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9:17
黄寺又名普净禅林，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外黄寺大街，建造于清顺治八年(1651)，占地面积一万二千平方米。因为有东黄寺和西黄寺，故称双黄寺。
东黄寺又名普净禅林，建于清顺治八年(1651)，是为活佛脑木汗所建，西黄寺建于顺治九年(1652)，达赖喇嘛五世在当年12月来京时住此。顺治帝十年(1653)，达赖刺嘛辞归。乾隆四十
五年(1780)，克珠杰·格勒巴桑布六世来京，爱新觉罗·弘历指定把阿旺罗桑嘉措曾经住过的西黄寺作为他的安禅之所。
西黄寺寺门南向，进门有殿3间，院内有钟、鼓楼各一座。第二进有正殿5间，殿前有东西碑亭2座。雍正元年(1723)，蒙古王公铸佛像佛塔送寺供奉。乾隆三十六年(1771)重修。四十七年(1782)在西黄寺殿后中轴线上，建清净化城，内有白塔一座，塔身刻班禅始末记，西黄寺又称达赖庙，清净化城为班禅塔。班禅塔周围环绕石栏，前、后各有白石牌坊一座。塔制上下八角形，饰以金顶。塔的4角配以小塔4座，每座塔上通刻佛像。
123路(金五星百货城-东直门)黄寺站
出德胜门沿德外大街往北走，马路右侧有一条由西向东延伸的宽阔街道，在这条街道的北侧，至今保存着一座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寺院，这就是为北京人所熟知的黄寺（1979年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中国高级藏语佛学院所在地），而这条街道因建有这座寺院也被称之为“黄寺大街”。这座黄寺修建于1723年（雍正元年），当时称之为西黄寺。因为在西黄寺之东，早在清顺治就建有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称之为东黄寺，因此清人常常把这两座寺院叫做“双黄寺”。
据清代《日下旧闻考》记载，东黄寺是顺治八年（1651年）在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北普静禅林的旧址“奉敕”兴建的。四十多年后，康熙帝曾巡视到这里，见寺院年久失修，“栋宇倾颓”，遂发内帑，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加以重修。据说康熙帝为这座寺庙的正殿题写了“大乘宝殿”的匾额，还为殿内题写了一副对联：“梵香馥郁吉云凝，象教西传净业；宝相庄严华月印，雁堂北护黄圆。”正殿之前有东、西两座碑亭，东面的碑文是顺治八年一位大学士写的；西面的碑文是康熙帝亲撰的《圣祖皇帝重修东黄寺碑记》，碑的背面还刻有康熙帝的“御制诗”。东黄寺解放后仍然保留，据说在“十年浩劫”中才被拆毁，所以昔日的“双黄寺”现在只有西黄寺保存下来。
提起东黄寺的修建，人们自然会联想起西藏自治区黄教领袖阿旺罗桑嘉措阿旺·罗桑嘉措来京朝觐的一段史话，因为东黄寺这座藏传佛教寺院，就是顺治帝专门为接待达赖五世来京朝觐时所准备的“驻锡之所”。清代统治者与西藏喇嘛教的联系并非始自顺治。早在清朝入关以前，皇太极于1639年（清崇德四年）便派出专使前往西藏“延致高僧”来清朝传播佛教，差不多与清朝派使前往西藏的同时，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呼与当时西藏黄教领袖达赖五世、罗桑·却吉坚赞共同商定派出以伊拉古克三为首的代表团前往盛京（今沈阳），与清朝联系。伊拉古克三代表团于1642年（崇德七年）到达沈阳市，受到清朝的隆重接待，皇太极“亲率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在盛京期间，代表团受到优厚的待遇，皇太极“赐宴于崇政殿，乃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皇太极为进一步拉拢在青藏地区具有雄厚实力的图鲁拜呼，并想借助阿旺罗桑嘉措与班禅四世在蒙藏地区的宗教影响在伊拉古克三代表团返回西藏自治区时，派出了察干格隆等随同赴藏，以加强清代与西藏地方的联系。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这时西藏黄教集团在图鲁拜呼的支持下，击败了反对黄教的各派势力而取得优势。清政府为进一步利用黄教集团在蒙藏地区的影响，自1644年（顺治帝元年）至1651年（顺治八年）间，几乎每年都派遣使者前往西藏，召达赖喇嘛来京朝见。东黄寺正是在1651年（顺治八年）达赖五世来京前兴建的。
达赖五世于1652年（顺治九年）初在清朝官员陪同下前来北京，路上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1653年1月14日（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南苑，与正在那里“狩猎”的顺治帝会见。顺治帝在接见时对达赖五世以殊礼相待，“赐坐，赐宴”。同年2月8日和13日（顺治十年正月十一日、十六日）顺治帝又两次在太和殿设宴款待达赖五世，并“赐金器、锦缎、鞍马等物”。达赖五世在京期间，一直居住在早为他建造的东黄寺里。阿旺罗桑嘉措在东黄寺住了两个多月之后，便以“此地水土不宜，身既病，从人亦病”为由“请告归”。顺治帝同意了他返归西藏自治区的请求，在太和殿设宴给他饯行，并赐以“鞍马、金银、珠玉、缎匹等物”，临行前，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郎球又在清河设宴为他饯行，然后由和硕承亲王硬塞等官员护送达赖五世一行启程返藏。达赖五世归藏途中暂住代噶地方时，顺治帝派出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携带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赶到代噶，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赤喇坦达赖喇嘛”。从此，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喇嘛在蒙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1653年6月5日（顺治十年五月初十）阿旺罗桑嘉措一行由代噶启程返藏。至此，达赖五世作为藏传佛教的领袖完成了他对清代政府朝觐的全部过程。
清政府在册封达赖五世的同时，还派使臣去西藏自治区，给当时统治西藏的图鲁拜呼送去以汉、满、蒙三种文字写成的金册、金印，册封他“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正式承认他在西藏的实际统治权力。东黄寺的兴建与达赖五世来京，对清初早已皈依黄教的蒙、藏民族来说，产生了极大的政治与宗教的吸引力。此后，来京朝觐的蒙古族贵族与僧俗群众不断增多，且多居于东黄寺中。正如爱新觉罗·弘历在后来重修西黄寺碑文中所说：“达赖喇嘛（指阿旺罗桑嘉措）在国初导诸藩倾心归命，其功最巨。至顺治九年来朝京师，特颁册印，综理黄教，并肇建斯寺（指东黄寺），为驻锡之所。嗣是达赖喇嘛、克珠杰·格勒巴桑布间岁奉贡遣使，而蒙古喀尔喀各部之以番觐至者，靡不知所向方，和南皈仰。”后来随着来京的蒙藏民族人数的增多，在东黄寺之东，又兴建了“蒙古包馆”，供其居住，因而使这里形成了一条“市栉比、屋瓦鳞次”的少数民族居住的繁华街道，现在的安定门外“外馆斜街”就是这一街道的旧址。
每年旧历正月十五日开放一天，庙里喇嘛举行盛大的“善愿日”法会，跳步扎送祟除邪。俗称黄寺“打鬼”。
打鬼本系西藏自治区风俗。据《清会典》记：“布达拉宫众喇嘛，装诸天神佛及二十八宿像，旋转诵经。又为人皮形，铺天井中央，神鹿五鬼及护法大神往捉之。末则排兵甲幢幡，用火枪送至布达山，以除一岁之邪”。
清人敦礼臣《燕京岁时记》载：“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之遗风，亦所以除不祥也。每至打鬼，……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
打鬼的风俗，在乾隆五十九年以西域传到了北京的黄寺。嗣后，雍和宫、黑寺、弘仁寺等喇嘛庙才相继举行打鬼。由于历代相传，沿袭成风，结果化为北京新春民俗。
《京华春梦录》记载黄寺打鬼说，“每届元宵节序，各喇嘛演习舞踏，或戴面具，或击乐，牛鬼蛇神，聚在一堂，口唱番歌，似有节奏，名曰‘打鬼’，能辟不祥。是日万人空巷，裙展杂沓。”
打鬼前后，在黄寺的北教场，自安定门至德胜门之间。三里之遥，有走车、赛马大会。北京市的马道，以此处最长，也最平坦。走车赛马的规模超过了永定门外的一些庙会。
至于东黄寺，并无单独打鬼之举。东黄寺旧名普净禅林，清顺治八年（1651年），由活佛脑木汗奉敕改建为喇嘛驻锡之所。康熙帝三十三年（1694年）重修。正殿帘上悬御书额：“大乘宝殿”。帘前悬额“明妙圆澄”，殿内悬额“妙演三摩”。殿前有两座碑亭，东碑为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宁完我所撰；西碑为康熙帝重修记文。但所有建筑，现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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