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之劫，是指顺治帝顺治七年（1650年），清代军队在广州的屠城事件。这次事件也被称为广州大屠杀、杀人十八甫、填尸六脉渠、血洗十八甫。

顺治元年（1644年）5月，清军入关。同年（1644年）10月，顺治帝即位，定都北京。在清军建立政权后，民间依然残留着不少反清复明的活动。而统治者采取的剃发令和圈地等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在顺治七年（1650年）2月，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率领清朝大军围困了广州，并下令进攻城市。广州城内的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清军围城近十个月，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伤亡。最终，广州城的守将投降并背叛了城内人民，导致广州城最终被攻破。为了发泄长时间攻城的愤怒，尚可喜、耿继茂二人下令士兵屠城。这场惨剧历时12天，结果导致广州十万百姓丧生，广州城成为一片废墟。幸存者寥寥无几。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庚寅年，被称为“庚寅之劫”。

“庚寅之劫”发生后，尚可喜、耿继茂进一步占领了广东省全境，对广东省境内的百姓横征暴敛，给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明清经济史学者罗一星评价，两藩肆虐广州这历史上悲惨的一幕，在广州人民心头刻下了深深的伤痕，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事件名称

因为该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650年为中国农历庚寅年且地点在广州，所以被称为庚寅之劫或广州大屠杀。除此之外庚寅之劫也被称为杀人十八甫、填尸六脉渠，血洗十八甫等，“杀人十八甫、填尸六脉渠”，是庚寅之劫发生后流传在广州市的民间传说。两藩兵马入城后，残存的百姓被迫逃往外城，清军们从广州的西门起一路屠杀，接连杀了十八铺路。一铺路为十里，十八铺就是一百八十里，广州百姓的尸体填满了六脉渠，血洗十八甫也同理。

事件背景

清军入关

顺治元年（1644年）2月，李自成率大顺军进京，崇祯在万寿山自缢，明朝灭亡。大顺农民政权进京后，李自成派人前去招抚屯兵山海关的吴三桂，认为吴三桂会替他拒清兵于关外，结果吴三桂投奔清朝。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降的消息后，于4月13日率军出师，直至4月21日抵达山海关。当日，李自成起义军在山海关内与吴三桂军决战。次日，清八旗军参战，迫使起义军退回北京。吴三桂引清军进逼北京，京城内外，明故僚旧属趁机破坏，散布谣言，商人罢市，抗拒大顺的命令，农民军形势急转直下。同年5月，清睿亲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爱新觉罗·多尼多铎和孔有德、尚可喜等率领八旗兵入关。之后不到半年，张献忠在成都即帝位，建立大西政权。顺治元年（1644年）10月，顺治帝即位，定都北京。

统治政策

清军入关后，出台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如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等，这些法令极大地伤害了汉族的利益，由此引发了严重的民族矛盾。

在后金时期，清军在攻占明朝地区后，便强迫令汉人剃发。入关后，清军继续延续在辽东地区的剃发政策，并把其作为是否归降的标准。清军南下江南时，更提出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暴力口号。圈地指的是清代在清朝直隶和京地区圈占汉人土地，分配给满洲贵族和八旗将士，以解决满族安置问题的法令。与圈地相关联的一个政策就是汉人“投充”，满族入关后，圈占了大量土地，但他们不擅长农耕，于是清朝采取投充政策。满族采取恐吓、威胁、逼迫等方式，使大量能自食的农民和各种工匠都投到其旗下为奴。因为投充到满人旗下的汉农民，受到各种压迫和欺凌，不堪忍受，纷纷逃亡。针对“逃人”问题，清朝为维护满族利益，制定了“逃人法”。宣布凡是汉族奴仆逃离主家，一旦捕获，即刻处死。

清朝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汉人严加防范，通过暴力手段打压汉人，发布的政策具有明显的民族不平等性，这些严厉的政策激起了汉人的强烈抗争，加剧了汉人与清代之间的矛盾。

南下屠杀

在统一江南和西南的过程中，清军滥杀无辜，造成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暴行。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四日，清军在完全控制扬州市后，清军将领以百姓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十日之内，扬州城百姓尽遭屠杀与奸辱，城中积尸如乱麻。同年，从闰六月初清军攻破嘉定区后，嘉定人民自发起义抗清，两个月内，与清军大小战斗十余次。清军三次对城中平民进行南京大屠杀的事件。

事件原因

顺治即位后，继续打击农民军及南明，巩固对全国的统治。顺治七年（1650年）1月，尚可喜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率清军南征，进占韶关市。明朝守将罗成耀逃遁，明桂王逃往梧州市。尚可喜又进占英德市、清远市、从化区等县，进逼广州市。当时明将李成栋驻守广州。李成栋战死后，其子李元胤和李建捷代为将领，分别据守肇庆市和广州。

事件经过

顺治七年（1650年）2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军来到广州城下。当时的广州城，三面环水，一面背山，易守难攻。同时广州城内兵多粮足有炮台，兵民上下一气准备殊死抵抗清军。

尚可喜下令士兵攻城，然而遭遇到了水阻，无法顺利进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开始开凿深壕并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长时间地围困广州城。在此期间，明将李建捷誓死抵抗，并且还有其他多名明将率领兵力前来驰援广州。清军在近十个月的围城攻坚战中连连受阻，长时间无法攻克。后来，尚可喜一边继续围城，一边对城内的守军进行劝降。尚可喜成功地劝降了广州水师梁标相和外城西门守将范承恩等人。尚可喜得到了一百五十艘战船的支援，并与范承恩里应外合，使炮台落入水中。尚可喜命令所有军队放弃坐骑，垫着柴草在污泥中前进。通过这种方式成功渡河后，尚可喜的军队占领了炮台，并随后占领了城西城墙。最终，在同年11月24日，尚可喜和耿继茂攻陷了广州城。

在城破之后，尚可喜和耿继茂为了发泄攻城期间的愤怒，命令士兵屠城，指挥他们斩杀了六千多名明军士兵。清军进城后也没有放过平民，他们抢夺一切可携带的物品，无论遇到男女老少都将其杀害。然而，满人留下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提供服务，并且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性，让他们为清军运送从城中抢夺来的物品。广州城百姓听闻清军在屠杀后，纷纷逃往六脉渠避难，然而当天正下着大雨，渠水暴涨导致许多人溺亡。城内伤亡惨重，那些侥幸逃出城外的人也未能幸免，因为官兵一路追堵，将他们逼死在海边。最后，在12月6日发布了布告，禁止了烧毁和抢劫。大屠杀之后，广州城内几乎没有幸存者。

事件结果

顺治七年（1650年）11月24日，清代尚可喜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率领清军攻下广州市，导致城市遭受了长达12天的屠杀。城内的男子无一幸免，妇女和孩子则都被俘虏。据《鞑战纪》记载死亡人数约为十万。

事件影响

庚寅之劫使得广州城化作废墟之地，城内死伤无数，幸免于难者屈指可数。两藩在占领广州后，迅速平定了广东省全境，并将广东视为自己可以任意剥削的地区。两藩依赖军事系统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并直接干涉官僚和财政系统。两藩的横征暴敛，名目繁多。大致可分为征赋、扰民和敛财三个方面，首先在征赋方面，他们巧立名目，加征厚敛，设立“总店”、大索军需。其次，在扰民方面，他们强占蛮夺，占地牧马。在敛财方面，他们以暴聚敛，主要手段有设立王庄、牟利海舶、诬盗勒赎。市民们纷纷破产逃离，农业生产陷入了困境。明代时期曾以物产丰富而闻名的广东省农业经济陷入了破败的境地。

事件争议

庚寅之劫广州死难人数存有争议，在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记载：“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亲身经历庚寅之劫的李一奇说：“人民死至几万。”但据《番禺县志》记载“可喜等屠城，死者七十万人，民居遂空。”岭南三大家年表简编记载，十一月初二日，广州城再陷于清尚可喜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屠城，死者七十万人。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指出，七十万人的数字似乎不可靠。因为明末广州府十三县的总人口只有四十万，但是这个统计数字只考虑了纳税人口，实际人口远远超过官方统计的人口。总之，对于庚寅之劫广州市死难人数还存在争议。

事件评价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洪门在广州市发布了一份《讨满清檄》，其中提及了关于庚寅之劫的描述和控诉，据檄文所述，广州五羊城外，十八甫寸草不留，六脉渠中，四万众残生莫保。

现代史学者罗一星：“两藩肆虐广州市这历史上悲惨的一幕，在广州人民心头刻下了深深的伤痕，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陈启汉：“自广东抗清义军兴起至被清军镇压下去，坚持抗战十五年，最后虽然都归于失败，但是他们抗击清军的破坏暴行，符合当时的人民利益，理应给以肯定的历史评价。”

历史记载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描述了城市被攻陷后的悲惨状况：“大规模屠杀从11月24日开始，持续到12月5日。无论男女老幼，都遭受了残忍的杀害。攻击者只不过说了一句话：“杀！杀死这些反叛者！”然而，鞑靼人留下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提供服务，并且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性，让他们为他们运送从城中抢夺来的物品。最后，在12月6日发布了布告，禁止了烧毁和抢劫。除了攻城期间死亡的人外，据说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根据《广州城坊志》所引方恒泰的《橡坪诗话》记载，据说广州城的四周约四十里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造成了六十多万人的死亡。传闻城中的居民有约六七千人躲藏在六脉渠中，不料遭遇到了一场天雨，导致许多人被淹死，只有两人幸存，其中刘中山是其中之一。只有七人成功躲进了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的神像腹中，幸免于难。

根据《番禺县志》的记载，尚可喜和耿继茂攻陷广州市时，造成了极为惨烈的屠杀，城内的居民几乎被全部残害，城内的逃亡者因无法及时渡江而被挤压致死，死亡人数难以计数。在城市被屠杀后，尸体被搬运到城东外进行火化处理，尸骨堆积如山，行人在二三里的距离外看去，就像是堆积的雪一样。为了处理这些尸骨，旁边还修筑了一个大坎，将尸骨埋葬其中，被称为“共冢”。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四·列传二十一》中记载：“……斩六千馀级，逐馀众迫海滨，溺死者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