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1 12:18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名寿春，字伯苓，生于天津市，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张伯苓幼年因家道中落失学，后进入义学刘先生馆内就学，直到考上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以第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张伯苓意识到要复兴中国，惟有培植新人，兴办新学，所以下定决心，自海军退役，立下教育救国的宏愿。1898年，与严范孙（字范孙）合开严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乱定后，王奎章设馆延请其教授他家子弟，是为王馆。1904年，张伯苓合并严、王两馆，办起“天津市南开中学”。1910年， 张伯苓在南京筹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19-1928年间，筹设南开大学、增设南开女中部、成立南开小学。1924年8月，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张伯苓任名誉会长。1932年7月，促成中国运动员在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这也是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1936年，在重庆沙坪坝区建立重庆南开中学。1938-1945年，张伯苓先后任职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副议长、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兼临时主席、国大代表。1951年2月23日，下午六时张伯苓逝世，时年七十五岁。
张伯苓将教育视为拯救国家的重要途径，他以此为信念，先后创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并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南开教育为国家培养大量杰出人才，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周恩来。因为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和影响，张伯苓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他的教育理念和成就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教育事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外，张伯苓还是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普及和发展，加强了其国际影响力。2022年6月30日，张伯苓入选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名单。
张伯苓于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市。
幼年时期，正逢家道中落，无力延师入学。当时有个同族人张竹坡，家道殷富，他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家馆先生，教他念书，于是张伯苓商请在他家借读。后因张竹坡贪玩逃学，于是他家将先生辞退，张伯苓也就此失学。之后有位义学刘先生，设馆专招贫寒子弟就读，因此张伯苓得以在那里就馆。
张伯苓十四岁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在校五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张伯苓以第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正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乘机寻衅，双方由此引起战端。战事起来后，清政府的海陆军全都战败， 清政府急调北洋水师学生增援，张伯苓也参与了这一战役。这年冬天，张伯苓娶宜兴埠镇安氏女，但进门五日妻子就死去。第二年，张伯苓被派在通济轮上实习，续娶王夫人。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甲午战败，张伯苓亲身参与英国强租威海卫的交接仪式。
中日甲午战争后，张伯苓认识到欲图强救危，不是一人之力一事之功所能挽救的，要复兴中国，百年之计，惟有培植新人，兴办新学，去“愚”、去“私”。所以下定决心，毅然自海军退役，立下教育救国的宏愿，终身不改其志。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那时天津市有位名叫严范孙（字范孙）的先生，是清末有名的翰林，学问很好，后辞官隐退，聘用张伯苓教授自家子弟新学，二人志同道合。一直到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南开中学成立，这六年期间，是南开的胚胎时期。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张伯苓全家扶老携幼，逃往天津城西严范孙住宅避难。因张伯苓通晓外语，能应付侵略军的骚扰。又因严宅较大，墙垣较高，很多百姓来此避难，严先生都广为接纳。直到北京议和告成，天津出榜安民，秩序才渐渐恢复。可由于城内死人太多，张伯苓全家感染瘟疫，他一对年幼的儿女先后失去生命。
乱定后一年，天津邑绅王奎章闻听张伯苓之名，于是设馆延请其教授他家子弟，是为王馆。这时严、王两馆，共有学生十余人，分上下午授课，这就是天津市南开中学的前身。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张伯苓和严范孙先生东游日本，参博展会，同时考察他国的教育发展情况，认识到他国之所以日强，实是由于国民教育发达而起。回国后，遂决心先从创办中学入手。1904年，张伯苓合并严、王两馆，办起中学。续招新生七十余人，初名“私立中学堂”，后来改名叫“敬业中学堂”，次年又改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经费由严、王两家拨助。除中学外，为培植师资人才，又设立师范班。二年后，师范班学生毕业，由学校挑选四人，资送日本留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邑绅郑菊如捐助天津城西南的空地十余亩，作为扩建中学之用，由几位先生共同助银，起建新校舍，因为地处南开，所以就改名为“天津市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建立以后，因倡办新学，很多热心教育人士纷纷捐款相助，校舍得以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张伯苓被推举为直隶省（即今河北省）代表，去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同时参观他国教育兴办情况。参观后，又去英国，再考察欧洲各国的教育发展情况，直到第二年才归国。1909年（清宣统元年），在张伯苓的倡议下，首届华北运动会在南开学校举行。1910年10月18日， 张伯苓联合上海青年会、天津青年会等热心体育人士， 在南京共同筹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这是中原地区的第一个社会体育组织， 也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1911年（清宣统三年）， 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天津市南开中学，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同年张伯苓的好友范静生出任清华大学学校总办，约请他兼任该校的教务长。到任以后，对于该校的学生课业，多所改革，张伯苓看到整顿的有些成绩，就辞职返回天津，仍旧专心致力于南开教育。是年九月，武昌起义，学生纷纷请假回家，学校的课业因此也停止。1912年，民国建立，三月二日天津兵变，到四月里平定才得以开学，经费由学务公所补助，每月折合银币一千零六十元，定每年十月十七日为校庆日。
1914年（民国三年），学堂并入直隶省工业专门学校和北洋法政学校两校附设的中学班。是年张伯苓兼任北洋女子师范校长。1917年（民国六年），张伯苓有志于创办大学教育，遂二次启程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班，研究教育，同时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他国内各私立大学的组织和设施。翌年冬归国，开始筹备大学部的成立。1919年（民国八年），全国民众因为反对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北京掀起五四学潮，天津市各校学生，群起响应，以天津市南开中学学生为主力，游行示威请愿。这一年秋天，在现今的南开中学旁边，建起一座楼，筹设南开大学。当时聘请教授，招收学生百余人，设文、理、商三科，是为南开大学的雏形。因得助教人士所捐善款，张伯苓在天津城南八里名为八里台镇的地方，兴工建起校舍，两年后落成，大学部就迁到八里台，即是今日的大学校址。
1923年（民国十二年），增设南开女中部，招收女生七十余人。再二年，复得到社会各方捐助，建起女中部新校舍。1928年（民国十七年），成立南开小学。这年冬天，张伯苓三次出国考察教育，周游世界。1930年（民国十九年），在女中部对面，起建小学校舍落成，至此南开大、中、女、小四部，规模齐备。
1924年创立的私立初级中学自贡曙光中学，由于校舍简陋、设备缺乏、学生稀少且教育质量低下，该校20多位董事于1937年7月联名恳请张伯苓接手，张伯苓同年秋天来到自贡，受到热烈欢迎，曙光中学校董公推张伯苓为董事长。为了不辜负曙光中学董事、师生的期望，张伯苓主席提出包括选址新校园、增设高中部、聘请校长和教师以及增加办学经费等了一系列建议，制定《三年改进计划》文件，旨在办好曙光中学。在张伯苓接管之后，曙光中学确立了“尽心为公，努力增能”的校训，倡导全新的办学理念，自贡曙光中学重新焕发光彩。
30年代初，日本侵略者不仅占领了东北地区，而且逐步向华北地区推进，形势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这种情况下，张伯苓非常担心。他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局势恶化，南开学校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1931年（民国二十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南开学校在日军的骚扰下，仍是发展不遗余力，复在大学部增设工科，设化学工程和电机工程学两系。为更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后设立经济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两部。1936年2月，张伯苓受蒋介石邀请以总会委员身份参加军事委员会所属的禁烟委员会总会，6月受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委员。同年，在重庆沙坪坝区建筑新校舍，九月正式开学，定名为重庆南开中学。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也称“七七”事变），正值暑假，学生多不在校，当夜安排在校人员紧急撤离。28日，“七二八”事变，南开学校遭到日军炮轰，南开四部校舍均被炸毁。后众多社会人士为重庆南渝中学捐款，南渝中学添建校舍，发展到一千五百多学生。为保存南开学校的传统精神，重庆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抗日战争开始后，张伯苓一家定居重庆市。张伯苓的四子张锡在战争中殉国。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张伯苓、梅贻琦和蒋梦麟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全权负责临时大学校址勘定、经费支配、院系设置、师资招聘、学生收受以及建筑配置等具体事宜。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迁长沙市，合并为临时大学。同年年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推举张伯苓成为副议长。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之后，溯江而上，武汉市、长沙等地的局势立刻紧张，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不得不再次转移，迁至昆明市，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到抗战胜利，三校复校，始终和衷共济。1939年9月1日，张伯苓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成立大会，被团长蒋介石选派为监察，后升为常务监察。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日本飞机集中轰炸重庆南开中学，投放了三十多枚炸弹，学校里校舍损失甚重，后重建。1941年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重庆举行，张伯苓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担任第一次会议的临时主席。在其后召集的第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中，张伯苓均连任主席团主席。1945年5月，孔祥熙奉蒋介石之命，给张伯苓送来中国国民党特别党证，请他做国民党党员。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准备复校行动。大学部在合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已改为国立，复校经费可由政府拨给，而中学部还是私立的，则需要自行筹措。大学部整个由昆明市迁回天津市，南开的各部在各界人士与教职工的帮助下逐渐恢复。
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南京国民党政权召开国大代表会议，张伯苓当选国大代表。
1946年，张伯苓因病前往美国治疗，病愈后回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张伯苓谢绝蒋介石、蒋经国去台湾的劝说，并辞去考试院院长一职。
1951年2月14日，张伯苓患中风症。2月19日，黄钰生代其起草遗嘱。2月23日，下午六时逝世。3月4日，举行葬礼，初葬吴家窑永安公墓，后移葬东郊杨家台祖坟。4月8日，由周恩来等人发起，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追悼会，黄钰生致悼词。
张伯苓对清末国势的衰颓进行分析，指出主要原因在于五个方面，即愚昧、弱小、贫穷、散乱和私利。
首先是知识的愚昧。人民缺乏知识教育，无法开拓自己的思维和见识，导致认知水平低下。其次是民族的弱小。指的是民族体魄不强，缺乏身体健康和生理素质的养成，影响国家的整体实力。第三是经济的贫穷。生产力不发达，国家财富积累不足，限制了国家发展的速度和潜力。第四是社会的散乱。团结力不够，各个层面之间缺乏合作与协调，导致社会秩序不稳定，无法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最后是个人私利的追求。人们只顾自身利益，缺乏国家民族意识和责任感，不考虑国家长远发展。
为振兴中国，张伯苓主张兴办新式教育，并在南开学校培养学生时重点解决以上五个问题。他采取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教育方法：
注重培养新时代的道德观念。他严禁学生吸食罂粟、酗酒、嫖妓、赌博和早婚，要求学生们在仪容方面保持整洁、庄重，并注重内外兼修。在修身班中，召集全体学生在大礼堂进行集体学习，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知识水平。
张伯苓的教育方法的目的是扭转当时颓靡不振的氛围，要求学生们随时保持精神饱满、积极向上的态度，以期培养有新道德观念的新一代人才。
提倡科学知识，介绍西方科学文明，灌输新思想。在科学研究中，尤其注重科学实践。张伯苓在南开中学建校伊始，就从国外进口实验器材，作为学生的教育用具。
注重体育锻炼，在平时就训练学生，加强课内外的体育锻炼，同时注重体育道德，训练学生的纪律性和组织性。
教学大纲中将“精神愉悦，发展美感”列为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要达到的目标足见张伯苓体有思想的现代意识”。这些任务与目标始终是围绕着张伯苓办教育的目的来确定：“使我中华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
南开学校注重学生的身体健康，并将卫生教育和营养问题作为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南开学校重视疾病的检疫和卫生习惯的培养，希望学生能够注意个人卫生，预防疾病的传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在营养问题方面，南开学校认识到良好的体育锻炼需要有足够的营养补充。因此，他们进行正常体质的测量，并进行学生食品分析，了解学生所需的营养成分。南开学校在体育教育中注重卫生教育和营养问题，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提倡良好的体育锻炼和生活习惯。
为训练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指导学生多做课外组织活动，组织各种团体，如同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比赛会、出版刊物、创办新剧团和音乐研究会、体育队等等。使得学生在幼年时，就过惯团体生活，加强团结思想。同时还教育学生，不但要会读书，而且还要会办事。
张伯苓有“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张伯苓认为在学生幼年时期就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将个人的行动与国家民族的利益联系起来，可以使他们终身怀有对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同时，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也是对先贤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传承和实践。将这种思想灌输给年轻的学生，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伯苓在清末鉴于当时社会风气，制定出五项教育方针。由于时代的发展，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也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社会的需要而飞速地向前发展。由早期的五项教育方针逐渐发展成熟，进而成形为“公能教育”。“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的校训。
张伯苓所说的“允公”指的是追求最大程度上的公正和公平，与之相对的是“去私”，但“去私”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允公”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在这里，“公”所指的是“大公”，而非“小公”。如果只追求“小公”，就容易陷入本位主义，无法真正实现公正。只有通过追求公正，才能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才能正直地教育他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抵制自私的个人主义。这是他教育学生做人的首要任务。
而“允能”则是指追求最大程度上的能力和才干，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依靠现代化的科学才能。南开大学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具备现代化科学才能的新一代人。这意味着学生不仅要具备理论知识，还要有实践工作的能力。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在将来为社会服务时具备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知识。
因此，张伯苓强调了“允公”和“允能”作为南开教育的核心理念，即追求公正和追求能力的双重目标。他希望培养出具备良好道德品质和专业能力的学生，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日新月异”指的是张伯苓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每一位南开学子都能够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时代而保持适应性和竞争力。他认为，人生需要不断地进取、不断地追求进步，因此他通过南开大学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校园文化，营造一个积极向上、追求卓越的学习氛围。在南开大学学校的教育体系中，每位学生都被鼓励探索新的知识和技能，成为不断创新和开拓的人才。同时，他也强调学生不仅要追赶时代潮流，更要超越时代，成为时代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南开精神所倡导的“日新月异”“创新开拓”的思想，在当今社会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它鼓舞人心，激励人们不断挑战自我，勇敢迎接未来的挑战，为推动世界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南开新剧团是在1909年（清宣统元年）成立的，可以说是中国话剧的起源。最初的目的是通过演剧来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并通过剧情宣传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批判。在南开新剧团的创始之初，张伯苓只负责启蒙的第一步，之后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工作由师生们共同进行。首先，大家集体组织一个剧情故事，并根据个人的风格分配角色。每个人负责根据剧情的进展编写自己的台词。然后，大家共同进行对词的修改，直到大家达成一致，这个剧本就完成了。这种方式可以称为真正的集体创作，师生们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南开新剧团的创作方式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艺术创作能力和表演技巧，也培养了他们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通过集体创作的过程，学生们学会相互协作、尊重他人的创意，并且从中体会到集体智慧的力量。
张伯苓非常重视环境教育，他认为通过营造整洁、有规律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道德素质。在南开学校的建设和管理中，张伯苓始终坚持“清洁整齐、秩序井然”的原则，注重营造一个让学生身心愉悦且安全健康的环境。在南开学校的校舍建设、维护和管理中，及时保修、更新，确保校园环境始终如新。这种敬业爱校、精益求精的精神为南开学校营造出令人心旷神怡、富有亲和力和凝聚力的校园氛围。
在近代教育史上，南开大学中学作为南开教育的开端，起初是由严氏家塾创办。其办学宗旨是“矫正时弊，培养人才，拯救国家”，校训定为“公能”，旨在实现“化私”“化散”“去愚”“去弱”。
张伯苓的教育事业始于他在严范孙家私馆的任教，随后于1904年与严修共同创办了南开中学。到了1918年，他又创办了南开大学，从此为南开大学服务了30年。正是因为他创立教育机构、管理教育事务、为教育提供服务以及进行教育改革等实践活动，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才得以形成。
在国家经济薄弱、社会动荡的时代，南开大学作为一所民办私立学校，在其创办初期就能够取得惊人的成绩，并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齐名。这归功于张伯苓的卓识眼光和善于用人之道。作为校长，张伯苓极为重视人才，珍惜人才，勇于培养和提拔年轻人，愿意委以重任，并且对人才充满信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南开大学的教授何廉——1926 年，31岁的何廉从美国博士毕业归来，张伯苓就聘请其到南开大学任职。最终，何廉晋升为南开大学代理校长，为南开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在办学初期，面对经费紧缺的困境，张伯苓还成功吸引了一批年轻杰出的知识分子为南开大学服务。其中包括他的胞弟张彭春以及凌冰、梅光迪、余日宣、司徒如坤等人。这些人中很多都在后来成为学术界的大师。
南开大学成立初期规模小，张伯苓校长要求提高学校管理透明度，实行校务公开，让全体成员了解学校经费收支情况，从而提高全体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在经费紧缺时期，张伯苓以身作则，优先考虑教师待遇，自己的工资较低且从未涨过，凑出的钱全部用于学校发展。
在南开大学创办与发展过程中，张伯苓校长强调南开大学是大家的学校。学校制定了简单的学校章程，设立校董事会来参与重要事务和分担校长责任。全校师生都要承担责任，并认识到自己的职责，这种管理责任制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意识。同时注重教育质量和培养人才质量，控制招生数量并重视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南开大学培养出的高质量人才，备受社会认可。
南开大学实行民主治校原则，要求全员参与、相互合作。1925年发生不愉快事件致使学校停课，张伯苓提出师生应合作扶助，在校园和社会中要相互联系、相互帮助以支持母校发展。张伯苓在学校章程拟定过程中也体现了民主原则，通过团结合作和集思广益推动了南开大学的发展和繁荣。
张伯苓在创办南开大学之前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提出了“土货化”与“认识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方针。1927 年，在清华大学大学挖走南开大学教师时，张伯苓理性分析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异同。最后认为南开应当把重心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而当时的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他敢于突破陈旧、创新办学理念，使南开大学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
张伯苓也注重“以人为本”的管理，关心和尊重每个成员，营造了一个大家庭般的学校氛围。他重视学生人格培养，提倡诚实、真实、信任，引导学生成长。南开大学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品格，以“诚实、真实、信任”这一指导原则引导他们成长，学生学会感恩，毕业后积极助力学校发展。
张伯苓等南开的创建者坚守着教育振兴国家的信念，开创了近代中国私人办学的榜样。他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逐渐形成了独特而完善的教育理念，推动南开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独特的风格。
20世纪初，随着西方近代体育渐入中国。张伯苓通过天津ymca第一次听说奥林匹克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07年10月24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和颁奖仪式。张伯苓校长发表演讲，主题是“雅典的奥运会”。他介绍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以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过程，并提到欧洲国家和美国对奥运会的兴趣。他认为这次运动会的成功给中国参加奥运会带来了希望，尽管许多欧洲国家的选手获奖希望不大，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同时，他建议中国应该加紧准备，不久的将来在奥运赛场上也能出现。他认为最需要的是聘请有技能的教练员，并提出从美国聘请一位奥运会冠军来华指导的计划。可以说，张伯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并列举相关举措的人。
1908年8月， 张伯苓在英国伦敦亲眼目睹了第四届奥运会的盛况，成为亲临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个中国人。10月9日至13日，南开中学堂与天津青年会联合举办年度运动会。在发奖大会上，张伯苓再次以中国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为题做了激情演讲，进一步推动西方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开展。
1912年，张伯苓与天津青年会干事葛瑞（Gray）、菲律宾体育协会主席布朗（E.S.Brown）以及日本青年会美籍干事克朗（F.K.L.Crone）共同发起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和远东运动会。中国积极筹办和参与远东运动会，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最早的联系。国际奥委会通知中国准备参加1916年的奥运会和国际奥委会会议，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实现。
1920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式承认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远东体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有联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张伯苓联合上海青年会、天津青年会等热心体育人士在南京共同筹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旨在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和理念。张伯苓担任赛会发起人和总裁判，率先发起全国学校分队的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体育组织，也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不久，他又大力促成南开与天津府学堂、普通学堂等学校机构联合召开运动会等事宜，到1912年之前，像这样的联合运动会一共举办过四次，成为近代中国天津体育界的一大盛事。在当时凡是中国举行的大小运动会，张伯苓都要担任裁判或者其他重要职务，直接参与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1924年5月，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成立， 张伯苓任名誉会长。
张伯苓还积极呼吁增加女子体育比赛项目，是女子参与体育运动的先驱。南开女子中学建立后，张伯苓为推动女子体育事业发展，聘请章辑五夫人张淑悌为体育教员。在教员精心指导下，南开女子中学培养出一批成绩优异的知名运动员和运动队。同时，他们也积极支持推进其他女子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1926年11月，张伯苓为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建校四周年题词：“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平均男女，促进健全。”
1927年以后，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相继加入田径、游泳、体操、网球、 举重、拳击、足球 、篮球8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在会长张伯苓等人的不懈努力下，1931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自此，中国与国际奥委会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并积极参与国际奥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1932年7月，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由于经费紧张，国民政府宣称不派代表参加。日本则计划派伪满洲国的选手参赛，引发全国人民的反对声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领导人张伯苓明确表示坚决抵制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主张中国派选手参加奥运会。7月1日，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在毕业典礼上宣布捐赠银元，特派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教授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随后，张学良致函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张伯苓、王正廷，表明此举的重大政治意义，并请求张伯苓尽快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取得联系。张伯苓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于希渭报名。尽管已过报名时间，但在张伯苓的努力下，国际奥委会还是同意了。然而，由于于希渭受到日本特务的密切监视，并被公开阻止，他未能成行。于是，在7月8日上午10时，刘长春和宋君复两人乘坐美国“威尔逊号”邮轮从上海出发，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除此之外，张伯苓身为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还参与了中国参赛运动员的选拔，选拔出的男子篮球队， 在第一循环的比赛中战胜了法国队， 成为中国奥运史上的一个亮点。
张伯苓最初提出参加奥运会的构想，为增强国人的奥运意识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一历史事实将永远被记录在史册中。
2022年12月2日，张伯苓入选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名单（特别致敬人物）。
1909年10月17日，自编、自导、自演话剧《用非所学》在南开首次公演，被誉为“中国话剧第一人”。
南开学子周恩来总理给张伯苓以很高的评价：“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著名体育专家、曾任职于南开的郝更生所评价：“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体育史，和张先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数十年来，先生提倡体育的热忱，始终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领导作用，对我国体育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国体育能有今日的基础，先生之功甚大。”
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在学者张兰普、梁吉生编撰的《铅字流芳大先生 近代报刊中的张伯苓 上》中的前言提到：回望来路，创校校长张伯苓以其宏阔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特非凡的个人魅力，对南开学校的建立和成长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每一个热爱南开大学情系教育的人都对张伯苓无比感念与景仰。张伯苓以其爱国奉献、秉公尽能的炽热情怀，事业无止、发展无穷的宏大格局，永不服输、愈益奋励的实干作为，将南开学校作为“改造社会试验之场”，聚精英、传薪火，成为一位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具风范的教育家、思想家、实干家。
张伯苓的三子张锡在所著《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中提到：先生的一生，无论对人对事，永远是看它那明朗的一面，选择它那明朗的一面，在这一点上，也可说是代表他那教育家的风格，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特有性格。人们都叫他老校长，他的一生就是这么热情温暖，使人乐于受教。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生刘兆吉《我心目中的张伯苓校长》：张校长办学所以卓有成绩，当然与他坚强的意志和实干苦干的精神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尊重人材，知人善任，团结广大教、职、工共同前进。
南京大学毕业生吴大任《我所受的南开教育》：张校长是近代中国的伟大教育家。他办的是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获得巨大成功。他遇到种种困难，遇到种种挫折，但矢志不渝，从不退缩。在办教育过程中，他表现出一往无前的魄力，高度的自信心和坚韧性。他团结广大群众，爱护青年，襟怀坦荡。为办教育，他不得不和政府中的头面人物周旋，但数十年过去，又多次拒绝做官，得以置身于政治争夺之外。
2008年8月29日，温家宝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讲话中热情赞扬张伯苓终生办学、矢志不渝的教育信仰。他说：“张伯苓是位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1904年，担任“私立第一中学堂”的教师。
1906年，担任“天津市南开中学”教师。
1908年，被推举为直隶省（即今河北省）代表，去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
1911年，担任“公立南开中学堂”教师兼任北京清华学校的教务长。
1912年4月，校名改为“南开学校”，监督改称“校长”。7月，出席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当选大会副议长。
1914年，兼任北洋女子师范校长。
1921年5月，任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会长兼总裁判。
1924年2月，被清华学校聘为大学筹备顾问。5月，任在武昌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8月，中华全国体育协会成立，任第一任名誉会长。
1929年，奉军统帅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在东北地区设立东北大学，聘请张伯苓为该校的董事。
1932年7月，被教育部聘为全国体育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7年，张伯苓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迁汉口，成立国民参政会，张伯苓被推为副议长。是年，张伯苓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共任西南联大常委。
1942年2月，中国教育学会举行会员大会，当选为理事。
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7年11月，当选国民大会天津市代表。
1948年3月，出席国民大会，选入主席团。5月5日，任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裁判主席。6月，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1908年夏，第一届南开中学堂三十二名学生毕业，有梅贻琦、张彭春等。
喻传鉴，南开中学教务主任、重庆南开中学校长，1906年就读于南开中学，1908年作为南开第一届毕业生升入直隶高等学校，后在南开任教，一生献身于南开教育事业。
周恩来，1913年8月考入南开，1917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 年回国，在天津市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同年9月，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
邓颖超，革命家，五四运动时期在北洋女子师范读书，张伯苓当时兼任北洋女师校长。
曹禺，剧作家，1922年进入南开学校就读，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在教师张彭春的引导下，启发了话剧的兴趣 。
杨振宁，国际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友，1938年入学西南联合大学，1942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研究院。
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时，周围学生富裕，常以赌博为乐，有一回他在学校里和同学赌钱，输了三十吊钱，无钱可以还债。因为当时家计艰难，回家不敢和年迈的老爹说，只好和母亲商量，说从此再也不赌钱了，求其为周全一下，但是母亲也是无计可筹，还是来婉求张伯苓的父亲。他的父亲当时为他讲解赌博的危害，应终身引以为戒，张伯苓受教落泪，从此终身不赌。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甲午战败，当时大英帝国借口利益均沾，除强租中国九龙之外，还要强租中国的威海卫。那时威海卫由于中日战争，还为日本所占据，英帝国邀约其他列强，强制日本交还中国，再由中国租借给它。张伯苓那时随着通济轮被派往山东省，从日本手中接收过来威海卫，再把它移交给英帝国。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再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帝国的国旗。张伯苓亲身参与了这一场接收和移交仪式，他一生的第一次对外，就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归来以后，他日夜筹思，强雪耻之策，一生不懈。
张伯苓反对学生学名士派的邋遢作风，他说：“作个名士可以，但不要学名士派！”他又说：“人可以有霉运，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编了一个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中学的修身班有一个姓王的学生，问道：“先生你不也抽烟吗？怎么叫我别抽呢?”张伯苓受到启发，深刻认识到欲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凡事要以身作则。张伯苓立时当众把烟全都折断，扔在污水桶里。校工感到可惜，张伯苓说：“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与诸位同学共同戒烟。”张伯苓自此终身不吸。
张伯苓故居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39号。这座建筑以现代风格为基调，简洁朴实，线条清晰。它是由砖木结构构建而成的，部分楼层为二层，局部为三层，屋顶呈现坡层状，并带有老虎窗。清水砖墙、腰檐和门窗套装饰典雅美观。室内装修高级，房间宽敞明亮，采光和通风效果出色。后院面积很大，种满花草绿植，形成了庭院式的布局。
严范孙、张伯苓纪念园靠近南开大学东门，位于大中路南侧在南开大学中心花园里，敬塑着学校创办人——校父严修和老校长张伯苓的半身铜像。每逢他们的诞辰和校庆纪念日，南开大学师生和校友都要到此凭吊。
2022年9月，区委副书记、区长贾堤到天津东丽区南开公能小学举行张伯苓先生铜像揭幕仪式并召开座谈会。
张伯苓纪念馆位于沙坪坝区沙南街1号重庆南开中学内（津南村3号）。该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张伯苓创立南开中学后长期办公居住于此。1944年，南开建校40周年，也是张伯苓的68岁寿辰，10月17日，周恩来赶赴此地参加校庆并为老校长祝寿。当他看到住所内有一乘滑竿时，就请老校长坐上去，和张生（时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一起抬着张伯苓走了一圈，传出“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佳话。
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南开大学敬塑张伯苓铜像，以资永怀。
2016年4月5日，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始校长张伯苓140周年诞辰，张伯苓亲属、南开大学和天津市南开中学的师生、校友代表齐聚南开大学中心花园，向张伯苓塑像敬献鲜花、鞠躬致敬，并高唱南开校歌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