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1:21
夏同龢（1874——1925），字用卿（用清），又字季平，号狮山山人，贵州麻哈州（今麻江县）高人。中国近代政法的开拓者、教育家、书法家。
从清光绪一十九年（1893年）起，夏同龢先后参加乡试和会试，最后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参加殿试，并被光绪帝“御笔亲点”为戊戌科（恩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任翰林院编修。六年后，夏同龢被派至日本进行学习政法，并在留学期间编著《行政法》一书，开启了中原地区行政法学的先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同龢又被任命为广东公立法政大学监督，之后的时间里他不断扩建学堂、完善设施和培养法政人才。民国六年（1917年）至民国八年（1919年）间，夏同龢出任江西实业厅厅长，之后旅居北京。直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同龢因心脏病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学者谢孝明认为，夏同龢拥有的诸多身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戊戌状元的身份，因为这一特殊的身份是生发其他身份和赋予其他身份意义的根底与本源。梁光华认为，夏同龢作为戊戌状元，博学多才，其文笔超群，书法精美，其法学著作及诗文书法倾倒朝野。
夏同龢是屯堡人后裔，其先祖明朝初年（1389年）由江苏南京随戍边部队来到贵州省，后定居麻江县高枧堡，迄今已600余年。1874年夏同龢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父亲夏源历任云南省、四川省等地官职。夏同龢自幼随父奔走各地，见多识广，大西南丰厚的土壤引领了他最初的成长。
此时的中国，推动近代化的洋务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想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开始渗透到庞大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然而科举考试仍是所有读书人唯一的选择，夏同龢也不例外。
光绪十九年（1893），夏同龢在贵阳参加贵州乡试中举，主考官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状元刘福姚。在这三年才举行一次的省级统考中，夏同龢名列第二十九名，本次考试的录取名额是50名，考取举人后就可以授予官职。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夏同龢来到北京参加会试，会试主考官是户部尚书孙家鼐，他也是一名状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者。会试在乡试后第二年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齐集京师，即将参加的会试将使他们有机会进入国家政治的核心圈，有机会实现读书人“兼济天下”的理想。本次会试从数千名举人中录取了346名贡士，夏同龢是第134名。他们是经过层层选拔的科举精英，他们将获得踏入紫禁城接受当朝皇帝考试的机会，他们因此成为人人艳羡的天子门生。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9日）清晨，夏同龢来到紫禁城保和殿参加殿试，正在酝酿一场变革的主考官光绪皇帝就“求才、经武、绥远、理财”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发问，夏同龢就这四个问题进行了逻辑缜密的回答。当夜幕降临，夏同龢起身交上自己的答卷，走出了保和殿。此时的紫禁城显得很安静，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的未来，都如同这渐渐沉去的暗夜一般变得更加莫测。
殿试两天后（6月11日）光绪皇帝断然发布《定国是诏》，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样是科举精英的进士康有为和举人梁启超是这场变法运动的主力军，他们试图要完成的是使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变革。
6月12日，所有的贡士们齐集东长安门外，变法并没有影响既定的程序，按照清制惯例，读卷官将排在前十位的考卷送到光绪帝手中。刚在头一天宣布变法的光绪皇帝“御笔钦点”夏同龢为戊戌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钦定名次后变法在推进，但状元的头衔，依然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耀。夺魁之后的夏同龢随即授修撰一职，进入翰林院。翰林院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同时也是官员的后备基地，明清时期朝廷重臣几乎都出自翰林院，进入翰林院，即意味着踏入仕途，进入国家政治的核心圈。对于在戊戌变法这个非常之年产生的状元来讲，夏同龢注定将在这非常之世有非常之经历。
夏同龢，麻江县高枧人，于1898年考中清戊戌科状元，成为贵州省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文状元之一。1904年，夏同龢东渡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学习法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取得状元和留学生双重身份者。在日期间，夏同龢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其考试文章《清国财政策论》全文刊载于日本《法律新闻》上。同时，夏同龢还完成了《行政法》一书的编写，该书是中国最早介绍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的书籍之一。他是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公立法政大学的筹办者，这所学堂是中国最早期实施法政教育的专门学堂，培养了许多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人物。1905年11月，夏同龢出任广东法政学堂（今中山大学前身）监督（即校长）。
辛亥革命后，闲居于贵阳团井巷私邸，民国二年（191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民国九年至十二年（1920至1923年），出任江西省实业厅厅长，后返京。民国十四年（1925年）于北京劈柴胡同（今西城区辟才胡同）住所病逝，安葬于阜成门外西八里庄青龙塔附近，其墓今已无存。
其书法著名，书法以对联、扇面、匾额等各种形式保留下来，遗墨有为潮州丘逢甲故居题写的门联“马来西极，龙卧南洋”。遗迹有贵阳夏状元街，故里的“状元第”等。
中华民国成立后广东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原来法政学堂教员陈融出任校长，而夏同龢则先回到贵州省，后由贵州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来到北京。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议会议员，夏同龢最初加入的党派是中国国民党，是最早期的国民党员。当时国会各党派为争夺更多议会席位以谋求更多权利，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夏同龢为避开纷争，离开了国民党，于1913年5月发起成立超然议员社这个独立的党派组织。它“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
同年7月他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委员，后被选为起草委员会六名理事之一。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三岁的年轻委员们中间，夏同龢是旧功名最高的人，但他并不保守，在历时三个多月的宪法起草时期，夏同龢提出了不少具有共和精神的看法。如在总统选举问题上，他提出了由人民初选后组织选举机关选举总统的这样一种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办法。
就在夏同龢兢兢业业参与宪法起草期间，当时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上学的贵州天柱人王天培邀约两名同伴来到了北京，血气方刚使他们无所顾忌地宣泄着对袁世凯的不满，最终他们因言辞过激而被捕。夏同龢听说此事后，立即慷慨出手设法营救，出狱后的王天培被夏同龢送回了保定军校，军校毕业后，王天培一路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成长为一代北伐名将。
1914年袁世凯解散议会后夏同龢历任政事堂事、知事试验委员、湖南都督府高等顾问官、湖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法制局佥事等职。
1917年至1919年夏同龢出任江西省首任实业厅厅长，曾协助人称“长江三督”之一的江西督军陈光远，为维护地方和平作出了一定贡献，并获总统授予的二等大绶嘉禾勋章。
1919年初江西省参议院议长李盛铎准备组织仙居公司，将位于九江的城门山铁矿抵押给日本人借款。此事引起议员极大不满，议员们认为此矿山归江西省有，坚决反对抵押借款，反对私人开采。当时的《申报》、《民国日报》等都进行了跟踪报道。
在此案的交涉过程中，作为矿山的主管部门领导省实业厅长夏同龢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议员们调查和质问的对象。实际上，城门山铁矿抵押借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军费不足，其复杂程度已经远不是一个实业厅长所能控制的，但作为一个有着良好法学素养的人，夏同龢两次到议会接受质询，两次提出辞呈。
当时因社会动荡，军阀混战，议会并不能起多大作用，大多不被重视。夏同龢作为行政官员，能尊重议会，接受议会质询并最终提出辞职，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法政人的气度。而这起案件也因此作为议会发生作用的成功代表，成为江西议会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
1919年6月，夏同龢辞去江西省实业厅长职务，回到北京，晚年的他潜心佛学。从1919到1921年间，夏同龢组织北京数十家富户为北京著名的内八刹之一----广济寺购置了多达近十顷的土地用于供养寺中僧人和作佛事之用，解决了该寺的资金问题，使该寺得以继续蓬勃发展。
1925年，夏同龢心脏发作，经医治无效，于北京劈柴胡同住所逝世。
夏同龢一生经历丰富，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留给后人的作品除了那部奠定他在中国近代行政法学史地位的《行政法》外，还有他为近代著名实业家郑观应的诗集《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所写的序言；为名震东南亚广东省著名侨商高学能撰写的阡表，该阡表至今仍屹立在泰国曼谷；为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故居多处题字；为广东十大园林之一潮阳西园的多处题字；为如今蜚声海内外的福建永定土楼王子---振成楼的建造者林鸿超题写对联等等。夏同龢留给后人的还有两条街道：一条是位于贵阳市团井巷的夏状元街，因夏同龢曾在此居住而得名；另一条街道则是位于越秀区的法政路，当年夏同龢筹措十万银元经费在此选址建起了广东法政学堂，随后法政学堂名扬全省，学堂所在街道也因此得名法政路。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两条街道上，已经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痕迹。在他的故乡麻江县高枧村狮山脚下的状元第，原有亲笔写的“状元第”匾和“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楹联。如今这座状元第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1874年出生到1925年去世，夏同龢所处的时代是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期。从帝制状元到走向共和，他始终积极入仕，与时俱进，完成了一次次蜕变、一次次转身。透过夏同龢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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