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1:12
马元放（1902—1953），江苏省武进区人，出生于1902年。1922年毕业于江苏政法学校，1926年赴日本、朝鲜等地考察。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市，任市政府秘书处编辑。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在国民政府江苏省党部任职，1936年，国民政府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成立，任秘书。1937年4月被调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组织委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视察员。苏南被日军侵占后，江苏省党政机关迁到淮安市，马元放被派到江苏主持党务，任特派员。1938年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民国28年，省党部改组，任主任委员。1939年在上海被日伪特务逮捕，1943年逃脱，返回重庆市，任中央海外部主任秘书。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国民政府的先遣官，派往南京市，负责接收伪政府。历任南京市副市长、国民政府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及南京市教育局局长。1946年11月，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53年逝世。生平著有《都市政策论》、《中国市政论》及《中国政治组织》等书。
马元放（1902—1953），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区一个清贫农家，父母早逝。马元放秉赋过人，由族亲送他到一方名儒王孔诚开办的牛塘兢进学校就读，初识文墨。马元放勤奋好学，深得王孔诚的钟爱，并收其为养子，悉心培育，负责一应需用。马元放在旧学新学深厚的基础上，192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江苏政法学校。先去小学任教，次年回母校工作，并在研究科进修。毕业后又到师范学校任教。1926年马元放先后赴日本、朝鲜考察。回国后将考察所得编写了《都市政策论》一书，并说出“无学识不经济”之言。由此转入市政府工作，辅助市长刘纪文首都规划市政建设。与南京市南京结下情缘。1931年他和他的同事向国民会议提议“提高小学教员待遇，以增进教育效率案”被通过并实施，被当今列入《中国教育百年大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元放深感忧虑和愤怒。常与平日交往较多的中央大学教授谢寿康、顾毓琇、徐悲鸿等友人谈论时政，对国民政府一味对日妥协让步的政策感到困惑。这些人士中几乎都能理解赞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战军兴。马元放襟怀淡泊，轻于名利，书生气十足，对野蛮的日本侵略者切齿痛恨。淞沪会战爆发后，马元放在公开场合宣传抗日救国，带头为前线将士捐款。在他赤诚的心中，祖国高于一切。
抗日战火正熊熊燃烧，日寇飞机频频空袭南京市。此时，马元放被派往安徽省视察民众组织训练，月余内与随从一行奔波2000余里，不辞辛苦宣传抗日。返回南京后看到中山码头停满船舶，才知国民政府机关等部门正在西撤。他立即回到常州市，安排家眷先往湖北蕲春暂住，自己只身去汉口赴职。上级又派马元放返回江苏省坚持抗日工作。其时，苏南已沦陷，战火已逼近南京，马元放不顾亲友劝阻，未及与妻儿告别，义无返顾地逆险东行，直奔淮安市，投入抗日战争。
1937年底，攻陷南京的日寇制造了震撼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南京三十余万百姓惨遭杀害。石城内外，尸积如丘，血流成溪。其时，已从苏北潜赴上海租界内联系文教界人士为抗战募捐的马元放万分悲愤，夜不成眠，秉笔写下二十余首律诗直抒胸臆，痛斥日寇的兽行。其中的十首在租界内一向力主抗日的《大美晚报》上发表，受到爱国读者们的好评。1938年4月，马元放被任命为江苏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领导属地民众奋起抗日。8月又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9年末任省党部主任委员。马元放位高权重，本来完全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相对安全的苏北兴化省政府驻地，可是他看不起时任省主席兼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消极抗日、与新四军搞摩擦的做法，宁愿走向危机四伏的抗日第一线，奔走于上海市、苏州市、常州市、南京市和扬州等地，领导地下抗日工作。为抵制奴化教育，马元放克服重重困难，在上海租界内成立了江苏省教育厅驻沪办事处，对江南沦陷区陆续迁入上海租界的五十余所公、私立大中小学进行整顿复课，进行统一管理，使其走向正轨。汪伪政府在上海发起所谓的“和平运动”并摧毁国家教育，办事处人员针锋相对，多日奔走晓谕，稳定了局势。除上海租界外，日伪严酷统治下的南京也是马元放的主要活动地区。1939年6月，马元放从南京赴上海市，冒着危险在直塘乡的乡民集会上宣传抗日，讲到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讲到两个日寇在紫金山下举行凶残的杀人比赛等悲痛处，每每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群众深受感染，纷纷投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
1939年9月，马元放奉命再次回到南京市，配合军统潜伏在汪伪政府内部的特工人员黄逸光和邵明贤策划暗杀汪精卫的行动。马元放与李达三等人多次到清凉山扫叶楼、翠微亭及莫愁湖与黄逸光、邵明贤两人秘密接头，提供相关情报。不幸事情泄露，黄逸光和邵明贤被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杀害。而马元放因被叛徒出卖，亦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李士群、丁默邨等特务头子亲自审讯，软硬兼施。马元放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不久，被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1943年8月终获营救脱险，返回重庆市。
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元放出任南京市副市长。1946年7月市教育局恢复建制，马元放又兼任市教育局长。抗战胜利初，南京市有小学78所，学生约32000人；中学19所，学生不足5000人。马元放用有限的财政拨款并动员社会力量增校、增班，中、小学及其他各类学校都得到发展。1948年全市小学215所，学生10万余人；中学74所，学生约35000人。马元放注意布局合理，在师资配置上殚精竭虑，力求国家建设有望。但内战不断上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教师工薪常被拖欠，罢教事件屡有发生。马元放穷于应付，苦不堪言。1946年4月，马元放出任国民政府南京市市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6月，发生中统特务打伤从上海市来南京和平请愿的马叙伦等民主人士，这就是社会上强烈反应的“下关事件”。只因调查统计室和通讯组虽名义上属市党部，但组织人事和工作安排均直属中统。马元放虽兼任市党部主任委员，也无权调遣处置。为此马元放坚决辞去此职，7月即由他人接任。
1947年，马元放听说江宁横溪乡一小学已停课月余。因校舍年久失修已成险房，地方政府忙于征募壮丁而无人过问。他立即带着秘书，搭乘郊县客车，前往横溪。看到的实情却比乡民的反映更为严重学龄儿童多半随着大人下田干活，或在荒坡上拣拾柴草。孩童们个个面有饥色，破衣烂裤，几难遮体。马元放心情沉重的对秘书说：“我工作得很不称职，可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首都郊外尚且如此，外地就更不消说了。”马元放在一个最困难的农家，临走前拿出身上所有的钱，除了返城车费外全都留下了。
随着反内战、反饥饿的学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学生运动席卷全国的形势下，中国国民党军统和中统联合行动对付青年学生。1948年底，马元放黯然辞去一切职务。他在动乱的旋涡中心力交，办好教育的宏愿终成南柯一梦。1953年马元放去世。1989年重庆出版集团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的关怀下，隆重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丛书的第四编报告文字第一集中，选编有马元放出版于1944年的《归汉记》一书的主要章节。这就是对马元放爱国精神的客观肯定，也是对马元放最质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