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1-18 11:00
《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述的对话体典籍，成书于战国时期。全书共七篇，以问答驳论为主要论证方式，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是反映先秦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著作。《孟子》整体上注重气势，善于说理，着重刻画了孟轲这一人物形象。历朝历代的《孟子》注本数量繁多，《孟子》学影响深远。宋代《孟子》由“子”入“经”，成为了“四书”之一，后又被列为“十三经”之一。此外，《孟子》一书在海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日本、朝鲜乃至西方国家都对《孟子》有专门的研究。南梁时期的文学评论家刘勰称赞《孟子》是“理懿而辞雅”。
《孟子》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是由孟子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一起撰写的，孟子是主要撰者。其二是由孟子独自编撰，因而以《孟子》为书名。其三认为《孟子》是孟子死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编撰的。大部分认可《孟子》是孟轲及其弟子共同完成，孟子是书籍的主导者和主要编撰者。《孟子》记录的是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且成书时孟子尚且在世，他和弟子共同回忆游历期间的言行，共同编撰成书。
孟子，名轲，字不详，邾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子幼年丧父，受教于他的母亲，《韩诗外传》和《列女传》记载了相当多的轶闻故事。长成后，孟子受教于名师，并受到了曾子、孔伋等人思想学说的影响，孟子学生众多，和孔子一样非常注重教育事业。孟子一生致力于发扬儒家思想，成为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对儒家学说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
东周末年，周代权力衰微，导致各诸侯国之间关系紧张。春秋战国时期，新旧矛盾错综复杂，社会进入了大动荡大变革阶段。诸侯之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兴起，封建领土制度的瓦解，封建地主制度的确立，让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新的政治观念和生活伦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突飞猛进。于是思想家们纷纷著书立说，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高潮。在当时的“九流十教”中，儒家便是其中的重要一家。《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结晶，也是现存的首部儒家经典著作。《孟子》一书便是在战国中期诸侯争霸的政治环境中，受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影响，在仿照《论语》体例、内容，继承《论语》思想的多重作用下产生的儒家又一部经典著作。
《孟子》早年受教名师，潜心求学，广收弟子，直到中年《孟子》才带着自己的弟子周游列国，从事政治活动。孟子及其弟子到过鲁国、宋国、滕国、梁国、齐国等国，致力于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历时二十多年。经过多年的奔走和四处碰壁，孟子明白了自己的“王道”“仁政”理想终究无法实现，于是效仿孔子，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与弟子公孙丑、万章一起著述《孟子》，阐明自己的主张，记述自己的一生。
刘歆在《七略》中记载《孟子》有十一篇，除了现在可见的七篇，还包含了四篇外书，即《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但现在四篇外书已经散佚。赵岐在《孟子章句》中对四篇外书进行了真伪考证，他认为四篇外书文辞道理不够宏大精深，难以与内篇相较，据此判断外书应当不是出自孟子之手，是后世依托孟子之名放在其中的。因此赵岐并未给四篇外书作注，后人逐渐不再阅读和研究这四篇外篇，外篇随即失传。
《孟子》共七篇，分别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全篇约三万五千字，七篇之中又有二百六十章。原先《孟子》七篇并无上下之分，到东汉赵岐著《孟子章句》，才把七篇各分为上下两篇，后人加以沿用。《孟子》的内容体例都是仿《论语》而作，在内容上《孟子》章与章之间的联系不大，积章而成篇，篇名也比较随意，在每篇第一章中选取几个字，和整体内容都没有联系。这种体例和《论语》是相似的，只是各章的篇幅比《论语》长。
《孟子》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主旨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孟子劝说君主们实施仁政和王道，要重道德，讲仁义，坚决反对霸道。并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名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等的重要执政理念。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一个政治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在变革，因此孟子认为只有仁政才能改变时代，救百姓于水火。孔子主张“敬德保民”“民为邦本”，倡导君主要以德治国，而《孟子》在继承孔子德治的基础上，将孔子以君王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转移到了以人民为政权的中心之上。军权能否取得，是由民意决定的，否定了君权神授，肯定了君权民授，这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超越之处。
《孟子·离娄上》中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核心思想一个是“仁政”，一个是“王道”。孟子向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先王时代，将拨乱反正，平治天下为己任，认为只有效法尧舜等先王，才能治理好百姓，也能给后世留下学习的范本。孟子从历代王朝兴衰中得到启示，认为百姓为国家存亡之本的道理，在《尽心下》中，他提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确表示在君主、百姓、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民众是最宝贵的，国家次之，君主的重要性最低。
无论是上位者还是下位者，都必须遵守“仁”，否则不仅无法保全事业，可能连自身都无法自保了。但是《孟子》中所提到的的仁政思想在战国时期并没有受到君主们的采纳，君主们认为国家的兵马武力越强，国家的权力和领土才会扩大，其王道的政治理想并不在霸道的现实政治中占据上风，甚至是越来越与社会现实脱节。
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把义利之辩归结于君子和小人之上，认为人不能见利忘义。《孟子》在继承孔子义利之辩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义利之辨的内涵，并将其系统化。《梁惠王上》中孟子和梁惠王关于义利的对话，是《孟子》一书中义利观的重要表现，梁惠王见到孟子后直接就问了自己的国家如何才能强盛，而孟子又能如何为他的国家获利这样的问题。在孟子看来，魏惠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心中只有富国强兵、征地打仗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孟子义利观的，于是他劝诫梁惠王，一个国家只知道讲“利”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国家想要强盛，只能施行仁政，推行王道。
《孟子·滕文公上》写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告子上》中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中提出了性善论的观点，区别于告子的“性无善恶”思想，也和之后荀子的“性恶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更是向善的。《公孙丑上》中说“人皆有不忍之心”，肯定了统治者的善性和人民的善性，因此治理国家要以德服人，教化为先。至于那些不善的人，孟子认为不是他们自身的罪过，而是后天教育的缺失和环境的影响，因此要加强对善的引导。总体来说，《孟子》中的性善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在人性的争论中却具有开创意义。
《孟子》中的仁义孝悌观念首先表现在明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人和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也是孟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其次人要有仁义之心和羞恶之心，具体就是要用“礼”来约束自己，而仁、义、礼其实就是“智”的具体表现，仁、义、礼、智四者是相互约束又相互促进的。最后，《孟子》一书中诠释了孝悌观，主张孝和礼的结合，还树立了舜这一典型的孝道形象。《告子下》中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梁惠王上》中又说：“谨序之数，申之以孝悌之义。”孝悌既和仁义相互阐释，又是仁义观的具体化。孟子认为侍奉父母是人之根本，《孟子》中记载了孟子建议滕文公为父亲滕定公行三年之丧，齐宣王想缩短守孝的时间，孟子对此也十分的不满，还让自己的弟子去给齐宣公讲孝悌的道理。
孟子首次提出“浩然之气”的概念是在《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中接着解释了浩然之气是一种极其强大刚健的气，是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需要用正义来培养的气。它作为一种气，是合乎义与道的。它是日月积累的正义所衍生出来的，而不是正义偶然从外而入所取得的。道德和正义是组成浩然之气的基础，也就是内在的情感和道德意志合二为一的一种精神状态，也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正气，拥有了仁、义、礼、智之后的坚定心气。要养成浩然之气，就必须要有仁义忠孝思想，有了仁义忠孝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浩然之气。
《孟子》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他成功塑造了以孟轲为中心的众多的人物形象。以孟子为例，在他与各种人的交流辩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使命的自觉，对于理论的自信，对于人格的自尊等。孟子在国君面前从不唯唯诺诺、胆小怕事，敢于直接切中国君的要害，批评其政治错误，并当面提出质疑。他对于那些阿谀奉承、看君主脸色做事的人非常鄙视不屑。虽然《孟子》属于说理性散文，以记事说理为主，不以刻画人物为目的。但是在记事说理、追述孟子坎坷一生的过程当中，也将孟子的形象鲜明地刻画了出来，留传给后人。除孟子外，对尧舜等先王的塑造、对圣人孔子的塑造等也都相当传神。
《孟子》关注的都是忧国忧民、平治天下的大问题，因此《孟子》全书有一种宏大磅礴的气势。比如《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孟子和许行弟子的辩论，首先孟子问许行生活资料的来源，此处连用几个问句：“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许子冠乎?”“奚冠?”“自织之与?”“许子奚为不自织?”。接着列举了尧、舜不停躬耕的事实，最后痛斥陈相违背了师说，《孟子》一书每次描写交谈或者辩论都气势宏大，并透露着孟子忧国忧民的情感，有理有据。
《孟子》中还多处运用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来加强重点，比如孟子与齐宣王论乐时，先提出：“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又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用了大量重复词语，达到增强气势的效果。
《孟子》在语言上功力深厚，形成了“生动明快”的风格。首先，孟子非常善用比喻，据统计《孟子》七篇260章之中，有93章用了159种比喻。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比喻对象或是眼前所见之景物，或是出于论说目的杜撰而来，也有部分是当时的故事。除比喻外，孟子还使用其他修辞手法，如排偶、反复等。通过这些修辞手法的使用，进一步增强了文章感染力。
其次，《孟子》人物之间的对话交流非常激烈精彩。孟子在和其他人物交流时会逐渐进行诱导，把对方引导到自己的话题中，再顺水推舟，让人避之不及。比如，《梁惠王上》的“寡人之于国也”一章中，孟子先例举“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再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设问，惠王回答说：“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让对方理亏，陷入无法反驳的境地，最后只能是赞成孟子的观点，这种语言上的一来一往让文章变得生动详实。
最后，对话体是《孟子》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孟子》延续了《论语》语录体的特点，但是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形成了对话体为基础的议论文，是战国时期散文从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的代表作。《孟子》在语言上的特点很多，用词简单明确，不繁琐；口语和书面语的结合，语言真实接地气。总之，《孟子》在语言上的雕琢和技巧已经较为成熟了。
赵岐的《孟子章句》是现存唯一一部完整的汉代《孟子》注本，也是存留最早的《孟子》注本，其在孟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赵岐本人对孟子的思想十分推崇，认为孟子的言行可以和古之圣贤媲美。赵岐将内书七篇又各分为了上下两篇，共14卷，并在《孟子章句》开头和末尾又各加一篇《孟子题辞》和《孟子篇叙》。《孟子章句》比较突出的特点是：首先，融合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文献，吸收其中的精华，保留了先秦时期散佚的文献，为之后的文献考证提供了文献基础。其次，《孟子章句》对孟子的思想进行了开辟性阐发，更深入的诠释了孟子在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内涵。最后，根据统计赵岐《孟子章句》共注释2984条，其中注释句义就达到了1640条，可见其对文义阐释的注重。[
唐代出现了三部主要的《孟子》注本，陆善经的《孟子注》、张镒的《孟子音义》和丁公著的《孟子手音》。陆善经的《孟子注》七卷，已散佚，《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均有记载，从仅存的几条注释来看，陆善经注不喜欢延用赵岐注，而更喜欢另创新说，但是因此也错误较多。张的《孟子音义》仅在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保留一卷，共94则。《孟子音义》是汉代之后最早为《孟子》注音的，而且其不仅注音还兼释义。丁公著的《孟子手音》在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保留有二百一十四则，丁注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注音还释义，而且注重异文和名物考证，引证相当丰富，还对《孟子章句》进行注释考证。
宋代《孟子》注较多，有朱熹的《孟子集注》、孙奭（shì）《孟子音义》、游酢《孟子杂解》、张栻《南轩孟子说》、张九成《孟子传》、苏辙《孟子解》等，均保留了下来，其中以朱熹的《孟子集注》和孙奭《孟子音义》流传较广。朱熹对《孟子》的研究著作很多，除了《孟子集注》外还有《孟子问辨》《论孟精要》等。朱熹的《孟子集注》没有忽视传统的训，而是融会贯通，将经学、道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赵昚淳熙十六年，朱熹取《论语》《孟子》《大学》《礼记·中庸》四篇，取名“四书”合刊，即《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注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的推崇，注重哲学义理的阐释，却又没有丢掉名物训诂和典章制度的释义。孙奭的《孟子音义》兼采唐朝三家注，合成了《孟子音义》二卷，参注旧考，采集诸注本的优点，删减异说，补其遗缺。
元代的《孟子》注本主要有赵惪《四书笺义》、张存中《四书通证》、袁俊翁《四书疑节》和史伯璿《四书管窥》，均是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明代则有蔡清的《四书图史合考》和《四书蒙引》、陈士元《孟子杂记》等注本。
黄宗羲的《孟子师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孟子正义》、康有为的《孟子微》是清代《孟子》义理学的代表。黄宗羲的《孟子师说》显示出了清代重实学、重考据、重实践的特征，以“师说”的形式来分析孟子的思想，直斥当时的学风，意在通过注疏倡导新的治学之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不仅对孟子中的字词进行了考证，还抨击了宋明理学和程朱理学，这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讨论。戴震在《疏证》中先罗列出理学家在著述中经常使用到的重要概念，然后对它们进行新的解释，再用疏证的方法来相互疏通证明。焦循的《孟子正义》延续了朱熹和戴震“经世致用”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升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践性，继承了戴震“由诂训以明理义”的治学旨趣，提出了“证之以实，运之以虚”的研究方法。康有为撰写《孟子微》时正值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国危机加深，康有为将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和孟子的思想相融合，从而借助《孟子微》来引进西方的思想，所以康有为的著作显然有相互比附的不足之处。
南梁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孟子》：“孟轲讥墨，比诸禽兽。”晚唐诗人皮日休评价为：“夫孟子之文，若经传。天惜其道，不烬于秦。”明代文学家宋濂认为：“《孟子》以大贤明圣人之道，谓之‘经’亦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员张惠仁认为：“《孟子》是中国第一部辩对散文集，或是以批驳某一观点为主；或是边批驳边提出并论述自己的观点；或是批驳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孟子在辩对散文中讲究“文质并重”，其辞章艺术超过了墨子、荀子，还对后世文章的写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世也有对《孟子》持否定态度的，比如司马光的《疑孟》，晁说之的《诋孟》，李觏的《常语》都使《孟子》在流传中产生了争议。司马光在《疑孟》中指斥孟子无君臣之礼，悖人臣大义。他觉得孟子的思想会被有不臣之心的人加以利用，或是被拿来作为反抗政权统治的工具，危害到封建统治。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还进一步否定了《孟子》中的“性善论”观点，认为人性不能以善恶来判断。
孟子及其学说在两宋以前，地位并不高。在官私文献中，一般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虽然东汉时赵岐尊孟子为“亚圣”，但是《孟子》当时并不受官方正统承认，《汉书·艺文志》把《孟子》仅放在了《诸子略》中，将其视为子书，《论语》《孝经》《尔雅》则放在了《六艺略》。
唐朝孟子的升格运动开始初现，韩愈作为这场运动的启动者，他把孟子的名字上升到孔子之后，以尊“孔孟”取代唐初的尊“孔颜”。韩愈以孟子的传人自称，极力推崇儒学，反对六朝骈偶文，大力支持散文文体。韩愈提出的“文气说”就是在孟子“知言养气”的基础上形成的，韩愈的散文不仅气势和《孟子》一样气势磅礴，《孟子》的思想也渗透其中，比如“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柳宗元也是孟子的支持者，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甚至是通篇仿《孟子》作。升格运动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依然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直到赵祯的庆历之际，范仲淹、欧阳修再次提出“尊孟”的口号，将《孟子》列入了唐朝形成的“十二经”之中，儒家十三经至此定型。孟子的升格运动迅速发展，赵顼熙、丰年间达到了高潮，当时程颢、程颐、张载及王安石等人都认可“尊孟”一说，尤其是王安石，王安石把孟子当作自己的榜样和千古知己，有《孟子解》14卷，已经散佚。王安石当时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使孟子升格运动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于是，在王安石的助力下，孟子升格运动有了质的发展。南渡之后，孟子升格运动进入了尾声，但《孟子》的地位被统治者延续了下来，学界也普遍尊崇孟学。朱熹时，《孟子》上升到“经”的地位，并被列入四书之中，成为科举考试必考内容。至此，孟子的升格运动结束，《孟子》和《论语》并列，成为了儒家的经典代表作，并一直影响着中国思想。
明初，许多支持明朝的儒者引用《孟子》内容为新王颂德，朱元璋起初对《孟子》多是提倡和表彰，但这仅是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秩序而使用的复兴手段。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读到《孟子》中的“草芥”“寇”语，便罢孟子配享，又对《孟子》中不尊君的内容进行了删减，重新编《孟子节文》，并对元代不切实用的《孟子》学予以了否定，提倡经典诠释的简易、通俗。统治阶级的做法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但对《孟子》实用主义的倡导影响了明代文人对《孟子》的研究方向。
清代，除了关注《孟子》的考据之外，更关注《孟子》哲学思想，他们诠释的重点是理气论、人性论和理欲观。比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继承了孟子“尽心”“知天”“知性”的思想，和宋代张载的主气说，建立了气本论的哲学体系。晚清，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逐渐变得空洞无用，四书等经典儒家作品也被不同程度的曲解和误读，此后文人对四书的诠释常无法摆脱掉八股陋习。
《孟子》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大约在奈良时代的天平十年（约730年）就传入了日本，并出现了不少引用《孟子》的律令史书，但当时一般作为修养书，仅在贵族阶层中流传。在日本进入中世时期以后，日本对《孟子》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开始批判性地认识孟子思想，对孟子思想展开辩论。同时，也有部分日本诗人在阅读《孟子》后与之产生共鸣，他们的汉诗创作记载了他们的心路历程。直至江户时代，由于德川家族的提倡和重视，儒教方才大兴，朱子学亦受到广泛关注。各种儒家典籍相继传入日本，涌现了大量的朱子学、古学和阳明学学者，儒家学者们开始了对《孟子》的再阐释，先后诞生了林罗山、伊藤仁斋等孟学大家。吉田松阴的《讲孟劄记》、中井履轩《孟子逢原》、冢田大峰《孟子断》、佐藤一斋《孟子栏外书》等孟学著作。
《孟子》在朝鲜半岛同样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孟子》至少在三国时期就已经传至朝鲜半岛。《孟子》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要晚于《论语》，应该是以《四书章句集注》这种合集形式和其他的儒学典籍一起传入的。新罗末年高丽初期，汉文学家崔致远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孟子》。高丽初期，朝鲜半岛仍以佛教为中心，《论语》《孟子》等儒学著作并没有获得广泛关注。直到高丽末期，《孟子》和其他的儒家经书一起成为了朝鲜半岛的重要典籍，并影响了其政治建设。朝鲜王朝建立之后，统治阶层将崇儒政策作为官方学说，确定了儒学和朱熹学说的领导地位，并广泛教授《孟子》等经书，以此作为科举制度的考试科目。《孟子》不仅是上层阶级的流行书籍，也成为了平民阅读的典籍。
《孟子》在西方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把《孟子》译成拉丁文带回了西方。之后，西方传教士、国外汉学家、华裔汉学家和中国的学者等相继对《孟子》进行英译。然而，由于中西方思想和价值体系的不同，《孟子》英译本难以准确传达出孟子思想内核，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对孟子哲学思想的扭曲，这也大大限制孟子哲学思想在西方学界的广泛传播。此外，《孟子》思想本身的深奥性也限制了西方学者对《孟子》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