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0 14:45
向楚（1877—1961），字仙乔（亦作仙樵），号公，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举人。19岁入县学，次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市第七中学校，师从前清进士出身的翰林赵熙，致力于汉唐经学和声韵文字学，时人将他与周善培、江庸合称为四川省的“老三杰”。因其学术渊，于文字、音韵诸学造诣尤深，孙中山先生曾誉其为“儒宗”。其人为重庆辛亥革命的主要宣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重庆光复后任蜀军政府秘书院长、四川军政府秘书厅长。在护国战争中，曾参与策动“肇和号巡洋舰”起义之谋。其后，任四川省政务厅长、代省长、教育厅长和南京高等学校国文部教授、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等职。解放前夕，被川大教授会议公推为代校长。解放后，为民革中央委员，并先后被选为四川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1952年调任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1961年病逝。向楚所著《巴县志》为全国名志，有音韵学、文字学著述多种并诗集一卷传世。其前半生身居要津，左右时局，于风云变化间挥洒热血；后半生潜心教育与学术，对成都市地区各高校的发展壮大贡献良多。
向楚（1877—1961），字先乔（仙樵），号觙公。1897年考入重庆东川书院学习，得山长赵熙嘉赏，与同学周善培、江庸被誉为“赵门三杰”。1899年秋随赵熙赴北京，接触了章太炎著作。1901年，泸州市创设经纬学堂，任教习。1900年赴乡试中举。1904年在重庆开智学堂、正蒙公塾任教。1906年由杨庶堪介绍入中国同盟会，又一同到永宁中学堂任教，开展革命活动。1907年赴北京，授内阁中书。1908年中国同盟会急召回重庆市，担任中国同盟会宣传工作。1911年11月22日蜀军政府成立，任秘书院长。1913年8月重庆成立讨袁军，任四川省民政厅总务处长，讨袁失败后亡命上海市。1915年入中华革命党，参加策动肇和号巡洋舰起义。1916年任南京高等学校教授。1917年赴广州市，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孙中山先生曾亲书“蔚为儒宗”四字横匾为赠。1918年任四川省政务厅长、代省长。1924年起先后任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1933年任《巴县志》总，其心血之作《巴县志》成为研究蜀地风俗历史的必读材料。1937年返川大任教。1949年底代理川大校务，迎接解放。1949年后，任四川省人民代表、省文史馆副馆长。1961年病逝。
向楚出生于1877年7月，父亲向万钟是县里的商人，在乡里素有名望。由于从小读书勤勉，向楚19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县学东川书院。当时荣县县长赵熙在重庆主持书院工作，秉承张之洞办尊经书院的宗旨，以“读书之根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坚持让学生们从段氏说文入门，遍读群经。向楚在校内成绩突出、雅善诗文，颇得赵熙赏识，与同学周善培、江庸一道，被时人称为“赵门三杰”。
1899年秋，向楚随赵熙赴北京，在清廷内阁任职。1900年赴乡试中举。正值乱世，剧变连连，从戊戌六君子被诛到八国联军入北京，清廷与德、美、英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黑暗的政局和动荡的时代深深触痛着向楚。乡试得中之期，很多人向他报喜，向楚却非常漠然，甚至说：“国将不国，一举人何足为荣！”可见其忧怀国事之心。
其师赵熙是清末书法名家，书法杂碑帖，号为“赵孟頫”。在动荡纷乱的时代，赵熙无论书写、行事俱能卓然而异，不愧大家风范。他曾说：“诗文与书，一代各有风气，惟豪杰乃能挺然风气之外。”“凡天资颖者喜南书，挟胜气者喜北书。南多工而北多拙，拙近古而工近今，各有长短。相济不相非，斯杰士也。”向楚受赵熙的影响颇深，对书法多用心力，加上数十年学养所积，字外功力甚深，字体清雅脱俗，终成颇有影响的一代书家。
1906年初，重庆成立中国同盟会支部，推杨庶堪主事，向楚与杨庶堪是莫逆之交，由其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向、杨二人为发展中国同盟会组织，一同到永宁中学堂任教，开展革命活动。两人以学堂为据点，与泸县及当地中国同盟会革命党人联系，在教育界及青年学生中积极宣传民主革命。
在永宁中学，二人于上课讲解或指导学习时，皆详论古今形势，介绍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的著作，以及《民报》《国粹学报》等，以唤起学生民族意识之觉醒，学生中如张颐、杨伯谦、陶子琛、曾缄等，都先后加入同盟会。两人更与校外党人联为一气，互通声息，一时间永宁成为川南革命之大本营，中学堂俨然成了司令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成立湖北军政府。同年11月22日，重庆市革命党人在朝天观举行市民大会，宣告重庆独立，向楚会同朱之洪等人迫令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南区知事段荣嘉剪辫缴印，跪地投降，成立蜀军政府，向楚任秘书院院长。
军政府创立之初，经费很成问题，向楚受命接收清朝的大清银行和浚川银行。他随身只带了两名士兵前往，晓谕行方，勒令交出全部账册，冻结所有资财，又将两家银行的全部存款270万银元一并提走，两行接收之后，蜀军政府经费问题方得圆满解决。按照旧例，接收资财这等肥缺，经手的官员是要大发其财的，有部下甚至主动要将部分款项转入向楚名下，但向楚不肯贪没公产，坚辞不许，遂令全部移交。
成都市不久亦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推蒲殿俊为都督。但只维持了10天即发生兵变，尹昌衡掌握实权，公开提倡哥老会组织，进行“袍哥化”管理。在都督府大门上，他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更天天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敬酒，他每出一次，必披一身红绸或红布回来。堆在床上之后，又去拜客，如是往返拜客披红，以致都督府上急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全成都公口林立，一片混乱，甚至出现不少奇装异服，背刀挂彩，头上挽个“英雄髻”，足穿泡花草鞋的人物。各地袍哥组织，一时都纷纷响应成都市。
在这段时间，以蔡锷为首的滇、黔、湘等三省军政府，联名通电诋斥成都军政府为“袍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认。进而声称要进军成都。尹昌衡见势头不好，下令取缔哥老会，同时与重庆蜀军政府积极协商，谋求合并。向楚受命奔驰于成渝铁路两地之间，为合并进行预备工作。
不久，重庆蜀军政府并入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向楚任秘书厅厅长。这年夏天，政府内发生激烈的权力争夺，张培爵被排挤出川，胡景尹篡夺了都督之位，大肆残杀朱山、张捷先等革命同志。向楚先生后来谈及此事，常反省一班共同在蜀军政府奋斗的同志，包括自己都是书生之见，遇事只知顾全大局，忍让退避，主动放弃了关系厉害的兵权，结果反令小人有机可乘，于川事、国事毫无裨益！言辞甚为沉痛。
1913年，向楚被迫离川，改名林松年，东下过梁山时，暂住在门生李明远家。半夜土匪来袭，查问向楚身份，李明远回答说：“是我家先生。”土匪误以为是账房先生，命其交出财帛和仓库钥匙，向楚无以应对，土匪居然挥刀斩向楚颈项，向楚倒在一片血泊之中，医治数月方始痊愈。从此在颈项上留下一条三寸左右的刀痕。向楚后来逃到上海市，隐居朋友家中，闭门读书，伏案治学。“二次革命”时，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部民政厅总务处处长兼参议及秘书。1914年，与杨庶堪、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参与策动“肇和号巡洋舰”起义。
1915年，向楚加入中华革命党。次年冬天赴广州市，1918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财务厅厅长。后任大元帅府秘书。孙中山以向楚学术渊宏、诲人不倦，亲笔为他题赠“蔚为儒宗”四字。
1918年向楚来到了成都市。1927年，向楚出任省立国学专门学校校长，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发扬为己任，投入全部心力经营。他延请蒙文通任教务主任，宋师度为学监，合三人之力，既负责行政又兼任教学。所有教师，都是当时的名儒。如龚道耕教经学，余舒教诸子，卢前教词曲等。向楚还特别邀请徐子休每周来学校讲授宋元哲学。学院采取导读作风，教学与治学相结合，鼓励学生自己阅读典籍，自行钻研。这一制度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就专与深而言，其教学效果不容抹煞。
虽然向楚从不以诗人自居，但其诗名早已享誉海内。他曾为三苏祠博物馆撰写楹联：“北宋高文名父子；南州胜迹古祠堂”，传诵一时。当时卢前来成都市教曲学，自恃是吴梅弟子，年少气盛，不把四川省诸诗人放在眼内。甚至放言四川自明代杨慎之后，无解词曲音律者。及见向楚先生诗作，雅正高华，风力与神韵俱全，方才心悦诚服。卢前修《曲雅》一书，请向楚作序。向楚在序中详论南北曲之起源、同异、音律，今昔之不同地位等，其渊博的学识引得众人叹服。
1931年11月，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及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王兆荣任校长，向楚以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在政界、学界的名望出任文学院院长。
第二年冬天，军阀刘文辉与田颂尧在成都市区开战，川大文学院恰在战区，一时枪林弹雨、人心惶惶。向楚于是亲自给田、刘两军阀打电话，要求停战半小时让学生转移避难。田、刘两人不胜错愕，居然也就答应了。射击刚停，向楚亲自率领300多名学生步行到川大理学院避难。其间安排调度，指挥若定，获得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交口称赞，很多人都觉得向楚一介学人，却凛凛有武人之威，不胜佩服。
由于向楚在四川地区的名望和影响，他被推选为第一、第二两届四川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在任期间，凡是对抗战和后方建设有利的事，他都敢站出来说话，力主扫除时弊，节流安民，整顿吏治，裁减冗员，为时人所称道。
1926年到1936年，向楚两度被聘为《巴县志》总纂。向楚的脾气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1933年他受聘为总纂后，深知必须摆脱尘俗琐务，名利缰索，专一于此。还要如翰林院那样，有几位硬笔杆子。于是，他登门拜访清朝举人梅际郇、秀才文伯鲁等人，恳请他们出山相助。他吩咐给老文人每天有一碗糟荷包蛋过早，午晚饭桌上有用砂罐煨得烂烂的猪足猪肘，旁人是不能伸筷的。马褂也替他们换新，并由杂役浆洗得干干净净。
精诚所至，同仁为之动容，纷纷效力，立表目，订条例。大家志趣相投，谈天说地，其乐也无穷。
历史正在悄然逝去，记忆也在日益淡薄，文化名城重庆市应该有一部拿得出手的地方志，这个使命要由向楚他们完成。编史首推公允，不该记住的让宽容替代，不敢忘却的刻在心底。向楚带领众人遍阅古册考证推敲，注重史料翔实，落笔言近旨远，行文流畅。
那年月，下半城的老巴县衙门电力不足，入夜只有几束萤萤弱光，伴着向楚和几位老学究在钻故纸堆。对于史料选样，他们一致认为，哄抬于先，必速朽于后；哄抬愈速，朽之也愈速。因此，阿谀奉承之作首先要排除。尽管资料那么多，大家居然统一得那么准确，可见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志趣相投的文人仍有着稳固的共识。历史学，在向楚心中始终是神圣的。
旧《巴县志》原有“疆域”、“职官”、“建置”等11类，向楚因时制宜，增加了“学校”、“商业”、“交通”、“市政”等，特别增添了“国民革命军始末”，一共23类，保存了大量明清以来的珍贵资料。而凡有关外事纠纷、教案等，他都详细地选载在“交涉”一卷中，立意“存晚清丧权辱国之耻，人民知以振作自奋”。“赋役”卷亦记载甚细，对云南省、贵州省以及四川省各军阀在重庆所征之苛捐杂税详尽实录，处处揭示症结，冀为国家将来振新之日有所参考。向楚亲自撰写的是《革命军始末》、《事纪》、《叙录》等篇，有的是他的亲身经历，有的是网罗有史以来关于巴县之编年纪事于一炉，为历代治乱因革之博览。
1937年，耗时四年的《巴县志》面世，处处良史笔法，取舍审慎周密，博得学界交口赞誉。至今，学界专家学者想要研究重庆市之地的历史风物，《巴县志》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1949年冬，解放军三路迫近成都市，中国国民党胡宗南部由陕西省退成都，川大校务无人负责，全校教授公推向楚代理校长之职。当时胡宗南想驻兵川大校区，向楚多方劝阻，婉言拒绝。成都和平解放后，军管会派员接管川大，时年已70多岁的向楚率各院工作人员办理移交，大小事务多有承当，其负责的态度使很多军管会接管人员为之动容。
向楚晚年依旧边治学边从政，1961年10月，向楚辞世，时年84岁。向楚一生在动荡的时局间寻求民族国家之前途，凡事皆持身谨严。虽然俗务缠身，但在治学上仍不输于当时诸辈，尤于经史透彻、烂熟于胸。他曾说：“若讲经历史学，须严别汉代之古文今文，若通经致用，则宜择其有裨于今日国家之政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