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0:38
孛儿只斤·硕德八剌（1303年2月22日—1323年9月4日），即元英宗，蒙古语称号格坚皇帝，蒙古族，蒙古帝国第九位大汗，元朝第五位皇帝，1320年到1323年在位，年号至治，共计三年。
硕德八剌是元仁宗的嫡子，母亲是庄懿慈圣皇后弘吉剌·阿纳失失里。大德七年（1303年），硕德八剌生于怀庆（今河南沁阳），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晓汉文化。三年（1316年），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延祐七年（1320 年）正月，元仁宗去世，硕德八剌在太皇太后及权臣铁木迭儿等人的扶持下，登基称帝，汗号格坚汗，是为元英宗，次年改元“至治”。硕德八剌继位后，继续推行“以儒治国”的政策。他为了挽救元朝统治危机，缓和社会矛盾，在中书丞相拜住的辅佐下，大刀阔斧地推行以吸收儒学汉法为核心内容的新政，史称“至治改革”。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硕德八剌与右丞相札剌亦儿·拜住从（今正蓝旗东）北返大都（今），途中驻营于南坡店（上都西南三十里），被的义子等叛贼刺杀，史称“”。硕德八剌去世，年仅二十岁，庙号；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继任的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为硕德八剌上尊谥为睿圣文孝皇帝。
硕德八剌在位期间，高度重视儒学，起用汉族知识分子，罢汰冗员，精简机构；推行“助役法”，为农民减轻负担，缓和了元朝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为改变元朝政府政令不一、罪同罚异的乱象，他诏令制订颁布《大元通制》，加强和完善元朝法制。当代学者杨德华、王颋等认为，元英宗一定程度上改革了部分蒙古旧制，纠正了元代朝廷的一些弊政。硕德八剌是有元一代较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也是引导蒙古深入汉化的关键人物，常被研究者们作为锐意革新，壮志未酬的帝王加以赞扬。
大德七年二月（1303年2月），硕德八剌出生。父为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母为弘吉剌·阿纳失失里。他自出生以后，便一直长于父亲元仁宗身边。受父亲影响，礼重儒学，为其日后推行儒学汉法施政奠定了基础。
延祐三年（1316年），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延四年（1317年），正式诏告天下。因硕德八剌年幼，仁宗便选派朝中儒臣段辅、郭贯等为辅佐大臣。仁宗立硕德八剌为储君的做法，违背了与武宗“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约定，因此遭到部分武宗旧臣臣的反对。铁木迭儿为了取悦仁宗、巩固权势，就站出来充当了仁宗改立太子以及打击武宗旧臣的积极推动者。太后答己认为硕德八剌性格柔懦且比武宗长子和世更年轻，易于控制和摆布，为了自己未来能够更进一步掌权，答己同样坚定地支持仁宗改立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延祐七年（1320 年）正月，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崩于大都光天宫，硕德八剌在太后及权臣铁木迭儿等人的扶持下于大都登基称帝，汗号格坚汗，是为元英宗，次年改元“至治”。这是元朝唯一一次嫡长子继承帝位。硕德八剌正式即位后，太皇太后答己和铁木迭儿想要进一步地攫取大权，二人不仅插手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还肆无忌惮地诬陷朝臣，甚至在硕德八剌即位刚满两个月时，便与反对派密谋政变。元英宗朝的权力斗争自硕德八剌即位后，正式拉开帷幕，并愈演愈烈。硕德八剌自幼受父教诲，尊崇儒学，汉化程度较高，一方面因其自身想将儒学文治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也为承父志，巩固父亲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因此他在登基后，立志推行政治改革。
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硕德八剌刚登基四个月，便诏令京师世家、富户与平民百姓之家平均赋役，并下令免除铁木迭儿增加的百分之二十的江南田赋，五月，明令禁止宗戚权贵逃避徭役。至治二年（1322）三月，又令江南的寺院土地，除宋时故有产业和世祖时赐田以外，一律要交纳赋税。至治二年（1322年）八、九月，铁木迭儿和太皇太后答己相继去世，这为硕德八剌的新政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十月，硕德八剌升札剌儿·拜住为中书丞相，起用张珪等汉族官僚和士人，在右丞相拜住、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等的帮助下，新政改革得以正式推进，史称“元英宗新政”。
至治二年（1322）十一月，硕德八剌下诏，对流亡回乡的农民，免去三年的赋税和徭役，并规定差役征赋，以商贾富实之家为先，农民之家居后。同月，硕德八剌开始压缩机构，罢免孛儿只斤·忽必烈时期遗留下来的冗置官。首先减罢崇祥、寿福院之属，其次是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同时，硕德八剌令中书省臣集世祖以来法制事例，开始法制改革。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硕德八剌听从御史李端建议，开始完善元朝法律，颁布《大元通制》。
“元英宗新政”是针对元朝中期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而采取的挽救时局措施，对于安定社会秩序、抑制权臣枉法、保持政权长治久安，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硕德八剌的锐意改革，使得大批依靠特权获得差事的蒙古色目官僚失去了官职，触犯了蒙古、色目贵族的根本利益，遭到一众宗戚权贵的不满和反对。虽然新政改革在拜住等人的帮助支持下得以推进，但还是为之后的权力争斗以及“南坡之变”埋下了祸根。
元英宗朝的权力争夺从硕德八剌还是太子时，便已开始。延祐七年（1320 年）正月，硕德八剌尚在居丧，答己趁机抢先命铁木迭儿为丞相。铁木迭儿任相后，立即提拔亲信赫驴、赵世荣、木八剌等人，将他们安置在掌握实权的要职之上，之后，又以违抗太皇太后旨意为罪名，诬陷中书平章肖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将二人诛杀；以大不敬之罪杀上都留守贺伯颜；多次诬陷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赵世延，想要将其处死，幸得硕德八剌从中保护，赵世延才逃过一劫。二月，硕德八剌即位，参议中书省事乞失监因卖官鬻爵被查办，刑部按法律规定判以杖刑，太皇太后答己却命人施笞刑，因硕德八剌强烈反对而未能得逞。自此，硕德八剌与以答己、铁木迭儿为首的后党集团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五月，铁木迭儿、答己二人与反对派密谋政变，硕德八剌察觉后，与丞相拜住合力挫败政变阴谋，并诛杀部分后党集团党羽，自此硕德八剌开始在斗争中逐渐略占上风。
至治二年（1322 年）八月、九月，铁木迭儿与太皇太后答己相继去世，从十二月起，硕德八剌以冒受民田等各种罪名为由，将后党集团的大部分党羽剪除，他与后党集团的权力斗争，到此暂时结束。但是由于硕德八剌识人不清、没有除恶务尽，反而还重用起铁木迭儿的义子铁失，使得权力斗争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自此，元英宗朝后期的权力争斗主要围绕铁失集团展开。
铁失在硕德八剌登位之初就受重用，又在铁木迭儿的帮助下，更加平步青云，史无前例地兼领起禁军诸卫事务，其掌控的中央禁军成为之后谋划“南坡之变”的一把有力武器。至治二年（1322年）十二月，铁失职权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治三年（1323年）正月，硕德八剌诏谕中外，命铁失振举台纲。至治三年（1323 年）六月，随着铁木迭儿的罪行被逐渐揭发，硕德八剌另命札剌亦儿·拜住振立纪纲，铁失等人因此感到不安，于是密谋政变。铁失一方面纠集铁木迭儿余党与因新政利益受损的蒙古贵族们，寻求政变支持；另一方面积极联系晋王孛儿只斤·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想要通过拥立也孙铁木儿为帝，来为自己寻求退路。元英宗朝时期的权力争斗自此开始，变得更加激烈。直到至治三年（1323 年）八月五日，硕德八剌自上都南返大都时，被铁失刺杀身亡，元英宗集团与铁失集团的权力争斗，才大体划上句号。十月初，也孙铁木儿在返回大都途中，命亲信逮捕铁失、失秃儿等人，将他们与他们的子孙亲族一起杀掉。自此，铁失集团的势力基本被剪除尽，由铁失集团带来的元英宗朝的权力争斗，终于彻底结束。
硕德八剌全面掌权后，虽然清除了绝大多数铁木迭儿的党羽，但是还有少部分党羽活跃朝堂，特别是与铁木迭儿贪墨案有所牵涉的铁失，不但没有因此获罪，还进一步得到硕德八剌的重用。至治三年（1323年）五月，硕德八剌令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随后又令其担负起监察和宫禁的重任。硕德八剌的识人不清与除恶不尽，为之后政变被杀的发生埋下祸根。
至治三年（1323年）六月，硕德八剌对铁失的态度发生转变。由于拜住等人反复陈奏铁木迭儿的罪行，硕德八剌对于铁木迭儿的憎恶急剧加深，下诏追夺铁木迭儿一切官爵，籍没全部家产，毁掉墓碑后，又将矛头对准那些被视为铁木迭儿奸党的朝臣，其中尤以铁失为首，铁失一党因此恐惧不已，开始积极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此时，恰逢硕德八剌在上都夜寐不宁，铁失等人便怂宫内喇嘛僧侣，诱劝硕德八剌大赦天下，想要通过做佛事得到赦免，此事遭到右丞相拜住的强烈反对，拜住严厉斥责番僧，不该为得财帛而庇护有罪之人。拜住的言行使铁失等人认为，硕德八剌一定会继续追查他们的罪行，又一次密谋后，铁失等人决定发动政变，另立新君。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铁失遣使秃剌，游说晋王也孙铁木儿，铁失表示，自己已谋定政变，事成之后，希望推立也孙铁木儿为帝，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策划政变的具体方案。
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五日晚，硕德八剌自元上都遗址南返大都，丞相拜住等随行，途中驻于距上都西南三十里的南坡（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北），铁失等人认为，此时是刺杀的最好时机，于是果断采取行动。当天深夜，铁失与铁木迭儿之子宣徽使锁南、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以及枢密副使阿散、宗王按梯不花（阿难答阿难答之弟）、月鲁帖木儿（安西王阿难答之子）等十六人联手，以阿速卫亲军为外应，包围硕德八剌大帐，杀死硕德八剌和右丞相拜住。随后，铁失等人迎立晋王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即元泰定帝)登位。因事发地点在南坡，所以史称“南坡之变”。
硕德八剌去世，享年二十岁。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晋王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即位，是为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登位后，为硕德八剌上尊谥为睿圣文孝皇帝，庙号“英宗”，从葬元帝陵起辇谷。
硕德八剌在太皇太后答己及铁木迭儿相继病死后，开始推行新政改革。改革之初，硕德八剌就立即召集了一批颇有治国经验的前朝汉臣，起复他们的官职并给予优厚待遇，令他们议事中书，张珪便是首个被起用的汉臣。硕德八剌复张珪为平章政事，后又起用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宋本和韩镛等汉人，并在短期内，擢任诸人集贤院、翰林院等六部官职。硕德八剌又令右丞相拜住，此后以选贤臣、罢臣为主要事务。
硕德八剌高度重视汉族儒学，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汉人自此受到重用，成为元廷政治朝堂上的中坚力量，为元朝推进汉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学者秦新林在《元英宗的革新与“南坡之变”》中认为，虽然硕德八剌起用汉族知识分子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但是受民族歧视传统的影响，他始终不能完全信任和重用汉官，使得他的新政改革缺乏汉人官员的有力支持，这也成为后来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硕德八剌起用汉人后，便开始着手改革官制，罢汰冗员，精简机构。他首先压缩朝廷机构，又下令罢免孛儿只斤·忽必烈遗留下来的冗置官，着手减罢崇祥、寿福院之属，以及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但因硕德八剌在“南坡之变”中被刺身亡，未能完成全部机构的改革。硕德八剌的官制改革，虽然改善了自元世祖忽必烈建朝以来，就已形成的机构臃肿、冗员增加的局面，使得朝廷的负担大大减轻，但也因此触及到了蒙古保守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硕德八剌为改变有元一代“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局面，即位后，立刻开始着手增补法制、完善法律。他听取御史李端提出的，确保治狱者严守律法的相关建议，诏令中书省臣，纂集孛儿只斤·忽必烈以来的法制事例，将其汇编成书，《大元通制》由此颁布。元朝同罪异判的事例在元英宗朝前，比比皆是，且形成已久，法制不全极大地危害了元朝统治的稳定。《大元通制》的问世，不仅对元代后期法典的编纂产生影响，使得元代法制更趋健全，还使得官吏倡导刊刻律书，成为了一种善行美德的评判标准，更重要的是，还为明初修《大明律》提供了参考资料。
硕德八剌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为均民力，他一方面对赋役征收制度进行整顿，下诏令京师世家、富户与平民百姓之家平均赋役，明令禁止宗戚权贵逃避徭役，后又规定，江南的寺院土地，除宋时故有产业和世祖时赐田以外，一律要交纳赋税。另一方面，硕德八剌特别注意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他不仅下令免除铁木迭儿增加的百分之二十的江南田赋，还规定即刻开始，每年减少江南海运粮二十万石。同时，对遭受水、旱、虫灾而无法生活的农民，硕德八剌为维持他们的生产能力，多次下发粮钞进行赈济。对于流亡回乡的农民，硕德八剌规定，一律免去他们三年的赋税和徭役，且日后役收征赋，要以商贾富实之家为先，农民之家居后。硕德八剌重农薄敛的举措，减轻了农民负担，优化了农民生产力，使得元朝的赋役征收逐渐公平起来。
元代农民劳役繁多，负担沉重，受役人中，中下户充役者劳役最重，繁重程度有时甚至可致倾家荡产，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元朝社会的稳定，还严重影响了元朝役法的推行。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元英宗下令推行“助役法”，规定：江南民户有田地一顷以上的，除输纳田赋外，每顷地拨出一定数量的助役田，登记造册，由里正按次序执掌。助役田的每岁收入， 用来帮助农民充当差役的费用。寺院道观的田地，除宋时旧有数额外，也要拨出一定数量的助役田。元英宗的“助役法”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得农民之困得以缓解，社会矛盾得以缓和。
硕德八剌在父亲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与丞相札剌亦儿·拜住的影响下，崇尚儒学。每逢议大政，硕德八剌必问拜住及左右，行政举措是否合乎典故。硕德八剌兴办学校，命蒙汉贵族世家子弟进入国学，学习儒家典籍，令朝廷要员，中书平章政事廉询、参议中书事张养浩、都事孛术鲁翀掌管国学。硕德八剌还坚持开展科举，认为科举选仕这一途径优于多门而进，只有通过科举，才能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硕德八剌兴办学校，坚持科举，不仅教育培养了平民人才，还使蒙汉贵族的世家子弟拥有了全面学习儒家学说的正式场所，贵族人才也得到培养，元朝汉化进程得以加快推进。
硕德八剌尊崇藏传佛教，在位期间，他诏免僧人杂役，下令比照孔子庙之制，建造八思巴殿（寺），尊奉藏传佛教僧人为帝师，封帝师之兄唆南藏卜为白兰王，赐其金印，多赐财物于帝师及西番撒思加。硕德八剌在政治、经济方面均给予了藏传佛教无上尊荣。硕德八剌还下令翻译佛书，派遣咒师朵儿只前往牙济、班卜二国求取佛经，诏令集中一批僧人，于青塔寺校正经、律、论三藏，校正事毕后，特赐僧人金襕袈裟，加以御用衣段。
硕德八剌对于金书佛经一事也很重视，他命丞相拜住，主持金书《藏经》二部，尽选江浙一带善书者参与，不拘泥参与者身份。虽然硕德八剌在位时间不长，但各种佛教仪式却是经常举行，仅在即位之初的延祐七年（1323年），便有十次左右的活动见于记载，且均以藏传佛教仪式为主要活动形式。此外，硕德八剌还经常举行水陆法会，曾在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连续在万安寺、庆寿寺、圣安寺、普庆寺 、金山寺、五台万圣祐国寺中举行多场水陆法事。硕德八剌发展佛教的举措，切实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元朝的发展。
硕德八剌登位后，想将征东行省（即高丽王国）郡县化，改立其为三韩行省，待遇比照元朝其他行省完全一样。但是，此提议被集贤大学士王约以高丽离京师太远，地瘠民贫，风俗教化与中原难以相容为由，提出反对意见。王约认为，将高丽郡县化并不是幸事，对待高丽国的最好做法是遵循祖宗旧制。王约的建议得到丞相拜住的赞同，设立三韩行省奏议因此没有实行。
明朝学者宋濂评价：元英宗是一位性格刚明、赏罚分明的君王，常常因为地震等灾难，禁止娱乐活动，减少膳食，以此来自省并为民祈福。且对待官员要求严苛，经常告诫群臣，身居高位，食厚禄，应当勉力图报。若为官不正，必刑不赦。
清代学者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评价：元英宗是有元一代一位重视民生法制、儒家孝道，同时求贤若渴、刚明果毅、有所作为的皇帝，但亦是因为性格偏执狂躁、暴虐好杀，导致奸臣惶惶不安，遂致其在政变中被刺杀身亡。
清代官员邵远平在《元史类编》中评价元英宗事必躬亲，励精图治，重视庶务，遵从并且十分尊重礼制。
清代思想家魏源在《元史新编》中对于旧史中关于已有的元英宗评价给予否定，认为元英宗不仅不能辨奸佞，还任用铁失等奸邪以致酿成大祸，自身被杀，且在位数载，除诛戮外无一善政。
清末民初史学家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认为元英宗御下甚严，对待群臣一视同仁，即使是侍候自己已久的八思吉思犯罪时，也不网开一面，毅然将其论罪下狱。但是尽管元英宗如此明决，他也曾因为过度相信喇嘛而不受忠谏，大起山寺，饮酒逾量，有时还会做出一些更为失常的举动来。
咸成海在《元英宗朝政治研究》一文中，对元英宗作出如此评价：元英宗具有干事创业的决心与毅力，且像古代明君那样从谏如流，却缺乏政治家的谋略和手腕。虽然在太皇太后答己和铁木迭儿死后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但统治集团内部反对势力依然十分强劲有力，他的进一步行动却激成反叛，并导致了他的悲惨死亡。但不可否认的是，元英宗确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且极有才华的青年蒙古统治者。
王颋在《元英宗朝政治与南坡之变》一文中对其如是评价：在元代的政治舞台上，遗恨南坡的元英宗硕德八剌是一个悲剧性的皇帝，其常被研究者们作为锐意革新，壮志未酬的帝王加以赞扬。
杨德华在《元英宗与〈大元通制〉——论元王朝的法典与法制》一文中指出，元英宗以法治国，重惩贪官，服用节俭，是元朝历史上有作为的君主。在位时间虽短，却将元朝统治者的汉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日本学者安部健夫曾对元英宗在元朝推动汉化的行为进行解读，并予以肯定与赞扬，认为元英宗朝是汉化过程的开花期，《大元通制》乃是元英宗汉化的重大标志，亦是元统治者汉化的一大纪念碑。
太后答己最初支持立硕德八剌为太子，力保其登位仅仅是因为答己认为硕德八剌性格柔懦，便于操纵。但是从即位初年，硕德八剌就显出了超出他年龄的刚硬。他在尚未登基时，就已经开始违抗祖母答己的旨意。当时，参议中书省事乞失监因卖官鬻爵被查办，刑部按法律规定判处杖刑，答己却命人施笞刑，此举遭到硕德八剌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法律规定要体现天下的公意，笞刑太轻不足以惩戒乞失监，因此必须施杖刑。在硕德八剌的坚持下，最终乞失监还是被执行了杖刑。在硕德八剌登基后，他强硬的性格表现得愈发明显，他不仅拒绝了答己想用自己的亲信取代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旧臣的提议，还告诉答己，自己一定会重用贤臣，罢免奸臣。答己排除异己、扫除干政障碍的阴谋没有得逞，她对于自己当初支持立硕德八剌为太子并扶他继位的行为感到后悔。
硕德八剌因为长期受到太皇太后答己的压制，所以他比自己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要着急表现自己的天子威严。因此，他发布的诏令，有时只求收效快，却不考虑是否合理。他曾在登基后，恢复了元仁宗时期曾经公布过，但又很快收回的规定，即汉人如果想要做官，就必须要从七品吏员做起。此诏令一出，遭到众多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硕德八剌此举会造成官制动荡，影响统治稳定，但是硕德八剌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王，并没有采纳群臣的建议。
硕德八剌对于佛教的热爱并不亚于对儒学的热爱，他不仅亲自造访佛教圣山五台山，还遣派僧侣去海外取经，且对缮写金字经文不断给予资助。有一次硕德八剌甚至问拜住，是否能够依靠佛教来治国。他登基后，提倡节俭，下令削减政府开支，但是在佛寺的建造上，他还是喜好铺张。他命令各州为孛儿只斤·忽必烈朝的帝师、吐蕃高僧八思巴建立帝师殿，尽管这一时期，元朝有许多正在营建的其他项目，且已经出现民劳役巨的情况，但他还是下令规定，帝师殿的建造规模要大于孔子庙的规模。在修造大都西面的大昭孝寺时，硕德八剌用了三年时间，动用了数以万计的士兵从事工役，对这项工程非常关注，当时有四名监察御史上书反对他的举动，均被处以死刑或者贬出了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