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4:51
《俄汉详解大词典》，由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编的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双语大词典。收词246,343条，在俄汉词典方面超过了《俄汉大词典》和《大俄汉词典》和苏联《现代俄语词汇汇编词典》，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最大的双语词典。
《俄汉详解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是(1998年)由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编纂的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双语大词典。《大词典》收词246,343条，在俄汉词典方面超过了《俄汉大词典》（105,000词条）和《大俄汉词典》（15万词条）和苏联《现代俄语词汇汇编词典》（17万词条），并且超过了1993年版《牛津俄英—英俄词典》和《英汉大词典》（20万词条）。《大词典》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最大的双语词典。
无论是它的外观、内涵，还是它出版所经历的不平凡过程都引起了双语词典编纂人士和词典语者的极大反响，它的出版堪称20世纪末我国出版界的一大手笔，词林中的一座丰碑。在此，我们拟就《大词典》的编纂过程，人员构成及其精要独到之处考察其多层面价值。
《大词典》特色鲜明，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收词量大而广。收现代俄语通用词汇、专业词汇、缩略语及专名24.6万条，创国内俄汉工具书收词之最。
2．兼采苏联和英美辞书编纂法之长，在语词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增收百科词目，这种熔语词和百科词汇于一炉的编法，既优化了收词结构，又为读者解决多方面的疑难提供了方便，也适应了科技迅速发展的需要。
3．采用多层次释义法区分意义、意味和特用三个层次，既避免了释义过分笼统，又避免了释义过分零碎，使俄语词义体系一目了然。
4．采用多种释义手段，如翻译、解释，指出使用范围、同义词、反义词，加上各种标准，注明拉丁文学名、词源等等，向纵深揭示词义内涵。
5．提供本身的例证。除词组和短句外，还从俄罗斯经典名著原文中精选十二三万文学例句。在双语词典中系统地采用书语，不仅是我国汉语词典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还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深入而确切地理解词义和细微的用法特点。
6．《大词典》正文之后，有17种十分有用的附录。涉及俄语语法、其他语言文字、历史、地理、计量、科技术、语符号等方面，其中许多图表是编者首次归纳总结的，既具有学术价值，又有很强的实用性。
《大词典》于1998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标志着中国俄汉词典界一座巨峰耸立，直入云天，笑傲苍穹。
老骥伏枥，情系未来
20世纪70年代中期，黑龙江大学根据在广州市召开的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安排，黑大又全面修订了这部词典。在修订过程中，某些指导思想与处理办法已超出刘泽荣先生的初衷，且改动的幅度也较大。词条由10.5万条增至15.7万条，字数由631万增至1061万。经有关方面协商，决定将修订改为重编，易名出版，这就是1985年出版的《大俄汉词典》。
《大俄汉词典》交稿后，主要的编写成员又先后完成翻译《苏联百科词典》，编写《俄语8000常用词词典》、《俄汉新词新义词典》等多项任务。编者的业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对语词词典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回过头来审视《大俄汉词典》，由于当时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限制，编者们对双语词典的深入理解并未得到充分体现，编者们总有一种不尽如人意的感觉。当时编写成员中大多数都是20世纪50年代在“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边倒”时学俄语，后任俄语教师，编俄汉词典的人。如今他们已年过半百，出于事业心，很想给后人留下一部更合乎心愿的词典，于是编写《大词典》的打算便不可抑制地产生了。其势之速，其情可掇。
当《大词典》于1998年出版时，编者们大都已过花甲之年。它是一代辞书工作者30多年的业务经历的结晶，是“老骥伏枥，情系未来”的一份最好记录。
为什么这部词典编了40年之久：千呼万唤始出来
50年代初期，黑大就着手编写几种俄语词典了。赵在哈外专时主持编写《俄汉成语词典》，把乌沙阔夫词典里的成语摘出来，配上生活上的例句，再加上译文，供本校学生和教师使用。1953年根据苏联专家乌汉诺夫建议，彻底改编：选定150多部俄文作品，从中挑选句子，选出成语，编译而成。这部词典在1958年问世，1959年再版。苏联科学院辞书部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布多林副教授曾作专题发言介绍过这部词典。
1954年起，哈外专教师反映：学生最感困难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同义词的辨解，二是词的搭配。赵洵组织编写《俄语词汇辨异》和《俄语词汇搭配词典》，在当时编搭配词典还是一件新事。
1958年，编译室李锡胤、潘国民、秦万年给哈外院赵洵副院长写信，建议以新问世的苏联《俄语词典》（四卷本）为蓝本，编写《俄汉详解大词典》，学院特指定李锡负责组织编写。1958年下半年，赵洵着手主编《俄汉详解词典》。1958年，赵洵随丈夫（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到莫斯科，于1959年2月进莫斯科国立大学专修俄语词汇学和词典学，并获副博士学位。她的论文是关于编写俄汉词典的理论和经验。她出国期间，词典编写工作仍在黑大进行，她也为回国再编词典作好了准备。
1960年黑大“下乡办学”，词典编写组被解散了。
1962年赵洵回国调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这部词典的编写任务转到语言所，赵洵任主编，从黑大借调10人参加，其中李锡胤、潘国民等都参加了此次编写。不久，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初稿和四分之一的排版。学部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学部领导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工作计划，其中包括《俄汉详解词典》。刘少奇同志说：“规划订得很好，可惜完成时我们大概见不着了。”不幸被刘主席言中，“文革”开始后，《俄汉详解词典》被扣以“大、洋、古、封、资、修”的帽子，样稿全毁。在商务印书馆印刷所里装满两间房子的铅字排版也被拆毁。时隔30多年之后，《大词典》才问世，只能望空告慰少奇同志在天之灵了。
1975年，广州市召开了全国辞书工作会议。报到的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代表王福曾同志到房间看望黑大林北星和李锡胤同志，并说叶剑英元帅很关心俄文专家，希望“不要怕沾俄文的边，编好新的俄文词典”。
1976年，“四人帮”就擒。黑大先后编了几部词典。就在黑大词典编辑室全体在太阳岛预祝《大俄汉词典》完成，欢送借调来的同志之时，已快20年没回过哈尔滨市的赵洵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姜椿芳委托，到黑大来组织《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稿的译审工作，那是1981年暑假。在“文革”中，赵洵被诬蔑为苏联特务，在奉城监狱被关了七年半之久，1979年赵洵得到彻底平反。当《苏百》译审工作顺利结束时，校领导有意解散编辑室。潘国民、穆武祥等同志给赵洵副所长写信，建议保留词典编辑室。赵洵将信转给黑龙江省省委宣传部长张向凌部长，张部长又将信交给黑大领导，保留了词典编辑室。
1985年，潘国民等几人在得到李锡胤的支持后，联名写信给赵洵，想编部更合乎心愿的词典，这得到了赵洵的支持。同年，黑大校长徐兰许在与几位副校长和辞书所三位所长的会谈上说，决定成立辞书研究所，任务就是编纂《大词典》。由赵洵、李锡胤、潘国民任主编。
1988年12月14日，赵洵同志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对《大词典》的编纂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经过十二余年的艰辛努力，编、校、定、审、读一道道工序得以顺利进行，一部酝酿了几十年，屡经挫折的词典在“千呼万唤”中问世了。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俊采星驰，济济一堂
黑大是从抗日战争时代和解放战争时代的革命外语学校直接继承下来的一所大学。她的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俄文队、延安外国语学校和在东北复课后的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哈外专）。多年编写、译审词典的实践，不仅为黑大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也培养了一支有经验、有水平、有能力的队伍。仅黑大辞书研究所就有科研人员14人，其中正研究员2名，正教授1名，副教授5人，副研究员2人。截止当时（1987），他们已编写出版了许多词典，如《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俄语8000常用词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乌克兰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7）、《俄语5000新词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等。他们还翻译出版了《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6）、《俄罗斯语言百科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他们当中的一些同志还参加编写或审定了《军事百科词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出版，1986）、《苏联历史百科全书》（商务印书馆）、《希腊罗马神话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出版社，1985）等词典。这些词典出版后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受到好评。其中《大俄汉词典》出版后，苏联全苏广播电台作了广播，苏联《消息报》曾作了报道，苏联《国外俄语》杂志也发表了简讯，高度评价这部词典。一些词典还受到苏联一些专家的称赞。
辞书所联合了北京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四川外国语大学、吉林大学等50多位资深俄语专家参加编写工作。其中正高职34人，副高职15人。绝大多数都有丰富的俄汉词典工作经验。第一主编赵洵是词典的带头人，大多数编者是她的学生。赵洵是中国资深的俄语专家，她以望七高龄参加词典的编写工作，一如既往、身体力行，做具体的审定工作，与李锡胤等人一起为《大词典》申请项目、要经费，跑上跑下，还亲自参加编委会会议。编写双语词典，赵洵历来重视说母语的语言专家，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李莎教授（李立三夫人）既是她的挚友，又长期支持她组织编写的各种词典。赵洵要求《大词典》的编委们时说：“质量第一，不能有绝对性错误。因为词典中的错误以编者来看可能是千分之一，但读者查到错误条目，信以为真，则错误是百分之百。”直到赵洵主编去世的前一天，北京市的编者还去她家里取她看完的稿子。她的案夹上还摆着正在审读的词条。她生前为《大词典》争取国家和社会的资助，为大词典的完成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赵洵主编在1988年5月的北京编委会结束后，设家宴款待全体编委时她说：“如果我见不到大词典编成，希望你们把出版的大词典放在我的相前。”时隔近20年，我们只能望空告慰尊敬的赵洵主编了。
编词典的工作一直被中外学人视为“苦工”，如著名俄语专家、博士生导师李锡胤先生所形象比喻的那样：“虫鱼之役，病于夏”。李锡胤和潘国民为《大词典》的编写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他们的光彩人生随《大词典》一起名流千古。哈尔滨市、北京市、重庆市、南京市、上海市等地编者们，在夏日炎炎的“火炉”里挥汗如雨，逐字逐词“雕琢”，当时普遍没有空调设备，冰箱成了编者们让脑袋暂时“冷”一下的最好选择。哈尔滨、长春市等地的编者们在-20℃—-30℃的寒夜里，暖气停了以后还得“午夜一灯，晓窗千字”。
《大词典》的出版是编者们十多年辛苦的最好回报。凝雪厚实的《大词典》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受到培养并成长起来的一代俄语工作者送给同行们的一份厚重礼物，是留给后人的一笔财富。
通渠两国，泽被千秋
《大词典》规模大、起点高、学术分量重，从开编起就被赋予了许多崇高的“身份”：1986年，在季献林、叶水夫、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董衡巽等知名学者的一致支持下，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确定为“七五”规划重点项目；1987年列入中苏两国政府《中苏文化合作交流计划》；1989年被列入《中苏教育科学合作计划》；1995年被列为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1997年被列为黑龙江省重点工程图书；1999年获第三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和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语言研究所所长、著名汉学家瓦·宋采夫教授在为《大词典》作的《序言》里写道：“《大词典》收录了近25万词条，与苏联在若干年前出版的四卷本《华俄大辞典》（笔者注：1984年出版，著名汉学家鄂山荫教授组织苏联汉学精英编纂而成，曾被苏联政府授予‘苏联国家奖’，名列经典著作之林）几乎不相上下。现在我们有了篇幅相近的两部词典，一部在俄罗斯，一部在中国，它们联手筑成沟通两国语言和两国文化的‘伟大桥梁’，必将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的7位专家一致认为：《大词典》是我国双语词典编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世界水平。它在收词量、功能性、词义体系、揭示词义内涵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它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反映了我国当代俄语工作者的最高水平。
四十年一剑出鞘，宝剑在手，所向披靡。现在《大词典》编写者们应商务印书馆之邀，正在审阅和修订《大词典》，编者们誓言“站好最后一班岗”，争取在2010年前后出一本“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
附：这是俄罗斯科学院宋采夫院士给李锡胤教授的一封信。《词典》指《俄汉详解大辞典》。
亲爱的李锡胤教授！
为贵《词典》作序，引以为荣。未审此稿是否合乎尊意？然均我对《词典》之真实评价。如何处理，悉听尊便；如不合用，弃之也可。
大函称序言可用俄文和中文写作。我选用俄文，更便于传达心意。
阅读寄来之部分稿样，予我极好印象；无疑此将是一部影响久远的典籍，反映中国俄语学者杰出成就之一。
九月末我偕宋采娃访问北京与哈尔滨市，届时面呈《序言》定稿，兹先将初稿邮奉。
语言类词典的释义范围，要求准确、清晰和全面，其中又以准确为重中之重。《大词典》之所以称为“详解”，意味着大词典编纂的定位：准确、清晰和全面地对词目进行解释。
如果一个词在两种语言里的语义、词性和语法功能等要素完全对等时，就不难做到准确释义。这时，我们可以采用译解方式。但是，如果上述要素的任何一个方面不对等，都会出现释义困难的情况。这时需要采用译解和详解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大词典》或分别运用译解与详解这两种方式，或使之相交叉、相结合的方法，对词目进行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多层次释义。
译解只需要对一种语言的单词作另一种语言的对应词义即可。如аскарит：“碱石棉”，грузосплав：“货物浮运”。而гидрооптика：“1.流体光学2.流体光学仪器”，这一释义则是一词对应多义的情况。
在不同民族的语言里，一种情况是：由于其文化背景的相通性会出现对等情况，编纂者可以运用直接翻译形式进行释义。同时，另一种情况却是：由于其文化传统的差异性等因素，两种语言的词义迥然有别，难以找到对应词义来表达。针对这些具体情况，《大词典》对一些难以找到对应词义的单词予以解释性释义，亦即详解方式。如грумгруппетто：“回音(意大利语gruppetto)”，在这里所加括号里的注释是从词源方面作出的解释。还有的词则标出同义词、反义词，如дохлый：“1.死的(指动物，昆虫)”时，其同义词为издохший和мртвый；2.转义“极消瘦的”同义词为хилый和слабосилъный。далкий的反义词为б黎族зкий。有些词根据需要标出修辞色彩：〈口语〉、〈文语〉、〈方〉、〈俗〉、〈讽〉等。如далънобойка：“〈俗〉远射炮”。还有一些词则加注拉丁文学名、专业分类和使用范围等限定说明，在此不一一赘述。《大词典》的编纂者们把词目的多层意义逐次列入释义范围，分别在意义、意味和特用的三个层次上释义。
词的意义是具有相对直接和明确的性质的释义对象。而词的意味则表示词的潜在层面，需要深入体会运用，词的特用是不受词义范畴限制的活用特例。比如выплытъ，其直接意义为“游出水面，浮出水面，漂出来”。它还含有一个意味，即转义：“出现，产生，发生”。再如датъ的直接含义是“给”，围绕这个核心意义，产生了一些“卫星”意义，即词的意味，如“偿付”、“告诉”。此外，它还有一些特用现象，如与不定式连用时表达的特有情况。在这里，《大词典》采用括号的形式，标示出其用法，至于具体意义只能根据它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运用而定，所以具体词义根据它的搭配场合而定：датъпонятъ意为“让……明白”，Проситесловакаждому，дамвысказатъся意为“要发言的请说，谁都有机会”。《大词典》的编纂者在对待词目的这种难以具体释义的情况时，采用提示性解释方法。这一释义方法给予读者留有一定的思考和活用余地。
在完成了词条的释义后，组织例证便变成当务之急。例证是释义的必要补充，它进一步说明义项，并对词语的具体使用作出示范。任何一部双语大词典的编纂者都会投入相当的精力来组织例证，《大词典》的编纂者更是不遗余力。除了词组和短句之外，《大词典》从原文书籍和词典中精选了十二三万文学例句。而且其中大部分例句都来自名文学家的经典作品。因为经典文学作品的语句具有趣味性、生动性和准确性特点，对读者而言，这无疑增加了学习词汇用法的动力。作为遣词造句的典范，这种例证更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进而达到掌握、吸收、运用规范语句的目的。
比如《大词典》中,гордый一词的例句有这样一些：1.Онагорячая,гордаяинепреклонная.Полсамамоетиначрномхлебесидит,анеуваженияксебенедопустит./Достоевский/2.Домойяшлсгордымсознаванием,чтояуженастоящийученик./Короленко/3.Онгордбыл,неужилсяснами./Лермонтов/它们分别生动地诠释了该词的重要义项：1.有自尊心的，要强的，高傲的2.(因某种成就或优越性而)感到得意的，感到高兴的，以……为荣的3.自傲的，自高自大的(同义заносчивый，высокомерный)。而且，如果读者对例句所来源的作品有所了解的话，联想作品中人物的形象特征，会更利于对词目的理解和活用。比如，由第一句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女性人物系列，她们大多出生卑微，却傲骨铮铮，决不奴颜婢膝屈服于权贵。像《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里的丽尼，誓死不肯向抛弃母亲、女儿(丽尼本人)的卑鄙、虚伪的父亲妥协；《白痴》里的娜斯塔西娅·菲里波夫娜一把火焚毁了巨额的卖身钱，令在场的一群庸俗小人目瞪口呆……等等。这一例句恰到好处地演绎了“有自尊心的，要强的，高傲的”义项。《大词典》的这种采用名著语句分别解释词目的不同层次意义的方法同样具有创新的方法论价值。
《大词典》的附录也构成了其一大特色。它一共收有17种附录，其中语言文字类12个，知识类5个。像名词、形容词、动词、代词、数词和前置词的变化方式和用法说明为语法难点配置了有效的运用途径，供读者随时开启解惑之门。像“前置词的前附重音表”、“表示处所意义的前置词B和HA的用法”和“俄罗斯历史纪年表”等都是其他词典从来没有收录的项目。这为使用者带来很大方便。
在第四届国家图书奖(40种)中，《俄汉详解大词典》是获奖的三种辞书类图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