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21 13:18
孔伋(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字子思，鲁国人，孔子的嫡孙。大约出生于姬匄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姬午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终年82岁。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历史上被称为“述圣”，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子思之儒”，是子思学派的创建者。子思继承孔子及孔子弟子的思想，创立了子思学派的思想体系。
子思年幼丧父，自幼跟随爷爷孔子学习，孔子对其也是严厉教导，孔子去世后又跟随孔子的弟子们学习，对儒家文化耳濡目染。子思继承了孔子晚年提出的“大同”思想和“禅让”制文化理念，并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论和政治观，著作《子思子》《中庸》《国风·缁衣》《五行》《鲁墓公问子思》等，提出“情”“性”并重的人性论，普遍主义王权观和相对主义君臣关系论，并极力张扬“士”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 在鲁国公变法中，子思结合当时时代背景，汲取齐国学问中的精华部分，在融合到儒学之中，使其思想带有法家想法，提出开启鲁公的恩惠，杜绝三桓的私利，让利于民，结恩于百姓、”尊贤以崇德“、“礼修邻国”，在这场变革中，消除三桓祸鲁的流行弊端，改变鲁国当前面临的积弱颓势，并对鲁国旧的理论、经济、政治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子思学派上承孔子、曾子，下启孟子，是先秦儒学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他继承了孔子的仁爱和孝悌之道，以忠恕和孝道作为思想的重点，在心性论上“表现出了一种以忠恕贯通孝弟亲情而转向内省的趋向”，从而奠定了孔子之后孔门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子思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沿着曾子等开创的在心、情上论道德修养的内转思路,深入心性论的探讨，提炼出了 “诚”这一核心概念, 建立了一个尽性成德以上达天命的性道合一的理论体系。孟子继承了子思的批判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使其成为其“民本”思想的理论支撑，子思的思想具有二元倾性，具有鲜明的过渡性，在先秦仁学谱系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公元前483年出生在鲁国的一个文学世家，他的爷爷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父亲是孔鲤，从小生长在文学大家庭里，在爷爷及其弟子的教育熏陶下，子思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及孔子弟子的思想，并创立了子思学派的思想体系。
子思幼年父亲就去世了，跟随爷爷生活和学习，接受爷爷的教诲。子思敏而好学，即使他当时年纪尚小，也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应答。子思曾向孔子请教关于用贤相关的问题以及以礼乐治国与以法治国的讨论，并且也向孔子探索心、圣在人的认识上所起到的作用。孔子晚年提出的“大同”思想和“禅让”制文化理念，子思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理论，提出“情”、“性”并重的人性论，普遍主义王权观和相对主义君臣关系论，并极力张扬“士”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子思爷爷去世后又接受爷爷的弟子们的教育。
战国前期，鲁国公变法中，儒家尤其是子思起到了重大作用，其救国兴国的方法，不是完全的用儒家思想来教化，而是结合当时时代背景，汲取齐国学问中的精华部分，在融合到儒学之中，使其思想带有法家想法，在这场变革中，消除三桓祸鲁的流行弊端，改变鲁国当前面临的积弱颓势，并对鲁国旧的理论、经济、政治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其救国兴国的主要措施，一、变法与救国主张：（一）开启鲁公的恩惠，杜绝三桓的私利，让利于民，结恩于百姓。（二）”尊贤以崇德“来取代”亲亲上恩“，用礼贤下士、推崇品德来留住人才。（三）创建定分（利益归属）之说，对利益分配进行规定。公元前594年颁布的”初税亩“，对官家和私有的土地统一按亩进行征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三大家族三桓的发展，这为鲁穆公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权奠定物质基础，是鲁国纳税的一个重大变革。二、变法与兴国主张：对外邦交上，子思主张”修礼邻国“，与邻国以礼相交和谐发展。
子思曾经一度定居在卫国，后来去了宋国，在宋国期间内写了《中庸》，即《子思子》，其中分为《中庸》《缁衣》《五行》《鲁墓公问子思》，并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论和政治观，提出“情”“性”并重的人性论，普遍主义王权观和相对主义君臣关系论。晚年之后，回到鲁国，传播儒学，以昭明圣祖的功德被鲁穆公尊崇为贤者。姬午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子思去世，终年82岁。
子思继承了孔子晚年提出的“大同”思想和“禅让”制文化理念，并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论和政治观，提出“情”、“性”并重的人性论，普遍主义王权观和相对主义君臣关系论，并极力主张“士”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创立了子思学派的思想体系，子思把“中庸”的原则贯彻于德性修养之中，以忠恕行仁之道为德性修养的基本方法，由成己以至于成物，实现人我、物我之合，为天人合一提供了具体途径和原则方法。
从子思的《缁衣》《中庸》和《鲁穆公问子思》等中，可以感觉到子思把孔子晚年的普世主义思想用作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成为子思思想体系中的一大特征。
子思继承与发展了孔子的最高精神主旨，于社会变化的社会之中，探索人的“性情”心理能量和社会实践，从而来构建自己对“人情”在社会秩序构想。《孔子诗论》中，孔子把人的“情”看作是与“礼”相对的且具有独立特性而存在的，子思及其学派深受其影响，从“情”处研究人的天性，形成了具有二元倾向的人性论。子思将情剩余本性的观点融入两位“中庸”之道中，使人的各种“情”态收于人性的尺度中，用“教化”和“慎独”精神使人的“情”立于“中态”之中，“性”会向喜或怒、乐或悲、善或恶等趋向，“情”产生“礼”，”礼“为”情“服务，同时对”情“有节制作用，通过教化和慎独，可能使”情“达到”中和“的状态，但不能自发达到”天道“，有二元发展的可能性。子思人性论中的二元倾向及其中的人本位思想，也是他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精神的来源。
与孔子“唯上智能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的主张不同，没有将人的本性固定在已经产生趋于“圣”的一面的“情”，子思更加重视“善”在现实人生中的情况，而善的内容是“仁”，即做到“仁”才能成“善”。子思主张社会中的个人应该是“善”的，但却未必能通晓“天道”，也不一定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
构成先秦仁学的文化思想是一种强烈的文化与社会批判精神，有学者称之为“抗议精神”。《鲁穆公问子思》中写道，鲁穆公问子思什么是忠君之道，子思回答中的“恒称其君之恶”态度阐述了他的政治观念，在相对主义的君臣观念中，子思更强调君主对政治规则的遵守。他认为理想的政治规则应该与先秦的”仁政“相符，君主应该施行“仁政”，子思政治规则合法性辩护力量来源于民众，是先秦仁学得以实践的根本途径是借用民众来批判政治，想用该理论，培育出能与政治权力体系相抗衡的理论。
子思政治思想的来源是自然之“性”的二元性，强调君臣之间、君民之间存在对生存张力相对依存。 子思继承了孔子的民本位思想，企图来为自己的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寻求合法性解释的理论根据。在《缁衣》中，子思认为控制社会的手段本质上是以“沟通”为本色的， 而制度更迭是一种心理作用的结果和表证。君主的获得民心与臣下支持的先在条件是求己、修身，而上下沟通的条件在相对依存的基础上，发生了偏移，因此子思对政治规则的解说，更侧重于对君王行为理论的约束。遵循政治规则的条件对于对于君臣关系来说是相对的，君主的规则意识应当首先吻合理想型君臣关系的要求，因为政治规则正当性的辩护权在臣下手中，且大臣是“民之表也” （《缁衣》）。
子思的“敬大臣”“君以民为体”（《缁衣》）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周朝“敬天保民”的思想，形成了普遍主义的王权观。其主要表现在对民众情况的深刻领悟，他认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性自命出》），可以看出子思认可普通民众的文化创造力。子思在政治观上表现出来的人性论中二元化的特征，认可政治规则的条件有二元发展的趋势，君主趋向于“善”的一边，做到“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礼记·坊记》），王权可以得到保全，相反的，政治变迁的法则自然而然地会发生转移。
子思继承孔子相对主义的君权观，与孔子不同的是，子思对相对关系的解说，更强调君主自身的责任，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中庸》）君主想要获得来自臣下与民众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辩护，须得做到以上得各点。
孟子在继承子思君王观、王权观、民本位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民本政治观，使其成为其“民本”思想的理论支撑。同时思孟学派也继承了子思的文化与社会批判理念、“恒称其君之恶”批判精神，作为其学派成立的内在根据，成为先秦仁学之顶柱，后世也称为”思孟学派"。《性自命出》 中主张“性”是天生的，而“情”由"性”开出，与子思的人性论思想有关。在《原道》一书中，韩愈将孟轲接续在了孔子之后，并添加了曾子、子思，还将《中庸》、《大学》与孟子做了接榫，促使儒家的传道系统从周孔之道向孔孟之道转变，也是儒家的经典系统从五经向四书转变。子思的思想体系对后来的孟子和宋明理学代表人物二程等都有较大影响， 程颐和程颢汇通了子思的《中庸》和其他《大学》、《论语》、《孟子》等书籍中的工夫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理学工夫论，构建自己的理学体系。
子思是先秦时期仁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学术思想是这个时期思想体系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仁学体系的产生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子思学派承接于孔子、曾子，下启至孟子，是先秦儒学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他继承了孔子的仁爱和孝悌之道，以忠恕和孝道作为自己思想的重点，在心性论上“表现出了一种以忠恕贯通孝弟亲情而转向内省的趋向”，沿着曾子等开创的在心、情上论道德修养的内转思路，深入心性论的探讨，提出核心概念“诚”，建立了一个尽性成德以上达天命的性道合一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孔子之后孔门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 。子思的思想具有二元倾性，对先秦仁学谱系的构建起到了鲜明的过渡作用。
《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孔子的父亲伯鱼在六十二岁那年生下子思，子思是遗腹子。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对字思的生卒年有过详细的考察，认为《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的有误，他根据《礼记·檀弓》、《汉书·艺文至》、《孟子·离娄下》中记载关于子思的论述，因此得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大约出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姬午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终年82岁。这也是当前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结论。关于子思的生卒也受到其他学者的关注，认为钱穆先生对“子思生卒考”仍然有很多疑惑，钱穆先生把考证的视角给固化了，后来学者们结合郭店竹简和其他材料得出：钱穆先生认为子思为遗腹子的说法以及怀疑《中庸》是伪作，推翻和它相关的所有记载，《史记》记载的关于伯鱼的记载，子思是鲁穆公在位前几年的老师相关考究是不可靠的，《史记·孔子世家》里记录的子思生平相关的事迹是可信的。
在思孟学派的谱系中，除了子思与孟子之间的继承关系有很多疑问点外，子思与孟子之间的谱系也没有定论。学术界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子思曾经从学于曾子，由孔子、曾子、子思至孟子构成了先秦仁学的谱系。另一种看法是子思从学于言偃，由孔子、子游、子思至孟子构成先秦仁学的谱系。
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的主张始于韩愈，如果孔子到孟子这中间的百年里思想上出现空白，则韩愈使倡的“道统说”难以令人信服，因此他认为孟子师从子思，子思师从曾子，从而构成了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的先秦儒学“道统”谱系。宋代理学家二程也认为子思从师于曾子。到了晚清时期，受到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质疑，认为子思从师于子游，孔子、子游、子思至孟子构成儒学正统“弘道派”。
柳若：子，圣人之后也。
曾子：屈己以伸道，抗志以贫贱。
孟子：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赵佶于崇宁元年追封其为“沂水侯”，大观二年从祀孔子庙。南宋赵扩端平二年升祀堂上，赵禥咸淳三年加封“沂国公”，孛儿只斤·图帖睦尔至顺元年加封为“沂国述圣公”，嘉靖嘉靖九年改称“述圣子思子”。
鲁穆公问子思说道，“怎么才算是忠臣呢？”，子思回答道：“总是补救君王的缺点的，算是忠臣“。鲁穆公不高兴，摆手送客，成孙弋来了，鲁穆公又问道，”最近我问子思什么是众筹，他说，‘补救君王的缺点的，算是忠臣’。我很疑惑，没有搞清楚。“成孙弋说，”这样说，真好！为了其君王而去死的，曾经有过，而总是补救君王缺点的，却还没有。为了其君王而死的，会有爵禄的，而总是（默默的）补救君王缺点的，（可能不会有）爵禄的，为了和谐而拒绝爵禄，如果没有子思，我不会听到呀。“
卫侯说出错误的主意，群臣附和赞同，就像从一个人口中说出的一样。子思说：“君主自以为是，大家的好主意就听不到了，何况附和错误助长坏事呢!一般说来，对人家称赞自己，不辨别对还是不对，没有比这更昏庸的了；对君主的言论，不分析是否合理，就奉承附和，没有比这更谄媚的了。君昏臣谄，位居百姓之上，人民不能振奋，国家也就衰落了。”于是，子思对卫侯说：“您的国家将要一天天地衰落下去啊!”卫侯问：“什么原因呢?”子思说：“这是因为您认为自己的话正确无误，卿大夫不敢纠正其中的错误；卿大夫自以为是，士人、百姓不敢纠正其错误。顺情说好话的人有福，提意见批评的人有祸，这样下去怎么能好呢。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孔伋《中庸第一章原文及译注》
天下之通道五，所行走之者三。——孔《中庸》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修，心肃则身敬也。——孔伋《缁衣》
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也。——孔伋《缁衣》
王季以九命作伯，而周文王因之。——孔伋《子思子》
情哀而歌，歌弗信矣。其弦则是，其声则非也。——孔伋《子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