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8:47
《柏油娃娃》是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作品。故事发生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已退休的白人糖果商瓦莱里安·斯特里特携年轻貌美的续弦玛格丽特和黑人忠仆西德尼、昂丁英夫妇在加勒比海中的爵士岛上休养。黑人男子森因谋杀其妻落难岛上，无意中闯入瓦莱里安宅邸并邂逅了西德尼的侄女贾丹，不久双双坠入爱河。但由于经历迥异，价值观悬殊，他们改变和“拯救”对方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最分道扬，小说也以森寻找贾丹之途结束。《柏油娃娃》是一部描写人物追寻自己文化身份的小说。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森和贾丹都在试图寻找自己的身份。
《柏油娃娃》“塑造了一对固守各自文化信念的黑人青年男女，他们对生活道路的抉择折射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以及黑白两种文化的冲突。”吉姆·莫里森深刻地认识到美国黑人遭受到的两次奴役：先是白人贩卖到美洲充当奴隶的“肉体奴役”，继而是被白人竭力将其文化逐渐泯灭黑人古老质朴传统的“精神奴役”。“肉体奴役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是南方黑人的贫困潦倒和处处隐含种族歧视；但是，“精神奴役”却是造成非洲文化逐渐流失的根源所在。这里的“精神奴役”就是暗指白人通过自己的价值观逐渐的影响美国黑人。在《柏油娃娃》这部小说中，在这种“精神奴役”之下，就出现了黑人男女主人公的两种极端做法——“全面白化”（贾丹）和“全面黑化”（森）。
富有的白人糖果商沃勒润·斯特里特（Valerian Street）退休后与妻子玛格利特，黑人仆人西德尼和奥丁夫妇居住在加勒比海的骑士岛上。西德尼的侄女贾丹（Jadine）受沃勒润资助在巴黎主修艺术史，完成了大学学业，并成为一家杂志的封面模特。一天，贾丹到沃勒润家里做客，遇到闯入沃勒润家的黑人逃犯森（Son）。两人坠入爱河，到纽约开辟新生活。但森与纽约的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坚持要贾丹随他回到他的故乡佛罗里达州州的埃罗（Eloe）居住。而贾丹在埃罗又处处感到难堪与不适。两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念使他们先是相互吸引，随即冲突不断。在意识到两人难以弥合的分歧后，贾丹悄悄离开了森。故事在森寻找贾丹的开放式结尾中结束。
《柏油娃娃》这部小说将背景设置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名为“骑士岛”的小岛上暗示着：无数白人殖民者正是通过使用加勒比海的原材料蔗糖和可可豆
殖民地通常是指从18世纪起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了独立权力，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其管辖的地区或国家。而后殖民通常是指在20世纪虽然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过不懈的斗争已经结束了从前屈辱的殖民统治，但跨国资本主义对这些国家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潜移默化的殖民渗透，造成这些非西方国家仍旧维持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受西方霸权国家控制的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致力于从政治、历史和文学等层面批判殖民时期结束后，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西方霸权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东方主义、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因此，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强调的是一种话语批判和文化政治批评。
后殖民主义小说的《柏油娃娃》揭示托妮·莫里森在反思后殖民时代的黑人文化身份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由于美国是唯一一个由前殖民民主政权变成殖民强权的国家，它的情况与其它前殖民地国家与宗主国的关系有显著不同。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殖民者先后在北美洲东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随着美国战争的爆发及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而成为美国最初的13个州。其后美国经济和军事迅猛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因此美国与前宗主国英国的关系不存在事实上的后殖民关系。
数百年来在美国国内却存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最初被英国殖民者贩卖到美洲沦为奴隶的非洲黑人在蓄奴制的暴力下继续遭到南方白人种植园主的奴役和剥削。也就是说，美国南方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一个殖民地，白人种植园主与黑人奴隶构成了事实上的殖民关系。而在南北战争之后蓄奴制已经被废除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黑人仍然在经济上受到残酷的剥削，在政治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在社会公共领域遭到无所不在的种族隔离。这种后殖民关系的形成，与美国殖民统治者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密切相关。
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与英国殖民主义相伴而生的意识形态，鼓吹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本质上有优劣之分。作为“优等”种族的白人生来具有创造高级文明的生物本质，而黑人作为“劣等”种族则无力创造和掌握高级文明，因而“优等”种族注定要统治和奴役“劣等”种族。在这种殖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文化侵略下，美国黑人不仅在肉体上遭到奴役，而且在精神上受到白人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使一部分黑人相信本民族文化劣于白人的主流文化而产生自卑、自贱和自毁的心理，逐渐弃了古老质朴的黑人文化传统，全盘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因此可以说，美国的黑人问题是美国国内殖民主义的问题。美国已经从殖民地国家变成新殖民地国家。美国国内的黑人在自己的国家承受着被殖民的痛苦。
森
森——黑人文化的传承者
小说开头描绘了黑人青年森从某个地方因为某种原因来到了加勒比海的骑士岛上。森因为发现妻子对自己的背叛而误杀了妻子，作为逃犯他偷偷登上了一艘小艇，最后跳入海中，经过一番挣扎之后来到加勒比海的骑上岛上。然后闯入了白人瓦莱里安·斯特里特的家中。托妮·莫里森将森描绘成“没有仪式的人；没有受洗，没有割礼，没有参加过葬礼，没有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没养育过孩子。没有财产，没有家园。”在八年的逃亡生涯中，他不停地变换工作，她当过力工、小贩、海运易燃易爆物品的非法劳力、雇佣兵、舞男、路边歌手等。森四处漂泊的生活实际上代表了在白人主流社会中大多数美国黑人受歧视和剥削的现实。
一方面森的漂泊不定体现了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森本人也无法接受白人主流社会出人头地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作为非洲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拒绝接受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物质主义，不想按照贾丹的愿望和安排在某个行业有多少成就。他频繁地变更工作，从另一角度讲，这也正是他抵抗美国白人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在他眼中，白人的世界精彩而无奈，他对白人文明拥有的舒适安乐全无兴趣。他总是尽可能地避开同白人接触。他极端抵制白人，他认为白人和黑人的利益永远是对立的：“黑人和白人根本就不应该坐下来一起吃饭，有时，他们可以一起干活，但不应该一起吃饭、睡觉，或生活在一起”。四处漂泊的森实际是通过不断地变化找寻着自己生存的根基以及自己作为黑人的文化身份。这种寻找也就是代表各美国黑人的“寻根之旅”。小说中森被描绘成一位漂泊者，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他的故乡埃罗一直是他精神的港湾。埃罗是未被外面的物质世界影响和改变的黑人社区，只有在埃罗，森才能感到一种归属感。
长年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改变他的黑人性，只有在黑人生活的天地里（埃罗），森才会有一种自在的感觉。按照托妮·莫里森的描绘，读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森是黑人永远的儿子，是黑人传统的真正继承人。他用自己的方式一直在寻找黑人的民族之根。
贾丹——“文化孤儿”
贾丹受白人资助在巴黎这样的现代化都市接受教育，头脑中已经满是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因而当她与森坠入爱河以后，她想让森同样受瓦莱里安资助通过职业训练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这种观念正是森极度鄙视的白人价值观，因此两人文化价值观念上的不同信念最终使两人分道扬镳。贾丹由于受欧洲白人文明的影响，已脱离了她原本属于的那个种族的特性。她面临着身份问题。她成为了文化孤儿——忘记了她祖辈的遗产即她自己的文化遗产，而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标准。
贾丹代表着这样一类黑人：他们患有严重的“脱离症”——忘记了他们的过去。她拒绝了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她认为“巴勃罗·毕加索比伊图玛面具要强。”伊图玛面具是非洲的一种原始工艺品，毕加索从中受到启发，开创了现代派艺术。贾丹对白人文化的热爱和崇拜已使她成为白人文化的封面女郎。她知道自己越来越空洞，不真实，特别是遇见穿“金丝雀黄色连衣裙的柏油似的皮肤”的女人，“那女人中的女人——那位母亲/姐妹/她，那个难以摄像的美人”。而那女人也意识到贾丹的表里不一，她“双唇微启，便从齿间喷出一道唾箭，直到胸下和便道上。”黄衣女人对贾丹的唾弃暗指黑女人对贾丹背叛黑人文化的痛恨。当她同森一道去埃罗时，她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同她有着相同出身背景的黑人进行交流的能力。
贾丹在黑人生活的世界中找不到归宿感和安全感，在贾丹眼里，埃罗如同“中世纪奴隶的笼子”，是一个也许有历史，但却不可能有未来的地方。她借机大肆夸耀欧洲白人教育，鄙视森没有教养。她认为只有纽约才是属于“黑人妇女的城市”，因为只有那里，黑人妇女才可以享有他们的权力。小说的结尾暗示，她回到巴黎去继续融入白人的世界，为迎合白种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去回避自己的黑人身份。
通过对贾丹和森的介绍和剖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森所代表的是众多黑人世世代代保持的传统观念，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里，没有归属感，无法接纳白人文化，主观上他们不愿被白人同化，因此成了边缘人，找不到情感上、观念上的认同，只有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子中，正如小说结尾所暗示的那样，森踏上岸，像兔子一样消失的丛林当中，显然这里的丛林指的是黑人的民族文化，所以不难看出，森继续走在追寻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路上；雅丹则代表己经被白人同化了的一代黑人。表面上看，森确实是黑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而贾丹也确实背离了自己的民族之根。进一步来说，森也陷入了一个绝对的误区，他全盘的否定了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俨然成为了一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一点是不足取的。森身上的“柏油特质”和作为一名黑人的“双重意识”严重阻碍了森个性的全面发展，而正是这样一种偏激的民族观念，也许最终会阻碍黑人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柏油娃娃》的主题思想即反思后殖民时代美国黑人文化身份以及黑人与白人的文化冲突，以及黑人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怀疑和追求。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钱德拉·莫汉蒂在《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中认为应拓宽后殖民理论的解读范围。她认为“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指地缘政治上的实体，即“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与东南亚、中国、南非等构成非欧洲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其二指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黑人、拉丁人、亚洲人及土著人，其中一些人同地理上界定的第三世界有历史的联系。她的看法揭露了美国国内存在殖民统治的社会现实。
种族歧视和文化霸权造成美国黑人双重身份局外人的境地。身份的困惑给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黑人带来的是一种灵魂上的终身折磨、情感的扭曲和文化的错位。有些黑人因此产生了自卑、自贱、自弃的心理，为能够在白人主流社会争得一席之地而痛苦挣扎，另一些黑人则在白人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下摈弃了黑人文化的优秀传统，转而迎合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还有些黑人对白人和以白人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表现出极大的怀疑、厌恶、蔑视和仇恨。托妮·莫里森作为美国黑人女作家，实际上处于一种双重边缘化的地位：既是黑色人种的一员，同时又是一位女性。这一双重的“边缘”身份使她深切地感受到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的生存现实和心理困境的灾难性影响。
在《柏油娃娃》中，她通过塑造一对固守各自文化信念的黑人青年男女对生活道路的不同抉择，探讨了黑人文化与白人主流文化之间既相互对立排斥又补充融合的复杂关系，并为现代美国黑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追寻提供了反思的空间。这正是她超越众多后殖民作家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柏油娃娃”来源于一个黑人民间传说：有个农夫种的白菜经常被兔子偷吃，因此他就用柏油和松油做了一个人形娃娃，用来诱捕兔子。兔子见到这个柏油娃娃，就和它打招呼；见柏油娃娃不理它，兔子觉得失了面子，就很生气地用脚猛踢柏油娃娃，结果兔子的脚被粘在柏油娃娃身上；为了脱身，兔子拼命用手打，结果双手也被粘在柏油娃娃身上；兔子越想挣脱开，结果被粘得越紧。后来有只狐狸过来，兔子大声喊叫道：“别把我扔在荆棘丛里，我怕刺。”狐狸不知是计，带着整人之心把兔子从柏油娃娃上取下来，扔到荆棘丛里。兔子天性不怕荆棘，因此一下子得以脱险。
托妮·莫里森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设置单一的小说背景，而是使人物穿行于不同的地点。这种变换的空间策略与小说所要讨论的人物的文化冲突、身份困境密切相关。地域、性别、身份的交织使莫里森强有力地解构了殖民主义文化机器鼓吹固化身份，以此来维系殖民统治的险恶用心。莫里森将这部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加勒比岛具有深刻的用意。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1974年发表了《空间的生产》一书，认为每一种特定的社会都历史地生产属于自己的特定空间模式。社会空间不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平台，而且是一切社会力量相互介入、抵触、纠缠与冲撞的场所。受其影响，美国社会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生产过程。他将资本主义的空间塑造与资本流动、劳动力雇佣、信息运作、以区域为基础的政治关系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地理是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之间内在矛盾的结果。空间的重组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
《柏油娃娃》这部小说将背景设置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名为“骑士岛”的小岛上暗示着：无数像沃勒润这样的白人殖民者正是通过使用加勒比海的原材料蔗糖和可可豆，并雇佣加勒比海当地廉价的黑人劳动力才得以腰缠万贯的。白人资本家对利益的追寻促使他们将生产的空间组织转移到能够牟取暴利的加勒比地区。小说开头以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因为殖民者过度开发，自然景观遭到破坏的加勒比小岛。托妮·莫里森写道：“当来自海蒂的劳工到这里开辟土地的时候，天空中的云朵和水中的鱼儿相信世界的末日来临了”。见证了数代殖民者剥削的加勒比河流被描绘成一条“贫穷的、受辱的、心碎的河流”。它最终干涸形成了一片沼泽。小说将背景设置在加勒比地区，有力地控诉了白人殖民统治者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化过程。
后殖民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地域和迁移的极大关注。约吉塔·高游在“托妮·莫里森《柏油娃娃》中流散的性别”一文中认为，这部小说的空间置换强有力地印证了流行于理论界的流散的概念。在流散理论中，民族、族裔、身份、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概念，必须在跨民族关联中加以考察。移民、旅行、移位等行为使人们超越了单一性的身份和单一性的视角，是跨民族思维和实践的体现。这种理论与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观点相契合。巴巴反对西方主流文化霸权鼓吹的优等/劣等、白人/黑人等二元对立的逻辑，主张一种民族间的对话与协商。
《柏油娃娃》正是这样一部描写人物在不同的空间移动，追寻自己文化身份的小说。小说开头便描绘了黑人青年森从未知的某处到了加勒比海的骑士岛。他因发现妻子的婚外情而误杀了妻子。作为逃犯的他偷偷闯入了白人沃勒润的家中。托妮·莫里森将他描绘成“没有仪式的人：没有受洗，没有割礼，没有参加过葬礼，没有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没养育过孩子。没有财产，没有家园”。他不停地变换工作，在八年的逃亡生涯中他当过力工、小贩、海运易燃易爆物品的非法劳力、雇佣兵、舞男、路边歌手等。森四处漂泊的命运实际上代表了白人主流社会中大多数美国黑人受歧视和剥削的状况，但另一方面他本人显然也并不认同白人主流社会出人头地的价值观。
作为非洲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拒绝接受美国主流社会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并不想在哪个行业有多少成就。这也正是他抵抗政治的策略之一。他试图在空间的移位中找寻自己作为黑人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为什么他与杰丹无法走到一起的深层原因。杰丹受白人资助在巴黎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受教育，头脑中已经满是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因而当她与森坠入爱河以后，她想让森同样受沃勒润资助通过职业训练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这种观念正是森极度鄙视的白人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念上的不同最终使两人分道扬镳。如果说，美国殖民统治阶级用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衡量其他族裔，是一种带有种族偏见的民族主义，那么森作为黑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则同样走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这一点也可以从森在不同空间旅行的过程中得到印证。虽然在小说中森被描绘成一位漂泊者，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他的故乡埃罗一直是他精神的港湾。只有在埃罗，森才能感到一种归属感。而在纽约这样的现代都市中，森感到无所适从。其根本原因正是森在对待黑白两种文化的关系上走向了极端。作为非洲传统文化的守望者，他无法容忍白人主流社会的任何价值观念，将黑人文化传统与白人主流价值观念完全对立起来。换句话说，他是以非洲中心主义的观念对抗欧洲中心主义，走向了另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
埃罗所代表的乡村与纽约所代表的现代都市在森看来是完全对立的，因此他没有办法在城市的空间中找寻自己认同的文化身份。他尤其不能理解在纽约大都市里的黑人：“如果他们是这些年他心目中的黑人的话，那他自己又是谁呢？”显然，森对美国黑人的理解是本质主义的。他将黑人的文化身份视为纯粹的、同质性的，因而拒绝黑人与白人的文化传统相融合。
美国的当代社会现实契合了霍米·巴巴关于文化身份相杂的理论：民族文化之间的杂糅在当今世界是如此地广泛和深刻，民族文化要保持其鲜明的独特的民族性已成为不可能。美国黑人被割裂的双重意识应当得到整合。他们要意识到美国黑人的黑人性与美国性并存于黑人的意识之中，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作出明确的划分和割舍。与森相反，适应巴黎和纽约都市文明的现代女性杰丹却无法容忍埃罗的保守与落后，尤其是埃罗的黑人社群对女性的物化。
埃罗小镇的女性观念相当传统，认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的角色应局限在家庭和性角色上。例如，森的前妻被认为“拥有弗罗里达最好的阴户”。当杰丹来到小镇后，她被森的朋友们看作是森“赢来或偷来的一辆卡迪拉克”，是森的战利品。作为黑人民族主义者的森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显然也具有性别歧视倾向。他用“看门人、家中荡妇”等词来称呼贾丹，将贾丹的身份局限在性角色上面。埃罗小镇的妇女们也把贾丹的独立看作是对埃罗社群的威胁。因此，贾丹感到难以容忍埃罗小镇强加于自己的女性角色。其中，最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是贾丹在埃罗的一个夜晚梦见了一些夜幕中的黑人妇女向她展露她们的乳房。这一意象暗示着这些黑人妇女在集体向她展示哺育者的威力，以消除贾丹身上来自白人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埃罗小镇的居民仍然持有男性霸权社会将女性视为“第二性”的思维定势。这种性别的二元对立思维导致了社会空间的等级分配：属于私人空间的女性应服从占据公共空间的男性。对于这种落后和封闭的思想，贾丹感到难以妥协。一向喜欢独立、流动、不安分的她只能在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中，或者在旅行中的飞机上才能找到自我认同的感觉。
黑人女权主义者苏珊·威利斯曾经说：“对于黑人妇女小说中所写的旅行，不能仅视作作者为便于串联情节事件而使用的结构技巧，应该联系过去，整体地理解穿越空间的概念，把它与历史的展现于个人的意识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样在一个地理空间中旅行就有了深广的意义，它就是一个女人走向认识自我的过程”。可以说，贾丹就是在不同的空间旅行中追寻自我的意义。
莫里森对传统的空间划分进行了解构。在传统的城市空间中，女性被圈置在家庭这个私人空间中，很少有空间的自由移动权。但莫里森所刻画的贾丹却是一位在城市空间中游刃有余的都市女性，而森相比之下却是一位固守黑人传统文化身份的男性。托妮·莫里森一反将女性作为文化承载者的传统叙事模式，而把森刻画为坚守固态的黑人文化身份的卫士，使空间带有明显的性别色彩。埃罗是男性的天下；杰丹则在巴黎和纽约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空。被性别化了的城市空间似乎更加容忍像贾丹这样的现代女性，而森只能在象征传统的埃罗小镇发现自我，成为乡村的驻足者。不同的空间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氛围，而一旦发生空间的错位，便产生身份的焦虑。
莫里森采用这样的空间策略，意在说明像贾丹这样摒弃黑人文化传统，全盘接受主流价值观念，或者像森这样固守黑人文化传统，完全拒绝白人的文化观念都是行不通的。正像托妮·莫里森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那样：“在《柏油娃娃》中，如果你同意贾丹的非常现代的价值取向，你必定会失去什么。另外，如果你像森那样只追寻历史，不能接受任何现代的东西，你也会失去什么。最满意地解决办法是寻求某种平衡。
现代美国黑人的文化身份不是单一的，同质的，也不是本质主义的。他们既要继承黑人文化的传统，又要吸收白人文化的精华。因为对于美国黑人来说，他既是黑人，同时也是美国人。黑白文化的杂糅在美国社会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柏油娃娃》中，托妮·莫里森对固态的文化身份提出了质疑，这还体现在她对小说中其他一些黑人形象的塑造上。莫里森通过这些人物控诉了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恶果。黑人在长期被奴役被殖民的过程中，在白人强势文化的潜移默化下，逐渐认同了白人殖民者对黑人他者性的定型性描述，认为黑人民族劣于白人种族，为白人统治者服务理所当然，因而出现了黑人内部接受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贬低和嘲笑其他黑人的现象。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一书中谈到“定型不仅仅是现实的错误再现。其根本原因是被殖民者被否认了差异的可能性，而这种差异的可能性可以将黑人从肤色/文化的固态能指中解脱出来”。《柏油娃娃》中白人雇主沃勒润家中的黑人仆人西德尼和奥丁就是这种“定型”的人物。
西德尼主动迎合白人主流文化的价值观，鄙视代表黑人文化的森。在森闯入雇主沃勒润的家中时，他手持枪杆面对自己的黑人同胞，捍卫白人雇主全家的安全，并以非常鄙视的态度宣称“我就是《费城黑人》这本书中提到的费城黑人。我的家人开杂货店、当教书匠而你的家人还在修脸好让别人能分辨出谁是谁呢”。西德尼在这里显然认同了白人殖民者的思维模式、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用白人殖民统治者的眼光来看待黑人逃犯森。这种白人的价值观念使他产生了对黑人自身的等级划分。他自以为高于其他黑人一等，将白人雇主屋外的黑人仆人吉登（Gideon）称为“园丁”。同样，奥丁也认同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妇女在白人雇主家中充当黑人保姆的定型描述。她将白人女主人玛格利特的厨房看作是“自己的厨房”，并任由白人女主人篡改他们的名字，将他们夫妇二人称作“鱼王”和“比乌拉”。这种对黑人的他者性描述使有些黑人形成一种自轻自贱的自卑情绪并视之为理所当然。这说明在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下，以西德尼和奥丁为代表的一些黑人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急于获取白人的价值观念。
早期的后殖民理论家弗朗兹·法农认为这是一种病态心理，这一类的黑人充其量获得的不过是个“白面具”，而他们的“黑皮肤”是漂不掉的。托妮·莫里森通过这些人物严肃批判了种族主义内化产生的恶果，解构了黑人文化身份的同质性，为美国黑人如何正确地反思自己在时空中的定位提供了思考的空间。托妮·莫里森作为非裔美国人，深刻体会到数百年来黑人在被迫被嫁接到西方文化土壤后，由于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被一再拒绝、排斥而造成黑人双重意识、双重身份，成为永远的边缘人和局外人的可悲境地。因此在其作品中，她以非凡的想象力与洞察力批判了西方殖民统治者在强势的政治、经济力量的支持下对黑人实行种族主义政策、愚民政策、文化欺骗、主流意识形态渗透等手段，同时探讨黑人重建黑人文化传统的可能性。尤其在《柏油娃娃》中她对空间策略的有效运用，对于后殖民主义时期的美国黑人对抗单一的、本质主义的黑人文化身份具有重要意义。
设立悬念与诱发联想
悬念是读者对小说中人物命运、个人遭遇和情节发展所持有的一种关切和期待心理。它是小说的一种写作技法，同时也是作者邀请读者参与故事欣赏、激活读者兴趣的重要艺术手段。悬念的基本特征是“提出问题，引起读者的注意，通常在冲突或高潮结束时提供答案，消解读者的谜团”。托妮·莫里森在《柏油娃娃》里设置了大量的悬念，不但从艺术上扣人心弦，而且还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从悬念在该小说中出现的位置来看，莫里森所设置的悬念可以分为三类：“开篇即悬”、“篇中设悬”和“篇尾仍悬”。莫里森在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就采用了“开篇即悬”的艺术策略，造成盘马弯弓之势，把读者的心抓住不放。她的“开篇即悬”表现在作品封面的标题上。
莫里森《柏油娃娃》这部小说的题目在读者心目中率先形成悬念，激励读者去分析小说人物，探究谁是小说中的“柏油娃娃”：是黑人青年森（Son）、还是黑人女模特贾丹（Jadine）？在这部小说里，森认为自己的生活经历就是这个传说的翻版。“森把自己比作兔子，把瓦莱里安看作是白人农夫，指责贾丹是白人世界里不会思考的工具。”森认为贾丹是其生活中的“柏油娃娃”，她用美貌诱惑他，导致他不能自拔；森越想离开贾丹，结果越离不开她。然而，贾丹却把森看作是其生活中的“柏油娃娃”，把自己比作兔子。可是，贾丹却是一只能从“柏油娃娃”上挣脱而出的兔子，使贾丹脱离“柏油娃娃”的“狐狸”就是她头脑中积淀极深的白人文化。贾丹虽然出生在黑人家庭，但由于父母早亡，她跟随叔叔一家生活在一起，在白人瓦莱里安家长大；之后，在瓦莱里安的资助下，她到法国读了大学，从事模特儿行业。她小的时候曾受黑人文化的影响，但长大后，因移入白人文化的稀释，黑人文化对她的吸引力就大为降低。实际上，托妮·莫里森描写的“柏油娃娃”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指黑人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如杨敏所言：“这个柏油孩子是一个很飘忽的概念，评论界也一直对此有不同的解读。
作者通过这个诱惑加抗拒的形象，表达出她对黑人现状及其原因更深入的思考。”读者们的不同解读加大了这个悬念的扑朔迷离之感。“篇中设悬”是指在戏剧、小说等叙事类文学中，为了有效吸引观众和读者，让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被有意悬置、延宕下来，等待下文交代才会明确的一种情节设置手段。从阅读的角度而言，它是指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读者对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很想知道但又无从推知的一种急切期待心情。“其作用在于引起读者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走向产生极大的焦虑感和阅读期待，从而增强故事的吸引力，使情节在一张一弛中形成波澜。它具体表现为设疑与释疑。”这种悬念经常与伏笔重合，其具体特征是在文中引起悬念，然后在下文会出现解释或照应悬念的话语。
莫里森设置的最具争议的“篇中设悬”悬念是森躲进玛格丽特（Margaret）房间的衣橱里的目的。西德尼（Sydney）和昂戴恩（Ondine）认为森是想强奸玛格丽特，但森坚决否认；玛格丽特固执地认为森想强奸的是她，但贾丹却认为森不会对年老的玛格丽特感兴趣。森究竟想强奸谁的问题就构成一个悬念。原来，森跳海来到骑士岛后，先是被瓦莱里安庄园漂亮的房屋所吸引，后又被贾丹的美貌所吸引。他每天晚上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就潜入贾丹的房间，在夜晚的黑暗中悄悄地欣赏她的美貌。有一次，他刚到楼上，适逢有人来，他只好躲进就近的房间，这个房间碰巧是玛格丽格的卧室。这个事件引起的悬念导致多个人的误解。玛格丽特对森的强奸企图带有某种愉悦心理层面上的认同，在她看来：如果有人企图强奸她，这就说明她的女性魅力尚存。而贾丹对玛格丽特自称差点被强奸的说法，非常不满。她觉得自己年青漂亮，森要强奸的对象是她，而不是玛格丽特。此外，莫里森还把瓦莱里安的身世问题设置成另一个“篇中设悬”的悬念。
瓦莱里安童年时家宅的后面有个洗衣房，一名黑人老妇常年在那里洗衣为生。父亲去世的那天，瓦莱里安去看望那名黑人妇女。当他告诉她关于其父的事后，她就叫他帮她洗衣。洗衣虽然很辛苦，但他心里很快乐。之后，那名黑人妇女很快被解雇了。那名黑人妇女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这也构成了一个悬念。几十年过去了，瓦莱里安退休后来到骑士岛，他在平时居住的温室附近也修了一个洗衣房，但仅是摆设而已。那个洗衣房成了寄托哀思的一个象征物。那名黑人妇女原来是他的亲生母亲，但在种族歧视严重的社会环境里，他们不敢相认。在《柏油娃娃》中，托妮·莫里森设置的第三类悬念是“篇尾仍悬”。她把这种悬念设置在该小说的末尾部分，引发读者对小说主人公命运的猜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莫里森撰写了最有特色的“篇尾仍悬”悬念是关于森的最后归宿。盖迪恩（Gideon）觉得森和贾丹是两条道上的人，劝他放弃贾丹，但是森不愿意。最后，特丽丝主动提出由她驾船送森去骑士岛。虽然特丽丝（Therese）是盲人，但她能根据海潮的规律驾船。由于当天雾太大，能见度很低。最后，他们的船停靠在骑士岛的另一侧，离瓦莱里安庄园还有很远的路程。当他登岸时，特丽丝在其身后大声喊道：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加入岛上的荒野盲人骑士部落；一是去瓦莱里安庄园询问嘉甸的下落。特丽丝可能是盲人骑士部落的后人，她希望森加入骑士的行列，回归黑人的文化传统。森跌跌撞撞地上了岸，他的视力也开始下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特丽丝的愿望能实现吗？但是，在该小说第九章的末尾部分，森发现贾丹已经离开宾馆，在桌上发现了一个装有很多照片的信封。莫里森叙述道：“他（森）凝视了信封一会儿，然后才打开信封看。里面是她（贾丹）在埃罗的路中间拍摄的照片。比尔·特里丝、小比尔·特里丝、‘士兵’的妻子、‘士兵’的女儿。她看上去很傻。艾伦，笑容甜甜的艾伦，他总是觉得漂亮的人儿。她看起来傻呼呼的。他们都看起来傻呼呼的，没有阳光，没有生气，死气沉沉的。”从森对这些照片看法的改变表明他已产生了与家乡的疏离感，似乎预示了森不找回贾丹誓不罢休的想法。
在《柏油娃娃》末尾处，森的抉择成为一个悬念：森会加入盲人骑士的行列，还是继续寻找嘉甸呢？小说在森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就戛然而止了，引发读者的发散性思维和多重想像的空间。正如史敏所言：“托妮·莫里森留给读者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让读者参与思考，寻找自己的结论。
莫里森在这部小说里设置的悬念贴近生活，富有情感色彩，大有摄人之魄、揪人心肠之势，给其小说增添了无穷的解读乐趣。莫里森的悬念来源于伏笔，但又超越伏笔，进入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她运用伏笔形成悬念，在这部小说中有时对即将出现的人物或事件预先做出暗示，当该人物或事件在一定的场合出现时，就形成悬念；有时，她运用伏笔提出悬而未决的问题，即运用伏笔暗示出某种不同寻常的情景的底细，又不急于披露，使其呈现出悬而未决的状态，产生更大的悬念，从而使问题的答案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虽然不能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但是却造就了另一种叙事效果，使作品笼罩上一层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色彩，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想空间，作者把释疑的工作交给了读者。
悬念迁移
悬念迁移是指在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过程中读者对作家设置的悬念的一种认知性情感，有正向和负向两个发展方向。一般来讲，悬念迁移的程度和取向取决于作家的意向表达和读者本身的作品解读能力和寓意领悟能力。悬念的正向迁移是指悬念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顺应读者的思路，向着读者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在《柏油娃娃》中，森到贾丹的房间实施性骚扰，但贾丹没有做出强烈的反抗，也没有及时向庄园主瓦莱里安告发。这为森进一步接近贾丹，并最后获得嘉甸的爱情打下了伏笔。读者通过上下文和两个当事人的对话和行为，能够感知到他们关系的发展会朝着读者期盼的方向发展——成为恋人。在另一点上，贾丹随森到达森的家乡埃罗后，被安排单独住在姨母家，因为当地的习俗不允许未婚同居。这埋下了她不满南方黑人乡村生活的伏笔。后来，在姨娘家的那间卧室里嘉甸半夜梦见许多过世的和现世的女人来骚扰她，这使她越发难以容忍男友家乡的生活环境。这些不满情绪为他们两人的最后分手打下了水到渠成似的伏笔，使悬念的发展与读者心目中所期盼的结果相吻合，满足了读者的鉴赏预测感。
悬念的负向迁移是指悬念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背离了读者的思路，向读者期待的相反方向发展，使读者产生出乎意料的情感，从而深化悬念的艺术魅力。在《柏油娃娃》的第一章里，森被当作小偷和强奸嫌疑犯抓起来，由管家西德尼押送到庄园主瓦莱里安面前。按常理，庄园主应该立即报警，让警察来把森抓进大牢。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瓦莱里安吩咐西德尼把森安排在客房居住，并且允许他和主人一起吃饭。瓦莱里安的这个决定背离了读者的期盼心理，构成小说悬念的负向迁移。他为什么会对这个小偷这么好呢？这又形成了一个悬念。原来，就在此事发生的前一天晚上，他梦到了离家出走、多年未见的儿子迈克尔。一见到被当作小偷抓起来的森，瓦莱里安觉得这人的笑容很像其梦中见到的儿子，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心理移情。因此，他决定把森当作儿子的化身来对待，紧接着安排仆人盖迪恩和特丽丝带森进城理发、买新衣服。悬念的正、负向迁移表明莫里森在悬念设置上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有助于发展悬念，逐步激起读者的求解心理。她的悬念在伏笔中的巧妙运用让貌似简单之语都不简单，整部小说几无废笔，故事情节显得轻松自然、浑然天成，却又让人不觉，这显示出托妮·莫里森在伏笔和悬念的有机结合中所呈现出的精深构思和独到匠心。不管悬念如何迁移，莫里森的悬念中有一条以嘉甸和森的关系发展为代表的主线；虽然这条主线上的许多寓意只是隐约可见，但当故事情节展开来的时候，莫里森用悬念中的伏笔预先对读者做些暗示，使情节渐渐清晰，让读者从表面上看似无任何直接关联中发现其中的玄机，从而在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时不至于感到突兀，能适时明白莫里森的创作意图。
伏笔重重与柳暗花明
从叙事学来看，伏笔有显与隐之分，即有些伏笔比较显露，有些伏笔则有些隐蔽，不轻易让人们看出伏笔的痕迹。托妮·莫里森在《柏油娃娃》中使用的伏笔有伏有应，伏得巧妙，而且前后照应。她的伏笔往往设置在读者不经意处，信手拈来，看似闲散之笔，但与后文的照应一呼即显力量，给读者以出其不意之感。莫里森在这部小说中采用的伏笔可以分为命运伏笔、象征性伏笔、性格伏笔和介质伏笔。在《柏油娃娃》中，命运伏笔是莫里森在叙述人物命运的过程中通过对成长遭遇、个人爱好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铺垫性描写，阐释内外部因素对人物命运的形成性影响。在该小说的第一章里，玛格丽特整日精神不振，忧郁满面，时常酗酒。瓦利连（瓦莱里安）不仅对待黑人冷漠，对于小自己22岁的妻子玛格丽特，也仅仅是贪其美色，同时又嫌弃她低微的出身，与她的关系十分疏远。为了保持其白人雇主身份，瓦利连阻止妻子去厨房和昂丁（昂戴恩）交往，因为厨房作为下人活动的场所，其空间表征的含义是低贱的，致使玛格丽特性格孤僻，无人交往，精神变态，甚至发展到以虐待自己和瓦利连的儿子来报复瓦利连。她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同样是令人窒息的。
当故事发展到第六章，读者才得知，玛格丽特的心病是不满当年没有爱情的婚姻，后悔早年对迈克尔的虐待。当年的错误造成母子终身难以消除的隔阂。玛格丽特对无爱婚姻的厌恶情结和无奈心绪为她用别针刺婴儿迈克尔的屁股和用烟头烫迈克尔的行为打下了伏笔，而迈克尔仇恨父母的心结又为其圣诞节不回家的事件打下了伏笔。象征性伏笔是指作者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把人物经历过的事件与情节后续发展的关联性联系起来，凸显一些物品或地域对人物后来行为的象征性暗示或影响。在小说的第一章，森第一次上岛遇到的鳄梨树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这个树上的果子可能有毒，可能无毒。最后由于饥饿难忍，森还是吃了树上的鳄梨。这表明森在饥饿状态下无论多么危险的选择，他都敢做。这为他以后爱上嘉甸打下了伏笔。森一见到贾丹，就像触电似地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女人的美貌所引起的性饥饿导致森忽略了他们两人在道德伦理、世界观和人生追求方面的巨大差异。在这一章的另一处描写里，贾丹的寝室里放了一本时尚杂志，封面人物就是时装模特儿贾丹。杂志封面肖像是现代社会时髦和前卫的象征。作者在不经意中描写这本杂志的出现，看起来是闲笔，读到下文就会茅舍顿开。贾丹崇尚出人头地的美国价值观，而她的男朋友森却对发大财、读大学或找体面工作的白人价值观没有什么欲望。
这些描写为两人关系的最后破裂打下了伏笔，贾丹抛弃森之举也呼应了这个伏笔。性格伏笔是指作者通过交谈、评述和旁证等手法来介绍人物性格，使人物性格对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发展形成影响。
在小说的第九章，森开车送姨母罗莎到教堂礼拜时，贾丹和绰号为“士兵”的朋友呆在家。“士兵”提及了森的性格特点，他认为森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容忍不了被人控制或约束的生活。他还说，森的前妻也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两人本来就不适合结婚。然而，贾丹也是个性极强的人物，不愿过被人控制或约束的生活。贾丹和森的独立人格为两人的最终分手打下了性格伏笔。森和嘉甸在世界观、人生追求和价值观方面难以调和。嘉甸受过大学教育，喜欢过大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而森只喜欢南方乡村小镇的宁静；嘉甸希望森去上学，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或者做生意，开拓自己的事业。但森对读书和做生意都不感兴趣。因此，贾丹认为森胸无大志，懒惰自满，还停留在奴隶制时代的黑奴意识，没有自我和发财意识。森希望贾丹和他一块回家乡过平淡的生活，而贾丹发现自己难以在南方的社会环境里生存下去。最后，贾丹决定离开森，回到巴黎，去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贾丹返回欧洲的行为与托妮·莫里森描写他们两人心态的性格伏笔形成照应。
介质伏笔是作者安排某个事件或人物为下一个事件或人物的出现打下的伏笔。没有它，下一个人物或事件的出现就会显得突兀，并缺失相应的逻辑性。在小说的第十章，贾丹在上飞机回巴黎之前，在机场卫生间里碰到了在里面做清洁工的阿尔玛·厄斯提（Elma Estee）。阿尔玛是盖迪恩和特里丝的女儿，曾在瓦莱里安庄园当过勤杂工，所以认识贾丹。他们的相遇为森到骑士岛寻找贾丹打下了伏笔。森被贾丹抛弃后，从纽约一直追到了法国女王港。在这个地方碰到了盖迪恩一家。阿尔玛回家后，把见到贾丹飞回巴黎一事告知了森。由于森不知道贾丹在巴黎的具体住址，因此，决定乘船到骑士岛去找西德尼和昂戴恩询问贾丹在巴黎的详细住址。如果没有阿尔玛与贾丹相遇的伏笔，森就不会产生去骑士岛的打算。这个伏笔起到了粘连前后两个事件的介质作用，建构故事情节发展的逻辑性。
总之，伏笔在《柏油娃娃》中藏而微露，积而后发。这是作者在小说情节结构安排上的匠心独具之处，既不使读者一下就看出作者的用心而感到平直，又能让读者入胜其中而玩味叫绝。这四类伏笔，应当说是小说情节冲突得以发生、发展直至高潮的四大前提条件。她的伏笔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具有穿插性或点缀性的特征，体现出作者的艺术功力，因为这些伏笔恰好是“作者巧妙艺术构思的生动体现”。这些伏笔使叙事流畅、顺理成章，产生出奇制胜的表现效果，起到了隐而后发、画龙点睛的独特功效。
托妮·莫里森通过《柏油娃娃》这部小说揭示了作者本人的文化理想：黑人文化即非洲文化和白人文化的和谐发展。为了黑人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未来的命运，美国黑人必须寻找第三条道路。在当今世界所倡导的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美国黑人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对待本民族和白人文化的态度。她表明，非裔美国人的“双重意识”不应成为黑人自身发展的障碍，美国黑人民族的发展需要在继承发扬黑人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接纳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并将其进行重新的整合、更新和接纳。在本民族的发展进程中，黑色文明和白人文化和谐发展，把黑人文化逐渐发展成集世界文明之大成却又保持自身黑色文化底蕴的灿烂文明。莫里森的这种理想也应该具有更加广大的普遍意义，对于整个人类向和谐社会迈进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王春艳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美国著名作家。曾在兰登书屋担任高级编辑，后赴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9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爵士乐》、《天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