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0-16 17:50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杭州市上城区）人。祖籍考城镇（今民权县程庄镇于庄村 )，谥号忠肃。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考中进士第。宣德初年（1426年），于谦作为御史严词责备朱高煦的过错与罪责，从而得到了朱瞻基的欣赏。宣德五年（1430年），于谦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省、山西省。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回到京师，任兵部左侍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俘，他坚决反对迁都南京市，拥立朱祁钰，严守京师，升职为兵部尚书。保卫京师时，他击退了瓦剌军的进攻。皇帝给于谦加官少保，让他总督军务。景泰元年（1450），绰罗斯·也先派出使者求和，并打算释放朱祁镇。于谦说服朱祁钰接朱祁镇归来，并且全力整顿京营军制，创立团营，同时对邓茂七、叶宗留、黄萧养等农民起义的地方势力调兵镇压。于谦为官清廉正直，从不巴结权贵，向来和权臣石亨、徐有贞及宦官曹吉祥都存在不和，之后又因为拥立朱祁镇而结下矛盾。
天顺元年（1457），权臣石亨、徐有贞、曹吉祥支持朱祁镇发动宫廷政变，史称夺门之变。朱祁镇成功夺回帝位后，立即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于谦，判处于谦死刑，对于谦进行抄家，于谦的家属则充军边境。成化初年（1465年），朱见深将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于谦的冤屈，从而使于谦的官职得以恢复，皇帝还为他赐下了祭文。弘治时，于谦被追谥肃，万历时，改谥号为忠肃。著有《于忠肃集》。《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于谦具有“社稷为重，君为轻”和民本的社会主义，于谦在创作诗歌时未计工拙。但他的诗歌创作在明诗中有一定的成就和地位，他可作为明“台阁体”诗风向前后七子的“复古派”诗风转变期中一位颇有成就的关键诗人。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于谦出生，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上城区）人，祖籍考城（今民权县程庄镇于庄村 )。于谦品格的形成受到了家庭的影响，他的祖父于文明曾经担任兵部主事，祖父忠诚守信、清廉正直的情操在和小于谦的相处中默默感染着他。于谦在私塾读书时和老师作对联来使自己免受体罚。他在十岁那年正旦骑马从小巷穿过，前往长亲家拜年祝贺，路上冲撞了杭州市巡按，但于谦凭借自身的才智得到了巡按的赏识，还得到了十两的赏银。于谦苦读经书，但在他十七岁那年受到了打击，他参加了乡试但没有取得名次。于谦在接受过这次打击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意念，也更努力的去学习。终于，于谦在24岁时考中了进士，正式开启了他的官员生涯。
宣德元年（1426年），于谦被任命为御史。之后朱瞻基注意到于谦在回答问题时，可以做到话语流畅、声音洪亮，所以用心地聆听他的发言。就连严厉对待下属的都御使顾佐在面对于谦的时候也是客气的，因为他觉得于谦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同年，朱高煦起兵造反，明宣宗选择亲征，于谦随行。朱高煦听说明宣宗亲自带领军队来征讨他之后感到害怕，明宣宗到达后将大军驻扎在乐安县城北面并将乐安城包围起来，朱高煦不敢出城迎战，最终选择投降。朱高煦出来投降时，皇帝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严词责备朱高煦，使得他伏在地上颤栗，自称罪该万死。皇帝为此感到高兴，于是赏赐财物给于谦。
于谦外出巡按江西省时，为数百个被冤枉的囚犯平反冤情，让他们不再受到牢狱之苦。不仅如此，于谦还上奏弹劾了陕西官校欺压当地百姓，危害一方的罪行，并且要求派遣御史将陕西官校抓捕问罪。宣德五年（1430年），朝廷需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作为直接派遣驻扎在各省的巡抚，皇帝认为于谦是可以担当重任的人才，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让于谦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负责巡抚河南省、山西省两地。
于谦到任后，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走访，了解民情，同时还考察了当时地区内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务，并立即上疏提出对应的方针政策。于谦在任期间，一旦当地出现水灾或者旱灾等灾情，他就会马上上报朝廷，一年期间会为此上奏好几次。正统六年（1441年），于谦上疏，提出了给贫困户发放谷物和地方官员升迁新标准的政策，皇帝下诏同意他推行这两个政策。于谦在任期间还下令将黄河水域的防护堤加厚并设置官员进行督促检查，以便在第一时间发现水灾并撤离群众。他又下令在大路的两旁种树打井，用来缓解行人干渴，提供荫蔽。巡按山西省的官员由于地形阻碍，前往大同市非常困难，于是于谦上奏请求朝廷另外设置御史对大同进行管理。于谦把管辖区域内所有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来资助边防经费。于谦在职九年，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山西省豫各地，升任为左侍郎，享有二品官的俸禄。
朱祁镇即位之初，杨士奇、杨荣、杨溥负责主持朝政，他们都很重视于谦的意见。往往于谦白天递交上去的奏折，夜晚就被内阁批准通过。“三杨”去世之后，中央权力转移到太监王振的手中，他把于谦当成了曾经顶撞过他的那位御史。正统六年（1441年），于谦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王振指使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弹劾的理由是于谦因为自己长时间没有得到提拔心生不满，所以私自推荐人来取代自己。之后于谦被判处死刑，被关押在牢房中整整三个月。后来王振明白自己把两个人混淆了，才使得于谦免除死刑离开牢房，同时被降职为大理寺少卿。
于谦被降职之后，许多人都希望于谦可以留下来继续担任山西省、河南省的巡抚，这两个地方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周王、李克用等藩王也同样上言请求，因此于谦再次被命为巡抚。正统十二年(1447年),山东省、陕西省产生了二十万左右的流民，这些流民纷纷选择到河南求食。因此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府两府积储的玉蜀黍属来救济这些流民。又上书请求派遣布政使年富来安抚这些流民，把流民们召集起来之后，发放给他们田、牛和种子，同时设置里老进行监督管理。于谦先后在山西、河南任职共十九年，只有在他父母去世时才回去办理丧事，但用不了多久就会重新任用他。次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绰罗斯·也先大举进犯，王振引导皇帝做出了亲征的决定。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皇帝，但朱祁镇依旧坚持亲征。于是野选择跟随皇帝管理军队，于谦留下来主持兵部的工作。等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回京师之后，朝野上下人心浮动，朝堂的局面也变得混乱起来。此时是明英宗的弟弟王朱祁钰监国，他召集群臣，命令大臣们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侍讲徐有贞（后改名为徐有贞）说星象有变化，主张迁都南京市。于谦认为应该吸取宋朝南迁的历史教训，坚决反对南迁，主张保卫京城，并且斥责了那些主张南迁的人。朱祁钰肯定了于谦的意见，于是朝廷确定下来了守卫京师的决策，朝廷上下共同抵抗敌军。
土木堡一战，明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明朝的军队实力也大幅度削弱。当时京师最精锐的部队和士兵都在土木堡中折损，目前京师只剩下了不到十万的士兵。因此朝廷官员们都对即将到来的京师守卫战缺乏足够的信心。这时于谦上书奏请朱祁钰调派南北两京、河南省的备操军，山东省和南京市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市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刻开赴京师，并且对京城保卫战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部署，这些举措使得京师的人心稍为安定下来，于谦也因此被提拔为兵部尚书。
朱祁钰暂代皇帝出朝处理政务，廷臣们在朝堂上请求将王振的九族全部诛杀。而王振的党羽马顺出来反驳并且斥责他们，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朝臣们，于是给事中王竑第一个冲上前去殴打马顺，众多大臣们也跟随着他加入了殴打马顺的队列，最终马顺被围殴致死。朝堂上秩序大乱，朱祁钰感到害怕，想要离开朝堂。这时于谦推开众人将朱祁钰朱祁钰扶住让他不要离座，并且请求他宣布大臣们无罪。朱祁钰照做之后才使得大家安定下来，但于谦的袍袖在这场事故中被全部撕裂。退朝之后，吏部尚书王直当着于谦的面承认自己比不上他，并且表示没有他，朝廷上下就不能平定，国家也就不能稳定。这件事情过后，朝廷上下的人都重视并且依赖着于谦，于谦也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
大臣们担忧国家没有君主，但太子年幼无法继位，敌军又马上要攻打到京师了。于是大臣王文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日，上书朱祁钰，希望他承继大统。于谦、王直等大臣联名请求皇太后将朱祁钰朱祁钰立为皇帝。朱祁钰害怕地推辞数次。于谦劝说朱祁钰要为国家考虑，于是朱祁钰不再推辞。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朱祁钰朱祁钰即帝位为朱祁钰，于谦进去回答皇上的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提出意见。对于他的意见，皇帝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朱祁钰于次年十月命令谦负责全部军马的调动。而绰罗斯·也先部队挟持着上皇（朱祁镇）攻下了紫荆，长驱直入，直指京师。石亨提议不出城迎战，通过一直防守使敌军疲惫。而于谦并不赞同他的提议，认为对方轻视我方，没必要先一步示弱。最终于谦选择出门迎战，他分别调遣各个将领和二十二万名士兵在九门外摆开阵势，并且将兵部的事务交给了侍郎吴宁，再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于谦下令：无论是将领还是士兵，只要退却就格杀勿论。这道命令杜绝了将士们退缩的可能，使他们拼死抵抗敌军的进攻。这场战役结束之后，负责守卫彰义门北面的副总兵高礼、毛胜还俘虏了敌方的一个头目。朱祁钰非常开心，下令让于谦可以组建一支听从自己调动的军队，同时安排太监兴安、李永昌协助于谦共同管理军务。
绰罗斯·也先带领部队深入时认为攻占京城只是时间问题，但看到明朝军队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低迷，于是感到泄气。这时候已经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他以朱祁镇为人质，要求明朝大臣用黄金和丝织品来迎接他们的太上皇，之后又要求于谦及王直、胡𣸨等人出城和他们谈判，但这些要求全都被明朝拒绝了。绰罗斯·也先部队偷袭德胜门后，于谦指挥几个骑兵引诱敌军到西直门，支撑到京师援军赶来，也先部队选择撤退，其前锋部队也在彰义门被击退。也先又指挥部队攻打京城北土城，居民们选择爬上屋顶用砖石投掷敌军和军队合力作战，最终击退了敌军。
绰罗斯·也先部队在京城保卫战中失利，拿朱祁镇要挟明朝的计谋也失败了，迫于明朝各地部队即将赶到的压力，也先选择带着朱祁镇通过良乡往西撤退。于谦派遣军队追击也先直到居庸关长城才撤军。于谦因为在京城保卫战中立功被朱祁钰提拔到少保的职位，让他总管监督军务。于谦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嘉奖，于是坚决推辞，但皇帝还是嘉奖了他。之后于谦指派军队对真定、保定市、涿州市、易州等地进行驻军把守，并上奏请求派遣大臣镇守山西省，以防瓦剌的再一次南下侵犯。
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万全区被三万敌军包围，总兵朱谦上奏求援，范广受令担任总兵官带领军队进行援助，将敌军击退。之后于谦便提出在居庸关长城驻扎军队，守卫京师的安全。绰罗斯·也先派遣使者与朝廷议和，大同市参将许贵将此事上报给朝廷，不少人有所松动。但于谦不同意此时求和，还发出文书谴责想要求和的人，稳定军心，使边境的将士们都主张坚守作战。同年八月，也先在与明朝的作战中失利，于是想要将朱祁镇送回。于谦劝说朱祁钰将朱祁镇接了回来。瓦剌将朱祁镇送回后便请求朝贡，瓦剌是使者每次入朝时都会带着俘虏，这些俘虏都是之前被瓦剌掳走的明朝人民，于谦选择宴请使者，用金钱等赎回他们，前后共同赎回几百人。
于谦主持兵部工作时（正统十三年至明景泰元年），不仅绰罗斯·也先的势力正在扩张，而且地方势力也在不断出现，比如福建省邓茂七、浙江省叶宗留、广东省黄萧养登入都拥有部队和自封的封号，湖广、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瑶、侗、苗、僚各地也有地方势力出现作乱，这些势力都是于谦独自安排前后的军队征集调遣去征讨他们。就算在战局紧张，难以预测的战场上，于谦也只需要口述奏折之后就可以给出应对方法，并且正确快捷。于谦的同僚和下属在感到惊讶的同时，也都对他无比的敬佩。同时，于谦也重视纪律的严明，一旦有官员不遵守法度，无论对方是谁，于谦都会立刻上书请旨来责备他们。
于谦也从来不提朱祁镇回来这件事是自己的功劳。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改立太子以后，命令凡是兼东宫太子宫属者支取两份俸禄，只有于谦坚持一再推辞。于谦本人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做到遮蔽风雨，皇帝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于谦觉得国家多难，臣子不应该享受这些，于是坚决推辞，但皇帝还是赏赐给他府邸。之后于谦就把皇帝之前给他的玺书、袍服之类的赏赐全部封存在皇帝赏赐下来的府邸里。
于谦所议论奏请的事，朱祁钰没有不采纳的。皇帝想要任用一个人时，一定会事先询问于谦对这个人的看法。于谦也会实事求是地回答，不妄加评论也不会有所包庇，也不会避开与他存在嫌疑怨恨的人。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没有受到皇帝这么信任的人都嫉妒他。当敌军撤退之后，都御史罗通就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薄存在不实之处。御史顾曜弹劾于谦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户部尚书金濂也上疏为他争辩，但还是有人去不断收集材料用来弹劾他。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于谦，朱祁钰却力排众议，依旧相信任用他，使于谦得以尽量实现自己的计划。
于谦为人正直坚毅，他鄙视某些软弱无用的官员和那些靠着权势的达官贵人们，导致很多人暗自记恨他。又因为于谦自始至终都不赞成与敌军讲和，所以上皇心里对他并不满意。徐有贞（后改名为徐有贞）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市而受到了于谦的斥责，因此开始记恨他。于谦请求皇帝原谅石亨违犯军纪的罪行，使他免去了削职的惩罚，并且让他一起管理十营兵，但石亨由于忌惮于谦不敢肆意妄为，所以也不喜欢于谦。德胜门一仗的胜利，使石亨得到了世袭侯爵的嘉奖，但他觉得自己的功劳不如于谦，受到嘉奖之后觉得内心有愧，于是上疏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之后皇帝下诏让于冕到京师，于谦认为于冕不应该因为是自己的儿子而受到石亨的推荐，这样子不能服众，于是推辞。石亨听到后更是感到又愧又恨。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记恨于谦。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朱祁镇恢复了帝位，向朝臣宣布消息之后，就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诬陷于谦等人制造不轨言论，想要另立太子，意图谋反。又弹劾他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人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的儿子。石亨等人指使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于谦背上了谋反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朱祁镇原本犹豫是否要处死于谦，但是在徐有贞的劝诫下最终将于谦处死于闹市并弃尸街头。之后抄了于谦的家，他的家人都被充军边疆。一时之间，所有想获得皇帝宠信的人都将于谦作为话题来讨好皇帝。遂溪县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理应受到灭族的惩罚，各文武大臣凡是被于谦所推举过的都应该处死，刑部坚持原判，他这才停止了上奏。千户白琦又请求写上于谦的罪行，并在全国公布。
于谦被抄家的时候，他的家里甚至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家中的正屋被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正屋之后，发现里面都是皇上赐给他的蟒袍、剑器等赏赐。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曹吉祥的部下中有个叫朵儿的指挥，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祭奠他并且非常难过的哭泣。曹吉祥知道这件事之后很生气，于是鞭打了他。但第二天朵儿仍然将酒泼洒在地上，表示对于谦的祭奠。
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收敛了他的尸体。过了一年之后，于谦的养子于康把他的尸体带回杭州市，葬在西湖南边的三台山上。皇太后最初不知道于谦已经死了，是后来才知晓的，听说了之后连着几天都在为他叹息哀悼，朱祁镇也感到后悔了。
于谦被处死之后，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接任他为兵部尚书。之后不到一年，陈汝言就被发现贪污，贪污的金额累计起来非常的多。朱祁镇下令大臣们都来看从陈汝言家中的查抄出来的财物，将他与于谦相比，责问大臣们陈汝言贪污获得这么多财产的原因，石亨低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
之后有敌军来侵犯边境，皇帝得到消息时感到忧虑，在他旁边的吴允诚吴瑾向皇帝进言，表示如果于谦还在就好了，皇帝无言以对。同年，徐有贞被石亨污蔑构陷，被发放到金齿口充军。又过了几年，石亨被捕入狱，在监狱中死去，曹吉祥因为谋反被皇帝下令灭族。最终，于谦案件得以真相大白。
成化初年（1465年），朱见深将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为于谦申诉冤枉，从而使于谦洗清冤屈，恢复了他的官职，并且赏赐祭文，在文里表明于谦是蒙受了冤屈的，表彰了于谦的清白与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弘治二年（1489年），朱祐樘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赏赐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聂氏宗祠，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春节拜祭。
万历十八年（1590年），朱翊钧改谥为忠肃。杭州市、河南省、山西省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于谦身为官员为地方百姓平反冤情，治理地方的同时也敢于对触犯律法的官员以及权贵进行弹劾和处罚，并且为官不贿赂不巴结权贵，他为朝廷上的吏治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之后他在“重社稷，轻君王”的四象下作出的政治举动也使得明朝得以抵抗敌军，保卫了明朝的江山社稷。
于谦在管理兵部时对京营的兵制进行了改革，他于景泰二年（1451年）选取了10万名士兵实施团营法，将这些士兵分为五营团操。次年将士兵的数量增加到15万并分别编制为十营，每营15000人，都分配了一名坐营都督，都督旗下配备了三名指挥并分别带领5000名士兵，指挥下有分设五名把总并管理1000名士兵，以此类推直到为50人一小队。于谦对此作出的改革使得士兵所属明确，提高了作战效率，从而使明朝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
于谦诗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坛风气的转向。谦在创作诗歌时未计工拙。但他的诗歌创作在明诗中有一定的成就和地位，他可作为明“台阁体”诗风向前后七子的“复古派”诗风转变期中一位颇有成就的关键诗人。
于谦身为官员，为明代前期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土木之变以后，朱祁镇被俘，绰罗斯·也先试图通过挟持朱祁镇来实现对明王朝的间接控制。于谦在这时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坚持以国家大局为主，突破了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拥立新帝，从而粉碎了绰罗斯·也先通过朱祁镇控制明朝的阴谋。于谦提出的“社稷为重，君为轻” 思想，不仅瓦解了敌军的阴谋，而且稳定了朝堂的局势，使明朝内部上下一心，最终使京城保卫战获得了胜利。并且于谦在瓦剌部队挟持英宗要求明朝派遣大臣迎驾贡酒时果断拒绝，一心带领部队保卫京城，最终使明朝整体局面转危为安。在战事稍缓时，瓦剌要求明朝派遣使者议和，于谦坚持反对，并且斥责了主张议和的大臣，增强了将士们抗战到底的决心。在瓦剌选择通过释放朱祁镇来引起明王朝内部矛盾时，于谦劝说朱祁钰迎回朱祁镇，避免了明王朝可能出现的内部矛盾。于谦所做的全部选择都是从国家大局出发，优先考虑国家利益，主张并贯彻了“社稷为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
于谦在海珠区、山西省巡抚的时候看到了百姓的苦难和沉重的赋税负担，于谦的民本思想让他频繁上奏请求朝廷减免赋税，采取轻税养民的政策，让百姓们能减轻负担，修生养息。同时于谦安排官员将交通大道两侧种植树木、开凿水井以及修建小亭，为路上的行人提供阴凉和歇脚处的同时还解决了行人的饮水需求。在面对灾情时，于谦养民为本，根据灾情的严重程度适当减免税粮的征收，这些都体现了于谦轻税养民的民本思想。
于谦巡抚晋豫时，发现靠近黄河的地方水灾频发，危害到了许多人们的性命，也使庄稼受到影响，黄河水灾影响到了民生之本。于是于谦把管辖区域内的黄河流域全部考察了一遍，并亲自监督堤坝的建设，同时将树木种植在堤坝上用来加强堤坝的稳固性，并且设置了人员对整条堤坝进行监管，以便于第一时间发现异常，修补堤坝。于谦的民本思想使其认真对待黄河水灾，将民众的安危放在心里。由于晋豫两地旱灾多发，所以于谦希望通过祈雨使百姓能摆脱干旱带来的苦。于谦的感情也为百姓的命运所牵动，心里也时时刻刻牵挂着百姓们。在自然灾害发生后，于谦开设药局给民众发放药物，在阻止瘟疫流行的同时也使人们免受病痛的折磨。
在于谦任职山西省、河南巡抚期间，只要有地方发生了灾情，他都会亲自前往灾区视察，并且组织救助工作，同时将灾情上报给朝廷，请求减免征收百姓们的税粮。于谦采取保证官仓储备粮充足、建立预备粮仓、建立贷粮制、将赈济百姓作为官员升迁标准等措施来达到救济灾民，降低饥荒死亡率的目的。饥荒发生时，于谦安排人员进行人口统计，收留外来难民，还给难民们发放粮食、银钱或土地等。同时开仓济民，控制米价水平，对难民进行管理，使社会秩序安定。
土木之变之后，由于朱祁镇被敌军挟持、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绰罗斯·也先部队趁此机会长驱直入，即将攻打到京师。此时京师兵力空虚，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有大臣提出南逃迁都，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于谦站出来坚决反对南迁，并且拥立新帝，使朝野上下团结一致对外，安定人心。于谦这一举措也使绰罗斯·也先手中这枚朱祁镇的棋子失去了价值。后面于谦在明京师保卫战中亲自上阵杀敌，成功保卫京城，使明朝转危为安。
京师保卫战之后，明朝与瓦剌的关系逐渐趋于平缓，此时瓦剌主动求和，于谦不赞成讲和或者积极征战，而是在防备瓦剌的情况下进行战守。并且于谦对现有军制进行了改革，创立了团营制度，整肃军纪，在加强北疆边境的防御的同时对绰罗斯·也先党羽进行清除，于谦的这些举措都成功压制了瓦剌势力的进一步发展。"积极防御、相机战守"的思想有利于明朝上下思想统一并且对瓦剌保持防备，也有利于恢复明朝的实力，修生养息。于谦"积极防御、相机战守"的思想使明朝在与瓦剌的对战形势中逐渐占据了优势的地位，导致瓦剌选择不断派遣使者要求议和朝贡。此时，在明王朝实力强大、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于谦主张接受议和。
于谦对于南云飞少数民族起义的策略就是"可抚则抚,可剿则剿”，对于需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压制的起义势力就尽量采取招安的措施，保留明朝国力。对于耗费少量财力物力镇压的起义势力就主张剿捕。但这个策略并未从根本上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的矛盾，在处理南方民族关系方面，于谦在政策的长远性上有一定的欠缺与阶级局限性。
于谦在实现其政治抱负辛勤操劳时，亦无暇苦吟。不少诗作只是信手挥就，未计工拙。但他的诗歌创作在明诗中有一定的成就和地位，信如“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评价：“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格转出文士之上，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现存的《于肃愍公集》收录的诗就达六百余首，于谦可作为明“台阁体”诗风向前后七子的“复古派”诗风转变期中一位颇有成就的关键诗人。
于谦认为诗歌是需要情感和平时对事物的仔细观察之后才可以作诗，从而使他的诗歌可以达到陈启天、感情与事物相交融的境界，并且他的诗歌都可以切实地映射社会现象，没有对人民的苦难和贪官污吏的罪恶等社会现象视而不见，而是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出来。
于谦的诗歌风格自然，没有过多地去修饰诗句。他的诗歌可以达到明志、感情与事物相交融的境界。主要作品有：《节庵诗文稿》、《除夜太原寒甚》、《荒村》、《平阳道中》、《观书》、《暮春遇雨》、《入京》、《石灰吟》、《咏煤炭》、《岳忠武王祠》、《北风吹》、《望雨》、《入塞》、《到泽州》。
于谦在这首诗中借由描写石灰的制作过程，从而表达了做人要清清白白的高尚情操。其中，诗句“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也鼓舞了许多志士仁人，因此《石灰吟》这首诗始终盛传不衰。
于谦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心中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赞美，同时用浮云代表恶势力，抒发了自己心中对于这个社会存在的黑暗面的不满，但也表达了自己希望阳光可以将浮云驱散并且阳光可以充满天下的美好向往。
于谦借助这首表达了他对书的感情和对读书的解悟，“眼前直下三千字”是表达了读书的畅快，形容了读书人的气势，大有横扫宇宙的豪杰气概。这首诗表达了于谦对读书的喜爱，也揭示了他追求精神享受的人生追求。
于谦在诗中描写了农家的勤劳生活、农家少女过于沉重的负担以及因为困苦只能选择用食用野菜充饥的家庭，最终在整首诗的末尾呼吁官员们去关注农民，从而表达了自己对农家困苦生活的无限同情。
清代史学家张廷玉在明史中用“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来称赞于谦。
同时期的大臣王直肯定了于谦在国家危难之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清代诗人袁枚曾赞颂于谦道：“赖于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现代学者理正著在《中国古代名人评点》中对于谦的评价是“留却清白在人间” ，称于谦为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现代学者姚家余主编的《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第20卷》中写道“ 于谦抗战卫国的功绩，堪为后人所景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国的历史上放射着光芒”
现代学者田晶在2019年第13期人民周刊上刊登的文章《于谦与杭州》中写到，“明朝于谦，既有名垂青史的丰功 伟绩，又有世人传颂的高洁精神。”
现代学者倪明胜在光明日报刊登的《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这篇文章中写道：“两袖清风”的于谦是造福百姓、流芳百世的清官，其为官从政的人格境界也在时刻启示着我们知廉、学廉、常芝青、敬廉、行廉。
据明朝人孙亮在《于谦全传》载：七岁的于谦，一次随父辈祭扫祖坟后回家，路过癸辛街，家叔让他对天干地支街名，他竟即对出《三国志Ⅹ》中蜀将魏延曾对诸葛亮说过的子午峪地名，并引证《资治通鉴·第二十三卷》也有记载此地名。
尤被人们乐道的是于谦十岁时，骑马去亲戚家拜年，碰上巡按，不及回避，这位巡按见小于谦举止自若，有意出上联“红衣儿骑马过桥”，小于谦立即对曰“赤帝子斩蛇当道”。如此敏捷工整的对仗，使巡按十分惊喜，奖他十两白银，要他好好读书，又荐他参加童子试。
于谦一生都在家里恭恭敬敬地供奉文天祥的遗像和牌位。于谦儿时就仰慕苏武、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的气节，曾为家中珍藏的文天祥画像写赞词，全篇赞词充满敬仰之情，并表达了自己要做“宁正而毙，不苟而全”铮铮铁骨者。在这种座右铭的指导下，16岁的于谦竟将唐陆贽的奏疏，手抄成册，潜心研究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治乱兴亡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而注重经世之用了。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就立下了不与敌军共存的誓言，一直不回家，就待在值班的地方。于谦一直有痰症病，明景帝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又亲自到天柱山，砍竹取汁赐给他。
1.小行星2045祠
于谦祠位于建国门内大街南侧西裱褙胡同23号院。这里原为于谦住所，明中期改为祠。清代时已毁，光绪重修。自民国以来逐渐由居民居住。由于长期为居民使用，后添建了大量房屋，原有格局被损。文物建筑损毁严重，屋脊塌陷，墙体歪闪，木架槽朽、脱榫，石构件风化，门窗和室内外地面拆改严重。特别是1976年大地震时，祠内魁星楼被震毁，小楼亦被拆除。2002年有关单位投资900万元，完成了该院内37户居民的搬迁。
2.杭州祠
于谦祠位于西子湖畔三台山麓，其址东临西山路，南接赤山埠，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占地45亩，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由祠区、墓区以及诗碑廊组成。于谦祠始建于明弘治二年(1489)，初名【旌功祠】，万历年间改称【忠肃祠】，迄今已经有500多年历史。现存建筑为清同治八年(1869)重建，在同治八年旧址上重修而成。1991年后经四次修缮，1998年重新对外开放。2006年，于谦祠被命名为浙江省首批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作为一处以纪念民族英雄于谦为主题的廉政文化基地，于谦祠不断丰富展陈手段，提高廉政文化教育的针对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于谦祠为传统的祠堂建筑，具有典型的明清江南建筑风格，白墙黑瓦，朱漆大门，有前殿、正殿、后殿三进以及配殿、南北厢房三间。祠内叶荣臻葱茏，绿树成荫，环境清幽，气氛肃穆。历史上，于谦祠还有祈梦求福的民俗传统，其俗起于万历年间，于谦亦被视为【梦神】，受到读书人和百姓崇拜。几百年来，祈梦之人与日俱增，逐渐形成了【于祠祈梦】的风俗。
于谦墓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风景秀丽的三台山麓，西湖乌龟潭畔。明弘治二年（1489），朱祐樘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赐谥“肃愍”，并在墓旁建旌功祠，设春秋二祭，形成祠墓合一格局。
1966年，于谦墓被毁。1982年，重建于谦墓，将原七座坟改为一座，墓高2米，青砖环砌，重刻墓碑，上书“大明镇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墓前设祭桌、香炉。1998年，为纪念于谦诞生600周年，在墓道两侧配置仿明式石翁仲、石兽及牌坊，整治墓区环境，修复于谦祠，建成于谦景区。在这次单县综合保护工程中，于谦祠又经保护整修，恢复了于谦祠牌坊和甬道，现已成为湖西重要的人文景观。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墓坐西朝东，呈马蹄形，有七座坟，墓侧建旌功祠，又名于谦祠，南北宽23米，进深30米，墓道长90米。后毁于1966年，今于谦墓为1982年重建。对于谦，清朝袁枚曾赞颂道：“赖于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2006年05月25日，于谦墓作为明至清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于谦故居始建于明代，后历经重修，为一处粉墙黛瓦，具有明代建筑风格的院落，内有于谦像、石碑等文物。2002年设置新陈列展示于谦事迹。
于谦故居位于杭州河坊街祠堂巷42号，是一处粉墙黛瓦，具有明代建筑风格的院落。近人钟毓龙《说杭州》载：“祠堂巷，北通太平坊巷，南出河坊巷，东由高银巷出太平坊。宋时名南新街。明于忠肃公谦之宅在此。后其宅改为怜忠祠，故有此巷名。”故居始建于明代，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修，光绪年间复修后为民居，1989年整修后恢复为于谦故居，2002年对于谦故居进行了陈设布置，丰富了陈列内容。
本书论述于谦的生命历程，有四种境界：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生命历程的四种境界，是其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并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本书对于谦作为爱国英雄和清官领袖这两方面的实际活动、成就和影响都作了简要而集中的介绍。本书的写作虽力求通俗易懂，但也严格参考了《明实录》、《明史》、于谦诗文集、明清野史笔记及其他官私记载，并纠正了于继先《于忠肃年谱》中有关于谦为宦官王振诬陷下狱的时间等一些史实错误。
本书共分三十六章讲述明代名臣、民族英雄于谦光明磊落的一生，从多个方面描写了于谦远大的志向、刚直孤傲的个性，以及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国家的忠诚，颂扬了他刚正不阿、除暴安良的优秀品质。本书对人们弘扬正气、忠贞爱国有一定的启发和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