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5 17:45
东方学是一个综合性学科，主要研究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北非）地区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近年来，这一名词渐渐被亚洲研究所取代。欧洲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兴趣主要源于宗教原因，学习阿拉伯帝国的医药与哲学是欧洲中世纪的重要主题之一。欧洲人对近东的文学了解最早，随后是范围更广的文化与历史研究。随着欧洲逐渐侵占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学等问题也开始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十八世纪以来，大量文物被从这一地区带到欧洲，考古学的研究开始发展。二十世纪，当地的学者也参与到东方学的研究，并试图做一些转变。与亚洲研究相比较，东方学在语境上强调研究的非客观性。暗示与其说是客观地学术地认识东方，不如说是带有西方的偏见地为了验证对东方世界的想像而寻找证据和现象来支持自己的想像。如典型的东方学风格绘画中大量描绘近东生活的骄奢淫逸和建筑的恢弘与复杂，其实当地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现实却并不是这样。东方学热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殖民主义的发展。东方学对亚洲的富庶与奢靡的非准确的描述鼓励很多欧洲人涌向次大陆和远东寻找财富和艳遇。
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16 世纪末～18世纪是东方学的酝酿阶段。首先是一些欧洲商人、传教士和其他最初到东方传教、贸易和探险的人员编写的关于东方各国的记载。如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关于中原地区的记载（1858年）、欧利里阿斯关于波斯的记载（1647年）等。16世纪末的巴黎大学、17世纪牛津大学都开设近东语言课程。牛津大学首任阿拉伯语教授爱德华·波考克（1604年-1691年）著《阿拉伯史纲》，开阿拉伯研究先河。17世纪末欧洲一些大学收集了大量东方典籍文稿，出版了一批根据东方资料编成的系统著作。如戴尔倍罗等人编订的《东方文库》等。18世纪东方语言学获得发展，东方经典的准确译本出版：加兰译《一千零一夜 》 、雷孝思译《周易风水》、乔治·赛尔译《伊斯兰教圣经》、杜·伯隆译《阿维斯塔》、哈尔赫德译《摩奴法典》。英国学者琼斯开始东方语言的比较研究。西方创办了一些研究东方语言的专门学校，如维也纳东方语言学院、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校。
19世纪是东方学的确立时期。在前一阶段东方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东方学研究的众多方面都有突破和发展。系列考古发现和东方古代铭文的解读，是东方学确立的基础之一。格罗特芬德对波斯楔形文字的破译（1802），罗林逊对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的解读，高波利翁对埃及象形文字的发现（1822）以及多次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小亚细亚半岛、印度、中国考古都取得成果。东方语言学发展成熟，大型东方语言辞典、自成系统的语法著作陆续出版。如《英华字典》（6卷）、《梵文字典》(7卷)、《阿英词典》（8 卷）、《 中俄大辞典 》、《梵文文法》、《汉文典》等。东方历史研究也是19世纪东方学颇有成就的领域。在搜集东方史料的基础上撰写东方通史著作的学者有罗林逊、敦克尔、勒诺尔曼、亨利·马伯乐等。东方学确立的主要标志是各国东方学研究组织的建立和国际东方学会议的召开。巴黎的亚洲学会、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美国的东方协会、莱比锡市的德意志东方学会等在19世纪初期相继成立。1873年世界东方学家代表齐集巴黎举行第一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以后每隔3～4年召开一次。
20 世纪，东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加入东方学的研究队伍，以不同于西方东方学界的民族视野研究东方学，以其材料充实的研究成果而异军突起。一些研究领域呈现出繁荣局面。如敦煌学研究成为国际性的热门。汉学、中东学、日本学由于 20 世纪国际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成为显赫之学。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1865～1918）的汉学著作、戴密微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汉密尔顿·吉布的《 阿拉伯文学史 》 、瓦特的《穆罕默德：先知和政治家》、陶德的《拉贾斯坦编年史与文物》、温德尼茨的《印度文学史》、谢尔巴茨基的《印度逻辑》等都是东方学的重要论著。
东方学家的国际性合作研究是 20 世纪东方学的新发展。如《 伊斯兰百科全书 》 就是西方各国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学者通力合作的产物。1942年出版了 4 卷本，然后各自根据已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专题研究，提供基本书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编写的 3 卷中大部分词条是专门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1954年又在英、法、德学者的主持下修订，自1960年陆续出版各卷，汇集了20世纪世界阿拉伯研究的成果。
1993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第34届东方学国际会议。世界各国的东方学家聚会香港，就中国踏进21世纪的门槛、珠江三角洲；潜力与机会、亚洲科技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东亚公民社会与停滞不前因素、敦煌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佛教与佛学研究等课题展开深入讨论。
东方学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体。从学科领域看，有东方历史、东方语言、东方文学、东方艺术、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东方经济、东方社会等分支学科。从研究区域看，有中国学（汉学）、西夏学、敦煌学、藏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伊朗学、阿拉伯帝国学、中东学、日本学、印度学、朝鲜学等分支学科。
中原地区在同亚非人民长期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唐朝唐僧出使印度，著有《大唐西域记》；杜环出使西亚北非，著有《经行记》。二书是研究古代印度和近东的重要资料。元代汪大渊两次游历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地，著《岛夷志略》。明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20多个国家，其随员马欢、费信和巩珍分别撰写《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是研究亚非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资料。官修《元史》中不乏亚非地区或某一国家的专门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2011修正)建立后，中国东方学的研究内容由过去的语言、历史、文化、哲学、宗教发展到当代亚非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全面研究。敦煌学、藏学的基地在中国，其研究水平处于当代世界的前列。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原地区的东方学者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以后，国内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的东方研究机构。
1956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设西亚、北非组，主要研究当代中东的政治、对外关系、社会状况和经济等问题。1959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建亚非研究所。1962年在北京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亚非学会。中国亚非学会和亚非研究所合办《亚非译丛》等刊物。
1964年北京大学设亚非研究所。80年代以后，有关东方学的各种学会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北京大学设有东方文化研究所、伊朗研究中心、朝鲜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等。有关期刊有《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阿拉伯世界》、《西亚·北非》、《日本研究》、《东方丛刊》等。
东方学的发展趋势有几点比较明显：
①东、西方学者的真诚合作。
②学术中心的逐渐东移。
③由古代东方文化的研究转向东方现实问题的研究。
④研究视野的拓展，通过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丰富、深化东方学的内容。东方学虽然已有 400余年的历史，但学科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少统摄各分支学科的宏观理论研究和把握；学科研究不平衡，明显重亚洲，轻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