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6:04
季音原名谷季音，抗战时期在家乡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4年到新华社的解放区华中分社任资料员，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三野战军任随军记者，担任过新华社前线分社纵队支社的副社长，参加了华东战场各主要战役的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京市《新华日报》任特派记者、编委、副总编辑等职，1953年调到《人民日报》任工业组编辑，1978年后任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主任、干部部主任。季音著有《出击》、《南线》、《转战中原》（革命回忆录）、《大江的浪花》等作品。
季音，原名谷斯钦，又名谷季音，1923年出生在我们上虞百官上堰头谷家台门的一户家境殷实人家。1926年毕业于百官上街谷家祠堂(今工人文化宫对面粮贸公司位置)的“上虞区第六高级小学”，后来和这所小学毕业出去的谷斯范等人一起进入了春晖中学，师从夏丏尊、朱自清等名家，从这里启蒙，走上了革命生涯。历经南征北战成为了新四军战地记者、《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抗战期间，季音在我们家乡的百官丁界寺《上虞报》担任编辑，从事抗日宣传。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从百官来到金华市，进入了国际新闻社金华通讯站工作，担任干事。国际新闻社是我党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新闻通讯社，总社设在桂林市，离金华很远，社长是范长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季音与通讯站的负责人计惜英同志一起（通讯站只有两个工作人员）被特务逮捕，囚入了上饶集中营。社长范长江闻讯后十分着急，曾多方奔走，进行营救，没能成功。
1942年6月季音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辗转福建省、上海市等地，在1943年回到了淮南市的新四军军部，到了淮南之后，获知社长范长江已在苏北解放区。不久，季音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向范长江报到。
当时范长江从苏北盐城来到淮南，组建了新华社华中分社，任社长。分社设在淮南天长市大王庄的村子里，离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不远。季音向范长江汇报了上饶集中营的情况，以及和计惜英先后越狱逃跑的经过，还告诉他，囚禁在集中营的另一位国新社记者徐师梁，不幸在茅家岭暴动中牺牲。1944年季音到被分配到新华社华中分社任资料员。
当时和季音一起从上海市来到新四军的，还有叶钦和、陈念棣、黄迪菲等几个新四军干部，他们原先也是被囚在上饶集中营，后来从赤石暴动中越狱出来，一起回到军部的。
范长江决定邀请他们写文章，出版一本介绍上饶集中营的书，揭露中国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法西斯暴行，教育解放区人民。季音和分社资料室主任赵扬负责编辑工作，《上饶集中营》一书在华中解放区出版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各解放区纷纷翻印，仅东北解放区的东北书店，一次就发行两万册。解放后，这本书成了最畅销的革命传统教育读物之一，重印了8次，印数达40万册。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季音随着范长江一行离开淮南根据地，进入了新解放区的淮阴城。与陈笑雨一起工作参加《新华日报》（华中版）的创刊筹备工作，担任记者、编辑。
范长江布置季音进入泗阳县或宿迁市县城，搞一套印刷机运回淮安市，以供出版报刊之用。季音重任在肩，千方百计设法在宿迁城里弄到了敌伪政府留下的全套平板印刷机和铅字，全部装船运回淮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新华日报》华中地区版如期出版了，季音所在的三个记者组采写的报道让编辑部拥有源源不断的稿件，这些报道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苏皖解放区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1945年4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四·八事件”。王若飞、叶挺等一批领导人坐飞机返回延安市途中，不幸在黑茶山失事，全部遇难。淮阴城举行了“四·八”烈士追悼会，会场上一片哭声，季音怀着对王若飞、叶挺等同志的深厚感情，也和大家一样对党的这个重大损失悲痛万分。
1946年4月末，中国国民党当局在长江两岸调集大量军队，准备向苏中进犯，内战形势日益严重。苏皖解放区人民密切关注着战云密布的苏中前线，迫切要求报纸加强这方面的报道。范长江有一天在会上号召编辑部同志自愿报名做前线记者，季音响应党的号召，表示愿意到前线去。不久季音去了苏中前线，从此投入了三年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季音在第三野战军任随军记者，参加了华东战场各主要战役的报道。
解放战争时期，季音还在第三野战军俘管处工作过一段时间。俘管处是第三野战军政治部领导下的一个单位，专门负责收容和管理从战场上押解下来的大批被俘的国民革命军军官。那些日子，每当前方传来胜利的大喜讯，不出几天，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就会被押解到俘管处这里。
那时候，部队里有严格规定，要尊重被俘者的人格，不准叫这些被俘官兵为俘虏，只准叫“解放官兵”。在战场上，我们是严格执行俘虏政策的，不准打骂对方，不准搜腰包，因此，许多来到俘管处的中国国民党军官，身上都带了不少包括金条之类的个人财物。
在这里，他们的伙食和季音所在的俘管处工作人员完全一样，一些受伤或生病的国民党军官，还得到俘管处医务所的细心治疗，伙食也享受病号待遇，吃得比一般人好。
这些国民党军官虽然远离了战火，却十分关心内战的战场动向。因此，俘管处出版了一张油印小报《光明报》，专门登载新华社播发的消息。季音担任报社社长，几个主要编辑是俘管处的干部，其余的工作人员都是被俘的国民革命军文职人员，他们负责刻钢板、印腊纸，工作都很努力。
这张每周出三期的油印小报，当时颇受中国国民党官兵们的欢迎。为了活跃俘管处的生活，处里还组织一些国民党文职人员，成立了一个文艺演出队，让他们自编自导，演出一些文艺节目，内容大多是反内战一类的。
被解放的国民党军官兵，来到俘管处后急于和家属联系，给亲人报平安。可是遍地战火，邮路中断，许多军官的家信发不出去。后来，季音根据上级的指示，把这些家书摘要要电发到邯郸市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们根据我们的建议，在广播节目中增设了一个“蒋军家书”专栏，播出这些报平安的家书。据说，这个专栏成了在后方的中国国民党军官家属们的必听节目。他们偷偷地收听，广为传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季音在南京市《新华日报》任特派记者、编委、副总编辑的等职。南京解放之初，各阶层人士和广大市民，都非常关注《新华日报》上的报道，他们不仅关注报纸对本市各方面情况的宣传，而且尤其关注我党在新解放区和大中城市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关于新中国筹建方面的信息。
鉴于当时报纸对发生在南京以外的新闻均是依靠新华社电讯稿，难以满足读者在新闻信息的广度、深度、时效等方面的需求，为适应读者对国内大事的强烈关注，并借此给记者提供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报社及时作出了选派得力记者赴北京、上海和东北地区采访的决定，特派记者赴外地采访这在当时全国省市党报系统中南京《新华日报》是第一家。
第一个担任特派记者的是采通部采访组负责人季音，他于1949年9月全国新政协会议开幕前夕被派往北京市采访新政协会议的报道。在半个多月的时间中，先后发回了5篇通讯，详细、生动地报道了新政协会议开幕时的盛况，会议讨论的各项重大议题和作出的关于新中国国名、国徽、国旗、国歌等若干重大事项的决定及其产生背景与过程，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1953年调《人民日报》任工业组编辑、驻上海记者站负责人。1956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78年后任《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主任。
季音著有《出击》、《南线》、《转战中原》（革命回忆录）、《大江的浪花》等作品。
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党领导下的国际新闻社金华记者站任干事。
1944年到新华社华中地区分社任资料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进入淮安市，参加《新华日报》（华中版）的创刊筹备工作，后担任记者、编辑。
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三野战军任随军记者，担任过新华社前线分社纵队支社副社长，第八兵团分社采编主任，参加了华东战场各主要战役的报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京市《新华日报》任特派记者、编委、副总编辑的等职。
1953年调《人民日报》任工业组编辑、驻上海记者站负责人。
1956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1978年后任《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主任。
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8亿多饥寒农民的生计像沉重的大山压在中国决策层的心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土地大包干破茧而出。
农村改革从1978年开始，改革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着大包干、包产到户这个问题展开的，包产到户，农民大包干，就是是否同意土地自主经营，当时争论很激烈，到1980年达到了高潮并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是践行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支持实行包产到户，把土地还给农民，让农民自主经营、自己搞发展。另一种意见主张农村坚持人民公社制度，不能搞包产到户。
人民日报编辑部支持包产到户这个意见，但当时有相当多的省，包括省领导，都站在反对农村包产到户一方。江苏省就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季音决定去看一看。
1980年的春天，季音来到江苏。尽管是春天，他感到的却是阵阵寒意，当地干部态度冷淡，闭口不谈包产到户，季音说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当时江苏省委提出来的口号，叫做"紧紧关住、坚决堵住西大门"。原来，江苏的西边是安徽，所谓关住西大门，就是坚决堵住安徽刮来的包产到户这股风。因为当时安徽省包产到户，农村生产发展迅速。
季音去的时候，江苏正在开县委书记以上参加的全省干部大会，讨论农村问题。季音要求参加，但结果被拒之门外。
怎么办呢？季音说：记者这个职业活动天地宽得很，你不让我参加会，我就在会外活动，我就利用会议的间隙，倾听县委书记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的基层情况。这种访问让季音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些农村基层干部，包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并不同意"坚决堵住西大门"这个口号，他们主张搞包产到户。
座谈会上，来自苏北最贫困的泗洪县县委书记告诉季音，他们这个县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每年户均收入是40元钱左右，农民都吃不饱饭，全县最苦最穷的一个公社，在1978年安徽搞包产到户以后，也偷偷搞起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农民自主经营后，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很快就出现了转机，粮食增加了，收入也增加了。后来被地委书记知道了说，"这是背离了社会主义大方向"。连续派了3个工作组下去调查，就是不许搞包产到户。可县公社依然偷偷尝试包产到户。
贫穷县搞包产到户，比较富裕的县能不能搞呢？季音专门访问了比较富裕的吴江区。县委书记讲了好多具体例子，说明富裕的县也要搞包产到户。基层意见和上面领导意见是不统一的。他们对上不敢讲真话，但是对季音这个记者讲了。
中央讲可以包产到户，农民更讲可以包产到户，可是省一级的、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说"不可以"。这就是可以与不可以之争。1980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的《可以与不可以之争》登出来以后，反响不小。因为它反映了当时农村改革的尖锐矛盾。
季音说，陈云同志的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牢记在心。
1981年5月，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个叫陈处兮的广东省读者来信，讲的是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并雇工的事情。从1979年到1981年，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从8亩扩大到了355亩，由于承包范围扩大，夫妻俩干不过来，就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也由1人变成了5人。
在当年，陈志雄的举动，触动了那时意识形态最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有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的存在。官方的说法非常明确，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那时的政治气候乍暖犹寒，不少干部还没有从"左"的思想禁中解脱出来，对这件本来并不复杂的事，人们发生了争论。这位广东省读者在信中说，这个争论在当地还在继续，希望能够得到报纸的帮助。
季音说："我读后感到文中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又感到有些棘手，因为它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边缘问题'，即雇工问题。怎么办？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丢进纸篓，不发表，天下太平。但我不甘心，既然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拿到报纸上，让读者自己去鉴别，去讨论，求得认识上的基本一致或接近呢？我提议在报上组织一次读者讨论，并请示编辑部领导，得到同意。5月29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接着，我们又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了一个讨论专栏，来稿多得不得了，有反对的，有赞成的，发言之强烈超出我们预料之外，我们选择了22篇来信来稿，陆续在报上发表，基本上把两方面的意见都摆了出来。"
人民日报这次讨论持续了3个月，于8月30日结束。在最末一期，季音写了个编者按："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使我们对农村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以后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在认识上又进了一步。"
文章刊登后，社会反响强烈。广东社科院派人到高要县去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陈志雄承包鱼塘是资本主义式经营，不能允许。报告登在广东社科院的杂志上。
1982年1月，在昆明市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上，人民日报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的讨论成为与会者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他们把社科院写的报告分发给大家看，会上支持的人也不少。
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982年1月17日出刊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在1982年1月19日批示说："此事请酌情处理。"同年1月18日，中央书记处一位领导的批示与上述温和的批示就大不相同："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做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中央领导这么尖锐批评，引起了广东省高度重视。当时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派调查组下去调查。地委、县委也都派人下去调查。结果是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带来好处。后来陈志雄鱼塘更加发展壮大了，他的做法还在广东逐步推广。
季音对记者说，开展鱼塘问题讨论，是我的主意。如果出了差错，作为农村部主任，我对此当然要负全责。但这次讨论使我再次认识到，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是应当有一点勇敢探索精神的。
季音.互动百科.2013-10-21
人民日报记者亲历改革30年系列谈.人民网.2013-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