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04 14:51
程颐(1033年一1107年)，北宋思想家、哲学家、易学家和教育家，理学创立人之一。字正叔，又字正道、正伊，洛阳人，因居临伊川县，世称“伊川先生”，与其兄程被共称作二程。
赵祯明道二年（1033年），程颐出生于黄州黄陂县草庙巷（今湖北武汉黄陂区前川街道），家中世代为官，自幼聪慧，十四五岁时与兄长程颢拜师周敦颐，十八岁时上书宋仁宗欲面陈国事利弊，未受召见。嘉祐元年（1056年），受主管太学的胡瑗赏识，被授予学职。嘉四年（1059年）廷试落第后，长期在外讲学。赵煦即位后，得司马光举荐，入仕担任侍讲，高调宣扬洛学。和苏轼为首的蜀党发生洛蜀党争。最终接连被贬至涪陵区（治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又在钩深堂讲学著述，完成《周易程氏传》四卷。宋徽宗即位后，曾短暂恢复其官位。但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将其判为元祐奸党，焚毁其著作。大观元年（1107年）九月十七日，程颐病逝于洛阳伊川，葬于府店镇（今河南省伊川县）西郊，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在哲学上主张天地亦物，万物皆被“理”主宰，而作为人要遵从道德层面上的“理”即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去私欲、明天理，并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修养。在教育上主张对学生因材施教，让他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格物明理；以孔孟为师，志存高远、循序渐进地去抵达仁的境界；提倡国家重视教育。在政治上主张王道和以人为主的法治。在经济上主张轻徭薄赋，重农抑商。程颐和哥哥程颢一起开创的洛学被朱熹继承发展后形成了“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一生从教治学，著述颇丰。著有《周易程氏传》《二程文集·伊川文集》《经说》八卷等，教授出谢良佐、吕大临、杨时、卢焞、朱光庭等学生。
《宋史》评价程颐为学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阶梯，进而解读《诗》《书》《易》《礼》《乐》及《春秋》六经，基本将儒家的内圣与外王之学贯通为一体。南宋学者胡安国认为，道学自程颐起。清代学者黄百家认为程颐的思想“穷极性命之根，发挥义理之精微”。当代宋史学者邓广铭认为二程把儒家学说发展得更加抽象精微，并着重于个人的身心的修养。
赵祯明道二年（1033年），程颐出生于黄州黄陂县草庙巷（今湖北武汉黄陂区前川街道）。他祖籍中山博野县，高祖程羽曾因辅佐赵光义有功升任兵部侍郎，赠太子少保，受赐居住开封市，之后又阖家迁居洛阳市，家中世代为官。父亲程珦在宋仁宗天圣年间以门荫入仕，历知龚、凤、磁、汉诸州。
程颐自幼小聪明，十四五岁时，与哥哥程颢一起从师周敦颐学习经学。受周敦颐影响，他厌弃功名，以“寻孔颜乐处”为务，即追求一种“自得其乐”的圣贤境界。皇祐二年（1050年），十八岁的程颐上书赵祯，指明北宋社会的危机，请求面陈救治时政阙失的良方，但未被采纳和重视。嘉祐元年（1056年），二十四岁的程颐与哥哥程颢随父入京师，到太学读书备考，与京师大儒交往甚多，曾与张载论《易》，共语道学之要。而主管太学的教育家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考试诸生时，对程颐的见解和才能大加赞赏，授之以学职。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续篇》里认为，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这场辞章应试中已经初步塑成了道学家的语言体系和思想结构。
嘉祐四年（1059年），程颐廷试落第，之后没有参加复试。尽管程颐有门荫庇护，且朝中大臣也屡次举荐，他均不愿入仕。此外，他的父亲程珦在赵顼年间已官至太中大夫，因反对推行王安石新法称病致仕。而程颐在赵曙、宋神宗两朝都未入朝作官，长期以“处士”的身份从事讲学活动。
除京师开封市外，程颐还曾到汉州（今四川省广汉市）、许昌市（今河南省许昌市）、洛阳市（今河南洛阳）、关中等地讲学，比如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在国子监任职的程颐曾到嵩阳书院讲学，用理学的观点讲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认为这四种书是探究孔子本意的最直接的资料，把它们当做基本教材。赵顼熙宁、元丰年间（1068年—1085年），程颐和哥哥程颢也多次到嵩阳书院讲学，为该书院制定包括教学目标、学规、课程在内的规制。谢良佐、游定夫、吕大临、杨时、刘绚、朱光庭等先后投入二程门下。二程“洛学”在当时也开始名声大噪。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太尉文彦博在致仕前将洛阳鸣皋镇的一处庄园赠给程颐，作为其著书讲学之所(即伊皋书院，今洛阳市银川县鸣皋中学)，并赠粮田 1000亩，让其供养生徒。而此后二十余年，程颐多据伊皋书院讲学。
元丰八年（1085年），年幼的赵煦即位，太皇太后高氏执政，以司马光为相，起用苏轼、程颐等在赵顼时期遭到排斥的士人。程颐虽反对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但对司马光完全摒弃新法的做法也有意见，被司马光、吕公著等举荐后，最初多方推辞不愿入仕。
元祐元年（1086年），程颐被召入京师，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又被升为崇政殿说书，负责教授年幼的宋哲宗读书。在为侍讲期间，程颐对天下事“议论褒贬，无所顾避”，二程洛学在朝廷的经筵、国子监太学等教学场所得到了高调式的宣扬，吸引了诸多学子求教。
但以苏轼为首的部分朝臣对程颐的行事方式不满。苏轼和程颐虽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在性格、政见、学术见解上有诸多不合之处，双方经常发生争论。司马光去世后，程颐的弟子朱光庭、贾易等借机抨击苏轼，吕陶、上官均等则与苏轼一起抨击程颐及其弟子，以程颐为首的一派被称为“洛党”，以苏轼为首的另一派被称为“蜀党”，双方爆发激烈洛蜀党争，程颐多次请求致仕都未得到允准。
元祐五年（1090年），因父亲离世，程颐丁忧去官。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赵煦亲政，改元绍圣准备恢复赵顼变法的事业。而曾反对变法的洛蜀两党都遭到打击。程颐孝期结束后，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上奏请辞时被监察御史董敦逸弹劾，认为他请辞是因为心生怨怼，又将其贬职为崇福宫管勾，但程颐以寻医治疾之名不曾上任。
绍圣三年（1096年），程颐被削职贬至四川涪州，交由地方管制。程颐随后在普净寺辟堂著书讲学，绍圣元年(1094年)时被贬至此地的黄庭坚常到北岩与之研讨学问，并亲自为程颐讲学之所题名“钩深堂”。元符二年（1099年），程颐完成了对《周易》经文的注释《易传》四卷。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赵煦离世，宋徽宗继位。时年六十八岁的程颐官复宣德郎，回到洛阳市。但宋徽宗即位次年，便在蔡京等人的辅助下，沿袭宋哲宗“绍述”和赵顼“良法美意”的施政方针，扶持新党，进一步惩罚反变法的旧党，程颐也被撤销官职，与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 三百零九人被列为奸党，刻入元祐奸党碑，以示“永世不得翻身”。
崇宁二年（1103年），元祐学术被禁，宋徽宗下令毁去程颐出身以来文字、著述。朝臣范致虚趁机上书宋徽宗，说程颐“学术颇僻，素行谲怪，劝讲经筵，有轻视人主之意”，在太学议论政务“专以变乱成宪为事”。他的儿子程端彦也因受到连累被外放。为避灾祸，程颐遣散学生，迁居龙门（今河南洛阳市郊外龙门镇）之南。
但该时期程颐仍坚持在伊皋学院讲学，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入研究，并明确了“理”的普遍性，指出“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论述了性命问题，认为“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期间，张绎、周孚、马伸、吕好问(吕希哲之子)等仍先后拜学，罗从彦、尹和靖向其请教《易学》等。在面授的同时，程顾坚持以书信形式解答门人问题，撰有《答杨时书》《答杨迪书》《答门人书》《答鲍若雨书并答问》等，完成了《礼序》《春秋传序》等理学经典。
崇宁五年（1106年），程颐迁到嵩县陆浑山（今河南省嵩县程村）居住，并把所作《易程传》传授给尹焞、张绎。因此时蔡京罢相，党禁被解除，程颐以通直郎之职致仕。
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复相，党禁恢复。九月十七日，程颐因风痹疾在嵩县陆浑山居所去世，葬于府店镇（今河南省伊川县城境内）西郊，享年七十五岁。弟子门生畏惧党祸都不敢去送葬，惟张绎、范域、孟厚、尹焞四人经办丧事，邵溥夜间前去送葬。
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以二程洛学为基础，发展形成的“程朱理学”，演变成为元、明、清三朝官方哲学。南宋赵扩嘉定十三年（1220年），程颐被追谥为“正”。南宋赵昀淳祐元年（1241年），又被追封为伊川伯。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程颢、程颐被元朝下诏享祀孔子庙廷。孛儿只斤·图帖睦尔至顺元年（1330年），程颐被加封洛国公。
学术界曾对流传至今的《二程全书》中被冠以程颐之名的个别篇章提出过一些真伪问题。当代学者卢连章认为，《经说》八卷当中的《中庸解》没有注明何人所著，而其他七卷都注明二先生或伊川先生（皆为程颐别称）之著作。而宋元时期《经说》只有七卷，没有《中庸解》。《中庸解》《孟子解》应该是明人增加进去的。其中《孟子解》是后人集《遗书》《外书》而成，《中庸解》出自程颐弟子吕大临。且据考程颐曾作《中庸解》，但因为不满意将其焚毁，没有流传于世。而《周易程氏传》前所附的《易序》中有“太极”“无极”之说，与二程的理论体系不协调，应该是元朝人谭善心在重刻二程著作时补充进去的。学者庞万里从其内容、文风等方面考辨，认为《易序》是程门弟子周行已所作。
程颐认为伏羲画卦得“易”，周文王所作的《周易》“未必得其理”，孔子所作《易传》是为了正《易》的集大成者，但孔孟之后儒门易学失传，后学者乱经。程颐不否认《周易》可用于下签参考，但认为卜之所以能应验，是因为天下只是一个理。且卜算、推命之类都是无关紧要的杂术，不能与穷理尽性相提并论，不是儒者、有德者所要营务的事情。《周易》的本质是义理之学。他强调易之变易之义，认为易者，变而不穷，观易需看时，“易”生生不息，是形而上的、非自得不能了知的“密”。
程颐否定了先秦儒家将天地视作主宰的观点，认为气化万物，人和天地都是物，天地之分只在于人心的区分，而本质的区别仅仅存在于理以及与之相对的物象之间。而天地人和万物一样，即天人之性本一，天道人道本一。而道也为一，无所谓天道、地道、人道。理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非感官之对象，是心“推”的对象，是形而上的“密”，其他诸如气、象、形、质等存在都是形而下的气化的产物。
程颐认为数除指一般的数目、数字、计算之义外，还有三种用法。第一种与礼制有关，如所谓“礼数”“度数”“名数”“分数”等。第二种与其所谓的“智巧末技”有关，如“数术”“象数”“易数”“算数”“历数”等。第三种与天命、道(理)的先天必然性有关，如“命数”“常数”“定数”“天数”“气数”。且“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行鬼神者数也”，数是气之用。
程颐认为，“理”是最高的精神实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源。理是无形的，天地万物是理派生的，所以“天下无实于理者”“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 。且“理”还是事物形成的原因，因为“一阴一阳谓之道”，而阴阳相交，产生了物的性，所以“性即是理”。天地万物的产生，都是阴阳变化的结果，因此程颐把理、性、命三者看成一样的东西。
此外，程颐主张“格物致理”，“格物”即为“穷理”，且格物的重点并不是客观世界的“物理”，而是道德世界的“事理”。认为“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而穷理尽性是为了知天命。
在程颐看来“理”是“体”，“物”是“用”。理因物形而明，物因理故而生，即“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就人而言，天理即是心性本体，在道德层面上也存在一个“理”。所以人世间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洒扫应对，都有要遵循的准则。这个准则超越客观事物之上，又称作“天理”或“道”。是道则生生不息，而“事”（即道德行事）需要严格遵从。陈瑛、温克勤等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一书中认为，程颐的伦理学说将封建伦常永恒化、绝对化，视作天理，也是其后来能成为封建专制之一理论基础的原因。
程颐认为，以仁为本体的伦理道德便是天理。且“公”是“仁”背后的所以然，是“公”之理落在人身上的体现。以“公”字为核心，便可“物我兼照”，能够看到对象的特性，也能够深刻得体认自己，从而能深切地理解他人，生发出“仁”，而“仁”又好比头脑，义、礼、智、信好比手足，服从于仁。仁与其他道德规范互相配合引申，形成了温、良、恭、俭让等接人待物的德容。
“天理无私”而私利就是不仁，无天理，私欲私利是恶的、不正当的，使人丧失善心。有私便不能为公，追求私利便是无德，私与仁的对立是绝对的。因此必须“克尽己私”才能有“公”有“仁”，才合乎道德。即便是带着私意去做公事，也不能称为是行善。
程颐还认为“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并把利与义绝对对立起来，把两者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认为小人行事“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但对求利者要“审其初”，只要他是自仁义出发，遵循人伦为君亲谋利，这种利便是义。在程颐看来，汉唐之君“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虽有一定治理效果，但称不上“王道”，“以天下之力，诛天下之贼”的国君，即便是杀人很多，但只要动机是好的，便“义有大于杀也”。
学者杨立华认为，程颐“以公言仁”是对程颢“以觉言仁”思想的重要补充和修正。陈瑛、温克勤等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一书中认为，程颐所说的仁，是封建道德的总和。“仁”是二程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纲要或核心，是他们认为的最高的道德境界。二程维护公利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完全对立公义与私利的做法有其局限性，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主张“性”是人的本质（性即为理）、是生来就有的同时，程颐认为每个人还有他天生禀得的气质，有清有浊（才禀于气），而“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气秉产生了不同的“才”，而所有的“才”无所谓好坏，好或者坏都是因为人为的毁凿。
程颐认为人性生来自私，而自私是恶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到达于仁。到达了仁境界后，人与天地就会浑然一体，泛爱万物。他认为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仁、义、忠、孝、心平气和等为天理，与之相对的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浮躁骄狂等是人欲。他提倡统治者去私欲、存天理；同时认为存天理是自然而然的，不是有意为之，有意为之便是人欲。天理和人欲皆在一念之间，人心若无人欲障蔽，就纯是天理；而明白什么是天理，有助于道德操守，从而做到存天理、去私欲。
程颐认为人欲是接触外物产生的，而抛开物质利益，通过思想修养可以窒息或消灭私欲。但同时认为道家的“绝智弃义”与佛家的“左禅入定”使人形同枯槁、心如死灰的方式不可取，无助于明天理、灭人欲的。他主张用“主敬”的方式代替“主静”，以敬的心情待封建伦理纲常。而“敬”是一种内在的涵养，不单指外貌端庄、举止规矩，主要是指内心不分散，专一于“天理”，经常鞭策自己恪守封建礼教。另外，还需要“集义”，顺理而行便为义，“敬义夹持”便能达到去私欲的境界。
程颐还认为”识知是本，力行是末”，有知才有行且以知为本，不知本而盲目实行就会产生异端，因此必须提高实践道德的自觉性。清代黄宗羲认为，程颐已经有了知行合一的观念。卢连章认为程颐的知行观此时还未系统化。
程颐认为，因为北宋朝廷不重视教育，致使出现人才奇缺、政治与思想混乱的局面。而天下的大才、贤才其实并不缺乏，只是因为没有用对培养人才的方法。在他看来，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须经过学校的长期培养和教育，才能达到仁的标准。而学校不仅是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也是“明人伦安道德”的场所。经过学校教育的人，可以以其良好的道德模范去影响社会上其他的人，从而纠正社会风俗。
所以，养育贤才应包括那些致仕之后年老体衰、道德学问高尚的人，让他们为社会树立一个道德的榜样。而且，改陋习要从士人开始，凡在校的学生，不论是举人还是世族子弟都应当遵守学校的纪律。学生应当养成孝敬父母的习惯，凡是学生遇到祖父母、父母之丧，学校应当给学生放长假，允许学生奔丧，以尽孝心。而学校教育作为养贤育才、移风易俗、兴国治邦之本，关系到治乱，需要受到重视，应该“明教化育贤才之意，以学校为先务”。
程颐主张复兴孔孟之道，认为教师质量的高低关系到教育的好坏，要求教师要“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且笃志好学、材良行修，道德和学术兼修。要求学生尊重师长，并以孔、孟为师，读经明理。教导学生以四书为主，以五经为辅进行学习。要以《论语》《孟子》为重点，而善读《中庸》者终身用之不尽，在掌握了四书的精神实质之后，五经就容易理解了。在五经当中，他对《春秋》和《周易风水》较为重视。
同时，程颐将“教之以德”作为根本。认为只有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培养，才能使他们更好的从事各种社会工作。而培养学生道德的基础，要从最小的事情洒扫应对做起，让学生经过长期的磨炼，养成自身的良好道德。教导学生正确认识并初步懂得正确处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兄弟之间及朋友之间的关系和道德行为。鼓励学生以圣人为榜样，努力修养，经过长期的积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程颐认为圣人“作经之意”是为了使天下人明理知“道”。因此，学者读书更为重要的是学习义理、明理识体。对于学者而言，“道”比“文”更为根本，学者应以成为“知道者”为追求目标，而不以能“文”自诩，也不能把读书学习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和谋取干禄的手段。
且读了儒家经典也要知道如何使用，否则学再多也是无益的。是否学以致用可从三个方面来衡量，其一，要弄清圣人作经的意义，进而弄清自己和圣人之间的差距，以找到抵达圣人之境的途径。其二读史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仅要看那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通过这些人或事弄明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道理，从中找出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的规律。其三，要通过读儒家经典，来提高自己，改变自己的气质。
程颐主张“养正于蒙”，认为胎儿七个月时，孕妇的言行便会影响其性情。对幼儿教育要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方法，即在孩子幼年时便施以良好教育，将他们置于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氛围中进行熏陶，以保留其善性。而其他不同年龄的学生，要使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比如八岁入小学的学生，要进行基本的文化知识和道德训练，使其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十五岁以后入太学的学生，要进行文化知识的训练，加强对更深知识的理解。
需根据学生的优势进行培养教育，以收到更好效果。对学生所缺少的方面，要尽力去补不足，从而完善他的德行。但还是要根据学生的智力高低，尽量用学生可以接受的语言向他们讲明道理。对待不同性格的学生，也要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育，使柔者变刚，刚者变温和，使暗者变明，使弱者变强。
在管理学生时，凡学习好的，如“士之愿学者”和“民之俊秀者”，学校都会提供粮食，免去他们要负的身役。对学习不好的学生，则“敕之从役”。官吏子弟在学校学习七年或在太学学习五年学业未就，以及年满 30岁以上还未学成的，会降为二等。而县学可以把那些学明、行修的学生推荐给州郡之学，州郡之学可以把学习好的学生推荐给太学，太学每年又可以把贤者、能者推荐给朝廷。所推荐的学生表现不好或能力低下，会被退回原处，另要追究推荐老师及各级官吏的责任。为防各级管理徇私，还主张通过家长来了解学生表现。
程颐认为，立志对学习而言非常重要。一个没有志气的人，无法提高自身修养。而这个志气要立在仁义之道上，以圣人为目标，或以圣人之志为目标，进行长期的努力学习。但同时要把一生的努力目标和自己的实际行动目标分开，要明白学习是个由低到高、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不管学生学习还是教师教书，都要遵从循序渐进的规律。反对好高骛远、急于求成，但也要反对懒惰懈怠、畏缩不进。
他还认为一个人的学问一般建立在多闻多识的基础上，在博闻多识的基础，要做到善于思考，通过思考找到“理”，达到默识心通的境界，不仅可获知精要，还会进一步发展博。此外，思索经义要在书本之外有脱然独立的见解，只从书本上说来说去，不仅害自己而且也害别人。而“默识心通”还可以收到“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效果。而思考固然重要，但仅思考不去问，也是行不通的。所谓“不问故不知”，遇到自己不懂的，要善于提问，做到每事问、不耻下问、切问而近思和穷追到底的提问方法。
苗春德在《程程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一文中认为，北宋中后期社会固有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愈发尖锐、地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而程颢和程颐在此时代背景下，倡导从道德修养入手，培养具有理想化人格、理想化精神境界的圣人君子的教育思想，对巩固封建统治有积极影响。
程颐在政治上追随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然而，他和王安石政治上的分歧在于双方对于“治国之要”的理解不同。王安石希望锐意进取、大胆改革弊政以求鼎盛。程颐则希望通过实施“王道”来完成变革。即一方面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整顿纲纪，补救废驰、加强吏治；另一方面对老百姓实行刑德交替、威惠并重等措施，以镇压其反抗。
而治国之根本在于人君。作为一国之君，不是依靠自己的权力和势力来巩固统治，而是依靠高尚的道德。皇帝要接受他人劝导，借助儒家道义，养成良好的修养，为百官作表率。在选拔人才时，要礼贤下士、访贤任能，博谋群材，鼓励官吏和学校推荐，从德业和学业两方面综合考察。同时要明白人才不是全才，在用人时不能求全责备，要善于利用人之优点。且要重视百姓，看到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要有“轻财重民”的思想。关心百姓利益，为他们营造安居乐业的环境，以使民心归附。
此外，程颐在政治上主张依法治国，认为制定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明确的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前提。而法作为天下公器，是为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制定的，要具有公正性。且执法过程中也不能徇私，并可因时因事进行修订，必须由明王和明君为主首，将人作为执法的关键。
程颐在经济上提倡重农抑商，主张限制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限制酒类生产和买卖，反对私人铸造铜钱。认为土地的农业才是民生之本，重视水利兴修、均井田等，强调粮食生产与储备的重要性，对那些游手好闲不愿从事农业的人应予以惩罚，并提出要爱惜民力，军事训练不能耽误农时。
为鼓励农业生产，他提倡轻徭薄赋，认为北宋所实施的“什一税制”并不算重，但实施的过程中却有不足和偏重，造成不公的现象，应该予以改正。而关系民生的粮食、食盐的价格应该稳定，宅基地不应该重复收税。并主张统治者要避免奢侈浪费，在社会上提倡反对大肆操办婚丧祭祀，而且要遵循山虞川泽的发展规律去开发利用，以供长远之用。
程颐认为，理、道或者说形而上者，是一阴一阳的所以然，即一阴一阳背后的根据。它无形无象，简易自然，包罗万象，内在有它自身已含的道理，且和万物的秩序是一致的。形而下者是形而上者的映照，有具象。学者杨立华认为，程颐是首个严格区分了形而上，形而下这一个结构性的哲学概念的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程颐在嘉祐年间已经初步表现以超越的道体来统摄儒家政治与学术构成的特点，与哥哥程颢一起，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整合邵雍、张载的哲学思想，创立了洛学，建立了系统的以精神性的"理"为核心的学说体系，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认为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学者程有为认为，二程创建的洛学对河洛地区的教化发挥了很大作用。
学者周元侠等认为，程颐不仅发展了《大学》中的“格物”思想，他还推动了《中庸》里“中和”说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朱熹对心、性、情的思考，并据此进一步建立起心性论，促进了朱熹理学的产生。学者梅耀元认为程颐对“格物”的对象、范围、方法等论述都被后世的朱熹继承并发展，形成程朱理学，成为宋明理学中最有影响的知识理论、影响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政治哲学，也是中国人在近代以前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
学者江耀琴认为，在二程洛学基础上发展起的理学，曾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过积极影响，进而影响到周邻各族的封建化，以及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在思辨哲学方面，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腐化，其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主张形成了消极影响。
程颐一生著述讲学，曾和哥哥程颢一起在开封市创建了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二程书院，以及影响较大的家族式书院程氏书院，被贬涪陵区期间还创建了钩深堂书院。此外，他还曾在龙门书院、嵩阳书院、伊皋书院等地长期担任主讲。弟子超过八十人，培养出谢良佐、尹焞、吕希哲、朱光庭、张绎、孟厚、刘立之、侯仲良、马伸、焦、吕大临、周孚先、周行已、刘安节、陈经世、杨时、游酢、罗从彦等学生。
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朝廷命官，官至御史大夫、吏部尚书、礼部侍郎等大员，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也很多。其中，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尹焞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学说，曾有《论语解》《孟子解》行于世，现已不可考。刘安节为官清廉，积极作为，遗著有《刘左史集》四卷，今人辑有《刘安节集》。
北宋末南宋初，二程弟子在不同地区讲学，并使洛学形成了多个新的地域学派。比如谯定、马涓等在四川省形成的涪陵区学派，谢良佐、胡安国、胡宏、张栻等在湖北、湖南省形成的湖湘学派；杨时、游酢、罗从彦在福建省形成的闽学派；周行已、许景衡、刘安节等在浙江省形成的崇尚事功的永嘉学派；王苹在江苏省形成与江西省陆学有学术渊源关系吴学派，这些存有不同差异的洛学学派进而生发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事功之学三大学术体系。此外，吕大临、吕大忠、吕大均还在陕西省传播二程洛学和张载关学，其中吕大临著成《东见录》，为后世学者研究“洛学”提供了很多一手资料。
学者程有为认为，杨时积极促成洛学南播，而他的弟子罗从彦以及再传弟子李侗对闽学的创建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为闽学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作了必要的准备。而受闽学影响形成的程朱理学，对当时以及后世也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学者卢连章认为洛学学派对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思维形成较大影响。为南宋理学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础。南宋赵昀以后约50多年的时间里，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得到迅速传播，支配中国学术思想数千年。
《宋史》评价程颐为学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阶梯，进而解读《诗》《书》《易》《礼》《乐》及《春秋》六经，基本将儒家的内圣与外王之学贯通为一体。
北宋哲学家、关学创始人张载评价程颐，说他十四五岁时便立志做圣人。程颐的哥哥程颢认为程颐是一个严格遵守并推动“尊严师道”的人。学生杨时在哀辞中称程颐为“万世之师”。
与其曾发生过洛蜀党争的北宋文学家苏轼认为程颐是从烂泥沼里出来的冒牌孙叔通（秦二世时期的博士）。
南宋学者胡安国认为，自程颐起，道学便兴起，而“孔孟之道不传久矣”。宋末元初学者吴澄认为，程颐的性理之说，针砭世俗对性的错误认识，是有大功的。
明代理学家朱熹评论二程洛学“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明代思想家朱之瑜认为程颐为自明己志，未免有吹毛求的毛病。清初学者黄百家认为程颐的思想“穷极性命之根柢，发挥义理之精微”。
当代宋史学者邓广铭评价程颐、程颢弟兄对儒学发展的贡献时说：“二程把儒家学说发展得更加抽象、更玄妙精微，并且也更着重于个人的身心的修养。”
据《湖光图经志书》载，程颢、程颐出生前，他的母亲曾梦见梧桐树上落着两只不死鸟，之后她便有了身孕，先后生下了程颢、程颐。为此，后人在黄陂区修建双凤亭纪念他们。而他们读书的地方被后世称作凤凰台。
另据民间传说，由于程氏兄弟读书勤奋，到了除夕夜晚还不休息，有仙子奉太阴真君嫦娥之命给他们掌灯，照得周围光亮无比，为此人们也称他们读书的凤凰台为夜月楼。
据《宋史》载，程颐为侍讲期间，总是中规中矩、态度严肃，还经常借事论政，劝讽皇帝。听说赵煦在宫中盥洗时，害怕伤害蚂蚁而故意避开它们，程颐便说，若把这样的心思推广到四海万民身上，便可以实施王道。一次，宋哲宗因疮疹不愈好些天没有上朝，太后坐朝听政。程颐认为这不合规制，便到宰相司马光那里提出反对。而后，大臣们不得不向皇帝奏请政事，询问病况。
据《程氏外书》载，元祐八年，将赴任浏阳市知县的杨时、时任河南府府学教授的游酢前往洛阳市以师礼拜见程颐，见程颐正闭目而坐，侍立在一旁不敢出声，待程颐睁开眼时，门外的雪已经落了一尺那么深。
张岱年在《辨程门立雪》一文中认为：“将程门立雪传为美谈，意在宣扬师道尊严。”
据《程氏外书》载，宋徽宗即位，程颐从被贬地涪陵区回洛阳，途经峡江县时，水流湍急，风作浪涌。同行的人都惊慌号哭，只有程颐正襟危坐，凝然不动。岸上有人为此惊讶，不清楚他是因精神境界很高而临危心不动还是强制自己不动心不害怕。而程颐门人说，程颐从涪陵回去后，境界气象皆胜于往昔。于是，朱熹认为，程颐在晚年时精神境界确实修养得很高了。
程颐墓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南伊川县城西，距离伊川县城闹市仅1公里的白虎山下的建新街上，占地约40余亩。与其同葬的还有父亲程珦和兄长程颢。内设有二程祠，祠堂包括祭堂、卷棚、东西厢房各三间。另有明清年代石碑数十方。1963年，二程墓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伊川县建围墙成立了"伊川县程园管理所"，后又投资重修。
据《洛宁县志》载，明正德年间程颐十五代孙程任谦迁居洛宁县县城东北15公里东宋乡程家庄，并在嘉靖年间在该庄西头建祠纪念二程。该祠南北长60米，东西宽10米，内有房屋数十间。清顺治十年(1653年)，其二十四代孙程湛聚族人重修。该祠于1987 年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连此处二程祠在内，洛宁县共有二程祠五处。
另外，洛阳市田湖镇程村设有两程故里，初建于赵构绍兴年间（约1131年）。明天顺年间，被昭封为"两程故里"。朱祁镇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河南嵩县知县尚志复奉旨于东二里官道，建两程故里坊。朱翊钧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奉旨重建两程故里石坊。明成化、万历、天启，清康熙、乾隆、爱新觉罗·旻宁年间的均有复修。
两程故里程村中也有二程祠，全祠总面积为4392平方米，共三进院。前原有"星门""诚敬门""春风亭""立雪阁"；次院有"道学堂"，左右设"和风甘雨""烈日秋霜"二亭和厢房；三院中立"启贤堂"，两厢设有讲堂两座，后面为"著述楼"，两侧各设讲堂一座。聂氏宗祠内尚存宋、元、明、清碑碣二十五块，清康熙御书"学达胜天"，光绪赐书"伊洛源渊"，慈禧赐书"希踪颜孟"匾额，挂道学堂正中。2006年，两程故里以宋至明古建筑，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程颐出生于湖北武汉市黄陂区的草木巷内，自宋代起，黄陂便兴建了清远亭(复更名双凤亭，至今保存清道光风貌)、建有红砂石牌坊（即程乡坊）等纪念二程的人文地标。南宋时又建二程祠纪念，景泰年间(1450 年代)，黄陂县同知蔡绶建二程祠于鲁台山下，祭祀二程。成化年间 (1460 年代)，黄陂知县李恒改二程祠为学堂，在旧祠前复建新祠。明代学者陈凤梧就任湖广提学后，曾于正德初年两次到黄陂拜二程祠与双凤亭。正德三年(1508 年) ，又将二程祠改建为二程书院。二程书院建成后，陈凤梧还亲笔题写了《二程书院记》，简要介绍了二程行状与改建书院缘由。
有主则虚，无主则实，必有所事。——《朱熹、程颐处世语录》
道无粗精，言无高下。——《朱熹、程颐处世语录》
生而知之，学而知之，亦是才。——《朱熹、程颐处世语录》
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朱熹、程颐处世语录》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程颐处世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