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6:21
《局外人》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中篇小说，1942年6月15日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是20世纪40年代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作。
《局外人》的故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从默尔索平静地参加母亲葬礼写起，他对母亲的死很冷淡，对爱情和婚姻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默尔索和邻居雷蒙结识之后，为他和情妇之间的纠葛出谋划策，结果卷入了和阿拉伯人的斗殴中，在令人眩晕的阳光下，用枪打死了阿拉伯人。第二部分写默尔索被捕入狱，法官根据他参加葬礼时没有流泪而且还与女同事看滑稽电影的行为表现，认定他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杀人犯。在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代替他发言，养老院院长、母亲的朋友、他的朋友、玛丽、雷蒙等人针对他的为人做出了矛盾的证词，他则拒绝说谎、拒绝悔过，最后被判死刑。默尔索和神甫进行了辩论，打算放弃上诉，因为他认为人既然要死，怎么死和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只希望行刑那天有许多观众用仇恨的喊声来消解他的孤独。
阿尔贝·加缪在《局外人》中从哲理的高度描述了人类复杂矛盾的生存状况，聚焦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公司职员来阐释出自己的荒诞哲学，指出荒诞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类人对这种事实的清醒认识，而“局外人”默尔索正是在这种清醒的认识下，用诚实和理性对抗现实荒诞，以一种自由的选择确定自身的存在价值。
1942年，《局外人》作为加缪最早发表的一部作品，在巴黎出版，成为其成名之作。众多文学评论家相继承认这部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将其视为“一个真正作家诞生了”的标志，认为《局外人》“站立在当代小说的最尖端”，在法国当代文学中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一代理论宗师罗朗·巴特也肯定“《局外人》无疑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是“出现在历史的环节上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指出“它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人对它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爱恋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阿尔贝·加缪塑造的“局外人”作为其荒诞哲学的一个关键性命题在西方文学和哲学引起了重视，直接影响了后期荒诞派和黑色幽默作家的世界观和文艺思想，除此之外，不少学者还从修辞学、思想史、政治史、殖民史等诸多角度对《局外人》展开研究。1957年《局外人·鼠疫》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评价加缪“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这部经典作品更是在全世界的中学、学院、大学被广泛阅读和学习。。
阿尔贝·加缪在1938年-1940年之间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这一时期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摧残着人类文化，社会矛盾加剧，人类面临着战争、失业和死亡的生存威胁，存在主义哲学作为这种危机环境和危机心理的观念反映逐渐兴起，提出了“世界是荒诞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可以自由选择，但要对选择负责”等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贝·加缪加入了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经历了经济贫困、战争动荡之后，洞察到战争、反抗中复杂矛盾的社会现实，创作了《局外人》，作品既体现出他对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反道德、幸福与痛苦、生存与死亡等的深刻思考，也体现出加缪式的存在主义哲学，成为存在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作。
阿尔贝·加缪（1913-1960）出生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亚的蒙多维，童年时期在阿尔及亚的贫民区度过，后来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读完高中，并进入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同时热情地参与了反对殖民主义的进步活动，之后因为反对民族沙文主义退出了共产党。阿贝尔·加缪在不同种族、不同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中体验到了一种无法用理论来阐释和解决的复杂性，于是放弃了任何主义学说、路线政策，在其创作中用“荒诞”来传达一种强烈的哲理反思。1936年阿尔贝·加缪动笔创作《幸福之死》，这部未发表的作品和《局外人》在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母亲葬礼的情节设置、“局外人”的内涵诠释等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研究者认为是《局外人》的“预备创作”。1937年他在法国上阿尔卑斯山区的昂勃隆疗养时开始构思《局外人》，8月份他写了与《局外人》主题相关的手记，手记中的部分文字也直接出现在作品中。《局外人》的主题构思源于于社会中的人的“局外感”和“陌生感”，而这也是加缪在经历了战争、肺结核等苦难之后的心理体验。1940年阿尔贝·加缪完成了《局外人》的创作，1942年出版的《局外人》在巴黎大获成功。1960年，加缪于法国因车祸骤逝。
《局外人》的故事分为两部分，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阿尔及亚。第一部分写主人公默尔索是阿尔及亚一家法国公司的职员，他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后，平静地到马朗戈的托老所参加了葬礼。第二天默尔索因为天气炎热去海湾游泳，遇见女同事玛丽并和她一起看了一场滑稽电影。默尔索有两个邻居——“靠女人生活”的“仓库管理员”雷蒙·桑泰斯和与患有皮肤病的狗形影不离的沙拉玛诺老头。雷蒙和情妇的弟弟打了一架，又因为情妇偷情打了她一顿，于是他找默尔索寻求意见，想写信羞辱情妇再惩罚她一顿。默尔索帮雷蒙写了这封信，而雷蒙却因为打情妇闹到了警察局，默尔索又同意做情妇冒犯他的证人。沙拉玛诺老头在一次散步中弄丢了狗，默尔索建议他去招领处找，但依旧没找到。玛丽想和默尔索结婚，默尔索则抱着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答应结婚。一天，雷蒙邀请他和玛丽去附近的滨海木屋度假，在海滩上碰上了雷蒙情妇的弟弟纠集来寻衅的阿拉伯人。雷蒙的胳膊被打伤，和默尔索在海滩散步时又遇上了阿拉伯人，他把枪递给默尔索后回到木屋。默尔索在令人眩晕的阳光下，用那把枪打死了阿拉伯人，又向尸体开了四枪。第二部分写默尔索被捕入狱，法官根据他参加葬礼时没有流泪而且还与女同事看滑稽电影的行为表现，认定他是一个没有人性的预谋杀人的杀人犯。在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代替他发言，养老院院长、母亲的朋友、他的朋友、玛丽、雷蒙等人针对他的为人做出了相互矛盾的证词，他则拒绝说谎、拒绝悔过。默尔索被判死刑，他和指导神甫进行了最后的辩论，放弃上诉，认为既然要死，怎么死和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只希望行刑那天有许多观众用仇恨的喊声来消解他的孤独。
默尔索是一家法国公司的小职员，阴差阳错之下过失杀人，却在法律和世俗道德的绑架之下，因为没有在妈妈的葬礼上流泪和葬礼结束后的寻欢作乐，从一个老实本分的过失犯者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人类的公敌。阿尔贝·加缪塑造了一个默尔索式的“局外人”形象，以此来诠释什么是荒诞。
默尔索的荒诞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平静地参加了妈妈的葬礼，全程却只关注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和炎热的天气；第二，生理的需要会扰乱他的情感，于是他在烈日下扣动扳机杀死了阿拉伯人；第三，他拒绝通过合作和矫饰来为自己减刑。默尔索看似秉持着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生活，比如在事业上，他没有所谓的雄心壮志，以“去不去都可以”来回应升职；在亲情上，他认为母亲的离世是早晚的事；在爱情上，他不会说甜言蜜语，以结不结婚都可以来回应女友的问题；在友情上，他抛弃了世故的考虑，以做不做朋友都可以来回应品行不端的雷蒙的邀约。但实际上，默尔索并不是庸碌无为、冷漠平淡、无志向和无激情，他和别人一样爱妈妈，葬礼上的平静只是因为他深知妈妈得到了解脱，“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他拒绝配合律师的辩护，看似对生命无所谓却也会在监狱中回忆过去幸福的日子。他清楚自己的无辜，也觉得孤独和委屈，但却因为拒绝说谎和矫饰接受了死刑。默尔索在用看似荒诞的冷漠和沉默对抗荒诞，因为他具有清醒的理性——人类情感的表达并不需要夸张的行为和语言矫饰、雄心壮志在人生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朋友可有可无、爱情可有可无、上帝是没有用的、人总归是要死的，并且这种清醒的自我意识依然夹杂着对生活的热爱，让他在死前“第一次向这个冷漠而未温情尽失的世界”敞开自己的心扉，“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
默尔索与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诠释了一种建立在矛盾之上的“荒诞”，——“人对单一性和透明性的欲望与世界不可克服的多样性和隐晦性之间的矛盾”导致的人与生活的离异。在这场离异中，默尔索是法庭和现世的“局外人”，却是自己精神的主宰者，他用拒绝说谎的沉默对抗社会，他的对抗是孤独的，沉默和接受死亡成了他唯一的武器。袁筱一评价这个人物时说道“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是一个反英雄的英雄”。
默尔索的同事和恋爱对象。
默尔索的邻居，是“靠女人生活”的“仓库管理员”，默尔索正是因为他和情妇之间的问题卷入了与阿拉伯人的斗殴中。
《局外人》聚焦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公司职员来阐释荒诞哲学，从哲理的高度描述了人类复杂矛盾的生存状况。在美国大学版的《局外人》前言中，阿尔贝·加缪这样解释小说的主题意义：“小说的主人公被判决，是因为他没有按规则玩游戏，他拒绝说谎。说谎，并不仅仅是说没有的事情，而且也是夸张地说已有的事情，即在有关人的心灵方面夸张所感觉到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所有的人每天所做的，目的是为了简化生活。”默尔索因为洞察到道德、情感的本质早已淹没在虚幻的语言等外在表现中，于是在异化社会中孤独地坚持真实，愿意用生命为荒诞进行注解，最后变成了一个社会和生活的“局外人”，小说正是通过这种荒诞事实以及“局外人”对荒诞事实的清醒认识，将荒诞哲学的复杂内涵呈现出来。
首先是作为事实状态的荒诞。一方面，生活的“荒诞”体现在很多细节中。琐屑平庸的职员事务占据了默尔索的大部分时间精力，生活的机械和单调使得他对自己存在的价值产生了质疑，他变得对一切都无所谓，而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成了产生荒诞性的一种暗示。另一方面，现实的“荒诞”蕴藏在整体的故事架构中。默尔索在小说中三次面对死亡，第一次是平静地面对母亲的死亡，第二次是因为正午阳光杀人，第三次则是平静地接受自己的死亡。这三次与死亡息息相关的事件因为小说第二部分的庭审巧妙地联系到一起，默尔索因为杀人被捕，因为平静地面对母亲的去世被判死刑，司法逻辑的荒诞揭示出社会以及法律的荒诞性。
其次是“局外人”们对荒诞事实的清醒认识对“荒诞”意义的深化。阿尔贝·加缪曾经这样评价默尔索:“他发现了这些看似最正常的日常行为中的不正常，因此竭力与之保持距离。他主动脱离了这个群体，在冷眼旁观中全面解构了日常生活的惯性，打碎了一切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概念，从而冲破了它们的束缚。”默尔索认识到现世的游戏规则不存在合理性，便漠视世俗，蔑视虚伪和谎言架构的现实，以“局外人”的身份将自己置于现存规范之外。
但在《局外人》中，清醒的理性在默尔索身上转变成了一种对自我生存的压迫，使他陷入了虚无的梏，无法与一些真实的生活建立起切实的联系。在默尔索看来，人类社会的情感价值早已丧失，虚假机械的生活难以继续，他具备荒诞意识，却还没有意识到“荒诞意识”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作者以此来说明荒诞哲学的核心在于揭露荒诞之后如何继续生活。
《局外人》传达出的对世界的认识与存在主义不谋而合。默尔索表面上冷漠平淡，对一切都无所谓，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善良老实的正常人。作为存在的人，他有着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和对生命的本能渴望：他会和玛丽在海水中愉快地嬉游，会在上囚车的瞬间闻到夏季傍晚的气息而回想起曾经在城中漫步时的愉悦，会在死刑前夜向这个冷漠而未温暖尽失的世界敞开心扉，感叹幸福。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阿尔贝·加缪面对这种现实困境主张以个体的真实反抗世界的荒谬。他在母亲葬礼上平静的态度是因为深知妈妈得到了解脱，“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庭审的判决本身并不成立，但他即使知道自己和别人一样爱自己的母亲，却拒绝撒谎说自己是压制住了悲痛；他怀念过去的幸福生活，却仍然选择放弃上诉；他清楚自己的无辜，也觉得孤独和委屈，却依然拒绝说谎和矫饰，接受了死刑。默尔索的个人存在与世界荒谬的矛盾体现了荒谬与真实的相互映照，而对抗荒谬正是默尔索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做出的自由的选择。他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不愿苟且与妥协，他成为了自己精神的主宰者和用诚实对抗荒诞的战士，在他看来，“幸福不是别的，其实只是对自身存在和自己的生活形态的满足，是对自身状态的一种完全的认同”，是一种自由选择后的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确定和认同。
《局外人》将自己定位在司法批判的文学传统中，将道德、人性、法律三者间的冲突聚焦于审判场景，揭示了现代司法如何通过罗织罪状来残杀人性，制造出了一件人性冤案。默尔索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被剥夺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法官、证人等对他所犯命案的客观事实、前因后果不感兴趣，在没有深入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其日常生活中不合常规的行为表现判定其有罪，以一个不合逻辑的推理使默尔索沦为了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祭品。《局外人》以一个逻辑怪圈揭示出法律秩序的弊端——世俗的意识形态深入法律，决定司法人员的态度和立场，并钳制、控制法律机器的运作，以此来凸显社会和人的异化，现实的荒诞。
判决已定，当指导神甫来倾听默尔索的悔悟时，默尔索多次拒绝和神甫见面，并直言自己不需要雅威的帮助，他蔑视宗教的谎言，不相信上帝，这种对宗教的不虔诚揭示出了宗教的虚妄，阿尔贝·加缪以此来说明宗教对于人的生活的本质——行善求庇护，作恶得救赎，而默尔索的自由的思想将摧毁这种虚妄，揭穿其赖以生存的幻想和阴暗丑陋的交易。
贯穿《局外人》的是第一人称内聚焦型叙述视角。默尔索作为叙述者，客观冷静地叙述了自己如何冷静地面对母亲的死亡，如何在正午的阳光下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又如何接受了不公的死刑默尔索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拉近了读者与小说的距离；而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默尔索细腻而又复杂的心理体验被揭示。具有双重身份的默尔索，既凭借主观叙事的形式冲破了个人意识长期被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禁的牢笼，使得自我个体的生存状态以及与世界的关系被充分说明，又使得叙事者“我”对自身叙述少于对周围人物和环境的叙述，形成了一种小说内容结构上的‘局外’”。故事的主人公“我”被放逐到叙事结构的边缘，使小说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人物的行动与思想的分离，拉开了叙述者“我”与主人公“我之间”的距离、局外人与生活的距离，彰显了故事的张力。
《局外人》的语言呈现出一种零度风格，遵从客观记录的原则，以冷静自然的笔调记叙了默尔索从参加母亲葬礼到偶然成为杀人犯，再到被判死刑时冷漠平淡的处世态度。首先，作者对事件和场景的设置具有高度的凝炼性；其次，作者在组织情节时大量使用自由直接引语，使得“我”的言语活动与心理活动在小说中能够畅通无阻地被表述出来，而这与神态描写、动作描写等的缺乏形成了反差，使得“我”的话语在感情色彩方面显得冷漠平淡。
《局外人》用对比和象征表现荒诞。小说通过对比手法展现矛盾，揭露现实的荒诞。例如，老人沙拉玛诺与患有皮肤病的狗形影不离，但他们“好像是同类，却互相憎恨”，但是当狗丢失后，老人因为习惯了一人一狗的生活而不知所措，小说通过诸如此类的矛盾勾勒出当时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默尔索不记得母亲的岁数，平静冷漠地参加了母亲的葬礼，认为母亲的离世是早晚的事，这些看似冷漠的表现与默尔索对母亲的思念和理解形成对比，凸显出生活的荒诞。除此之外，《局外人》中含有明显的象征主义手法，通过虚构出的默尔索形象及其生存方式展现人类在认识和理解“荒诞”之后如何感觉与生活，使得小说的表达充满哲理性。
《局外人》对事先设置好的事件及场景的叙述急缓有致，扩述、概述、省略、静述等各种叙述时限在小说中都得到了体现。从整体来看，小说第一部分在有限的篇章中融入了最激情的情节：亲人离世、求婚、杀人，而真正的高潮则在第二部分完成，默尔索被捕入狱后，具体的故事情节减少，主人公的独特的心理体验逐渐增多，叙事节奏减缓，生命的价值就在这缓慢的节奏中显现出来。
1942年，《局外人》在巴黎首次出版，共印4400册，在法国大获成功，是阿尔贝·加缪的成名之作。20世纪40年代的法国存在严重的精神危机，加缪通过《局外人》彰显出的哲理反思和人道主义精神，呼吁对大家关注人与社会的异化问题，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塑造的“局外人”作为其荒诞哲学的一个关键性命题在西方文学和哲学引起了重视，直接影响了后期荒诞派和黑色幽默作家的世界观和文艺思想。部分学者将《局外人》当作新小说的先声，从结构、修辞、内容上对其进行研究，除此之外，不少学者还从思想史、政治史、殖民史等诸多角度对《局外人》展开研究。1957年，《局外人·鼠疫》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评价阿尔贝·加缪“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在加缪死后五十年中，《局外人》仍然雄踞发行量极大的伽利玛出版社的“页码丛书”的榜首，而加缪的思想更是被广泛的读者视为行动指南，成为全世界中学、学院、大学必读的经典之作。
马塞尔·阿尔朗把它视为“一个真正作家诞生了”的标志。
批评家亨利·海尔称《局外人》“站立在当代小说的最尖端”。
“存在”文学权威萨特指出“《局外人》一出版就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人们反复说，这是几年来最出色的一本书”，并赞扬它“是一部经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
现代主义大家娜塔丽·萨洛特在她的现代主义理论名著中指出《局外人》在法国当代文学中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如像所有货真价实的作品一样，它出现得很及时，正符合了我们当时的期望”。
一代理论宗师罗朗·巴特也再次肯定“《局外人》无疑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是“出现在历史的环节上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指出“它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人对它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爱恋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批评界权威安德烈·鲁索对《局外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认为这部小说会让读者感到困惑和不安，“有意表现出精神上的被动和道德上的堕落”，“作品中的现实生活非常贫乏”，默尔索身上“没有任何体现人的价值的东西”。
局外人.豆瓣.2023-05-19
加缪手记.豆瓣读书.2023-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