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廷献，1875出生于寿阳县尹灵芝镇（芹泉镇）库仓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兄弟二人，依靠父亲和弟弟种田供他读私塾，他亲身经历了农人种田的艰辛和生活的贫困。1891年他以童子试第一名的成绩入学，在当地初露他的聪慧，1898年考取优贡，1901年辛丑科进士。

早期经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到后来清朝被迫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让正值青年时代的崔廷献亲身经历了清政府的无能，深感民族危亡、民众危难。此时，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受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1904年崔廷献与许多爱国知识青年一样远赴法政大学研读政治、经济、法律等科，寻求御侮强国的办法。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同盟

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纲领。崔廷献与汪精卫等法政学子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纲领，并开始为之奋斗。他是“晋政界中入中国国民党最早”之一（《大公报》1929年7月28日第十一版）。

保晋公司

1905年冬，崔廷献回国，时值山西省民众反对英国福公司霸占晋东、晋西开矿权的斗争开始了。崔廷献开始在山西大学被西斋学生推为代表，“根据《万国公法》向英人交涉。他理直气壮，使英人理屈词穷，无言应付。英福公司对西斋学生用尽种种威胁利诱手段，无丝毫效果”（《山西文史资料》）。依其才能和雄辩的口才，崔廷献又被推举为山西全省争矿代表，到北平政府去请愿，与英国人交涉，到1907年底，英国人终被赶出山西，争矿运动取得胜利，并成立了“山西保晋矿务公司”。 1916年在保晋公司董事会上，崔廷献被选为第三任总经理，直至1922年。

崔廷献担任保晋公司总经理职务，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战争急需的钢铁成为当时的奇缺货物，价格暴涨。崔廷献十分精明，为了垄断市场，积极收购当地生产的土铁远销外地以图盈利。对于建立近代铁厂，崔廷献更是采取了当机立断的态度，连续召开三次股东大会，决定先组成矿窑处，“调查平定、盂县的铁矿，拟定开采方针。”将公司改制成“采煤”、“制铁”、“营业”三部，聘任他在山西大学求学时的同学赵铮为制铁部长。1917年崔廷献将保晋公司制铁部改名为保晋阳泉铁厂。后因铁厂的创建而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阳泉市也由原来的沙江口一带的荒凉河滩，变成了小镇，以至于1947年建立了阳泉市。

1907年护矿、争矿斗争的胜利，使崔廷献救国的信心倍增，他感到只要民众真正觉悟起来，中国就有希望。他得才能也被清朝所利用，先后任山西省农林、实业、铁路等学堂协理，奉天开埠局局长等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崔廷献又回到山西任内务司司长兼财政司司长，并代行民政长事。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右）与天津特别市市长崔廷献合影

辅政山西

1911年辛亥太原起义后，袁世凯为欺骗中国国民党，遂以阎锡山掌山西军民两政。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实权后，为维护他的统治，既在社会上招募了一些有才干、有声望的人为其效力。崔廷献就是其中之一。特别是阎锡山以国民革命、三民主义为旗号举政之时，崔廷献以内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之便，采取多留地方税，少交国家税的办法支持了阎锡山。这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1914年袁任金永为内务司司长，并以本省文官回避之政策，将山西省籍的文官几乎一网打尽，从此山西陷入困难时期。（《山西文史资料》南桂馨之回忆）此后，崔廷献到阎锡山手下都督府任书记官。1917年阎锡山任山西省省长后，崔廷献被任命为山西六政考核处处长，举办水利、蚕桑、禁烟、种树、剪发、天足六政，复增办畜牧、造林、种棉三项；1918年又被推为山西省议会议会长，兼留日预备学校校长、育才馆教务主任。1922年又任山西政务厅厅长；1923年任河东区道道尹；1926年兼任山西河东盐运使；1927年北伐后，助理平津卫戍事宜，任特务委员长；1928年宣誓就任天津特别市市长，为天津经济文化之繁荣做出了贡献；1930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张学良的代表臧启芳进驻天津市后，崔廷献即返回山西省，阎锡山任命其为首席参事，未赴任，1937年移居香港特别行政区。1942年崔廷献在香港九龙病逝，终年67岁。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