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4:41
《有美堂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应杭州市知州梅挚之请写的一篇旨在纪念有美堂的碑记。这篇文章赞扬有美堂占尽地理之胜，奇伟秀绝，既处于四方之聚，百货交流，物产丰富，人烟稠密的都会，又能尽揽山水的美景，二者得兼；并从南京市与杭州的比较中突出杭州，进而盛赞钱镠功绩。全文特色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有美堂记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於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後得焉。览人物之盛丽，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後足焉。盖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娱意於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洞庭湖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南京市、杭州市。然二邦皆窃於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後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十国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於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遗於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杭州市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有美堂：现在位于浙江杭县吴山最高处。
出守：外出担任。
宠之以诗：宋仁宗用诗来赏赐给梅挚。
南京市：即现在的南京市。
物外：外界。
僻陋：偏僻，简陋。
乐：喜欢。
交：聚集。
都会：聚集在一起。
钱塘：治今浙江杭州。
二邦：指南唐与吴越。
过：经过。览：看见。
踌躇：犹豫不前的样子。
映带：映照连成一片的样子。
闽商海贾（gǔ）：泛指福建省一带的商人。
杳霭（yǎo ǎi）：云气繁盛的样子。
榭：亭台上的屋子。
宋仁宗嘉祐二年，龙图阁的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清慎先生到杭州市（杭州）去任职。那时由于皇上很爱惜这位人材，在临行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赠送给他。梅清慎先生到了杭州以后，在吴山上盖了一座有美堂，并把皇上赠诗的前两句中的“有美堂”三个字作为堂名，做了一块匾，设法给钱塘的市民带来荣耀。梅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虽然现在已经调离钱塘，但是还是不能忘怀这“有美堂”，今年从金陵（南京）派人来到京城，叫我给有美堂写一篇序文。派来的人前五、六次都被我推辞了，但梅先生还不怕失败，又派人来求我写序，所以我就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天底下山水的秀美与人们能从中得到的快乐是往往是不能两全的。要能看到登高俯瞰山水的秀美，往往要走到偏僻的乡下，寂寞无闻的村庄里去，要看到相貌好的人物和丰富的物产，有的富人富到拥有连整个城的财富，那光用我们两只脚走去寻找是找不到的，只有到车水马龙的路口，商贾云集的码头去找。前一个是使我们看了风景而忘记了自身，而后一个是想到事物的繁盛也忘记自身。这两个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人们从中所得到的快乐也是不一样的，这二个东西是很难都难能要到的啊。现时我们所说的“罗浮”、“天台”、“衡山”、“洞庭湖”，还有“三峡”的险要，这些地方是我国东南部最秀丽的风景，但这些地方都是在小的县城、小的州治、偏僻少闻的乡下。这些风景是给隐士、放逐之人享受的。如果既要是在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集市，又要有山水秀美的地方，它能给于有钱的人的以娱乐，我看只有“南京市”、“杭州市”这两个城市了。这二个城市由于幸免于战乱，保存得比较好。宋朝皇帝受于天命，统一了中国，由于金陵归宋较迟，现在江山虽在，但旧的城墙庙宇被毁坏而埋于荒草的很多，到过金陵的人几乎没有不为看到这些景象而感凄凉与踌躇的。这么说，中国只有一个钱塘自五代十国以来闻名于海内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地前朝的地方官顺及形势，向大宋请命，不动战争。现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富裕安好，幸福快乐。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又多熟悉工艺技巧，城市中的屋宇非常漂亮。这样的房屋约有十万多座，整个城市掩映在西湖和山林之中，非常好看。在大江的码头上云集有福建省来的艘艘商船，这些商船极其忙碌地进进出出于钱塘江辽扩浩渺的烟波里。到这个地方来的人，大多是朝庭的公卿大臣，也有是皇上的待从，还有各地的喜欢旅游的人和外地来的客人。大家都要寻找个好的地方，筑起了他们亭台和水榭。朋友们一边相会，一边游览，一边享受山水的快乐。在杭州市的其他地方看风景往往是有得有失，只有这有美堂上看风景，登高望远，既可以看到山水之美，又可以看到人居物产之盛，也就是说一耸目而尽得之啊！人们说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这个堂却又兼有钱塘之美，这就是为什么梅清慎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而永远忘能忘怀的原因啊！梅清慎先生，是个爱好学习的君子，我们看他的爱好，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品了。
这篇文章作于嘉祐四年（1059年）秋天。有美堂旧址在杭州吴山东麓的山巅上，现在位于吴山茗香楼处。嘉祐二年（1057年），梅挚（梅清慎）出任杭州的知县，赵祯亲自为他作诗《赐梅挚知杭州》饯行，诗中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这句。梅清慎到达杭州市，为表达对天子赐诗的感激，在吴山顶上建造了览胜赏景的“有美堂”。在这座堂的楼上，面向东南，浩瀚的钱塘江就在眼前，还可以看见穿行的舟；面向西北，杭州城的万家灯火尽收眼底。梅清慎随后又被调任南京市，但是他仍不忘有美堂，多次上书请求让欧阳修为此楼撰文，以表达所受的恩宠。欧阳修答应了梅清慎的请求，为其作了《有美堂记》。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市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湖、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南京市、杭州市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南京市为逆荒废，六说杭州市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明代茅坤《欧阳文引》：“文字敷腴温润，令人喜悦。”“胸次清旷，洗绝古今。”（《唐宋八大家文钞》）
在茗香楼附近立《有美堂记》碑，正面为有美堂三个大字，背面为欧阳修为记的《有美堂记》。由于有美堂年代久远，遗迹早已没，相关资料缺乏，恢复困难，2006年立碑纪念。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省）人，自称吉安市（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唐宋八大家里，除苏轼与杭州濡染较深外，韩柳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苏轼父亲苏洵、苏轼胞弟苏辙七人均和杭州因缘甚浅。这既和杭州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有关，也跟杭州的城市品位不可分。八人中，苏轼是能雅能俗亦庄亦谐的“样有份”（宁波老话，样样能沾上边），随遇而安的性格，注定其人是没有品位可言的。唐朝的杭州不能吸引韩柳，却能让白居易之流留连，其城市品位偏俗已经值得反省。北宋的杭州照样不能吸引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两苏驻足，倒让柳永这类人尽情玩乐，这理应算是杭州城市历史上的一大可耻之处。
北宋文化人中，欧阳修是位教父级的人物，他写过许多有关西湖的诗、词、文，可惜此西湖是阜阳市的西湖。在他众多的散文作品中，与杭州市有关的只有一篇。在当事人软磨硬泡，派人当面求了六七趟后，1059年的秋天欧阳修写了《有美堂记》，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
1057年梅挚出任杭州知府，临走时赵祯赐诗相勉，其中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句子。梅到杭州后，感念浩荡皇恩，就用纳税人的钱造了座“有美堂”，“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表面上是“以为杭人之荣”，骨子里无非粉饰太平，拍拍“今上”龙屁。请欧阳修写篇“记”，也无非是管何仙姑叫舅妈——借点仙气而已。中国文人中聪明如欧阳修的，恐怕只有鲁迅可继武。欧阳修当然不愿为他人撑台面，想方设法推托。实在不行，“予乃为之言曰”，便说了通白痴也看得出的场面话敷衍了事。
欧阳修肯定杭州市和南京市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至此，话锋一转，不无揄地写道：“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对西湖“销金锅”性质的体认，在欧阳修时代就已是常识了。奢华、轻浮的城市品位一旦构筑定型，似乎很难“翻身”！所以，即便欧阳修日后也成了“朝廷公卿大臣”，他钟爱的城市不是杭州市，而是阜阳市。更令杭州城沮丧的是，苏轼最终选定的栖身之处，也不是杭州，而是常州市。
所以，鲁迅当年坦率地承认自己最不喜欢的中国城市是杭州和太原市，反映的也不过是前贤某种通识而已。
这种通识之于今日的杭州城是当起“警世”作用的。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龚自珍的杭州，竺可桢的杭州，甚至岳飞、于谦、张煌言的杭州，才是不朽的！杭州不应迷醉在白居易、苏轼、柳永的诗词里，当从欧阳修的《有美堂记》里，找寻“物盛人众”、“山水之美”之上的意义！
有美堂记.古诗文网.2023-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