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9:03
徐昌裕，新中国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航空科研的创建人及领导人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地区从事石油开发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参与创建我党第一所航校，修理破旧飞机，为培养人民空军首批飞行员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领导飞机修理、制造、自行研制和科研工作，为推动我国航空工业和航空科研的发展，促进航空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培养航空科技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 上海圣约翰书院附中毕业。
1932-1936年 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航空门学习。
1936-1937年 在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学习，后迁成都市。
1938年 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1939年 在中共中央军委军工局安塞茶坊机器厂（兵工厂）任工人训练班主任等职。
1939-1945年 在中共中央军委军工局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军工五厂）任工务科长。
1946-1948年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航空学校（老航校）修理厂厂长、机务处副处长。
1949-1951年 任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
1951-1952年 任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生产处处长。
1952-1963年 任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四局）副局长。
1963-1965年 任航空工业部飞机生产技术司司长。
1965-1978年 任航空研究院副院长。
1978-1982年 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部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
1982-1985年 任航空工业部顾问。
1985年 离休。
2003年12月2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徐昌裕，曾用名顾光，1914年3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区（现吴江市）一个高级职员家庭。四岁丧父，大姐英年早逝。他与二姐在母亲抚育下自幼勤勉好学，发奋图强。从小学直至上海圣约翰
大学附中毕业，他的成绩均在班上名列前茅，并获得奖学金。1932年他被燕京、清华和交大同时录取。因家住上海市，他就近选读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航空门。在大学期间，适值国难当头，他一面读书，一面关心民族安危，阅读进步书报杂志，接触先进思想，并于1934年4月秘密加入宋庆龄等爱国人士发起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在校内创办读书会，从事宣传和组织学生抗日救亡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5年参加上海“一二九”运动。1936年在交大航空门毕业后，徐昌裕进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深造。由于日本侵略军大肆轰炸，他随学校迁往成都市，并在当地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救国会”，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鉴于中国国民党当局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反人民，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徐昌裕便决心直接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最前线。1938年初，他通过中共地下党介绍，毅然从成都出发，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于1938年2月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市，进入陕北公学。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被派往中共中央军委军工局安塞茶坊机器厂（兵工厂），先后任工人训练班主任等职。因延安石油奇缺，1939年他被调到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军工五厂）任工务科长，在边区劳模厂长陈振夏领导下，克服物质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打下了一口口油井，其中包括数口旺井，经炼制后，除保证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需要外，还部分销往边区附近换取布匹等生活用品，为解决延安地区物资紧缺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在1942年军委召开的技术人员座谈会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做准备。徐昌裕闻讯后，几经申请才得以批准去航校。他长途跋涉，饱经艰难险阻，终于在1946年10月抵达东安县（今密山市）航校，即被任命为修理厂厂长，参加搜集日军投降后留下的航空器材，并筹建修理工厂。1947年2月，航校成立机务处，他被任命为副处长，与同事们一起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开始了对破旧飞机的修理，以应培训飞行员之急需。当第一架“九九高练”飞机被修复后，归顺的日本飞行教官心存疑虑，不敢飞。徐昌裕见此情况便很有把握地对他说：“我来陪你飞！你在前舱驾驶，我在后舱观察。”这位教官被徐昌裕这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精神所感动，在他的陪同下驾驶飞机上了蓝天。航校机务处在徐昌裕等人的领导下，在两年时间里共修理出30多架飞机，为培养航校首批飞行员做出了贡献。这批飞行员后来都成为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
1948年11月，徐昌裕作为航校接收组成员，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部队进关，在北平市地区接收机场、航空工厂、仓库和航空器材。
1949年11月建立人民空军后，徐昌裕被任命为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此前他曾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之命执笔起草《关于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由刘亚楼等人与苏联顾问联名呈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后来航空工业的建立做了酝酿和准备。
1951年4月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成立。徐昌裕连同空军所属的16个修理工厂、机器设备以及一大批技术干部和工人转到该局，并担任生产处处长。1952年航空工业局划归二机部，他被任命为主管飞机生产技术的副局长。1963年成立航空工业部后，任飞机生产技术司司长。1965年被任命为航空研究院（即六院）副院长。1978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部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1982年被聘为航空工业部顾问。
徐昌裕曾先后兼任过：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工程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航空学会第一、第二届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委员，国防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评选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5年离休后，徐昌裕仍继续关心航空事业的发展，参与领导航空工业编史工作，接受重要咨询并向有关机关建议开展隐形技术、桨扇技术和陶瓷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
徐昌裕是一位务实的飞机生产技术领导人。他不讲空话，对工作一贯严谨、认真、细致。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第一手情况，督促检查，即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他善于在推进全面工作的同时，紧紧抓住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和关键，采取有效措施，不断解决新问题，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
在航空工业建立初期，物质技术基础薄弱，抗美援朝战争的飞机修理任务紧急而又繁重，困难很多，新调进的大批干部和工人都不懂飞机修理技术。徐昌裕面对现实，积极推动各飞机工厂采取多种形式，认真组织职工边干边学，并掀起学技术、学管理、学文化的热潮。徐昌裕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俄语和钻研苏联飞机，特别是喷气式飞机的结构特点、制造工艺和管理方法。从而使工厂迅速掌握和提高了修理技术和管理水平。
当修理速度和水平普遍提高以后，由于苏联按原来比例供应的零备件不能适应实际需要，致使工厂因缺件而经常出现停工现象。为此，徐昌裕便提出并指导工厂从小到大、由简到繁地开展零备件自制，并有意识地安排拟仿制机种的一些零部件进行试制，还实行了奖金制度，从而调动了各厂的生产积极性，既解决了零部件供不应求问题，又使修与造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航空工业“走向制造”做了准备。
转入整机制造后，鉴于飞机结构复杂，气动外形和对称性等要求严格，零构件多，精度高，徐昌裕始终把质量问题作为生产过程中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工厂大力推行工艺规程，认真采用飞机制造所特有的模线样板、标准样件等正规工作法，严格工艺纪律，建立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从而使生产迅速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适应了各种飞机的制造要求。在零构件制造和逐级装配中，徐昌裕紧紧抓住协调互换、成套交接和提前交件几个关键环节，要求工厂严密组织，精心安排，他经常下厂检查督促。
各飞机厂的中心实验室、静力实验室和试飞站更是徐昌裕常抓不懈的要害部门。他要求中心实验室一定要把好原材料的入厂检验关，绝不允许留下任何事故隐患；要求静力实验室对飞机的结构强度进行严格验证并认真做出静力分析，以确保飞行安全；要求试飞站对飞机的全面质量进行严格考核和鉴定，把住飞机出厂关。每当工厂进行整机静力试验和试飞时，徐昌裕都要自始至终地蹲在现场，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徐昌裕很注意发现并认真总结我国飞机行业自己的实践经验，不定期地召开各种专业会议进行总结交流。这对提高飞机行业技术与管理的总体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他主持制定的《飞机试制工作条例》，充分体现了他所提出的“新机试制四环节”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新机试制的指导性文件。
徐昌裕在工作上比较谨慎，但对已经成熟而又实用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材料总是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西安172厂陆颂善从国外带回绘制模线用的明胶板、飞机装配用的光学准直镜及组合夹具等，都是在他的积极支持下得到采用和普遍推广的。
仿制外国飞机并不是徐昌裕的追求，自行研制才是他一生的夙愿。作为一位航空工程专家，他一直认为：一味地搞仿制，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要开展自行研制，就必须有科学研究作后盾。因此，早在执笔起草《关于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时，他就明确提出了在建设航空工厂的同时必须建立航
空院校和航空科研机构。当航空工业从修理转向制造时，他便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围绕生产的需要，建立了第一批研究所，并着手开展了研究试验工作。特别是在1956年仿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之后，徐昌裕更是竭力主张开展自行设计，积极参与决策和筹划，并在飞机生产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和优秀的青年技术人员，组建成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这个设计室在他的积极推动和著名飞机设计师徐舜寿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仅用1年零9个月的时间便设计试制成功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而且是喷气式的。它不仅为新中国开创了飞机设计的先河，探索了路子，还在技术上突破了米格式飞机所固有的机头进气布局，首次成功采用了两侧进气。更重要的是，该室通过实践锻炼出一支设计队伍，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后来新建的几个设计所输送了不少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有一段时间，由于缺乏技术储备，徐昌裕只好针对新机研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组织技术力量，采取边设计边攻关的办法开展突击式的研究，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研制工作相当被动，进展缓慢，也拖长了周期，这使徐昌裕尝到了“无米之炊”的苦头，从而加深了他对航空科研重要性的认识，坚定了抓科研工作的决心。1978年徐昌裕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直接聆听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精辟论述后，深受鼓舞。为了贯彻落实大会精神，部党组决定召开一次航空工业科技工作会议，并责成徐昌裕进行准备。为此，他专门用了两个月时间蹲在招待所里，分期分批地召集各航空厂、所、院、校的有关专家、教授约300人次进行座谈，共同回顾和总结了航空工业20多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在座谈过程中，他反复阐明了航空工业作为高科技产业，必须科研先行、搞好预研、增加技术储备以及在新机型上必须采用新技术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并在摸清航空科技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将航空科研工作的内涵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预先研制—型号研制—改进改型五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统称作预研，后两个阶段称作发展。他将这些思路与专家们一起讨论并取得共识后，就组织各专业组根据世界航空科技的发展趋势，结合国家战略对空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提出的要求，起草了会议文件和《1978-1985年航空科技发展规划（草案）》。其中在预研方面所提出的8大关键项目共119 个重点课题，都很具前瞻性，也符合我国实际，因而于1978年7月在天津市召开的航空工业科技工作大会（简称天津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天津会议是在吕东部长主持下召开的。吕部长全面总结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科研先行、加强预研和加快飞机更新换代的方针，充分肯定了科研工作在航空工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会议理顺了各种关系，明确了部、院的分工，统一了认识，统一了行动，成为航空工业发展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在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天津会议之后，徐昌裕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会议决定，积极落实预研经费，实行副院长分工负责制，明确重大课题的主要责任单位，制定阶段实施计划定期进行考核，大抓重点试验设备和测试手段的引进和自制，积极组织各种规范、手册、标准等基础技术的搜集、研究和编修，从而大大推进了预研工作，新品开发也由过去的混乱无序状态走上了科学轨道，许多重要课题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这是徐昌裕在新时期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做出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的重要贡献。
为了发展我国航空事业，徐昌裕早就希望有机会与国外航空界进行合作与交流。在五六十年代，尽管苏联不支持中国搞航空科研，他还是积极利用四次赴苏访问或谈判的机会，仔细参观和了解苏联五大航空权威科研机构的情况，以资借鉴。1965年他率领中航集团代表团首次参加巴黎－布尔歇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时，就曾主动探索过与西方国家的同行进行合作与交流的可能性，但当时因国际环境和条件尚不成熟而未果。改革开放后，为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走出封闭的状态，徐昌裕参加了吕东部长率领的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首次访问英、法和德国。他着重考察和参观了三国的航空科研与教学单位，主动试探了相互进行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并得到对方的积极响应。回国后，他分工兼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积极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合作协定、学术会议、考察、讲学或短期工作等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对外活动。首先选定的合作伙伴是联邦德国航空航天研究院（DLR），并在相互访问、了解的基础上很快签署了两院间的合作协定，共同研究一些重要课题。接着他又先后与瑞典航空研究院（FFA）、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等达成合作研究的协议。从而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对外合作打开了局面，合作范围不断扩大，进展顺利。
徐昌裕除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外，也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会议。他每年都要亲自组织筛选和制定拟参加会议计划，落实经费，安排人选。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员在出国前一定要做好专业准备，回国后全面汇报收获及体会，带回的文件资料集中管理使用。截止到1985年，航空工业系统共派出约500多人次分别参加了280多个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国内举办了多次专业性国际学术会议，应邀来华讲学、技术座谈或短期工作的国外专家学者达250多名。通过这些活动，使我国航空科技人员开阔了眼界，促进了科研工作。有的人还被推荐担任有关国际学术组织的领导职务，为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方便。
徐昌裕在领导航空科技对外合作与交流的工作中，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和纪律，认真履行协定，坚守信用。他有几点做法很值得重视：
（1）以诚相待，广交朋友。徐昌裕的英文较好。他通过直接交往结识了不少外国朋友，并且以诚相待，因而能在增进友谊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合作。例如，他与德国航空航天研究院院长约尔丹、不伦瑞克大学拉希加和斯图加特大学阿其里斯等教授，以及美国格鲁门科研部的国际著名学者旭英、方俊鋆和波音公司研究部的林骅教授等，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进行家访，节日和生日互致函电祝贺，经常保持书信往来。
（2）不卑不亢，实行对等。主动为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方便，排除障碍，以增进相互信任和了解。
（3）选派精兵强将，高质量地完成课题任务，以体现出中国是有能力的合作伙伴。
（4）成果共享，积极应用推广。徐昌裕很重视合作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在他的倡议下，将合作研究成果汇编成《国际科技合作课题论文集》，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不定期出版发行，深受国内外科技界欢迎。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是徐昌裕一贯的作风，也是他遵循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他都能做到实事求是，直言不讳，从不随波逐流，更不去讨好迎合。
1960年，徐昌裕和学生们在做实验
1956年我国制定全国科学规划，在有关会议讨论飞机与导弹的发展问题时，徐昌裕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飞机与导弹各有各的用途，导弹不可能完全代替飞机，主张两者都应发展，但可将导弹列为重点。经过争论后，会议基本同意了以徐昌裕为代表的观点。纵观世界航空大国，几十年来，在大力发展导弹的同时，仍积极开展新型飞机的研究，不断出现高空、高速、高机动战斗机以及远程战略轰炸机、隐形飞机、高空侦察机、大型战略运输机等，并使飞机在现代战争中成为了强有力的武器系统。实践证明，徐昌裕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在“大跃进”热潮中，某军工学院设计一种马赫数2.5、升限2.5万米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被人们称作“双二五”飞机。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因而受到急于增强国防实力的高层军事领导的关爱。以徐昌裕为代表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专家们在参加方案审查时，曾实事求是地提出过异议，但未引起重视。在只有草图的情况下仓促上马，采取“边设计、边修改”的办法展开试制，并限期半年上天。由于在试制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太多，致使工作进展缓慢，并且影响到工厂的战备生产。面对这种严重局面，徐昌裕与当时的航空工业局局长王西萍联名向上级机关书面报告，说明试制工作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机设计指标过高，远远脱离了国内当时的经济技术水平，许多技术问题尚待解决，必要的试验手段还缺乏。因此，建议将该机由研制任务改为科研项目，先设计一种性能低于“双二五”、高于米格-19战斗机的飞机，以应国防急需。这个建议也被拒绝。结果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大量损失之后才不了了之，然而徐昌裕这种不怕风险、敢说真话、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确令人起敬。
60年代，航空救生研究所负责建设一个火箭橇滑轨试验场。下达的设计指标是，滑轨长度为6千米，并要求留有发展为10千米的余地，火箭滑车速度为3倍声速，配备相应测试手段。由于选址困难，几经改点，拖了8年都未建成。后来徐昌裕到西欧考察后提出，我们没必要一开始就建这样高水平的试验场，建议只建一个3千米长、1.2倍声速的就能满足需要，还亲自到有关部门征询意见并取得了一致。经上报批准后，这个长期未能建成的试验场终于较快建成并投入使用，既争取了时间，又节约了资金，曾获得国家奖励。
在初级教练机的选型问题上，是选自行研制的初教-6飞机，还是选仿制苏式雅克18A飞机，争论长达一年之久，不得解决。徐昌裕坚决支持选用前者，并反复与使用部门磋商，终于达成一致。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初教6飞机的性能超过雅克18A飞机，已生产的2000多架在使用中都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至今仍是我军初级训练的惟一机种，1979年获国家质量金奖。
在我国自行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时，在动力选择上也有过“单发”与“双发”之争。当时作为主管飞机生产技术的徐昌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果断同意采用两台业已成熟的发动机作为动力。这是保证歼8型飞机研制成功的重要决策。
徐昌裕很热心对身边工作的青年人的培养。早在延安的时候，他就亲自帮助身边一位只有初小程度的勤务人员提高文化，指导他学珠算，使他成长为一位优秀的企业会计。在航空工业创建初期，徐昌裕也亲自辅导和帮助身边工作的一位秘书自学高中课程，使他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还去荷兰深造，现在已成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位卓有成就的研究员和研究生导师。
徐昌裕对国外回来的老一代技术专家如昝凌、徐舜寿、黄志千等能以诚相待，充分信任，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彼此已成为情笃谊深的朋友。他对青年技术干部更是关爱备至，带出了一批飞机设计和科研管理方面的优秀人才。徐昌裕培养干部的方法主要有两条：一是压任务，严格要求，亲自指导、督促；二是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廉洁自律的高尚品格和严谨务实、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去影响和带动他们。许多曾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深感得益匪浅，受用终生，至今难忘。
改革开放后，徐昌裕从科研、生产、教学及管理第一线选派了大批中青年技术骨干到国外实习深造，又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培养了一批新的人才。
徐昌裕为我国航空事业奋斗了几十年，始终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策和中央对航空工业的方针，积极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他参与组织领导飞机行业广大职工完成飞机修理和仿制任务，成批生产了教练机、歼击机、强击机、战略轰炸机、运输机和直升机，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和部分友好国家，逐步实现了我国空军、海军主力航空装备的国产化；他狠抓航空科研，使许多重要课题取得新的成果，自行研制出多种新机型；培养和锻炼出一支科研、设计、生产和管理队伍，为我国航空工业、航空科研，为国防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徐昌裕又是深受群众敬重和爱戴的高级领导干部和航空工程专家。著名飞机设计师徐舜寿曾深情地说过：“像他这样既懂技术又能掌握原则的领导人真是难得呀！”
1 《航空工业科技词典》编辑委员会（徐昌裕任第一副主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技词典.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2
2 徐昌裕.关于赴苏谈判转让米格-21飞机制造权的片段回忆.航空工业史料，1983（2）
3 徐昌裕.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忆片段.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5（5）
4 《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编辑委员会（徐昌裕任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5 徐昌裕.回忆老航校机务处的工作.航空工业史料，1986（5）
6 《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编委会（徐昌裕任副主任）.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史》编委会（徐昌裕任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史.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9
《党史资料》丛刊，总第十二辑.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航空工业部航史办.《航空工业史料》第二辑，1983.近代史专辑，第二辑，1986
航空研究院院史编委会.航空研究院大事记（1960-1982）.航空628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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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南京航空学院科研处.1986（3）
航空科学技术，航空研究院.1989（3）
中国航空报.北京：中国航空报社.2000年12月9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