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2-09 18:02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吴敬梓看到了当时社会隐藏的危机，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了这部《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全书约40万字，除了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外，正文叙事从朱见深成化（公元1465年-公元1478年）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儒林外史》虽写明朝故事，实际想表现的却是18世纪清代中叶的社会人情。该书主要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对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代表之一，在题材、结构、手法上均有特色，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儒林外史》在国际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曾被翻译成英、法、德、西班牙、俄、日等多越南语言，受到世界各地学者和读者追捧。鲁迅用“绝响”评价该书，认为后世鲜少有这样“以公心讽世”的小说了。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生于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于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去世，享年54岁。
吴敬梓出身大家族，到父辈逐渐没落，父亲吴霖起任赣榆区教谕，相当清贫。吴敬梓从小就受到家风影响，广泛学习，也曾参加科举考试，但都以失败告终。这几次科举的失败使他看清了科举考试的真面目，此后不再走科举之路。除科举必考书目外，吴敬梓对诗词歌赋甚至是野史杂书都抱有广泛兴趣，这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吴敬梓在33岁时，忍受不了大家族的腐朽，移居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如程延、吴蒙泉、程晋芳等，这些朋友与吴敬梓交流思想、抒发内心感受，也偶尔接济吴敬梓生活，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了他后来创作《儒林外史》的原型。
《儒林外史》创作于乾隆，历经康雍乾三代君王的励精图治，此时正是清代最强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然而，盛世之下潜伏的却是严重的社会危机。
在政治上，朋党之争成为常态，贪污渎职之风盛行。清朝自建国以来，满汉之争就未曾停息，后来又转变为朋党之争，不同阵营的官员为了利益互相牵制，想扩大己方势力、削弱对方。虽然历代皇帝都试图整治，但成效甚微。这种无休止的争斗造成了吏治的败坏，贪污的风气弥漫整个官场。《儒林外史》中曾提到“纳捐”制度，指政府可以公开买卖官爵，这一制度也导致了大量的贪污事件，以此出仕的官员一方面能力不足，难以胜任官职；另一方面，为了捞回纳捐的本钱，也会肆意搜刮民脂民膏、私收贿赂。长此以往，清代的官场被巨大的黑暗笼罩。
在经济上，乾隆时期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业发达，但劳动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土地兼并、苛捐杂税等问题严重，劳动人民不堪重负，买卖妻儿的情况频频发生。与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富裕生活，这种巨大的社会贫富对比导致了社会阶级矛盾的锐化，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规模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在思想上，清朝的氛围总体是压抑的。如当时盛行的八股文写作，内容上不出四书五经，格式上有严格的要求，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对大众百姓的思想控制。然而却以科举考试官方指定科目的形式出现，使得一大批知识分子耗费毕生心血钻研此道，导致了知识分子个性的匮乏和与社会的脱轨。再如文字狱，发生频率和规模都远超前代，钱穆的《国史大纲》中曾提及文字狱的影响，因为畏惧文字狱的摧残，当时的学者不敢谈论朝廷时事，大臣不敢自刻奏议，也不敢记载当代名臣言行。
故而，吴敬梓虽然身处盛世，但他看到的更多是虚伪和势利，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创作出《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用长篇的结构网罗若干短篇小说。《儒林外史》全书由各个人物和场面连缀而成，常常由甲故事的人物，引出乙故事的人物，又由乙故事的人物引出丙故事的人物。如写周进撞板，由周进引到范进，再由范进引出高要县县令和严贡生严监生等人。部分人物在以后的故事中会重新出现，如杜仪，在对其具体描述后，又在第三十六回“常熟市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三十七回“祭先圣南京修礼送孝子谯蜀寻亲”等章节中一再出现，使得各个故事间缀连成线。通过这种独特体例，使全书既分散又完整。
《儒林外史》全书约40万字，除了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外，正文叙事从朱见深成化（公元1465年-公元1478年）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为止。
《儒林外史》全书分三个部分：楔子、正文和尾声。楔子部分写王冕。王冕知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不愿与知县和乡绅交往，避走山东济南，以卖画为生。半年后，黄河决堤，百姓流离，王冕预感天下即将大乱，于是回到故乡。六年后，母亲病故，王冕守孝三年。又过一年，天下果然大乱。吴王到浙江省访问王冕，向他求教平天下之策。数年后，吴王建国大明，礼部议定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取士，王冕从之预知文人将有灾厄，于是隐居会稽山中。
正文部分体量庞大，时间横跨百年，出场人物多达200余人，正文又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二回到第二十四回上半回，以否定人物作中心。第二回写周进。周进多年科考不中，一日去贡院游览，见到号板，满腹哀怨压抑不住，一头撞去，不省人事。后在几个商人的资助下，捐了监生参加乡试，中了举人、进士，三年后升做御史，钦点广东省学道。第三两回写范进。范进是一个穷书生，参加了二十多次科举，到五十四岁才中了个秀才，因此受尽街坊四邻和自己老丈人胡屠户的讥笑嘲讽。后来，在周进的赏识下，范进终于考到了举人，但却喜极而疯，被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打醒。从第四回到第二十四回上半回，写了走“荣身之路”的三类人物。第四回到第八回主要写热衷科举的知识分子，如汤奉与张静斋，虽有官职，但实际上却很无知，将赵匡胤、赵普的故事强加于明代朱元璋、张士诚、刘基身上。再如严贡生，虽有功名，但实际上品行不端，横行乡里，霸占亲弟家产。从第八回下半回到第十三回上半回，主要写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科举上不得意，因而企图以冒充高人雅士谋求名利。如娄、娄两兄弟，假名士杨执中、蘧公孙，假才女鲁小姐等。从第十三回下半回到第二十四回上半回，主要写八股取士制度的副产品，如匡超人和牛浦郎，都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一步步走向堕落。
第二部分是第二十四回下半回到第四十五回，出现了很多值得肯定的正面人物。第二十四回到三十三回前半回主要写豪杰，主要写杜仪、向鼎。第三十三回后半到第三十七回前半，主要写纯儒，如虞育德、迟衡山、庄征君等。重点写虞博士主持的公祭泰伯祠，详细描写习礼的全过程。从第三十七回末到第四十五回是写兵农孝梯，主要写萧云仙、平少保、汤镇台、郭孝子、余有达、余有重兄弟等。
第三部分是第四十六回到第五十四回。第四十六回写“三山门贤人钱别”，引出下文的文坛冷落。第四十六回到第五十二回，批判败行恶俗，如王玉辉劝女儿殉节。第五十三、五十四回写儒林小丑，如陈木南等。
尾声部分写市井四奇人：写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这是继真儒之后，作者寄托理想的一批人。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儒林外史》的主题在于批判当时的社会弊端，从制度而言，这种弊端指八股取士制度；从社会风气而言，指“功名富贵”的利禄观。
小说写了一大批假儒生、假名士，如范进、周进等科举迷，没有安邦治国的理想和能力，只唯功名是求；如王惠与严监生，或为贪官污吏，或横行乡间；再如一些所谓的风流名士。他们是科举制度和功名利禄观念下诞生的败类，通过对他们形象的刻画，揭示了八股取士制度和与之并生的功名富贵观念正是使儒士堕落的毒剂的道理。
《儒林外史》的另一个主题是推行礼乐教养。书中除了塑造了一批需要批判的人外，也描绘了很多正面形象，如虞育德、杜仪等，并重点记载了正面人物主持的祭泰伯祠活动和青枫城治理。祭泰伯祠体现了礼乐的重要地位，治理青枫城则强调了兵农教养的意义。通过对正面人物和正面事迹的描写，吴敬梓提出了他改造社会的礼乐兵农教养方案，并指出能推行这一方案的是真正有道德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和市井人物。
这一思想受到了当时颜李学派的影响，颜李学派的思想核心是“礼乐农兵教养”，兵农具体落实到均田和武备，萧云仙治理青枫城时，带领人民开垦田地、兴修水利，又重视城防。教养是先满足百姓温饱，然后教化百姓，使百姓知礼仪。萧云仙治理青枫城时也开办学堂，免费教育儿童。礼乐指古礼古乐，颜李学派想用以改造士风学风，因此《儒林外史》中记载有泰伯祠祭祀一事。《儒林外史》吸收了颜李学派的主张，对社会改革提出了设想。
吴敬梓在写作《儒林外史》时，运用了一种集锦式叙事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全书没有主干，仅由人物和故事串联。“它冲破了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互相勾连、前后推进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写出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
《儒林外史》的结构分为表层和深层。表层结构是短篇连环的人物传记，由人物串联情节。如起初写周进，由周进引出范进，范进又结识张静斋去高要县，进而引出严贡生、严监生等人等事。又以主旨的阐发为深层结构，贯穿全文。因此使得《儒林外史》的情节兼具片段性和统一性。如前半部分，以批判功名富贵为主旨，先后出场的周进、范进等人都对功名的孜孜以求，考取功名后都摒弃了仁义道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这种结构的安排下，《儒林外史》做到了散中有聚，匀整严密。
传统小说常在激烈的矛盾中刻画人物，《儒林外史》摆脱了这一模式，写寻常细事，在生活场景中塑造人物。如写马二先生游西湖，按其出行路线写他吃饭、逛书店、参拜等事，全程没有矛盾冲突，在平淡的描写中表现他的刻板。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也摆脱了类型化的倾向，具有丰富的个性。如严监生，虽然吝啬小气，会因为多点一根灯芯而气的不肯闭眼；但也会为了亲情挥金如土，如为救哥哥，拿出了十多两银子；为让儿子名正言顺继承家业，花了几百两银子打点，扶正妾室。
《儒林外史》也深入了人物内心，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复杂。如王玉辉劝女殉节时反复写他的笑和哭，笑是为自己教出了一位节女，青史留名；哭是为亲情，不愿逼死女儿。笑和哭的转变之间，体现他内心理智与情感的斗争，丰富了人物的内涵。
《儒林外史》写人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用有限的笔墨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如匡超人，写出了他从青年的善良到后期的堕落的转变过程。
在写人物外貌时，《儒林外史》摒弃了以往的脸谱化描写，用白描手法，如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子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
《儒林外史》是中原地区古代讽刺文学的代表之一。其讽刺艺术首先体现在讽刺题材的真实性。《儒林外史》中的艺术形象都有其现实原型，作者是在原型的基础上艺术加工，使之更具有讽刺意味。如范进中举发疯，看似离奇，但他的疯癫是可以理解的。十几年来，范进参加了无数考试，均以失败告终，受尽了别人的嘲讽奚落，内心早已绝望。而在这时，他中举的喜报突然传来，一时间悲喜交加进而发疯。这些看似离奇的情节实质是对原型加以艺术化概括、总结的典型化产物。
吴敬梓还综合使用了多种讽刺手法。在进行外貌描写时候，常使用漫画式的写法，如写范进进考场时是“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冻的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夸张的手法也是吴敬梓常用的手法，如严监生临死前伸着两个手指头不肯断气，最后才知道是因为点了两根灯草怕浪费灯油，挑掉一根后，才肯断气。吴敬梓也会有意刻画自相矛盾来揭露其可笑面目，如写匡超人四处吹嘘自己的选本，却连“先儒”是何意思都不知道。《儒林外史》中还擅长设计出洋相、煞风景的情节，如“方盐商大闹孝节祠”，庄严肃穆的场面中突然出现一个“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的权卖婆。
《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也增强了其讽刺效果。《儒林外史》以在口语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粤语为主，表现力强。如写范进给前来贺喜的胡屠户六两银子，胡屠户收银子时吴敬梓连用了“揝、舒、缩、揣”四个动词，准备传达出了胡屠户的内心世界，更具讽刺意味。
对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鲁迅用“戚而能谐”评价，“戚”指悲剧性意味，而“谐”带有喜剧性质，《儒林外史》做到了悲剧与喜剧的融合。《儒林外史》中有很多笑话，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等，令人啼笑皆非。然后这些人物又都是出身低微却拼命向上爬的典型，他们的可笑也正是他们的可悲，他们的悲哀源于黑暗的封建制度和僵化的科举制度，用喜剧形式来写更衬托出悲剧内核，增强了讽刺效果。将“痛苦的憎恶与明朗的笑融合在讽刺之中”，这是《儒林外史》的标志性成就。
《儒林外史》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卧闲草堂巾箱本。这一版本共十六册，卷首是乾隆元年署名闲斋老人的序文，全书除部分章节外，每回回末都有总评。
1874年出版了《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也是巾箱本，卷首刻有惺园退士手书的序言和经过改动后的闲斋老人序和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例言，并对原本作了大量删减改订。1888年又有《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本全书共四册六十回，续写沈琼枝的故事，也更订了部分内容。
1874年申报馆排印了《儒林外史》，并首次附上了天目山樵的识语，该本半页15行，行28字，卷首刻有闲斋老人序，回评与卧本相同。1881年，申报馆第二次排印《儒林外史》时，又插入了大量天目山樵的评语。
这一时期《儒林外史》的流传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引入了新式标点，对《儒林外史》重新分句、分段。代表版本是亚东图书馆本，并附有汪原放先生所作的《本书所用的标点符号说明》，解释该书的标点使用。该书初版于1920年11月，正文为五十五回，将第五十六回作为附录收入。同时收入了大量的《儒林外史》的最新研究，如胡适的《吴敬梓传》、陈独秀《\u003c儒林外史\u003e新叙》等。
另一种则延续了旧版的《儒林外史》形式，如《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先后被上海二思堂、上海大一统书局、上海海左书局等翻刻。
1949年后出现了不少《儒林外史》的本子。较有名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校注本，该本共五十五回，由张慧剑先生对文中部分词语进行了注释。卷首有张慧剑先生所写的前言，正文中配有程十发先生于1954年开始为小说所绘的图画。此本的校注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以后来的本子为参校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南京师范大学校注本，全文共五十五回，卷首有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儒林外史》整理小组所写的《吴敬梓和他的\u003c儒林外史\u003e》以及《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会校会评本共上下两册，全文五十六回，由李汉秋先生整理，以卧闲草堂刻本为底本，参考大量前代版本，并在正文中汇集了前人的评价。该书汇集了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卷末也附录了前人的序言、题跋等。该本首次将当时所发现的各家评语融汇在一起，将已知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本子加以会校，极大的推动了《儒林外史》的研究。
黄山书社1986年黄小田评本，全文五十六回，卷首有李汉秋所写的前言、闲斋老人序、黄小田序和又识。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新批儒林外史，全文共五十六回，卷首有陈美林先生所写的《前言》、《批点说明》以及闲斋老人的序言。这个评点本是由陈美林先生以传统的评点形式，融合当代审美观念对小说进行的评点。
《儒林外史》开创了一种现实性讽刺，其讽刺态度和讽刺传统影响了后来的讽刺小说创作。
从题材上来看，清朝末年，出现了一大批批判社会弊端的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等“谴责小说”，都继承了《儒林外史》的讽刺之风，矛头直指当时的官场。此外，还有《学究新谈》《市声》《梼杌萃编》等小说，从与《儒林外史》不同角度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这些作品虽然总体上没有达到《儒林外史》批判现实的深度，但也暴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在结构上，这批小说也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是由许多短篇故事联缀而成，没有中心人物和情节，是仿《儒林外史》之作。
《儒林外史》对近现代小说的创作也有着深远影响，如鲁迅、茅盾等。鲁迅继承了吴敬梓的讽刺态度、手法等。讽刺态度上继承了吴敬梓的“公心”，以民族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指摘时弊，用辛辣的讽刺攻击社会现实中的虚假与丑陋。手法上也使用了白描等手法，善于在平淡中表现人物。茅盾在《谈我的研究》中也说：“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轻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
在史料学上，《儒林外史》也有重大意义。《儒林外史》通过刻画的典型人物反映了清代时期社会的道德标准、风气习惯，如当时对富贵功名、科举的崇拜等。《儒林外史》也折射出了清朝选官制度，第一种是八股科举取士，另一种则是从山林隐逸和名人高士中选拔遗才，也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假名士、假诗人一批人。由于吴敬梓本人有过在扬州市生活的经验，所以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关于扬州的内容。如书中写到的扬州盐商，通过对他们的描写，真实再现了18世纪扬州的生活世态。
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九世纪末的约一百六七十年，是研究《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的第一阶段。
清人的研究首先是对吴敬梓的记述。吴敬梓的兄弟亲朋，如吴檠、金矩、金两铭等，好友程廷祚、吴培源、程晋芳、严长明、江昱，老师唐时琳，同时代的王又曾、沈大成等，以及后几十年的朱绪曾、金和、顾云等，都留下了不少关于吴敬梓的文字，记录了他的出身、生平、思想等。如程晋芳，写有《文木先生传记》，较为完整的记述了吴敬梓的家世和思想；程廷祚所作《文木山房集》中也提及吴敬梓的思想追求。
清代关于《儒林外史》的评论，基本是以序跋题识和评点的形式出现的。比较有名的有闲斋老人序、卧闲草堂本评点、黄小田评点、齐省堂本评点等。其中闲斋老人序，是现今最早为《儒林外史》作的序。现今最早的《儒林外史》刻本卷首就已经附有闲序，其后各版《儒林外史》卷首都有此序，已经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评点是今见最早、影响最大的《儒林外史》评点。和闲序一样，也被后来的版本收录。评文以回末总评的方式出现，只有少部分回目缺少评语，评论文字总计一万六千余言，涉及《儒林外史》的主题、创作手法、讽刺艺术等多个方面。
清代考据风气盛行，《儒林外史》研究也受到影响，多对于人物原型和情节来源的考证，代表人物是金和、黄小田、天目山樵、平步青。其中，金和开创了《儒林外史》人物考据之学并奠定其基础。他指出有名有姓的生活原型有吴敬梓本人（杜仪）、吴檠（杜慎卿）、吴蒙泉（虞育德）、程廷祚（庄绍光）、冯粹中（马纯上）、樊圣谟（迟衡山）、程文（武书）、年羹尧（平少保）、甘凤池（凤鸣岐）、朱草衣（牛布衣）、是镜（权勿用）等十一人，只知其姓的生活原型有十七个。后来的学者多在他的基础上补充、修改。
然而，由于受到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清代并没有《儒林外史》的专著专文，研究成果多附在小说之中，以序跋题识和评点的方式出现。关于吴敬梓的生平，除了个别友人为之立传外，一般只出现在诗词赠答和序跋中，少有人从《儒林外史》作者角度加以考察。
从二十世纪初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约二十年时间，是《儒林外史》研究的第二阶段。受到“小说界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学界越来越重视小说的创作与研究，出现了专门的理论文章、报刊叙启和随笔评论，并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有梁启超、浴血生等人的《小说丛话》（《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1904年），别士（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绣象小说》1903年第三期），天僇生（王无生、王仲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第一卷第11期，1907年），蛮（黄摩西、黄人）的《小说小话》（《小说林》第一卷第1期，1907年），以及《庵漫笔》（《小说林》第一卷第5——6期，1907——1908年）等。这些文章吸收了西方文艺美学的观点，如《觚庵漫笔》用“描写派”的术语来评价《儒林外史》的形象塑造特点，这些研究标志着《儒林外史》研究开始向现代研究过渡。然而，这些文章仍旧比较分散，近代并没有能够出现专门研究《儒林外史》的论著。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约三十年时间，是《儒林外史》研究的第三阶段。
这一时期的《儒林外史》研究受到“批判封建主义、宣传民主主义”时代思想的影响，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学者较多，成果也颇为丰富。
陈独秀创作有《儒林外史新叙》，他认为《儒林外史》是“写实的”文学，并重点论述了吴敬梓思想的先进性。钱玄同的《儒林外史新叙》将《儒林外史》评为“模范官话读本”，也认可了吴敬梓的先进思想。
胡适自称是“是最敬重吴先生的”“吴迷”，在《儒林外史》的研究上下了相当深的功夫。他曾经考察各方资料，编成《吴敬梓年谱》，全书约一万七八千字，全方面的介绍了吴敬梓其人。对于《儒林外史》这部小说，胡适以新时代的眼光考察，认为《儒林外史》主旨在于批判八股功名，艺术上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技术，并对后来的小说的创作有着深远影响。
鲁迅对于《儒林外史》研究也作出了突出贡献，成果主要收录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看重《儒林外史》中的讽刺艺术，并以此为范本，提出了讽刺小说创作的标准：思想上要“秉持公心”；艺术上要“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此外，其他学者对于《儒林外史》也都有评论。如茅盾，认为《儒林外史》是与近代小说有相似之处。再如张天翼，创作有《读\u003c儒林外史\u003e》一书，对《儒林外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对其中的人物性格、环境以及现代意义，都作了独特的阐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儒林外史》研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一时期的《儒林外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重视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生活、时代进步思潮的关系，如翦伯赞的《释\u003c儒林外史\u003e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一文，将小说与社会经济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考察。
新时期以来，《儒林外史》相关资料的发现和考据方面也有所突破，陆续发现了吴敬梓及其友人的佚散作品和笔记旧籍；陆续出版了陈汝衡的《吴敬梓传》，孟醒仁的《吴敬梓年谱》、《吴敬梓评传》，陈美林的《吴敬梓》、《吴敬梓研究》，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等专书；对于人物和情节原型的考证也有了新的突破。
随着古典文学研究的繁荣的征兆，《儒林外史》研究也迎来了新的春天，各种专题研讨会先后开展，如1981年在滁州市举行的纪念吴敬梓诞生二百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在江苏南京举行的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安徽全椒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儒林外史》学术讨论会等，并有大量论文和多本论文集发表。此外，《儒林外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如关注《儒林外史》和吴敬梓的审美追求，代表成果有王居明的《儒林外史艺术美新探》、李汉秋的《吴敬梓与魏晋风度》等；关注《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如何满子的《总结型和开拓型》、宁宗一的《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等。
《儒林外史》在国外也广为流行，并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重视。
《儒林外史》最早的片段英译文，是葛传椝（guī）所译之第一回，刊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英文杂志》（TheEnglishJournal）。后来陆续有各种翻译问世，但大多是选译的部分章节。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儒林》（TheScholars），是为数不多的《儒林外史》英文全译本之一，共五十五回，1957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后不断重印，并增补了相关资料。英美学者对于《儒林外史》也有广泛的研究，如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中理《中国社会的上流人士：论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上流人士的作用》一书，涉及到对《儒林外史》创作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的深入研究。美籍华裔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密执安大学中文系教授林顺夫（著有《\u003c儒林外史\u003e的礼及其叙事体结构》一文，对于《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做了深入分析。
今知日本最早的《儒林外史》译本，是明治十三年（1880）高田义甫训点的《儒林外史》之第一回和第二回。日本第一个《儒林外史》的全译本，由小田岳夫翻译，1947年由东方社出版。东京学艺大学教授稻田孝编译的《儒林外史》全译本是日本较为通行的一种译本。日本关于《儒林外史》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到《儒林外史》的各个方面。现行的《儒林外史》韩译本，主要有两种：一是陈起焕翻译的版本，1990年由汉城明文堂出版；二是由中国延边大学崔承一、崔奉春、张义源三位教授全译本之翻印本，1991年韩国𩥬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