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3:59
文伯鲁（1886－1940年），字寿昌，重庆府巴县冷水场人（今属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世居重庆南纪门水沟巷。历任巴县中学监督（即校长）、府中学、重庆府中学堂教师、学监、重庆图书馆馆长、川东师范学堂（今西南大学）校长、重庆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重庆大学创始人之一）、重庆大学教授等职，是享誉重庆乃至国内教育界的著名教育家。
文伯鲁自幼聪慧好学，幼年入私塾读书，即十分发愤，1902（壬寅）年参加清末科考，一举中了巴县第一名秀才。是年，清光绪帝下令推行新政，兴办新式学堂，选派优秀成绩生员到国外留学，学富国强兵的方法。文伯鲁和同里镇好友任鸿隽（字叔永）相约去美国，因父坚决不允出国读书，失掉这次出国学习机会，视之为终身憾事。
1904年，他开始从教，后来由巴县小学的国文教师直接调任巴县中学监督（即校长），年俸银50两，维持家庭费用。兼之其父有病，家计维艰。但他生性旷达，从不以为苦，一面勤奋任教，一面严谨治学。以后又在夔府中学、重庆府中学堂执教。文伯鲁教书诲人，更是悉心传授，不敢稍有怠惰，因之，他的学生多有取得卓越成就者，胡子昂曾在巴县中学读书四年，是文校长在巴中市执教时的得意门生之一。
1912年夏，鉴于重庆市（巴县县治）缺乏文化设施，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匮乏，他与友人共同筹款募书，将“重庆书报社”所藏书籍及“字水书院”遗存的书籍一并接收过来，租佃渝中区神仙口的文昌宫（今东华观附近）设为馆址，创办成图书馆，这是重庆第一家公共图书馆，供众阅览，开启民智，此时的图书馆定名为“重庆图书馆”，公推文伯鲁为馆长。次年，他又与巴县教育会长周文钦合作，建起了巴县图书馆（今重庆巴南区图书馆）。
其时，四川省“蜀学会”重庆分会亦设在该馆内，正副会长王子固、向仙乔（向楚）、胡汀帆常在此聚会议事。革命的功用再次加强了图书馆在战时的地位，但也给后来的查封的隐患埋下了伏笔。也是在这同一年，九月的一个下午，阴风骤至，黔军和袁军长蛇直入巴县龙岗、界石镇，直逼重庆市。宁静安谧的图书馆，也难逃劫难，无奈地浸淫在战乱的硝烟战火里。越二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讨袁军起，重庆响应。随后，四川当局遂将“蜀学会”诬为叛逆，认定重庆图书馆为秘密机关，委派刘存厚来重庆处置，将文伯鲁私产没收，图书馆也一并查封。何日是一个尽头，谁也预料不及的。漫漫长夜，期待黎明的曙光。1916年，袁世凯倒台，一出历史闹剧，就这样画上一个句号。党祸解除了，冤案平反了，文伯鲁馆长的私产及图书馆图书器物，始获发还，此时寂清的安然，倒有些悲欣交集。
1918年，文伯鲁任川东师范学堂第八任校长（1918年10月-1921年7月），他不仅治学有方，教学尽责，而且十分爱惜人才，热心勉掖后进，对成绩优秀而家境贫寒的学生，总是竭力资助，如后来成为知名教授的向宗鲁就曾得他的关怀和济助，向宗鲁在四川大学为祖国造就不少人才，如杨明照、王利器、屈守元等弟子成就斐然。
1928年重庆市地方士绅和学者发起筹办重庆大学，文伯鲁为筹备委员。重庆大学成立后，他又在该校执教多年。1935年5月，当时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决定将重庆大学文学院、农学院并入四川大学。10月，该两院正式并入四川大学。文伯鲁不愿远离家乡，辞不就聘，乃荐门人向宗鲁前往川大。文伯鲁晚年，妙手行医，仁心济世，乐此不倦。
上世纪三十年代，重庆大学校园里有三位名字中都带有一个“鲁”字的教授，这三位教授即文伯鲁、向宗鲁、何鲁，人称重庆市学界“三鲁”。在“三鲁先生”中，文伯鲁是年纪最长的一位。
比文伯鲁小十二岁的向宗鲁，是巴县白市驿龙凤乡人氏，幼年父母早逝，寄养于族兄家中。也许是少无双亲，家无恒产，八岁进入私的向宗鲁，读书发愤，努力上进，小小年纪，能讲解文义，读书过目不忘。1909年就读于川东师范学堂，经龚秉权（清朝举人）、梅际郇（前清举人）、文伯鲁等名家指教，精研经史文学，并于1911年入成都存古学堂（次年更名为四川国学院）深造，深得经学大师廖平（字季平）之器重。从1930年起，向宗鲁先后在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在教学及著述方面均有杰出成就，但向宗鲁不忘文伯鲁的知遇之恩。
何鲁1894年生于广安县。1904年考入成都机器学堂。毕业后，被保送入南洋公学，继入清华就读。1912年赴里昂大学深造，1919年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何鲁懂英、法、德多国语言，诗词书法，极有功力。培养了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吴有训、钱三强等一大批弟子。文伯鲁与向宗鲁、何鲁三人，在那个时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常在一起谈国事，话教育，探索中国光明之路。
文伯鲁虽是文人雅士，但十分关心国是，对时局有独到的见解，并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
文伯鲁在重庆市府中学堂任教时，同盟会重庆支部的领导人杨庶堪（即杨沧白）为重庆府中学堂监督，当时以杨庶堪为首的同盟会员占据了重庆文教界，并将同盟会重庆支部设在学校内，以此为基地开展活动，文伯鲁同张培爵志同道合，秘密相约，加入同盟会，从此步入革命行列。1911年，杨庶堪登高一呼，四川省各地盟员便齐集重庆。是年11月22日，杨庶堪与张培爵、朱之洪等人领导重庆辛亥起义推翻了清朝在重庆、川东地区的统治政权，宣布重庆独立并通电全国，11月23日重庆蜀军政府成立。
重庆光复后，张培爵任蜀军政府都督，曾聘请文伯鲁作夔关监督。夔关是长江上的重要关口，对过往川江的商船征收商税，其通关厘税一直是四川第一大税收来源，全省最主要的财政支柱。在旧时官场中，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肥缺。但文伯鲁恪遵父训“不做官、不要钱”，婉辞不受，转荐同盟会员燕梓材担任此职。重庆起义不久，杨庶堪出川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文伯鲁即接替杨庶堪出任重庆府中学校长。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熊克武起兵讨伐袁世凯及其在四川省的代理人胡景伊。文伯鲁在教书育人同时，仍心系国家安危，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中华帝国皇帝”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反对，全国各地反袁浪潮蜂起，文伯鲁亦奋起声讨，援笔亲撰《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罪行，发表在《商务日报》上，社会舆论为之轰动，不少文士击节称快。但文伯鲁因作此文措词犀利遭到缉捕抄家的大祸。那时，他的莫逆之交陶闿士写了一首慰友诗，用以劝慰老友，并鸣不平。诗曰：
文子巴山秀，门前春水生。
兴来三日醉，老去一横经。
身隘屠龙志，儿皆作凤鸣。
哪堪重阳节九，喑口代躬耕。
注释：
隘：通“溢”，充盈之意。
口：疑漏字。代躬耕：谢灵运《初去郡》：“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
《巴县文史资料》第三辑，1986年
文伯鲁一生有三大建树：一是辛勤地教书育人，桃李竞芬芳；二是研究经学，造诣颇深；三是晚年悉心钻研中医学，以医技普济众生，因医术精湛，得到“儒医”称号。
他早年与陶闿士、龚秉权（即龚春岩）、赖以庄相交甚契，过从甚密，时相唱和诗词。
1920年，文伯鲁任川东师范学堂学校校长时，驻防重庆市的军阀刘湘曾亲自到学校，敦请他去担任军部秘书长，文伯鲁以矢志教育，无意军务为由，婉拒不就。当时，四川省军阀割据，混战不休（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四百七十多次），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文伯鲁不愿同流合污，之后辞去川东师范校长职务，从此不再担任行政工作，致力于学术研究。
文伯鲁治学严谨，对《诗经》研究尤为精深，文章简洁明畅，为著名文学家赵熙所称许。他所存手稿甚多，但谦抑不肯轻易示人。1918年1月，经学大师章太炎奉广东军政府命来渝谋商国是，住在重庆中营街向楚私宅，得读《讨袁檄文》，也备极称赏，以为是不可多得的妙文。文伯鲁晚年，专心研究中医学，欲穷究竟，医理颇精。他于1933年曾在成都市参观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室，与院长莫尔斯(William R.Morse)教授交谈，介绍中医中药的优越性，由于论述精辟，使莫尔斯赞叹不已。文伯鲁在研究中医学时，特在重庆开设一药房，嘱二弟文仲宣（重庆市名医）在此挂牌行医，文伯鲁也有时应诊，因医术精湛，得到“儒医”雅号，他曾自撰楹联，联曰:
受一而为民，高蹈未就，所业期于人有济;
经十载仍似旧，美成在久，此心原与世无争。
文伯鲁一生勤奋好学，笃志敦行，敝屣名利，厚德载物，堪为一代师表。无论从教从医，志在救民济世，终因生不逢辰，壮志难酬，1940年然病逝。国学大师马一浮曾题写文伯鲁先生像赞，赞曰：
窈而穆者其容，渊而藏者其胸。
嘉有子之肯构，孰抱璞而永终。
——叟敬题
（《马一浮集》第二册，274页）
文伯鲁藏书极多，达数千卷，其中有宋、明善本及国内外珍本，尤以门人向宗鲁购赠的《中医诊断学》日本手抄本最为珍贵。解放后，他的长子文德阳将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中医诊断学》日本手抄本一册及其他诊本两册由次子文复阳捐献给重庆市卫生局。
重庆城实际上就是老巴南区的地盘，巴县建县还早于重庆府建府628年，重庆府治又在巴县县治领域内异名而同城达七百四十余年。巴县与重庆市历来是郡、州、府、县同城而治，在以前可以说重庆即巴县，巴县即重庆。巴县同重庆的分出是在上世纪初。《巴县志》就是编写老重庆志书的根底。长久以来，本埠史家曾多次修缮《巴县志》，均因种种原因未得大成。民国14年（1925），文伯鲁受聘参加编《巴县志》，负责编纂兼总校，主纂《工业》、《交通》、《商业》篇。与著名学者向楚、梅际郇、陶闿士、龚春岩、赖以庄等一起共事，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完成《巴县志》的刊讫工作，凡23卷，附文征1卷，共24卷。重修的《巴县志》虽对清代旧志有所参阅，但体例构架，因时制宜，新增"工业"、"商业"、"交通"、"军警"、"交涉"、"自治"、"学校"、选举"、"市政"、"物产"、"事记"、"蜀军革命始末"，实为旧志所无。《巴县志》被誉为民国以来国内稀有之名志，博得学界交口赞誉。至今，学界专家学者想要研究重庆市的历史风物，民国《巴县志》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巴县人民政府，组织了本埠的专家学者，对民国《巴县志》进行了筛选，加了简要的注释，方便了仿人使用这部皇皇巨著。可惜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删减许多不应当删减的内容，有损全书的完整严密。
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市的文化遗产是植根于老巴县文化基础之上的。巴渝钟灵秀，人杰地灵，世载其英。从两汉以来文教之兴，名士迭出，灿若繁星，更仆难数。远有冯时行、蒲国宝、蹇义、江朝宗、刘春、王应熊、王尔鉴、廖春瀛，近有邹容、朱之洪、杨庶堪、梅际郇、向楚、周文钦、文伯鲁、陶闿士、任鸿隽、向宗鲁、胡子昂……，他们或封疆大吏、或入值中枢、或执掌南京夫子庙、或鼓吹革命；或以教化育人为己任，并致力于宣德达教，博化笃俗；这些巴地前辈贤达，其言为世范，其行为表则。“高足以振玄风，功业可传国垂世”。（语出《华阳国志》）
二十世纪初叶，重庆市文教界曾广为流传着“四大金刚”之说。所谓的“四大金刚”，并非横眉怒目的赳赳武夫，反倒个个都是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大学问家，这四位学人即向楚、文伯鲁、梅际郇、陶闿士。1933年，巴南区成立文献委员会时文伯鲁任委员，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深受人们的尊崇敬重。
1940年夏，清贫一生的文伯鲁因病去世，享年仅五十有四。但他为重庆以及我国的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却铭刻在历史的丰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