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2-30 17:32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号体元主人，清代第四位皇帝，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的第三子，生母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年号“康熙”。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逝世，年仅八岁的康熙继承皇位。年幼的康熙未能亲自处理政务，孝庄太皇太后便安排了四位满洲大臣辅佐。康熙对鳌拜等守旧势力大臣的各种越权行为再三忍让。直至康熙八年，康熙顺利擒拿拜一党，开始着手励精勤政。成年后，康熙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一直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事业。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在多伦县会盟；并且在康熙二十九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0-1697年）这七年间，康熙三次御驾亲征，清统一准噶尔之战叛乱，康熙皇帝在位后期出兵西藏自治区，平定以策妄阿拉布坦为主的分裂势力的叛乱，此后二十年，边疆蒙古一直保持安定的局面。但康熙晚年倦怠，出现吏治败坏的局面。另外康熙晚年因废黜皇子的事情而篡夺皇位，对康熙晚年的政治等方面的统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最终，康熙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1722年12月20日）在畅春园病发去世，终年六十九岁。
康熙是统一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为清代以后开创盛世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的作品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176卷等著作、《御笔法帖》十二卷等书法作品，政治上康熙皇帝除鳌拜乱党并削弱八旗势力，设置敬事房以防止宦官干政，颁布《大清会典》《圣谕十六条》以规定清朝制度，抑制朋党并整顿吏治；经济上禁止贵族圈地，免钱粮赋税，允许农民开垦荒地，同时积极治理黄河水患；军事上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抵御沙俄入侵并讨平噶尔丹和西藏自治区势力；文化上重视西方科学技术，编《康熙字典》等大型类书，改革科举和尊崇儒学；此外在外交上与日本、朝鲜、法国等亚欧国家开展贸易和文化往来，实行开明和羁的民族政策，允许天主教来朝发展，但忽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时对海防问题缺少重视。南开大学历史教授白新良评价：“康熙皇帝是一个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但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后期，他的一些思想、政策和行动也对社会发展产生过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甚至反动作用。”有学者尊之为“千古一帝”，也有学者尊称其为“千年一帝”。
顺治帝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爱新觉罗·玄烨在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出生，其母孝康章皇后此时为庶妃。此时佟佳氏只是一名得不到皇帝宠幸的嫔妃，玄烨出生时，其父顺治皇帝专宠贵妃董鄂氏，对玄烨并不非常关心。出生后不久，玄烨便感染天花，顺治帝便命奶妈带玄烨到紫禁城外养育。因此康熙皇帝玄烨儿时未曾在父母膝下承欢几日。自五岁起，玄烨便开始读书识字并勤奋好学，同时对自己的要求较为严格，比如玄烨经常读书到深夜，对不会的内容直至了解其大意才肯罢休，每天所读内容直至字字成诵为止方才作罢，他还通读“四书”和《尚书》以学习帝王治世之道。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感染天花病情加重崩逝。顺治帝早年未立太子，直至病重前夕，接受孝庄文皇后以及若干大臣的建议，多次权衡利弊之后将染过天花的玄烨册立为皇太子。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1661年2月7日），时年六岁（虚岁八岁）的玄烨在太和殿即位为帝，当年改为康熙元年。同时赫舍里·索尼、纳喇·苏克萨哈、钮祜禄·遏必隆、鳌拜四人被任命为幼年康熙的四大辅臣。康熙在八岁时其父逝世后，其母亲孝康章皇后在其十岁时也离世。幼年的康熙从此由其祖母孝庄文皇后抚养和辅政，但四大辅臣联合出力的和平局面只维持很短的时间，其四人间矛盾和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康熙二年（1662年），康熙帝命穆里玛、图海为率禁旅联合四川省、湖广、陕西省总督征讨郧阳区贼李来亨、郝永忠等，于一年后平定。不久，孝庄文皇后信任的辅臣之一的鳌拜便开始展露出总揽大权的企图。康熙五年（1666年），他广结党羽、拉拢官员结派擅自网织罪状诬奏大学士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罪并将其逮捕下狱；一度不把康熙祖孙二人放在眼里。康熙六年六月（1667年6月），位列四大辅臣之一的赫舍里·索尼因病去世。同年七月初七，康熙正式亲政，大赦天下。康熙七年（1668年），在显肃皇后已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禁，并以广东省先行。
随后，纳喇·苏克萨哈不甘受鳌拜压抑而辞去辅政大臣之职，鳌拜为防止其他辅政大臣仿效而奏请以“欺君罔上”之罪判处苏克萨哈父子凌迟处死，康熙皇帝在鳌拜的胁迫之下批准。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1669年5月13日），康熙帝采纳汉官建议，不顾鳌拜的阻力，首次率礼部诸臣前去国子监视学，举行临雍大典以示自己尊孔崇儒。同年五月十六日（1669年6月14日），康熙在孝庄文皇后指导下借助“布库之戏”与其贴身侍卫将鳌拜一举拿下。各大臣上奏鳌拜罪状三十条，请求诛其族以绝后患；康熙念其旧功，赦免其死罪，将其囚禁于大狱之中。同时，康熙诛杀鳌拜诸多党羽及其亲随，一并将钮祜禄·遏必隆削去太师、一等公等爵位。在清除鳌拜集团之后，康熙帝开始着手调整政策，严禁买良民为奴、禁止圈占民间房地、恢复内阁和翰林院等措施使得清代政治开始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帝立时年两岁的二阿哥爱新觉罗·胤礽为皇太子。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康熙于宫内设置南书房，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除陪伴皇帝赋诗填词、写字作画外，主要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发布谕旨和处理机密奏章，同时设置敬事房以管理宫中事务，并隶属内务府管理，次年正月宣布开设荐举和考试相结合的制科——“博学鸿儒科”。康熙十八年（1679年）规定八旗官职正式设置都统、副都统，各都统、副都统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并听命于皇帝，各旗的王公无权干涉旗务。
康熙亲政数年之后朝廷内政趋于稳定，而顺治初年平定两广云南省地区的三藩势力（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吴三桂吴三桂）已威胁到国家安全统一，于是康熙帝决定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三藩当中以吴三桂势力最大且受清廷待遇最厚，吴三桂在云南割据一方，随意任免官员、垄断盐井和金铜矿山之利、私自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并在境内荼毒百姓，而尚可喜长子尚之信于康熙十年（1671年）代父典兵，治理期间多有不法行为；同年耿精忠袭爵靖南王后横征暴敛甚至意图谋反。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与长子尚之信不睦，奏请返回辽东海城养老，清廷趁机批准削除尚可喜的藩爵，之后吴三桂和耿精忠相继提出撤藩请求以试探康熙帝的态度，康熙帝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决定撤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接到清廷的诏书后起兵造反，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以及清廷派遣的撤藩使臣，自称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贵州省提督李本深、巡抚曹申吉投降吴三桂。康熙帝获悉后下诏削吴三桂官爵，命顺承郡王爱新觉罗·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阻止吴三桂北上，命都统巴尔布等人阻止吴军进驻湖广和西北，但云南、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湖南省等地在数月之间被吴三桂和耿精忠攻陷。康熙帝之后处死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等人，后陕西省提督王辅臣起兵反清而被吴三桂封为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陇右地区相继被吴军攻陷。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抚远大将军图海在平凉市城北击败王辅臣后使其降清，同年康熙将宁古塔将军驻地迁至吉林乌喇（今吉林市），并采取派新兵、造军舰等军事措施加以防守，次年占据江西、广西、广东和福建的耿精忠、尚之信相继降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十七日，吴三桂暴病而亡，清军赵良栋、王进宝等集中兵力收复湖南省、四川省等地。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清军攻克云南昆明，守城的吴三桂之孙吴世璠服毒自尽，三藩之乱被彻底平定。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命令清军收复被郑氏政权统治的金门县、厦门市，郑氏政权领袖郑经的岳父冯锡范趁其退回台湾荒废政务之际窃权夺位。次年郑经去世后冯锡范、刘国轩等人发动政变，拥立年仅十二岁的郑克为傀儡，而郑氏政权的傅为霖暗中做清朝收复台湾的内应。自康熙即位之后的二十年间，清朝与郑氏集团多次和平谈判均未成功，康熙便逐渐意识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太现实，同时福建总督姚启圣与大学士李光地等人建议康熙皇帝出兵攻占收复台湾。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接受李光地、姚启圣等人的意见，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总督，开始执行收复台湾的计划。由于姚启圣与施琅意见相左，出兵计划延迟了两年后，康熙最终接受施琅与李光地建议，授予施琅指挥福建水师专权。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福建水陆官兵2万余人、战船200余艘出兵攻台。同年七月十三日，台湾的明郑军队在刘国轩的带领下全部归降于清朝。十八日，施琅举行隆重的受降仪式，清军正式接管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即台湾县（今台南市）、凤山县（今高雄市）、诸罗县（今嘉义市），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次年康熙皇帝正式废除“迁海令”，并颁布“展海令”，允许人民出海经商。
康熙即位以来把治国中心较多地放在王朝的统一战争上，导致对北部边防有所松懈。俄罗斯帝国在清朝建国之初意图侵略黑龙江流域，沙俄哥萨克骑兵侵略军占领雅克萨城后烧杀掠夺并占地筑城，而之后清朝忙于平定三藩无暇顾及，便遣使以求和平解决。随后康熙开始筹措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同时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设立黑龙江等地方将军管辖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政府勒令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军队从清代领土上撤离；沙俄不理睬反而率兵至瑷珲（今黑龙江瑷珲县）烧杀抢掠，被清朝将领萨布素击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二十三日，康熙任命栋鄂·朋春前往瑷珲攻克雅克萨，攻克后仍命留部分军队加强当地驻守兵力，次年夏，康熙帝派遣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重新攻打雅克萨，在遭遇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火炮攻击之后而选择挖掘堑壕和修筑堡垒，在雅克萨城被围困10个月后俄军接近弹尽粮绝，沙俄公主索菲亚派遣特使与清军在尼布楚议和，而康熙帝则命令萨布素撤兵，同年湖广督标裁兵夏逢龙占据武昌叛乱，被湖广提督徐治都击败，之后被振武将军瓦岱擒获并处以刑。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达成和议并签定中俄《尼布楚条约》，俄军撤出雅克萨并毁掉雅克萨城，划定中俄边界，整个外满洲（外东北）归中原地区所有。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政变上台的准噶尔汗国部首领噶尔丹在西藏自治区上层僧俗的支持下，率军三万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康熙帝特遣专使来为双方调停并要求噶尔丹返回旧地，但噶尔丹假意遵命而在清使返回之后进攻土谢图汗，喀尔喀军经过三天的战全线溃败。初年清廷派尚书阿拉尼会见噶尔丹，并要求其退还原属于蒙古国的土地，但次年噶尔丹联合俄军将阿拉尼击败。次年康熙皇帝南巡检阅河工，之后又出巡塞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康熙帝下诏亲征噶尔丹，并命抗远大将军爱新觉罗·福全福全为左派出古北口、安北大将军常宁为右派出喜峰口，后清军在乌兰布通草原击败噶尔丹。次年康熙帝召集内外蒙古诸部在多伦县举行会盟，期间清廷加强管理喀尔喀蒙古并彻底孤立俄罗斯帝国侵略势力。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康熙帝收到噶尔丹意图叛乱的密报，诱使其侵至巴颜乌兰山（今蒙古国境内克鲁伦河上游），后康熙下诏二次亲征噶尔丹，并调集十万大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恩克分三路兵马出击，康熙帝亲自绘制阵图并指挥作战，噶尔丹闻讯后逃至昭莫多（今乌兰巴托东南四十公里处），清军追至昭莫多并在此处全歼噶尔丹。次年康熙又下令编修《理藩院则例》，以巩固对蒙古的统治。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康熙西渡黄河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并亲自部署军事，命马克思哈、费扬古、萨布素进兵，同年闰三月噶尔丹在众叛亲离之下死于阿察阿穆塔台地方。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逐步开展改土归流政策，撤掉贵州水西土司并设置大定、织金县、黔西市三流官，后改四川东川土司为东川区，清政府招募十几万民夫，在卢沟桥附近的良乡到东安开掘200里长的新河道，康熙帝曾亲自视察并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赋予永远安定之义，之后康熙多次巡幸塞外并巡视永定修河工程。两年之后康熙下令将班匠银并入田赋中征收，从而使工匠们摆脱人身控制以促进手工业发展。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拉藏鲁贝入藏并消除了桑结的势力，拘留了桑结所立的仓央嘉措，并在路途中死亡，然后另立了一个新的六世达赖。此时，策妄阿拉布坦注意到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不稳定局势，并决定进攻西藏。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派策零敦多布率领六千士兵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西南方向出发，穿越戈壁和雪山，于次年七月抵达西藏北部。拉藏汗前往达穆河进行抵抗，但因兵力不足而撤退。策零敦多布攻占拉萨市杀死拉藏汗，掠夺财物并控制西藏政务。清朝曾派军队支援拉藏鲁贝，但在喀喇乌苏河受阻并最终失败。此失败使清廷感到震惊，康熙皇帝派遣允和为抚远大将军，驻扎在西宁市，负责指挥西北、中路、西南三路大军。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康熙封胡必尔罕为仓央嘉措，并派都统爱新觉罗·延信为平逆将军，护送达赖进藏。四月，清军分为两路，中路由延信护送达赖入藏；西南路则由噶尔弼率领，经过理塘县、巴塘县。清军进入西藏自治区，并于八月二十三日攻入拉萨市。九月八日，六世达赖入藏。次年清军返回，留下部队驻守拉萨，康熙任命原拉藏鲁贝的臣子担任职务。康熙皇帝亲自撰写碑文记录此事，并在大昭寺建立碑文以示纪念。
康熙晚年一度较为懈怠，对诸多事情管理较为松懈。对规银、各州县的火耗与亏空逐渐变得接近于不管不顾的态度，其这种倦怠的态度导致出现：户部库中钱粮堆积、难以清点，各州县粮仓中陈年旧米堆积成山等局面。此外，康熙晚年实施其所谓“仁政”，对官治败坏、贪污受贿、弄虚作假等事情不尽调查，许多问题不了了之，吏治一度较为混乱。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一百一十二人，最后康熙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康熙晚年在建储问题上出现问题致使其皇子相互争夺皇位，他本来两次立次子爱新觉罗·胤礽为皇太子，但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末被告与刑部尚书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结党营私，康熙于是在次年九月三十日将其废黜并幽禁于咸安宫。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税，即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同年康熙派图理琛等人前往俄罗斯辖境抚绥土尔扈特部，之后清朝与朝鲜勘界，划定鸭绿江图们江一线的中朝边界并竖立穆克登碑，次年康熙封罗桑益喜（五世班禅）为“克珠杰·格勒巴桑布”以加紧笼络黄教。之后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硕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华。康熙皇帝在位末期，皇四子雍正帝最终夺得储君之位，而康熙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1722年12月20日）在畅春园病发去世。
康熙亲政以后，不断地通过各种措施强化皇权。登基以来，康熙首先通过各种举措削弱了八旗的势力。康熙先清除鳌拜一党，将“上三旗”的权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自此走上了强化自身权利的道路。与此同时，康熙还改变八旗职官的名称；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规定八旗官职设置都统、副都统，且均接受皇帝的直接指令，完全听命于皇帝。这一举措大大削弱了八旗诸王和原旗主的权力。同时，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又任命其儿子管理八旗事务，进一步加强了对八旗的控制。其次，康熙恢复内阁官制与汉官品级，并且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总结，康熙命令大臣伊桑阿篡修《大清会典》一六二卷，这是清入关后正式颁行的第一部会典，对清代初年的职司、设置、品级、规章、掌故等都有详细记录。
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皇帝宣布将明朝遗留下来的“十三衙门”全部革除，仍由内务府管理宦官，同时还严格控制宦官的数量和品衔，比如规定宫中太监人数不得超过四五百，宦官品衔最高不得加至三品及以上。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二十七日，康熙宣布设置唯一宦官机构敬事房，并隶属于内务府管理且不能单独对外行文，负责管理皇帝、后宫嫔妃、皇室子女的生活和宫内整理摆设与守卫，以及传奉内务府的谕令、办理与内务府各衙门的往来文件等琐碎事务，使太监忙于宫中事务而难以干政。康熙四十年（1701年），清廷还下令捣毁明廷太监首领魏忠贤的坟墓，以此表示对宦官势力的遏制。
康熙九年（1670年），亲政一年的康熙帝在顺治帝“六谕”的基础上颁布《圣谕十六条》，以作为康熙的施政纲领，其中包括整顿吏治、重视法制等，之后康熙先后肃清鳌拜之党、查办蔡毓荣贪污逆产案、穆尔赛贪污案，注重对官场吏治的整顿和清肃，采用大臣陆陇其的建议积极扶植培养清官以稳固封建统治，比如直隶巡抚于成龙、通州知州“小于成龙”、两江总督傅腊塔、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两江总督范承勋及闽浙总督王鸳等一批清官等人，并且鉴于官员俸禄较低的情况而允许清官在有限范围内私派、加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康熙晚期，康熙通过整顿吏治处理大批不称职的官吏，比如有一千五百多人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被降职调用、一千五百多人因“不谨”和“罢软无为”而被革职等，此外康熙经常能从官员的奏本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提高行政效率。
康熙考察鞭策官员的办法有引见、陛辞、出巡、密奏等。康熙为全面把握情况而对部院司官等中下层官员委以察治僚属的重任，之后规定汉族官员每遇奏事可派六员引见；下诏要求被任命的督抚、各省其他文武大吏离京赴任前向他告别；利用南巡、北巡、西巡等出巡机会面见和考察各级官吏，期间注重与民众接触察访实情，康熙在亲察过程中将发现的案例加以剖析和总结，从而有针对性地教育官吏；建立密奏制度培养心腹帮助以执行考核官员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科道官“风闻言事”，无论事之大小都可至畅春园面奏，但同时康熙掌握对官员任命补授的大权，不允许都察院科道官参与人事。
康熙在位前期，内大臣赫舍里·索额图仰仗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和清除鳌拜势力的斗争中的功勋，在被升为大学士后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至于康熙皇权统治受到威胁，康熙为抑制索额图集团的势力而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提拔户部尚书纳兰明珠为武英殿大学士，后索额图因被左都御史魏象枢密疏不法而辞去大学士，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又被革去内大臣、议政大臣职务，直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因索额图依附、教唆太子胤礽争位将其拘禁于宗人府，索额图病死居所后康熙将索额图诸子逮捕拘禁，并禁锢索额图的党羽麻尔图、额库礼、温代等人。明珠任武英殿大学士之后成为朝中第二个拉帮结派的大臣，其党羽包括内阁中的爱新觉罗·德勒浑、余国柱、李之芳等人，康熙二十六年冬（1687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御史郭琇先后弹劾明珠卖官纳贿、结党行私，于是康熙免去明珠的大学士职，交给侍卫处酌情留用，勒德洪、余国柱及其他明珠党羽均被免职。
康熙为了切实解决本朝的财政相关问题，实行开垦、开矿、开海等相关经济政策，以此来促进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相关领域的发展，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康熙亲政以来，放宽了开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并且下令停止部分贵族圈地；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政策，进一步巩固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康熙在诏书上就有提及：“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切实地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相关政策。康熙的积极政策使得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大幅提高，清代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此外康熙六年（1668年）他亲政后主张不应禁止买卖土地，施行更名田制度，将国家掌握的荒熟地分归臣民，比如他将河南省、山西省等七省近十七万顷明朝藩王的荒熟田地交与该省督抚给与原种之人，同时调查并造册登记全国各地的荒田，对新垦之地采取“国用已足，不事加征”的方针，但康熙的土地政策允许自由买卖土地，鼓励土地私有化，使得土地兼并的风气暗中滋长，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矛盾。
康熙亲政以来，多次实施蠲免钱粮的制度。康熙曾言：“户部努金，非用师贩饥，未敢妄费，谓此小民脂膏也。”康熙年间虽连年征战，需大量军费；但康熙宁可自身节俭也要实施蠲免钱粮的优惠政策。据相关记载表明，康熙先后曾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实行蠲免钱粮五百四十五次；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康熙五十年宣布的，各省轮流通免地丁粮总额达三千八百余万。康熙这一举措使地主阶级深深受益，使清王朝的统治更好地赢得了地主阶级的拥护，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
康熙亲政以来，从利民恤商的角度出发，不采取绝对抑制措施，从而促进了当朝工商业的发展。康熙坚持“商人为四民之一”，提高了当朝商人的社会地位。康熙反对封建官吏对商贩的无辜苛扣、苛索勒取。康熙八年字微潞州椒县知县克减铺户银五十九两零七分，经发现后被处置。康熙的这些举措，松弛了国家对工商业的束缚，客观上促进了当朝工商业的进步和发展。
康熙即位之时，黄河从兰封坝头乡改向东南流至徐州市、宿迁市，冲进运河后又流到淮安市，致使淮河的河床垫高且水位上升，黄河决口的次数逐渐增多。康熙十六年（1678年）二月，康熙将“河道总督”王光裕免职并命靳辅继任河道总督，在陈潢的协助下靳辅在淮阴以东的黄河两岸建造坚固长堤，加强淮阴以西淮河与洪泽湖沿岸的河堤与坝，修建运河之内的各闸以外加开一段新运河“中河”；同时为保护淮阴至扬州市（扬州）沿运河各县的农田，他修建诸多“减水坝”并在堤下凿开可以开关的洞口，洞口之外连通小河与沟渠以便放水。之后陈潢和靳辅相继病故，康熙命令于成龙、张鹏翮继续治水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建成新运河（今江都仙女庙与东台白驹闸之间的“通扬运河”）。
到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人分别割据云南、广东省、福建省等地，各成为藩王势力，威胁到清政府的治理。从康熙元年（1662年）到康熙八年（1670年），康熙采取了相关政策挟制三藩势力继续扩大，如下令禁止“家下商人各省贸易”等。康熙十二年（1674年）三月，康熙应允尚可喜归老辽东，并下令撤全三藩。同年十一月吴三桂起兵反清，不到半年战火便扩散至半个中原地区。康熙针对此制作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政治上瓦解三藩势力，集中各派力量打击吴三桂及其朋党势力；军事上制作周到缜密的计划应对其叛变。康熙十八年（1680年）、十九年（1681年）清军先后攻占长沙市、衡阳市、成都市；于康熙二十年（1682年）在昆明城取得最终胜利，吴三桂孙世自杀；自此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结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施琅至福建上任，开始着手准备调集军队、观察局势、捕捉局势，积极准备攻占台湾的相关事宜。初年六月，施琅率军攻占澎湖，经历多日海战，终将郑军击败，自此澎湖列岛三十六座归清。同年康熙谅解郑克塽及其文武官员，并将其一众人等安置妥当。同年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来到台湾，颁布(谕台湾安民告示)，此后台湾局势逐渐趋于稳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台湾府、台湾县（今台南市）、凤山县（今高雄市）、诸罗县（今嘉义市），隶属福建省；在澎湖还设有副将一员，带兵两千。
康熙年间，准噶尔在其领袖噶尔丹的领导下势力日渐强盛，对清朝边防产生威胁；康熙为解决此问题，曾先后亲征准噶尔平定边防重患。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噶尔丹率领军队三万余人进攻喀尔喀诸部，并乘胜追击将喀尔喀三部落一举拿下，顺势占领喀尔喀地区。此后，康熙通过各种措施在主力、辅助、防御等方面加强了对噶尔丹在边境上的军事防御部署。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春，噶尔丹军队行进至清代边境，开始实质性威胁到清朝边防安全；六月噶尔丹大败清军。此时，康熙开始为第一次亲征做一系列的准备。于该年八月爆发乌兰布通之战，但交战双方均未取得胜利。此后康熙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亲征，不断提出措施解决噶尔丹问题。在诸如费扬古、舒恕、爱新觉罗·福全、爱新觉罗·岳乐、雅布等得力干将细心协助下，最终平定准噶尔系列战争取得胜利；噶尔丹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闰三月十三日在众叛亲离、身体和精神状态恶化的情况下死亡，年终五十四岁。至此，康熙讨伐噶尔丹之战暂告结束，喀尔喀地区纳入清代版图。
康熙朝在制作火器的质量、种类等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一半以上由南怀仁监造，就其质量而言，其“工艺之精湛，造型之美观，炮体之坚固，均为后朝所莫及。”在战争期间，康熙非常重视火器的战斗威力；并在乌兰布通之战之后，使火器营首次加入清军。
清朝初期，康熙在这个民族冲突加剧、社会失序程度加剧的这一特殊的时期，极力尊崇儒家文化，并从儒家文化中汲取营养，进行了以程朱理学为中心、以佛道思想为支撑的文化软实力相关的一系列构建。与此同时，康熙致力于整合联系并统一道统、学统、治统、法统，同时利用编刻书籍、建设书院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前期满、汉等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展示了基于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康熙自即位起，便致力于更加实际且深入地推行崇儒重道政策，举行经筵、日讲以研习儒家经典，通过博学鸿儒科笼络儒家士大夫。此外，康熙还积极进行了拜祭明十三陵、巡幸孔子庙等重大政治活动。如在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第一次南巡时经过山东曲阜，便亲临孔庙、行三跪九拜大礼，并赐予“孔子”牌匾、下令重修孔庙。此后，康熙每次离京出巡，都要给各地的孔庙和孔子学府赐牌匾，以此来表示他及其虔诚的尊崇孔儒之道。此外，康熙组织编刻书籍《性理精义》与《朱子全书》，确立朱熹及程朱理学在整个国家文化秩序中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康熙对前代朱明王朝也表现出正反两方面的不同态度，认为明朝开创者英明神武而末世君臣自私无能，并引以为鉴，通过励精图治来彰显自己的君主形象和维护清朝统治的政治立场。
康熙在位期间重视科举，优待汉人文学侍从，在清朝初年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进行部分变革。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首开博学鸿词科以选拔异等人才，规定如果遇到皇帝万寿、登极等各种庆典则在正科之外加恩科，如果庆典适逢正科之年则以正科为恩科，而正科或于前一年预试或于后一年补试；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接受前一年各省士子庆贺其六十寿诞时提出的建议而开始设置万寿恩科；康熙在位最后一年开始设置孝廉方正科，以为朝廷选拔贤良之人。除了设置新的科举考试科目之外，康熙还变革论题内容以推动理学发展、调整乡试和会试取解名额并对台湾专编试卷取士，同时对行文格式加以限定，保证士子作文和考官衡文的统一。此外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将各直省乡试放榜日期改为大省九月十五日内、中省九月初十日内、小省九月初五日内，而会试发榜由三月初五日延至三月十五日内。
康熙亲政以后展现出对西方的文化的浓厚兴趣。康熙曾主动邀请西方传教士，主动学习西方代数、几何、天文等方面的知识，并且颇有著述。在此期间，来自法国的洪若等人开启中法交流的新时代、来自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大地测量学、水利工程、负责玻璃和珐琅的制造等工作。康熙在位初年信任使用西洋新法的汤若望等传教士，后重用南怀仁并将其封为钦天监监正，康熙甚至任命南怀仁设计和主持清廷的科技仪器制造；拜南怀仁为科技老师之后，康熙经常到京城的观象台观测天象，准确地计算出某日某时日晷表上显示的日影位置；从《坤舆图论》《职方外纪》等书中学习西方地理学，又任命南怀仁撰写《坤舆外纪》和制作大型地球仪；晚年任命精通外科的传教士罗怀忠为内廷行走，任命罗得先、安泰为扈从医生，而且还命巴多明用满文翻译法国皮理所著的《人体解剖学》；创建算学馆并担任总教官，聘请传教士任算学馆教师，要求他们讲授当时已传入中原地区的西方数学；组织测绘学队伍赴全国各地实地勘测绘制地图，最终在1717年绘制出《皇舆全览图》。
康熙由于成长于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环境中，因此在位期间提倡文教、重视图书编纂工作，比如《康熙起居注》《康熙字典》《钦定词谱》《历代诗余》等书籍。康熙十年（1671年）九月，康熙下诏编纂《康熙起居注》，主要记载康熙御门听政和君臣答对的情况，总共历时近四十七年，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因康熙下谕废除起居注而终止，以直接记注的方式为主；此外康熙注重编纂诗、词、曲、古文、赋等官修文学类典籍，他钦命大臣陈廷敬等人修撰《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全唐诗》《佩文斋咏物诗选》《历代题画诗类》《历代诗余》《宋金元明四朝诗》《全金诗》《御选唐诗》《钦定词谱》《钦定曲谱》《千叟宴诗》，以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韵府拾遗》《分类字锦》《骈字类编》等多部主要供文学之用的类书；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谕合”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编纂《康熙字典》，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始成书出版，该书共收47035个字，是中国古代字典编纂集大成的巨著。
康熙为了控制臣民思想，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实行文字狱。康熙曾大兴文字狱11次，造成因文字狱而罹难的人数较多。统治者通过只言片语甚至掺杂妄加揣测的成分，就认为作者蓄意破坏统治者的统治，或误认为其有“叛乱”“谋反”的思想；便会被置以重罪，轻者发配宁古塔、荒凉度过此生，重者招来杀身之祸，更有甚者株连九族。因此整个清代对思想的控制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状态，臣民敢怒而不敢言。康熙朝以此名义造成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著名的有庄廷珑的《明史》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等。
康熙即位的前三年，下令福建、广东沿海三十里的居民迁入内地，以此打击郑氏集团并消除来自台湾的隐患，该严格的政策使得距离海边三十至三百里的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成为一片无人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派遣施琅率兵统一台湾，结束东南沿海地区的战争和台湾分裂的局面，次年清朝政府废除海禁政策并实行开海贸易，江、浙、闽、粤四海关的设立进一步规范海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康熙采纳施琅的建议严厉管制商舶出洋互市，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二十五日康熙下达禁南洋令，但允许出海商民正常前往东洋贸易，并规定广东商人经两广总督批准可前往安南国贸易。
康熙在位期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虽未向清朝派遣官方使者，但不少法国耶稣会士和商船来到中国与之交往。路易十四受到在华传教士南怀仁的影响，并采纳财政大臣等人的建议派遣由六位精通西方科学的耶稣会士（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刘应等）来华，他们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7月）在中国宁波登陆并受到康熙的赏识，张诚和白晋留在宫中作御前侍讲，其余三人准许到各省传教，后康熙为感谢张诚和白晋进献金鸡纳霜治疗其疟疾，在皇城内赐地给耶稣会士修建教堂，完工后康熙亲笔题字“万有之源”以示嘉奖，之后康熙命令法国传教士前往法国招募传教士，巴多明、雷孝思、马若瑟、南国光、利圣学、孟正气、卜嘉、颜理伯、翟敬居、卫嘉禄等法国人来华。此外中国的文化对法国的文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德尼·狄德罗、霍尔巴哈、伏尔泰、波维尔等都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受到《易经》的启发创立二进制，同时法国宫廷贵妇人手持的多是中国式的折扇，而建筑中也出现扇形窗户；17世纪法国开始仿造中国的漆器、园林和绘画。
康熙在位期间为巩固东北边防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两次东巡以了解东北边境实况，为切实收复雅克萨做相关军事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始收复雅克萨的战争，直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作为中俄两国平等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有较高的国际影响和政治意义。该条约签订以后，清代与俄国关于边境和通商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清廷仍将俄国看做藩属国。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与俄国对于划界、贸易等诸多事宜进行更深一步接触，两国关系已不同于一般藩属国。
康熙年间，康熙对朝鲜实施德化政策，朝鲜作为清朝藩属国与清朝和平相处。三藩之乱时，朝鲜国王没有盲目随从国内舆论，继续向清朝进贡，没有趁乱出兵进攻，该举动打动了康熙、赢得了康熙的信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慷慨解囊，运送五万石粮食帮助朝鲜度过饥荒，并制《海运赈济朝鲜记》以纪念该事。但清朝与朝鲜之间关系也有波折之时。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间，多次发生朝鲜国王的文书违反清代规定、违反礼制的事情。
康熙统一台湾后认为对日贸易有利于清朝，于是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开放海禁，之后中国赴日本长崎的货船持续增长，而且中日的互市贸易相较于之前更加繁荣，此外中国还做欧洲与日本的中间商布匹交易。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后江户幕府于康熙五十四年（日本正德五年，1715年正月）施行《长崎新令》（也称正德新例、海舶互市新例），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贸易额银达6000贯，其中限定铜为300万斤，同时向来长崎的中国货船颁发信牌（长崎通行执照） 以限制贸易。
清朝康熙安南国存在四个政权（高平莫氏、宣光武氏、中兴黎朝、广南阮氏）。康熙继位不久，安南黎朝君主黎维祺将南明的光泽王朱俨铁交给清军，康熙对其表示嘉许并下令“赐银五百两、大蟒纪二疋、妆纪二疋、锦二疋、彩纪表里各十二”，但由于黎朝不肯交出南明敕印，因此清朝也一直没有正式册封黎朝君主，直到康熙五年（1666年）五月，黎朝君主黎维禧“缴送伪永历敕命一道、金印一颗”给两广总督卢兴祖，后康熙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并派遣内国史院侍读学士程芳朝、礼部郎中张易贲为册封正副使进行册封，安南随机派遣阮润、郑时济、 黎荣等赴清谢恩，至此清朝与安南黎朝的藩属关系正式建立，同时表示对安南黎朝和高平莫氏采取双重承认，但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由于距离原因拒绝广南阮氏政权的请封。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汗国阿玉气汗遣使萨穆坦假道俄罗斯进贡方物，康熙想要知晓土尔扈特汗国的全部疆域，于是将阿玉气汗的从子阿喇布珠尔放回，并派大臣图理琛和侍读学士殷扎纳、郎中纳颜出使土尔扈特汗国，几人行程曾到过俄罗斯境内，于是沿途收集各国山川、民俗、物产等情报，后图理琛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回国，同时将所见所闻写成《异域录》并上呈给康熙皇帝，书中详细记录大北方战争（沙俄与瑞典之间在1700年爆发的战争）和查理十二（瑞典在大北方战争时期的国王）等外域事迹。
在宗教政策上，康熙立足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理念，对宗教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康熙以实用的社会功能否定宗教的真实性，并且认为宗教的过度发展会对社会经济产生阻碍作用，但康熙施行适当的宗教管理政策，发挥宗教“劝善惩恶”的社会功用。首先康熙皇帝引导佛道二教在辅助王化发展和封建统治，出巡各地时在寺庙题匾额；其次控制僧道出家的人数并重申度牒制度，同时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下诏除原有寺庙外禁止修建新的寺庙；对于边缘民族的藏传佛教，康熙皇帝从维护祖国统一的角度出发，通过册封名号、赏赐钱财、维持上层僧侣的政治经济特权来提升其地位，并坚决打击以宗教为名的民族分裂分子；对于回族及西北少数民族信奉的伊斯兰教，康熙则采取“怀柔安抚”为主的策略。
康熙根据具体情况对待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康熙七年（1668年），康熙以实验的方法检验出新历法更具优势后，对西方传教士信任赏识并减少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限制，同时利用其自然科学知识为大清王朝服务。康熙虽然对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自然科学兴趣浓厚且积极钻研，但他并没有改变对宗教的基本政策，基督教来华教士内部于康熙在位末期发生“礼仪之争”，西班牙支持的“多明我会”禁止中国教徒在家祭祖和参加祭孔，甚至对清朝的封建统治产生严重影响，于是康熙皇帝颁布限制传教士活 动的上谕，命令传教士一律遵循利玛窦的原则，同时领取内务府颁发的传教执照方可传教，还要保证在中国定居永不西归，但对于清代有用的“会技艺人”依然信任。
康熙皇帝的民族关系思想核心是“满汉一家，中外一体”，在该思想的指导下康熙采取各种措施缓和民族矛盾，比如改变民族歧视政策，加强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在经济上停止圈地暴行并限制满族亲贵掠夺汉族土地，同时调整汉族官员的品级以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参政，此外尊重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以求在心理上减轻或消除他们对少数民族统治的反感，对待前朝的汉族硕儒宽宏大量并给予种种殊荣宠遇，比如为吸收更多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参政，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下诏举用“山林稳遗”，之后又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开设博学鸿儒科，在此基础上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才能，并吸取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促进满汉合作以巩固清政府的统治。
在对待蒙古族方面施行特别优待的政策，采用“北不断亲”的和亲政策与蒙古族贵族成员联姻，加强满蒙两族的政治凝聚力以对抗俄罗斯帝国入侵，康熙出巡塞外期间帮助蒙古解决畜牧等生计问题，亲自接待归顺清朝的蒙古贵族首领；此外康熙采取“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强调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开发边疆并派官员和技术人员去帮助边疆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对于西南边疆诸民族的治理，康熙主张“清静求同”以治边，遵循当地的风俗民情而治理，对四川、广西和贵州等地的地方土司加以抚慰，对叛乱的西南民族则改为流官治理；在西北方面康熙加强藏区的驻军和驿道交通建设，以防止新疆内蒙古地区南下作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沿袭其父顺治帝的政策册封西藏自治区达赖喇嘛，还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克珠杰·格勒巴桑布”以笼络黄教，将准噶尔势力逐出西藏之后康熙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辅佐达赖、班禅处理藏务。
康熙在钢琴等音乐艺术上有一定的造诣和举措，康熙将西方音乐师招募进皇宫里并允许其常年居住，同时与他们随时交流中西乐理文化，并要求他们参与创作与教授音乐，指导中国工匠去制作西方的乐器，比如康熙优待徐日升和德礼格两位外籍传教士音乐家，他曾经让两位传教士音乐家教授皇子学习古钢琴，包括系统的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正规的基础训练，同时康熙还下令徐日升和德礼格编撰《御制律吕正义》等音乐方面的书籍，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康熙十四管律”。此外康熙皇帝自己也接受西方五线谱的乐理培训，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古钢琴上弹奏传统琵琶曲《普庵咒》，后还曾命令传教士组建一个西洋乐队进行演出。
康熙皇经禁止满汉贵族圈地、召民开垦荒地、派遣官员治理黄河、减免灾年租税，同时在军事上平定台湾郑氏、削平三藩之乱、击败郑氏收复台湾、三次征讨噶尔丹并出兵青藏高原，为清王朝的统一与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此外康熙皇帝对满族贵族的特权加以必要的限制，对汉族地主搞分化、拢络，并吸收人才参加政权机构以缓和满汉矛盾，同时拉拢维吾尔族王公上层，对藏族藏传佛教不通婚，对蒙古族既同教又通婚，还通过巡幸塞外、封爵赏赐和宗室女子下嫁等方法，密切同其上层统治者的关系，以此促进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
康熙皇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该时期的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已是腐朽没落的阶级，这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致使康熙一朝出现很多弊政，并对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产生消极的一面，比如康熙时曾六次南巡，还修建富甲天下的圆明园，加重对百姓的赋税，其统治时期封建经济加速发展，但并没有突破封建经济的关口，也不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创造条件，自身又忽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无视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更新，同时他并未重视海防安全和海禁问题，以及警惕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强盗入侵，致使之后的清代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康熙的作品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176卷，其中包括奏书、表、辨、序等多种文体，其中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体诗1135首、词12首、赋18篇。康熙的诗词，率真、自然，直接抒发内心豪情，展现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康熙的诗词主要有三个版本：康熙四十三年20卷《御制诗集》的内府刻本，康熙五十五年汇集20卷《御制诗集》及第三集8卷《御制诗集》的内府刻本，雍正十一年《御制文集》的内府刻本；其中诗歌作品有《弹琴峡》《登海楼》《天宁寺》等。
此外，康熙皇帝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也不少，收藏干清内府的康熙帝墨迹，经《秘殿珠林》《石渠宝渡》一、二、三编著录者共二百七十一件，除战乱中部分流失的，今多在北京故宫；专收康熙御笔的法帖，主要有康熙三十三年刻《渊鉴斋御笔法帖》十卷、康熙三十八年刻《憋勤殿法帖》八卷、康熙四十年刻《御笔法帖》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刻《避暑山庄御笔法帖》五卷，而康熙帝的书画题跋文字，则收录于孙岳颁奉救编纂的《佩文斋书画谱》内，康熙的代表书法作品有《临董其昌书滕王阁叙》卷、《观千叶莲诗》轴、《避暑山庄》匾额、国子监《彝伦堂》匾额、《五台碧山寺碑文》《五台殊像寺碑文》等。
康熙皇帝自己评价：“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
清康熙朝大臣纳兰明珠评价：“皇上（康熙皇帝）谟略深远，功德隆盛。”
法国传教士白晋评价：“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但是康熙的精神品质远远强过他身体的特性。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
清朝雍正帝评价：“本朝自太祖、李世民、世祖、圣祖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历数绵长，亘古未有。”
美国历史学者、著名汉学家恒慕义评价：“玄烨（康熙）的统治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容忍和解的精神，和晚明的几位帝王相比较，他躬身节俭，讲求实效，勤于政要。”
美国历史学家勒芬·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阿诺斯评价：“他在“康熙”这一年号下，统治中国60多年，并成为17世纪的伟大人物。同时康熙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一位精细的管理者，一位渊博的学者。”
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盘踞：“康熙帝在其执政初期，不仅平定了国内的大叛乱，巩固了清代的基础，而且把台湾纳入了版图，蒙古的游牧民族和部落也举部请求投降归附。康熙帝为了保卫蒙古，亲自率兵穿越戈壁大漠，与阿尔泰山麓剽悍的骑马民族枭雄噶尔丹在昭莫多决战并大败之。然而与壮年时代光辉的文治武功相反，康熙帝在晚年的十几年里因家庭内讧而精神烦闷，这使他的个人生活愁云密布，自然也对他的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评价：“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间兴文字之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之前的事……本身却是廓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
中国清史学者阎崇年评价：“康熙大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一帝，而且是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主。……无论就中国历史做纵向比较，或就世界历史做横向比较，都可以说康熙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千年名君。”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学者孟古托力评价：“康熙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的时代，也是中国继承和总结的时代，同时正面临转 型和抉择的时代。”
中国原北大历史系教授袁良义评价：“康熙是清初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开展了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活动，这些活动有一部分到今天仍然保留它们的深刻影响。至于他的一些缺点，那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只要它们不影响他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我们就不必过分苛求于古人了。”
南开大学历史教授白新良评价：“康熙皇帝是一个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虽然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后期，他所代表的阶级是没落、反动的地主阶级，他所出身的民族在当时又是带有较多落后习俗的满族，兼以其他个人原因，他的一些思想、政策和行动也对社会发展产生过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甚至反动作用。”
关于康熙之死的原因，后世流传出大概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出自清代萧奭著、朱南铣点校的《永宪录》的记载，其中记述康熙于十一月初七日由南苑回到畅春园，次日有病而十三日戌刻死于畅春园；第二种是皇十四子的侄子爱新觉罗·弘旺所著的《皇清通志纲要》，其中记述康熙于十一月初十日幸南苑，身体不豫而回畅春园，十三日甲午戌刻去世；最后一种说法出自雍正帝下诏修撰的《大义觉迷录》，其中描述康熙在畅春园病重，当时还是皇四子胤禛的雍正皇帝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康熙喝完当天就驾崩。
晚年怠政，康熙末年，上至辅政大臣，下至知县衙役，贪污腐败的乱象丛生。吏治的腐败废弛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因此，整饬吏治成为继任者雍正帝不得不做的事情。
康熙帝未出生之前，康熙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前往慈宁宫问安，正要走出宫门，孝康章皇后的衣裾上好像有一条龙缠绕，太皇太后（孝庄）看见之后非常惊异，于是询问孝康章皇后，不久孝康章皇后就怀孕了……直到康熙皇帝诞生之后，整个宫中都飘着奇异的香气，过了很久都没有散去，又没有颜色、光彩，盈满整个庭院和窗户，与太阳光共同闪耀。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皇帝率诸王公大臣约蒙古各部落首领会盟多伦诺尔归来，古北口总兵官蔡元报告其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工部拟批准，怎料康熙以此谕驳回。
根据外国使者马国贤的回忆录记载，康熙帝曾经珍收藏国不少精美珍贵的钟表。康熙五十九年二月（1720年3月13日），康熙皇帝命令马国贤陪同俄罗斯使臣伊斯梅洛夫参观自己的钟表收藏，伊斯梅洛夫等进入房间后发现数量和品种太多，琳琅满目简直令他们眼前一亮，伊斯梅洛夫和马国贤都以为屋子里的钟表是仿制品，但经过仔细观察后才知道没有一个不是极品，而且这些只是康熙用作送礼的礼物，他所拥有的钟表远远超过这些。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寿命和在位时间都比较长的皇帝，这根源于他注重修身养性和饮食及生活起居张弛有度的习惯。康熙帝认为世人所谓的长生不老药不可能达到长寿，只有靠有秩序的饮食起居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都要养成衣着洁净的好习惯，如果平常注意个人卫生，那么就会浑身清爽舒畅，但康熙也反对太过洁净而成癖；此外康熙认为饮酒没有节制也会对健康产生影响，他虽不反对饮酒，却反对沉湎于酒中不加节制的做法，康熙本人也只是在平日吃完饭后，或遇上节庆日小饮几杯。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死后葬于今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内的景陵，该皇陵是满清王朝入关之后营建的第二座皇陵，北靠昌瑞山，南望象山，西距顺治帝顺治的孝陵仅一公里。景陵的修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主体部分建成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圣德神功碑亭建成于雍正七年（1729年），石像生为乾隆初年添建。景陵建筑依次为圣德神功碑亭、五孔神路桥、石像生、牌楼门、神道碑亭、东西朝房、东西班房、隆恩门、东西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月牙城、宝城宝顶，宝顶下建地宫。石像生的北侧修建有礼仪性的石门——牌楼门，五间六柱五楼形式，雍正帝在景陵碑、匾上亲笔御书题字。康熙景陵是清代第一个在地宫内投放陪葬品的陵寝，其种类大体上包括穿戴、含口、塞棺、金井安放、覆盖经被、册宝等几种。
康熙皇帝现流传于世的有一枚御制白玉交龙钮“勤殿宝”宝玺，该宝玺采用软玉的材质，重达2.13千克，长、宽、高分别是11厘米、11厘米和9厘米，1908-1915年曾在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院租借展出；除此之外，流传于世的还有“佩文斋御用十二宝玺”套印，原存位于圆明园畅春园内的佩文斋，而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套印中包括寿山石“坦坦荡荡”朱文长方印、寿山石“戒之在得”朱文方印、白玉“康熙宸翰”朱文和“稽古右文”白方连珠印等宝玺印章，其中寿山石“坦坦荡荡”朱文长方印上的文字是篆文，印面宽2.7厘米，长5.9厘米，通高4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