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1:18
《活着》是余华于1992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其代表作之一，首次发表在《收获》第6期“中篇小说”栏目；1993年11月，单行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4年经过作者余华的补充，使之成为12万字的长篇小说，同时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单行本，是余华创作的转型之作。
《活着》讲述了主人公徐福贵命运起伏的人生故事，展示了人的命运的不可把握性和荒谬性。主人公福贵是个旧社会的败家子，滥赌丧尽家财后，以下半辈子的血泪来偿赎前半生的荒唐。小说的重心即是福贵回忆自己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在战争、动乱、灾难、疾病所造成的艰难岁月里见证了亲人相继死去。小说最后，孑然一身的福贵只有老牛为伴，而他还殷殷地以家人的名字唤着老牛。
《活着》揭示了福贵这样的普通人在面对难以抵御的苦难中不断遭受着命运对他的肆虐打击，却依然保持人性的美好，把一个时代的反省上升到人类抽象命运的普遍意义上，表现了余华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小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典范之作，颇受读者关注，小说不仅在中国出版发行并且出版到越南、日本、法国、美国、韩国、英国等多个国家。
中国90年代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快速调整，文化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大众话语权得到了提升，市民话语和知识分子个人话语互相渗透，反映在文学界就是大众文学得到飞速发展，属于精英文学的先锋小说不再为大众所热衷，作家们开始重新关注人的文学，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对现实生活予以积极的回应和自觉的思考，涌现了很多表现人们现实生活的作品。余华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转变自己的创作方向，把自己对于时代和人民生存状态的反思写进作品《活着》中。
20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对文学解禁的时代”，随着诸多文学期刊的复刊以及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余华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外国经典小说；1988年余华参与了北京首届“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在学习中，他关注到了社会的变化和20世纪90年代的新潮思想，开始被动的改变自己之前的实验性小说文体写作方式。面对众多的文学作品，余华博采众长，将许多作家的叙述技巧结合自己的理解转化成具有自身风格和特质的创作，比如弗兰兹·卡夫卡的自由的叙述和川端康成对于细节的关注和描述，这些技巧都融进了《活着》的创作中。
余华的父母是医护人员，从小就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住的宿舍楼对面就是太平间，他在童年时期经常接触死亡，这让余华早就没有了一般孩子对死亡的害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余华的生死意识，进而影响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使得余华在其作品中总不乏对各种死亡的叙述。
余华的创作受到心理紧张与现实关系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余华的创作都充满着愤怒和冷漠，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开始意识到作家应当以超然的眼光看待世界，作家的使命是向人们展示高尚。在这样的心态影响下，余华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这首歌启发了余华创作小说《活着》。
《活着》中的叙述者“我”是个民间歌谣的搜集者，因下乡采风结识了老农福贵，并由此得知福贵一生悲惨的遭遇。福贵是个旧社会的败家子，年轻时顺应自己的本能而活吃喝嫖赌，不敬老师、羞辱岳丈，也不理会父亲的忠告；原先家里有两百多亩地，经父亲挥霍只留下了一百多亩，后来徐福贵滥赌成性，中了别人的圈套，输掉了所有家产，以至于家道中落变为耕田为生的农民，父亲也因此郁郁而终。父亲的去世使福贵清醒过来，决定改邪归正，穿着粗布衣服，租了五亩田地，在田地里辛勤劳作，在艰难困苦中与妻子陈家珍勤俭持家，互帮互助。
不久，福贵的母亲病了，家珍给了福贵两块银元让他去城里请郎中来，但他在城里被国民党大兵抓去当了壮丁，战败后被解放军俘虏并给他盘缠让他回家。回来后知道母亲病死了，女儿发了一次高烧后就不会说话了。回来的福贵正好遇到了土地改革，分到了五亩地，他和家珍仍然互相扶持着，种地、养家畜，日子还算安稳，儿女也一天天长大了，为了省下一些钱让儿子有庆去上学，福贵给女儿找了户人家送走了。思念亲人的女儿凤霞跑了回来，福贵和家珍都不舍得送走女儿，一家人又团圆了。
一九五八年，村里成立了人民公社，小福贵家的五亩地和铁锅都归了人民公社，一家人开始去村里的食堂吃饭，这时候的家珍变得虚弱无力，身体越来越不好了，食堂很快散伙了，生活越来越艰苦，福贵拿着家里仅有的积蓄买了一头小羊，但饥荒的到来，这只小羊也被牵去换了四十斤米；粮食吃完后，家里的四个人只能挖食用野菜，去地里掘番薯，喝凉水充饥，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收割稻子以后，家里才有粮食。家珍的病越来越严重，后来儿子有庆又发生了意外，给产后大出血的校长献血的时候被一个不负责的医生过量抽血而死，而校长的丈夫竟是福贵在中国国民党军队时的战友春生，悲痛的福贵瞒着妻子把有庆埋在田地里。
几年后，女儿凤霞嫁了人，和丈夫二喜安稳的生活在一起，不久后凤霞怀孕了，但生下孩子后，大出血死了，家珍承受不住儿女双亡的巨大悲痛也去世了。剩下的只有福贵和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祖孙三代相依为命了几年后，二喜在工地上出事也死了，剩下了一个外孙。和外孙生活在一起几年后，生病的苦根因为饥饿，一次吃了半锅豆子被噎死。小福贵失去了最后的亲人就买了一头老牛，并给它取名为福贵，和老牛一起种田、活着，老牛成了他生活中新的寄托。
徐福贵原本是地主家的公子哥，因为滥赌败光了所有家产，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他租地种庄稼，穿粗布衣，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开始和家人过上了实实在在的庄户日子。但不幸的是他的家人相继去世，只剩下徐福贵一个人。面对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徐福贵并未选择低头，而是用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去忍受生命中的苦难，坚韧地活着。福贵从一个混沌无知、毫无德性的浑少年到超越功利、生死，最后变成一个超脱生死的人。
陈家珍是徐福贵的妻子，她勤劳、善良、逆来顺受。陈家珍原本是陈记米行的千金，嫁给徐福贵之后就不得安生；徐福贵天天沉迷吃喝嫖赌，败光家产后她也不离不弃，没能与其“同甘”，却心甘情愿“共苦”。在徐福贵被抓去做壮丁的两年里，她独自撑起飘摇的家，最后因病去世。陈家珍用其柔弱的身体承受了生活所加诸的种种苦难，有着宽容与坚忍的特点，在她的身上体现着中国女性所最为真挚的情感。
徐凤霞是徐福贵的长女，像她的母亲陈家珍一样勤劳、善良，每天努力干活。徐凤霞七八岁时发了一场高烧后聋哑了，十七岁时为了省钱供弟弟读书被送走，后来自己跑回家，徐福贵也不愿再把她送回去。经过村里队长介绍，徐凤霞与万二喜结婚，不久因难产生下万苦根后大出血而死。
徐凤霞在其短暂的一生当中几乎将人生的全部悲苦都经历了一番：疾病、贫苦、离散与死亡。徐凤霞面对这样的磨难，她无法用声音去表达，只能默默地、一次又一次地流下辛酸的泪水，以这种无声的方式哭诉自己的苦难与悲情。
徐有庆是徐福贵的小儿子，他单纯、善良、懂事、勤快。徐有庆每日早起割草喂家中的两头羊，喂完才急忙去上学，即使是办起人民公社之后这两头羊充公了，他依旧割草喂养。除了喂羊，徐有庆还要干自留地中的活，他每日往返于城里的学堂，还要兼顾干活，就这样练就了他的跑步速度。当学校校长，也是县长的妻子难产时，学校集合学生去献血，徐有庆跑得很快第一个到了医院，验了许多人只有他的血型合适，医院里的人为了救县长的妻子，硬生生把徐有庆抽血抽死了。在苦难的家庭背景成长下的徐有庆，自小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成熟和善良。
万二喜是徐凤霞的丈夫，是一个好女婿，忠厚老实、孝敬父母、与妻子恩爱相守。风风光光地迎娶了徐凤霞，直到多年以后，仍旧有人记得徐凤霞出嫁时候气派的场景。万二喜婚后十分心疼妻子，但不久徐凤霞就难产而死，留下了万苦根，万二喜独自抚养万苦根长大，万苦根四岁时，万二喜在搬运工作中被两排水泥板夹死。
万苦根是徐凤霞和万二喜的儿子，因为生下来母亲就去世了，一直都是父亲抚他。苦根懂事、可爱，给徐福贵苦难的一家带来了新生的希望，但因为家里贫困，很少吃豆子，后因为福贵的粗心，吃豆子过多而死。
我是小说最早出场的人物——采风人，既是故事的倾听者，也是故事的推动力，成为了旁观者故事的合音。到农村采风的年轻人在初夏下午傍晚听老人福贵回忆人生，讲述自己一生的图景。因为采风人的出现，福贵有了想要说话的欲望，以旁观者的视角解读福贵的感情，从这一角度让福贵的人物形象变得丰富。
春生是福贵在中国国民党军队时的战友，聪明有胆识，为人讲义气。在打仗时和福贵关系最好，在战斗被围时能想到用胶鞋来煮米饭，在寒冷的夜里去死的兵身上扒衣服取暖，福贵快饿死的时候爬出坑道给他找饼吃，两人一起经历了战争的艰难；后面加入了共产党军队，解放后成为了县长，文革时期被打成走资派并遭到批斗，不堪重负下自杀了。
小说《活着》讲述了福贵的人生故事，民国时代的他被抓壮丁成为战争的炮灰，大跃进、文革时期的贫苦导致的妻死和子女亡，社会时代给予他的苦难是深重的，但穷困、被拉壮丁都没有击倒他对生活的信念，然而亲人的接连逝去给福贵带来了最深刻的苦难与折磨。在福贵这里，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展现出活着即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
福贵在文中是一个受难者形象，以一个普通人的立场上直面并忍受苦难，这种苦难超越了政治、民族、文化的局限，是一种恒在的苦难，是人无法逃避的、与生俱来的苦难。但这种宿命式苦难的书写表现的是人类承担苦难的品性。苦难叙述不是余华的目的，他执着表达的是像福贵这样的人的承担能力。以乐观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这就是余华发现的“真理”。无论抗争还是忍受，都是人的自我承担，而不是对社会和命运的怨天尤人。
在《活着》中余华呈现出了一系列的灾难和死亡，但支撑人物行动的信念是乐观、朴素的；对人性善的发掘取代了对人性恶的展示，超然、平和、幽默的叙述基调取代了冷漠的叙述态度，体现出了余华深厚的人道主义力量和悲悯情怀。一方面没有对福贵遭受的灾难进行激烈控诉，没有对历史作沉痛反思，而是写了磨难中的亲情和友情，展现了人性的善和美，小说中的每一个亲人，从父亲、母亲、陈家珍甚至到幼小的万苦根，都懂得亲情的温暖，他们每一个人都支撑了徐福贵对苦难的忍受；另一方面小说中没有痛彻心扉的嚎叫，没有血与泪的控诉，只有福贵对孤苦生活的坚持,对苦难的宽容区对亲人逝去的哀伤的忍耐。在《活着》中余华用悲悯的力量救赎着善良而普通的平常人。
《活着》中徐福贵并没有将苦难和打击变成无尽的怨言，反而将苦难默默承受，用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的苦难和死亡，这体现了道家的生死观和生存之道。道家认为人类由生到死是自然而然的，如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样，所以人们不必为生而喜为死而悲，应顺随大道的演化，坦然地去面对生死的问题。福贵面对亲人的一个个死去，他能够坦然对待，他对于死亡的感受与领悟，已达到了对生与死的乐天安命，表现出的顺世重生、听天由命和逆来顺受与道家提倡的生存原则不谋而合。
在叙事结构上，小说采用双重的叙事结构，由讲故事的“我”（福贵）和听故事的“我”（采风青年）两位叙事者交替叙事，产生了两个叙事者，还由此引入文本的叙事视角和故事的叙事视角。作者从“我”的角度，直接向读者叙述自己十年前去农村采风的所见所闻，而在这些所见所闻中一个孤寡老人“徐福贵”的一生的故事最为吸引人。福贵的人生故事是由福贵自己来讲述，因此“我”既是故事的倾听者，也是故事的推动者。在小说中“我”和“徐福贵”分别叙述自己的故事，而在“我”的故事中，又嵌入了徐福贵的人生故事，双重叙事使《活着》呈现出多层次开放的文本效果。
《活着》的主体小说叙事中采用的是福贵的第一人称叙述，作家和“我”（采风人）都不做主观性介入，尽量让福贵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将话语权还给小说人物。这样的安排能表现作家对小说人物、命运、心理以及生存上的透视与观照，利于接近现实、贴合读者心理，提高了作品的现实与深度。
在《活着》中余华让福贵自己来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故事，将话语基调建立在福贵的农民式生存背景上；小说里福贵的设定是一个因为是地主家儿子念过三年私塾但仍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又因为小说其实就是他在讲自己的故事，所以在讲述自已的故事的时候应该是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余华摒除了一切知识分子的叙事语调，摒除了一切鲜明的价值判断式的表达，小说语言呈现出一种最朴素、最简洁的审美特征，也使整个叙事呈现出高度的完整性和简洁性。
小说的老牛具有丰富的隐喻含义，是具有象征性和哲理性的意象。牛和福贵都是孤单的，忍受着一切艰辛和痛苦，在小说中这头牛是福贵精神状态的对应物，所象征的就是福贵，更象征了中国千千万万受尽苦难却依然盎然挺立的老百姓，隐喻了作家余华的人文情怀以及他对生存与死亡的思考。此外，小说中自然环境的描写也具有象征意义，小说描写了充满阳光的下午和“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的傍晚，余华用阳光的消失象征生命的终结，用自然的客观规律的不可逆转来说明从“活着”走向“死亡”的必然，用夕阳的美丽象征“活着”的意义。余华借助象征的手法表现自己对人类与人性的深度探索，从而显现出“更为广阔的意义”来。
小说《活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优秀先锋作品。最初是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在1992年《收获》杂志刊发，随后受到张艺谋将其改编成电影时提出的建议启发，1993年改写成长篇小说并出版单行本；据统计，截止到2019年，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突破了2000万册的销量。2002年《活着》获第三届世界华文“冰心文学奖”；2008年获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2018年9月，《活着》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部经典长篇小说之一。
《活着》将现代的文学手法运用于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当中，同时还吸收了中原地区传统文学的某些技巧，让“先锋”真正从精英走向了大众。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活着》是一次对传统樊篱的突破，是一次思想和艺术的创造性解放。
1992年，《活着》被译成德语在德国出版，1994年被译成各种语言相继出版，该小说拥有德语译本、法语译本、日译本、西班牙语译本、韩文译本、英文版等译本；《活着》在1998年荣获意大利最高的文学奖一一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Grinzane Cavour Prize）。2004年3月余华因小说《活着》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极少数享有很高声誉的艺术家才有资格入选。
《活着》的各语种译本赢得国际上多家主流媒体的盛赞，如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美国的《合众国际社报》、法国的《世界报》，深受西方读者欢迎。除了小说影响广泛，许多国家还不断进行《活着》的话剧演出，比如2014年《活着》改编的话剧《人生：活着》将在韩国舞台上演，7月17日起至8月7日在大学路金东秀剧场上演，反响热烈。
在中国学术界，《活着》这部作品收获了不少学者高度的评价。一部分学者认为《活着》福贵的形象展现了大于文学的普通人生存的意义，让读者对文学的真实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活着》表现出的批判性和鲁迅有着共通之处，是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作品。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一文中指出：在《活着》中尽管血腥与死亡的主题依然充塞全书，但却发展出另一种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余华变得积极，“我们可由此汲取浅薄的道德教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认为“《活着》是一个罕见的极简主义例证，而正是这样一个极其简练和平白的叙事，却取得了意外丰富和多义的效果。”余华“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处理方式与态度”上，体现出了他的哲学思辨，“他在保持了小说叙事的朴素简洁的同时，完成了对于复杂历史内容的寄托或影射”。
1998年1月31日德国《柏林日报》评价《活着》的价值无法用任何评论的词语来形容，“伟大”这个词在这本书面前也显得渺小。1998年7月5日德国《每日镜报》刊文称余华正是用自然地向他人告知某事的坦诚交流的方式，跨越了国家和种族的界限达成了互相理解，在此意义上，《活着》是他完成的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1998年8月13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文评价《活着》：“这部小说把我们带到了中国，我们不只是期望获得有关人种学和社会的情况。我们希望了解我们能够理解并追寻的一段历史和人类命运。小说作家余华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为传统的读者提供丰富的人类历史，没有忽视好学的读者。”2008年5月9日法国《世界报》认为余华既有海明威又有司汤达的风格。2010年5月10日西班牙埃菲社称《活着》被认为是现代中国的经典之作”。2010年5月10日西班牙《阿贝塞报》评价《活着》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典范。
日本学者釜屋修评价这本书：“余华笔下的中国草民随时要面临不期而至的死亡，他们对生的渴望执着而令人心痛，整部作品贯穿着余华对他们的深切关怀。”日本作家加藤幸子称这本书：“这部小说就是作者对从中国大地汲取生命力量的祖辈们的敬意。”
1994年张艺谋执导，葛优、巩俐等主演的电影《活着》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在1994年第47届夏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人道精神奖等奖项。
2006年上映的由朱正指导的33集电视连续剧《福贵》豆瓣评分高达9.5分，进入豆瓣电视刷评分前五名，有评论称其为一部难得的优秀影视作品。
2008年冬天，孟京辉做出了将《活着》搬上话剧舞台的决定，四年后黄渤、袁泉等演员携手导演孟京辉在舞台演出话剧《活着》，2013年，话剧《活着》获壹戏剧大赏年度大戏奖，2014获丹尼奖最佳剧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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