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 :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更新时间:2022-08-11 14:02

明世宗朱厚(1507年—1567年),汉族朱祐樘之侄,兴献王之子,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于1521年至1566年间在位,年号嘉靖。

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初十日,朱厚熜降生于兴王府凤翔宫;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武宗驾崩,由于武宗未有子嗣,所以朱厚熜遵“兄终弟及”祖训,离开安陆市,进京继武宗之皇位,开元“嘉靖”,其在位四十五年间,整顿吏治、减轻民赋,推行“嘉靖新政”;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朱厚熜崩逝,享年60岁。死后葬于北京明十三陵明永陵,谥曰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庙号“世宗”。

史书评价世宗朱厚熜为“中兴之主”,赞其为“有不世之奇谟[mó]六,无竞之伟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独行五”,高度赞扬其为当时明朝政局所作的重大贡献;但同时也对其执政后期擅宠道士、宦官,久不理政,最终造成“庚戌之变”“南倭北虏”混乱社会局面的执政方式抱有批判态度,以致后史对朱厚熜的评价亦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颇为复杂。

生平事迹

少时经历

幼年聪慧

世宗朱厚熜生父——朱祐杬朱杬[yuán](1476年—1519年)为朱见深朱见深第四子,出生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七月初二。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十一日,朱祐杬被册封为兴献王;弘治七年(1494年)九月十八日,就藩于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

正德二年(1507年),朱祐杬次子朱厚熜出生。朱厚熜幼时便聪敏过人、喜爱学习,被教授的诗歌仅读数次便能准确背诵,所以深得朱祐杬喜爱;年龄稍大,朱祐杬更是亲自指导其学习诗书礼仪,在父亲的指导下,朱厚熜精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不仅于此,朱祐杬还时常让朱厚熜协助参与主持王府的祭祀和典礼活动,因此朱厚熜在年少时便熟悉各种皇家礼仪和规范。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七日,兴献王病薨,年仅12岁的朱厚熜在长史袁宗皋的辅佐下,接管偌大的王府。

兄终弟及

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武宗朱厚照在游镇江市时不慎落水,引发肺炎;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月,武宗弥留,由于其并没有直系的子嗣,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立兴王朱厚熜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由大学士杨廷和起草遗诏:“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聂氏宗祠,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并于李炎逝世前五天颁布敕令,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的时间,立即承袭兴献王位。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六,武宗驾崩;二十二日,由司礼监、皇室成员与朝廷代表大臣组成的使团前往安陆市护送朱厚熜回京即位:朱厚熜先以朱祐杬的身份接见使团并接受诏书,并奉诏继帝位,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北京。

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良乡镇时,之间发生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礼部需使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其对右长史袁宗皋道:“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太后张姓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于郊外受笺,从明朝门入,随即在皇极殿即位。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一日,朱厚熜在皇宫奉天殿举行登基大典,接受百官朝贺,正式即帝位,次年改元嘉靖,成为继成祖之后第二位以“藩王”身份“傍支入主”的一代帝王。

大礼议之争

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后,决定效法太祖、成祖,自立统嗣体系。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开始,便开始以“追尊私亲”为核心的礼仪之争。朱厚熜即帝位后,立即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礼部尚书毛澄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支持下,率先上疏要求世宗过继孝宗为子,据《明史》记载:“皇帝入承大统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朱厚熜自然不愿,因此,“大礼议之争”陷入了僵局,一方面,礼部要求新皇尊上任皇帝孝宗为皇考,被“留中”;一方面,新皇帝要求追封兴献王为帝,被“封驳”。

最后,朱厚熜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孝宗敬皇帝为“皇伯考”;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睿宗,其牌位被升附太庙,排序在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

嘉靖中兴

加强集权

世宗朱厚熜统治前期,明朝已经处于矛盾激化的时期,朝廷混乱,但经由世宗的精准管控后,出现了短暂繁荣的“嘉靖中兴”局面。朱厚熜统治期间,励精图治,集异纳谏,勤于政务,打击权臣、宦官和封建地主贵族势力,极大程度上加大了中央集权。

朱厚熜登基之初,先是通过“大礼议之争”,打击权臣势力,迅速加强皇权;同时,内阁班子屡屡洗牌,改革翰林院等机构,严厉惩治贪官污吏,任人唯贤,使得朝堂上各司其职,政治清明,其授予内阁密奏专权,“议礼之争”后,又颁旨定阁臣为文班之首,内阁权力逐渐压制六部,《明史》称“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这时的朱厚熜,把内阁班子变成了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将权力牢牢把控在手中,暂时稳固了当时混乱的朝堂形势。但随着阁权的上升,皇帝对大学士的信任和倚重,也促使后来出现了一批权相,出现了首辅独尊的局面;而对于宦官集体,朱厚熜为防止宦官权力膨胀,随即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重视任用张璁[zhāng cōng]、夏言等贤臣,吸取前朝宦官当权乱政的教训,对宦官严加管束,在此铁政下,中央集权得以复兴和加强,使朝政为之一新;同时,朱厚熜还下令永远废除外戚世袭制,令已有封爵的贵戚只得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皇亲、驸马等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缓解垄余繁杂的王爵体系。

积极改革

统治前期,世宗朱厚熜效仿太祖朱元璋实行新政,在经济上进行赋税改革,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的发展。当时,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桂萼针对国内田税、粮役、赋税等税收的不统一,提出“一条鞭法”政策,即把当时各州县的所有杂税合并为一条进行征收银两,土地则按亩折算缴纳。这样不仅极大程度地简化税制,方便朝廷征收税款,同时也让各地方的税吏和基层官员难以贪污作弊,使国库大幅度地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使当时十分严重的阶级矛盾得以缓解。朱厚熜还命官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适时勘察,将被抢走的土地归还农民,使其用于耕种;并严惩官员地主霸占土地的行为。

执行“一条鞭法”后,百姓获得较多的种地自由,各家各户可以直接把抵役抵粮的银两交给官府,大大提高了平民百姓的耕种热情;同时朝廷减轻赋税、体恤百姓、帮助百姓治理水患的举措,刺激农业的极大发展,短期内就使国库快速充盈;政治上,朱厚熜十分注重改革官吏机构,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保障;军事上,其改革军队,整顿边疆,使得边境得以暂时安稳。

科举清弊

嘉靖七年(1528年),世宗朱厚熜一改前朝“非科举不取”的选官制度,在首辅张璁的建议下,积极改革用人制度,大胆采用“三途并用”之法,即:科举、举荐、贡院三种方式并用,缓解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不健全,许多读书人都追求漂亮的文章而忽视治国的才能的情况,使民间真正有治国才能之士可以有其才能的发挥空间。同时,其修正孔子称号和典祀,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播,使文化和科技发展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史书称赞此时期为“天下翕然称治”。

崇道乱政

世宗崇道

嘉靖中兴后,明朝经济、政治发展逐渐趋于稳定,世宗朱厚熜见国家太平,认为其已完成作为皇帝的职责,开始懈怠,逐渐不思进取,思想、行为日渐腐化。因从小接触道教文化的缘故,朱厚熜逐渐开始迷信方士、尊崇道教,爱好长生不老之术,其在全国范围内尊道抑佛,宣扬道教;在身边聚拢大量方士与道士,同时为父母与自己加封道号,用以神话自身。并且每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大事兴建斋醮[jiào],日日沉迷修道炼丹 ;朝堂上大小政事的决策不再询问朝中大臣,而是聆听道士指点,到后期甚至二十年不理朝政。不仅如此,朱厚熜甚至要求百官一同斋醮,并派亲信监察,在皇帝的高压与诱导下,朝廷众臣也纷纷加入“修道”行列当中,“大臣争谄媚取容,神仙祷祀日亟”,百官的晋升贬替,不再看能力德行,而是取决于是否诚心修道。

嘉靖中后期,朱厚熜沉迷道家学说的程度加深,方士、道士们也时常利用朱厚熜梦想长生不死和灵瑞现象的迷信思想,屡行诈骗之术,愚弄朱厚熜,使其每年仍在不断修设斋醮、道场,使本在“嘉靖中兴”丰盈的国库逐渐消失,造成明朝政局、民生更加动荡。

其中,宫廷中的宫女因为朱厚熜的追求成仙而被极力压榨,据《明史》记载:世宗朱厚熜为追求长生炼“仙丹”,派人到处采集野生灵芝;且为满足自己修道,大量在民间征召14岁左右的幼女进宫,每日采补她们的处女经血进行炼制丹药。其为保持宫女们的洁净,迫使她们在月事期间不得进食,只能吃一点桑叶,饮用一些露水,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而朱厚熜也因屡次“仙丹”炼制失败,性格开始变得多疑和残暴,常常因为宫女犯的一点小错,而命人将其活活打死,当时明宫中的宫女接近千人,被处罚而死的,居然多达二百余人,一时间宫中人人自危。最终,宫女们无法再忍受其暴政,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发动了壬寅宫变

壬寅宫变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个宫女深夜潜入世宗朱厚熜的寝宫,决定趁其熟睡时将其勒死。首先,为首的杨玉香把一条粗绳递给苏川药,邢翠莲把黄绫抹布递给姚淑皋,姚淑皋蒙住朱厚熜的脸,紧紧地用手掐住他的脖子,而邢翠莲则按住他的前胸,王槐香按住他的上身,苏川药和关梅秀分别按住左右手,刘妙莲、陈菊花分别按住两腿,待杨金英将其脖首拴上绳套,姚淑皋和关梅秀两人便用力去拉绳套。

在即将要杀死朱厚熜之际,绳套却被杨金英拴成了死结,最终没能成功杀死朱厚熜,她们几人又用金钗、银簪一顿乱刺,却都未刺中要害,最后一齐被赶来的护卫全部抓获,朱厚熜虽没有被勒断气,但由于惊吓过度,一直昏迷,许久不醒。宫变之后,朱厚熜将自己转危为安归功于事玄之效,更加不理朝政,独居西苑潜心修道。

误用严嵩

在用人上 ,世宗朱厚熜“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态度变化巨大,喜怒无常,对权力的把握有极强的占有欲,对文官集团强力控制,但同时误用大学士严嵩专国处事长达二十余年,对明朝廷的政治、官吏系统造成极大的恶劣影响。

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重修宋史,取得朱厚熜的宠信,加封为太子太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严嵩拜武英殿大学士,直入文渊阁,但同时仍掌礼部事,权力巨大,朝中行贿者络绎不绝。严嵩为官之后,窃权罔[wǎng]利,并大力排除异已,残害忠良,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严重激化当时的阶级、社会矛盾,使社会陷入混乱。

在用权势谋利后,严嵩的态度愈发傲慢,甚至在世宗朱厚熜面前也毫不掩饰。嘉靖四十年(1561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见此,极力推荐其亲戚欧阳,世宗朱厚熜十分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但严嵩仍不放弃,之后呈上密启,说道:“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朱厚熜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朱厚熜命欧阳必进致仕,算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十月,永寿宫发生火灾,严嵩奏请世宗朱厚熜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朱祁镇朱祁镇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使世宗极为不悦,之后,严嵩在朱厚熜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被勒致仕,其子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嵩回到江西省,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终年八十六岁。

内忧外患

在嘉靖年间,因世宗朱厚熜不问政事、边防之事逐渐懈怠;加之朝中以严嵩为首的官员收受贿赂、私吞军饷,倭患渐起,“南倭北虏”国防之患格局逐渐呈现。

土地兼并

嘉靖八年(1529年),大臣霍韬上疏,声称“某考會典,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历百四十年,迄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户口亦然,华邑初七十六里,至永乐减为二十二坊里,成弘又减为十九坊里。夫大明二百八十年天下,独十八年弘治称极盛耳,以开国草昧,土与人应少覆多,承平百四十年应多顾少,何也?是时主极圣,臣极忠,天下极治,则国网渐阔,而利乃日归于百姓,朝廷知而不问。其后,主以察渊为圣,臣以心计为忠,尽地力,增戸口,而天下事去矣。”,即在成化、弘治时期,明朝人口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减少了二千五百零四万八千零五十二人;且全国土地有一半皆沦为不征税田地。后经调查,这皆是由于众多朱明皇族利用自己的特权,将民田强占为庄田,而庄田则是免征田赋的,这造成了明朝空前绝后的土地兼并。

蒙古兵临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蒙古大军军临城下,俺答汗率军犯大同市,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而任宣大总兵的仇鸾,并无将质,对蒙古大军毫无办法,惶惧无策,只得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八月十四日,入古北口,杀掠怀柔区顺义区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北运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东北)、汝口等处,京师戒严。仇鸾劫掠百姓,“民苦之甚于虏”,除了大肆抢掠,畏敌如虎,还割死人头和平民首级冒功,严重影响了明朝的中央统治。

倭人入寇

明朝期间,倭寇一直侵害沿海,归根结底是因为明朝“寸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导致沿海农民的生计出现极大问题,导致大量平民因无法捕鱼卖钱、维持生计,不得已加入倭寇,当时有“真倭七假倭三”之说。嘉靖年间,明朝廷又进一步加强海禁政策,导致更多沿海平民彻底失去生活的指望;与此同时,明朝廷政治腐败,卫所制度崩坏,由于军官克扣军饷,导致大量底层士兵叛变,加入倭寇;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大量侵袭明朝东江沿海。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的守军与倭寇交战,只歼四名倭寇,而明军阵亡却达到三千人,阵亡军官十二人,战损比极度悬殊。最为夸张的是,仅仅六十多人的一支倭寇小部队,居然从钱塘江上岸,一路从绍兴市开始,攻徽州、南京、无锡,歼明军上万人。军队不堪一战,却杀良冒功成性,倭寇进入明朝内地,如入无人之境。

澳门沦陷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总督皮来资和安特拉德所率领的葡萄牙舰队到屯门岛后,想进入广东省,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葡萄牙舰队直接登陆广东沿海,强行驶入内河,开往广州市,沿途枪炮之声,震动城廓。皮来资到达广州后,便要求到京师去见明朝皇帝,明廷命广东地方官给予所进方物的价值,遣回。皮来资买通镇守太监,获准与通事火者亚三等进京。留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却乘机进行抢掠活动,强占东莞市县的屯门岛海澳。葡萄牙帝国殖民者所到之处,公然搬运硝磺[huáng]刃铁,沿海乡村,都遭杀掠,并且筑室立寨,作久居之计。后强占了澳门,并狂妄地宣称台湾为澳门属地,企图进一步入侵台湾。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明朝海防如同虚设,直接被葡萄牙人攻城掠地,登陆建立殖民地,而强占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仅仅数百人,至此,澳门沦为葡萄牙殖民地,直到1999年才得以回归。

晚年去世

晚年新政

晚年,世宗朱厚熜疏远严嵩,起用徐阶为内阁首辅,明朝廷再次走上正轨。朱厚熜为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厘革缩弊、振兴纲纪等改革措施,并且下令退还一些被王爵、官吏侵占的民田,汰除军校匠役10万余人,开创了嘉靖晚年间的“新政”时期,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

丹药暴毙

随着世宗朱厚熜年龄的逐渐增大,加之其常年信奉丹药道士的话术,认为吃丹药可以长生不老,所以长期服用有砒霜、雄黄、处女红的丹药,使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无心打理朝政,导致朝中大权掌握在几个内阁大臣的手中,集团之间相互倾轧。虽有几位大臣上疏劝谏,不是被捕入狱便是流放边疆,甚至有甚者还被锦衣卫给打死,从此便再也无人敢出来批评时政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方士王金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制长生妙药献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长篇奏疏《治安疏》,上写:“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全篇奏疏直截了当,批评世宗求道废政,搜刮民产,滥兴土木,及长期不视朝政,以至法纪废弛、官吏贪墨、民不聊生、水旱肆虐、盗贼猖狂,下面还指出世宗怠政的根源在于心惑于道,故而拜神求仙,修斋建醮,同时还举例阐述古往今来神仙方术的欺妄事例及后果,最后恳请世宗朱厚熜能幡然悔悟,亲临朝政,与大臣共治朝纲,革除多年积弊,置身于圣王之列,留贤名于后世,这篇奏疏洋洋洒洒竟达千字之多,世宗朱厚熜闻其大怒,命海瑞下狱论死,最后海瑞被徐阶所救,世宗死后被放出狱。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567年1月23日),世宗朱厚熜驾崩于乾清宫,年六十,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庙号世宗,葬于北京昌平永陵。世宗驾崩后,其第三子朱载坖朱载坖[zhū zǎi hòu]继位,年号隆庆,奉先帝世宗皇帝遗诏,“存者召用,殁[mò]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以海瑞为代表,赦免了所有谏言诸臣,从这一刻起,揭开了长达十八年隆万大改革的序幕。

历史评价

世宗朱厚熜作为开创“嘉靖中兴”之政局的拓局者,其治事之举措,颇受史学界的赞扬。虽阁权得以伸张,但皇权却从未削弱,宦官也莫敢染指政务,权臣宦官“有如飞鸟依人”。《明世宗实录》就称其为“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神圣不世出之主”;更是细数其做贡献,表现赞美之意:“躬秉圣资,出抚兴运,铲奸剔蠹,丕举王纲,肇修人纪。立极建中,肇修人纪。凡诸大政令之因革,大典礼之制作,咸稽谋于天,会通古今,经画自心,毅然独断,一洗俗吏牵迹,经生守文之陋。……君臣奔走以受成,万姓倾心而向化。卒之幽明协顺,中外宁,声教暨于交南,威灵于穷朔。盖举我太祖、成祖丕造之光烈,而觐[jìn]扬之巍巍乎,盛矣!”

修筑《明史》的清代著名文臣张廷玉则说道:“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哗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认为世宗朱厚熜在执政之初所作之事皆为利天下之大事,收益颇广,随后期崇尚道教以致国事荒废,但仍称得上是“中材之主”,对其评价颇高。中国明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说道:“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明世宗嘉靖皇帝在整个明朝17个皇帝中,他是应该有作为的皇帝,他上朝不久就发动了一个大礼仪。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政治运动吧,这个大礼仪把朝廷上下的官员全部牵扯进去了。”高度称赞了世宗朱厚熜对于吏治的变革。

但作为一个晚年沉迷道学,以荒废国政,致朝廷萎靡、社会混乱的君主,批判之声也存在。中国近代清史学家孟森就说道:“嘉靖迷信方术,用事之臣都靠迎合邀宠得幸,全国正直之士被压抑打击,官僚士大夫的风气、习尚就此大大恶变。士风败坏,一代政治也就没有希望了。”毛泽东主席更是十分直接地说道:“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表达对其修道以致国家混乱的批评;著名作家卜键更是满怀遗憾地说道“家国牵羁,六趣牵缠,世宗的生命旅程因之错综芜杂,也因之增色减色,因之充满希望与失落,充满追求与幻灭,充满期待,也不乏惆怅。”“要之,这是一位禀赋甚高的帝王,是一个学者化的皇帝,一个有责任心、敢担当的君主。世宗人品端正,才情卓著,只是多走了些人生和治国的弯路。”

家族成员

父母

父亲

朱祐杬朱祐杬(1476年—1519年),朱见深朱见深第四子、孝宗朱祐樘[zhū yòu chēng]异母弟、世宗朱厚熜之父,生母为邵宸妃,妻为蒋氏。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七日薨,武宗初赐谥“献”,正德十五年(1520年)四月初三日葬于显陵,后世宗追谥: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睿宗。

母亲

慈孝蒋皇后蒋氏(?—1538年),北直隶大兴(今大兴区)人,兴献王朱祐杬的王妃,世宗朱厚熜之生母,世宗即位后被封为皇太后;嘉靖十七年(1538年)二月薨,谥为“慈孝献皇后”,后被追谥:慈孝贞顺仁敬诚安天诞圣献皇后。

兄弟姊妹

姊妹

永福公主(1506年—1525年),世宗朱厚熜胞姐,《万历野获编》记载为世宗生父睿宗(追尊)兴献帝第二女,《明实录》记载为兴献帝第三女,嘉靖二年(1523年)下嫁邬景和。

永淳公主,世宗朱厚熜胞妹,世宗生父睿宗(追尊)兴献帝小女儿。最后下嫁谢昭

堂兄

武宗朱厚照(1491年—1521年),汉族,明朝第十位皇帝,孝宗朱祐樘长子,在位十六年,年号正德;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死于豹房,谥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庙号武宗,葬北京昌平康陵。

后妃

皇后

陈皇后(1508年—1528年),世宗朱厚熜第一任皇后,北直隶大名府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人,都督同知陈万言女。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惊悸堕娠而崩,时年21岁;穆宗朱载坖即位后,上尊谥曰孝洁恭懿慈睿安庄相天圣肃皇后,合葬世宗,享太庙,迁葬永陵。

张皇后(?—1537年),世宗朱厚熜第二任皇后;嘉靖七年(1528年),被立为皇后;嘉靖十三年(1534年)正月初六,被废黜;嘉靖十五年(1537年)闰十二月,薨,葬于金山,世宗下令葬礼按李忱时废后吴氏的规格进行,即用妃子的葬礼埋掉,且无谥号。

孝烈方皇后(1516年—1547年),世宗嘉靖帝第三位皇后,南直隶应天府江宁区(今江苏南京)人;嘉靖十三年(1534年),被立为皇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病逝,谥孝烈皇后。穆宗即位后,于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上尊谥曰孝烈端顺敏惠恭诚天卫圣皇后,别祀弘孝殿。

孝恪皇后杜氏(?—1554年),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区(今北京市)人,世宗朱厚熜康妃,穆宗朱载坖生母。嘉靖十六年(1537年),生世宗第三子,即穆宗朱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杜氏逝世,年约40岁,谥为荣淑康妃,葬金山区;穆宗即位后,上谥:孝恪渊纯慈懿恭顺赞天开圣皇后,并迁葬永陵。

嫔妃

荣安惠顺端僖皇贵妃(?—1540年)阎氏,世宗朱厚熜皇贵妃,皇长子朱载基太子朱载基之生母。嘉靖十二(1533)年八月生皇长子朱载基:嘉靖十九(1540)年正月六日薨逝,追封为慧贤皇贵妃,谥荣安惠顺端僖皇贵妃,葬于天寿山世宗皇贵妃太子墓园。

靖妃卢氏(?—1588年),世宗朱厚熜的妃嫔,世宗第四子景恭王朱载圳之母。嘉靖十六年(1537年)三月二十九日,生景王朱载圳;万历十六年(1588年),卢氏高龄去世,葬在悼陵。

端妃曹氏(?—1542年),世宗朱厚熜端妃,宠妃之一,进士及第后任福建三明知府曹察之女。嘉靖十五年(1535年)册为端妃;嘉靖二十一年(1541年),世宗于曹端妃处过夜时,遭遇“壬寅宫变”,被诬陷,凌迟处死。

子女

儿子

朱载坖朱载坖(1537年—1572年),明朝第十二位皇帝,世宗朱厚熜第三子,生母为康妃杜氏,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三日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崩,朱载坖入承皇位,改元隆庆。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穆宗朱载坖病逝于乾清宫,庙号穆宗,谥号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葬于明十三陵清昭陵

女儿

常安公主朱寿(1536年—1549年),世宗朱厚熜长女,生母为端妃曹端妃,嘉靖十五年(1536年)八月十五日生,九月十五日赐名朱寿媖;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七月二十一日薨逝,时年十四岁,未下嫁,追封常安公主。

宁安公主朱禄(1539年—1607年),世宗朱厚熜第三女,生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五月十二日,生母为端妃曹氏,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三月十九日,下嫁于李和,后生子李承恩;穆宗即位后,进封大长公主。

存世追思

秘密择陵

世宗朱厚熜死后葬于清永陵。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浩大的永陵制造工程开始,是其在位时营建的“寿宫”,但其卜选陵址却是在嘉靖七年(1528年)皇后陈氏去世之时。当时,嘉靖帝命辅臣张璁及兵部员外郎骆用卿等人为陈皇后选择陵地,同时,他也在秘密地为自己的陵地做准备工作。

葬于永陵

明永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阳翠岭南麓,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及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由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间长,所以嘉靖皇帝的清永陵修建规模仅次于明成祖的长陵,迄今保护较好。

永陵大约经过七至十一年的经营,永陵营建大体告成。建成后的永陵与前七陵相较,确有两大独特之处。首先,是规模宏大。在古代,陵园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陵园殿台、明楼及宝城规则。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永陵宝城直径为81丈,恩殿为重檐七间,左右配殿各九间,其规制仅次于长陵,而超过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其裬恩门面阔五间则与明长陵相等,其后仅定陵与之同制。另外,永陵的方院和宝城之外,还有一道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其制“壮大,石之缜密精工,长陵规画之心思不及也”。外罗城之内,左列神厨,右列神库各五间,还仿照深宫永巷之制,建有东西长街。古人设计了外罗城,以便将皇妃们埋葬于外罗城之内,其布葬的位置则拟在宝山城之外,明楼之前,亦即明楼前左右宫墙之外,左右相向,依次而。后来,世宗的皇妃们的墓地虽然没有按原议定的方案,修在外罗城内,但外罗城则按原定计划修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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