的肩膀上。这使理论家感到了党的温暖。理论家说：“我可以动身了吗？”党的温暖具体到一个人的身上，党委书记代表了党，局部代替了集体，无知的荒谬由此产生。反知识的时代，无知成为炫耀的资本，也是酿下人祸的核心因素。无知的破坏性在大跃进及文革时期表现得异常充分。
理论家想，能不能培养一种能种植的理论种子？把那些共产主义的理论种子种植在这些闲放的土地里，就会扎根发牙开花，然后结出像小麦或者豆子一样的果实，让那些缺乏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吃下去，共产主义思想就会像维生素蛋白质和糖一样被人体吸收，就会在那些人的心里扎下根来！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唯心论的理论家进行创造性应用。理论家借助主观力量改造客观世界的梦想，由于失去现实基础的支撑，发展成个人的狂想。感性完全脱离理性判断，折断了现实之桥，搭建这座桥梁的人全数跌落河流。
理论家说：“怎么是生豆芽？在生长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对这些种子进行各种理论教育，还得一遍遍地讲述无产阶级的理论，让共产主义思想深化到种子的肌体里去，融化到种子的骨子里去！”理论家由对理论的忠诚，转变成对理论的迷信。
木匠说：我现在正在给集体孵小鸡。
“孵小鸡？”木匠的话使队长感到惊奇：“怎么孵小鸡？”
木匠伸手从被子里取出一个鸡蛋在队长的眼前晃了晃说：“就这样，用我的体温来孵。”
木匠的无知只能导致鸡蛋的浪费，然而他的这种无知却得到了队长的鼓励“瘫子的精神使队长大受感动，他就像父亲抚摩儿子一样伸手抚摩了一下木匠的脸颊，木匠因此得到了鼓励。”至此，理论家的无知与劳动者和队长的无知相互作用交融，直接引起了失败，造成生产资料和人工的浪费。
无知助长了愚昧的暴力，致使处于极端阶级立场上的人们，对生命的随意处置，致使社会生活陷入混乱，农村经济陷入瘫痪。
人性的丧失
小说《风车》中右派想起因劳累而睡在土地上而悲伤，理论家批评他“你这个人看来已经不可救药！想起母亲应该高兴才是。我们的祖国像一匹千里马正在飞跃的前进，而你却在这里悲伤！你个不孝的子孙！你抬起头来看看我们集体的老牛吧，它尽管十分劳累，却没有一声怨言。可它吃的是什么呢？那些可恶的对无产阶级缺乏感情的小农经济者却让它吃干草，让它喝清水，这太不公平了！我们应该让老牛吃蒸馍加肥肉，这样它才会更有劲。”儿子对母亲的情感遭到理论家政治化的批判，理论家认为人应当像牛那样任劳任怨的劳动，而不应当有情感。丧失人性的理论家蛮横地压制右派的人性，并将人动物化——盲目乐观、无情感无思想、以损害生命为代价参与高强度劳动、无条件服从命令。
阶级斗争时期，中国百姓举国上下恪守唯身份论，人们不分是非曲直，随意戕害生命，个人生存权力随时被剥夺，最终导致了人性的丧失。在理论家的号召下，社员们纷纷把一些发黄的骨头放进那口棺材里去。在这之前，那具埋了四十多年还没有化去的老地主的尸体已被移到那个地主婆的身边，开始在阳光下腐烂，发出阵阵臭气。社员们纷纷离开这里，理论家想，让这地主婆躺在尸体的身边，饱尝他祖先为她留下来的气味吧！
右派分子建议队长派人把烂到地里的红薯收起来，却遭遇了队长和社员们的箩面战。右派分子在这个圈子里被人们用拳头推来推去，他感到浑身到处遭受着拳头的袭击，他感到天旋地转，太阳在他的头顶上一会儿荡到南边一会儿又荡到北边，他多么想倒到土地上去呀，可是有一种仇恨他的力量把他推过来推过去，不让他停下来，也不让他倒下去。右派的个人权力被彻底剥夺，他的意见无论对错，皆因他的身份被全盘否定。而基层领导的决策，无论对错，都被全部肯定，并禁止提出反对意见。权力的专制特性显露出深刻的封建暴君思想，大跃进运动也因得不到正确意见的扭转，而一败涂地。对正确声音的消灭加上普遍群众的支持响应，致使暴力成为惯常。人性的丧失由此深刻显现。
《风车》中这样刻画了阶级仇恨，理论家放下手中的肉碗说：“你是右派，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右派分子再不言语，他愣愣地坐了一会儿又躺到棺材里去。理论家说：“这才对，棺材里才是你们的归宿！”阶级仇恨使理论家失去了同情心，也使他失去了可观的判断力。本来被错划成右派的人，被理论家的阶级仇恨之火立即宣判棺材为其归宿。
愚昧与无知，增强了群众的可塑性。它毁弃精神生活，丧失人性，这个群体一旦被权力和经济所操控，不是堕落为政治动物就是堕落为经济动物。
隐喻之巢
隐喻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生活的高度浓缩。对人性的改造，构成了《风车》中的隐喻核心。理论家对人性进行改造的野心，有时黯淡于右派一泡润滑车轮的尿，有时又会遭到现实生活的尖锐对抗。为了对人们实现共产主义的改造目标，理论家要培养出共产主义理论的种子，喂饱人们饥饿的肚子。理论家要求人们饥饿的肚子选择共产主义的种子，吸收共产主义的理论营养，让共产主义在心里扎下根来。想象的翅膀越飞越远，理论家在饥饿与粮食的启发下，开始了生产理论种子的实践工作。
谬误进行到这里，并未停下脚步。人民公社的公有制变成了被欲望处置的另一种私有制，这玩笑虽然来得猝不及防，道理却简单：无人能保证掌管公有财富的个人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无人能监督他们不把公有财富据为私有。财富的平等拥有权由于政治资格的占据而丧失尽。理论家不仅感觉自己的尿比右派的尿纯洁，而且还认为有必要将埋进坟墓的白骨进行政治身份的正确划分。理论拯救一切的愚昧如此强烈，竟无人提出异议，这是迷信的另一个变体。中国人不迷信这个，便要迷信那个，不盲从这个，便要盲从那个，根性仿佛从来就未存在过，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摇摆？人性的摇摆，人格的摇摆，善良与邪恶的摇摆，都源于基础不牢固。一座庞大的东方建筑，被中国人迅速盖起来，材料不够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技术不熟练，亦可以照葫芦画瓢，然而建筑的核心充满了虚空，精神力量从来不曾支撑过我们的智慧大厦，如此便酿造了一个个缺乏自我决定能力的大脑，东风一吹向东歪，西风一吹向西斜，一个从来站不稳脚跟的民族，亦从来未曾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幸福。浅薄导致的吵闹和论战，只是一种争斗的形式，它们从来不曾凝聚过智慧，然而中国人热爱吵闹和论战，擅用夸张和排除异己，这种站不稳脚跟的言论与行为，只能使机会主义和投机钻营者满载而归。
背离科学的高强度劳动及很差的生活条件引起了社员难于治愈的顽疾——冻疮。《风车》这样刻画了疾病将神话性的理论重重摔落在现实困境面前的残酷场面。在这个黑夜里，右派分子的思维始终没有从那些骨骼里走出来，刚才当他转身看到队长时见到的就是一架骨骼，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架骨头怎么站起来了？接着那架骨头就把他领到这臭哄哄的棚屋里来了。在棚屋里他同样看到了许多活动着的骨头架子。后来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冻疮，都是冻疮，你有什么办法治这些冻疮？”文盲队长面对理论实践带来的疾病，束手无错，现实困境扼住了他，使队长变成右派眼中的一架能够站起来的骨架——一个徒有躯壳却没有知识能力的当权派，在黔驴技穷之时，第一次向知识求教，然而这种求教却是侮辱性的：他一把捉住了右派分子的耳朵，他像拉一头驴扯着右派分子的耳朵把他拉到棚屋外边。队长在前面走，右派分子弯着腰双手护着耳朵嘘嘘地叫着小碎步跟在后面……队长有求于知识，却以侮辱知识分子的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右派分子在地铺上坐下来，开始在记忆里搜寻有关治疗冻疮的方子。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几乎是机械地背出了两个治疗的单方：“冻疮？没有破头的用茄子根加红辣椒烧水洗。破了头的冻疮用白狗屎……”封建迷信思想对理论的神话，遇到了事实的检验，科学首次战胜了谬误，连屁都珍贵的无产阶级，要用肮脏不堪的白狗屎治疗身体的顽疾。《风车》用疾病的隐喻，揭示了权力不重视知识的灾难性后果。
以谬推谬的写作手法
《风车》的写作采用了不下判断，不下定义，以谬推谬，通过递进式推进，直抵毁灭现场的方式。全文着重刻画了理论家和当权派把不切实际的理论以僵硬的方式在农村改造中强制实施的过程中，对人性的摧残和生命的迫害。这种反讽到可笑程度的冷幽默写作手法，让缺乏人情味的阶级斗争年代，散发出灵魂的悲哀。理论家狂热的共产主义理论，通过对大多数处于文盲半文盲知识水平的农民的灌输，形成了理解和接受的偏差，导致行为与目标偏离或背道而驰。理论脱离生产条件的实际，被理论家及基层干部强制推行应用，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损失，革除了任何反对意见，培育出舆论霸权。不同观念的交锋被禁止，公众舆论被粗暴捏造的宣传所占据。面对无处可逃的生活困境，人性深处的本能开始发挥作用，每一个遭遇理论和实践挫折的人，最终都逃向了性。
对生命和财产的随意处置，是《风车》中的核心思想。酱菜厂厂主老穆不愿把酱菜厂送给人民公社，被理论家送进了棺材，一头人民公社的牛因为劳动，反而赢得了理论家的深切同情。《风车》中以拯救病人生命为己任的医生不仅遭到理论家的严厉指责，还被理论家和当权派一同剥夺了治病救人的资格，并将其打成右派，沦为和地主土豪一样被迫害的人物。政治身份使牛比人的生命重要，这种随意处置百姓生命，任性指鹿为马，仿佛是政治身份在中国社会造成的普遍悲剧。
《风车》中的一群社员慌慌忙忙地投身于理论家和生产队长的指挥，大干苦干。人民公社的建设者们强行没收私人财物，用理论的僵硬外壳强行规范个人情感，剪除人性中一切温情的情感。而现实岿然不动，它以平静的目光看着人们，表现出我行我素的运行轨迹，现实像一个被理论不断调戏的女人，转眼显露出无知的废墟。一个深度笑容，从一汪泪水映照的现实之湖上，荡漾出圈圈涟漪。一群蚂蚁妄图在一夜之间搬移一具死亡大象的躯体？现实教育了理论。
惯性思维
理论通过农村基层干部的强制推行，完成了清洗头脑的任务。保持适度清醒的右派遭受理论家和党委书记及队长的多次批判否定之后，也步入可怕的惯性思维。他要把坟墓里拣出的骨头一筐筐拖回去，他想：这些都是公社的财产。惯性思维纵容了权力的不合理，摧毁了一切正确的意识和行为方式。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腐蚀了人们的思想，进而禁锢人们无法走出新的道路，结出深刻的思想果实。
官僚体制的典型标志就是惯性思维，惯性思维决定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惯性思维巩固着中国上千年的封建传统，也促成了中国人的行为惯性——怠惰、恐惧改良、以满足现状的生活标准衡量一切、顽固消灭异端。由于惯性思维的作用，理论家出现了这样可笑的心理活动，棚屋里散发出来的热烘烘的臭屁气使他感到温暖。这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气息！惯性思维致使理论家非颠倒，黑白不分。右派分子固执地说：“可红薯要是烂在地里，也太心疼人了。”“到底是右派，你没看见我们的住地到处都堆放着粮食吗？”惯性思维产生的盲目乐观的情绪，引起理论家做出错误的决策。队长的鼻孔因理论家的眼光而剧烈地扇动着，他丢掉铁锨走过去一把抓起正在弯腰拾红薯的右派分子说：“你想明白吗？这回我就叫你明白！”他一伸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又用力一推，右派分子就踉踉跄跄地往后退，还没站稳，又被他身后的人推过来。队长权力的自我膨胀，源于人民公社的一切（他管理人民公社，因此他的一切也是正确的）都是正确的惯性思维，以局部代替集体是造成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做出错误指挥，并一错再错的根源。木匠在高强度的劳动中瘫痪了，最后他说：“队长，可我不能闲着，我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我现在正在给集体孵小鸡。”惯性思维表现出为人民公社服务的忠诚，并彻底将人变成孵小鸡的动物，鼓励木匠继续付出无效劳动。瘫子的精神使队长大受感动，他就像父亲抚摩儿子一样伸手抚摩了一下木匠的脸颊，木匠因此得到了鼓励。队长要求社员对人民公社绝对忠诚的惯性思维，让他做出了激励行为。木匠的无效劳动得到队长的鼓励，激发了更多的无效劳动。为此，右派分子努力将死人的骨头正确划分出阶级成分，他没有发现队长的到来，他正在凝神专注地组合一架骨骼，他的胸前摆放着十几根股骨，他一根一根地试……大量的无效劳动既带不来粮食收成，也无法改善农村经济，反而使农村经济发生衰退。理论家一遍又一遍地在铁锅的周围向黄豆们朗读纸条上的理论。对所有群众进行理论教育的惯性思维，作用到豆芽身上，理论家再次将人和物等同起来。
《风车》表现了大跃进时期惯性思维所引起的人为的灾难，如今惯性思维带来的行为惯性依然作用于中国大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并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千人一面的生活模式、千城一面的城市规划。这种思维和行为惯性既无法创造新的事物，也无法改变旧的事物。社会普遍的官僚作风由此而来，大众普遍的精神依附性由此生根。僵化的工作方式、层层审批的文主义和拖沓的工作效率成为官僚机构的特点，也是官僚机构行使权利的重要标志。惯性思维和行为惯性乃至生活惯性是创新的天敌，它们直接导致社会生活陷入一潭死水，引起思维僵化，行为呆板，精神麻木。如今，这些思维和行为惯性不仅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还迅速深入到文化、教育、科研领域，造成精神阳，行为荒诞，认知愚昧和文化的商业性。
惯性思维和行为惯性是文学的强敌，它消灭灵动，坚持僵化，成为精神鸦片，阻碍着一个民族的人格健全和独立思考。文学是创新和变化的恒久情人，是探险之路上的第一个出发者。小说是感性的，文本结构是理性的。小说直接从人类的内心滋生，又回到思维的理性结构中，获得新的表现形式。因而，文学始终保持着与现实的对抗姿态，并通过对限制精神发展的任何惯性思维所具有的绝对颠覆性，呈现出战斗性的先锋姿态。
世间万物都从幻有走向幻无，写作再现了这一过程，留存了幻有经过的介质——人类、情感、政治、权力、道德、伦理、社会及其他。写作即是挑战虚无。从虚无生出幻有，打破自我和他人的惯性思维，获得全新感性及颠覆性视角，挑战生存态下的非人性境遇。其根本意义是——在继承和摧毁的同时即已创造。
墨白，本名孙郁，先锋小说家，剧作家。1956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于淮阳区新站镇。务农多年，并从事过装卸、搬动、长途运输、烧石灰、打石头，油漆等各种工作。1978年考入周口幼儿师范学校艺术专业学习绘画；1980年毕业后在乡村小学任教十一年。1992年调入周口地区文联《水》杂志社任文学编辑，1998年调入河南省文学院专业创作、任副院长。
1984年开始在《收获》《钟山》《花城》《大家》《人民文学》《山花》《十月》《上海文学》等刊开始发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失踪》、《灰色时光》、《街道》、《夏日往事》、《秋日辉煌》、《某种自杀的方法》、《最后一节车厢》、《阳光下的海摊》、《一个做梦的人》等一百多篇；中篇小说《黑房间》《告密者》《讨债者》《风车》《白色病室》《光荣院》等四十余部；出版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映在镜子里的时光》《裸奔的年代》等六部；随笔《〈洛丽塔〉的灵与肉》、《三个内容相关的梦境》、《博尔赫斯的宫殿》、访谈录《有一个叫颍河镇的地方》、《以梦境颠覆现实》等七十余篇；出版中短小说集《孤独者》《油菜花飘香的季节》《爱情的面孔》《重访锦城》《事实真相》《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墨白作品精选》《霍乱》等多种；创作电视剧、电影《船家现代情仇录》《特警110》《特案A组》《当家人》《家园》《天河之恋》等多部；总计七百多万字。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日语等、曾获第25届电视剧“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中篇奖、第2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