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6:01
王仲殊（1925年10月15日- 2015年9月24日），是当代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兼及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王先生先后受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名誉教授、德意志考古学研究院通讯院士、日本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冲绳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等，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王仲殊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兼及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多次在河南省、北京、湖南省、陕西省、山西省、河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四川省各地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其成果见于有关的发掘简报和正式的发掘报告。曾应邀赴埃及、黎巴嫩、叙利亚、苏联、越南、阿尔巴尼亚、伊朗、秘鲁、墨西哥、美国、日本、韩国等外国进行访问考察，在大学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专题讲演；归国后撰作访问记或有关的论文，在美国出版由讲学的讲义编成的专著，在日本则发表历次讨论会上的许多演讲稿，分别编成专书出版。王仲殊先生于2015年9月24日去世。
王仲殊于1925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中华民国时期。他的父亲是一位高中汉语老师，也在中国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天一阁工作。受父亲的影响，王仲殊精通古代中国文学和历史。在日本侵华期间，他被迫逃离家乡成为难民，并在逃亡中完成了中学教育。二战结束后，王仲殊于1946年被中国几所顶尖大学录取，选择进入了自己家乡浙江省的浙江大学，在那里师从历史学家谭其骧，擅长中国历史和日语。1949年，共产党赢得了国共内战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大学正在新政府的重组中，根据谭其骧的建议，王仲殊决定转入北京大学。1950年7月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师从夏鼐，该研究所的副所长，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78年以来，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1982年接替夏成为所长，并一直任职到1988年。曾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委会副主任兼《秦汉考古》主编，又任《辞海》编委会委员兼分科（考古学）主编。1988年至1998年任第7、第8两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王仲殊先生说，研究考古学，包括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学，一定要写作学术上有所创新的论文，而写论文的关键在于选题。题目选定了，论文就等于完成了一半。但是，选题应具备下列3个最主要的条件，缺一不可：（1）这个题目在考古学上是有重要或比较重要的意义的；（2）别人没有做过这个题目，或者虽然做过，但论述不够充分、全面，甚至论点有误；（3）本人掌握的资料齐全，有能力写作以此为题的论文。这样，除了熟悉属于最基本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古代文献记载的书籍以外，应当广泛阅读中国和外国学者的许多著作，包括及时检阅国内、国外有关刊物上发表的各种新发现的报导及新的相关论述，才可为自己的论文选题找到线索和可靠的依据。
王仲殊先生的职业生涯是在重要历史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50年10月，他在河南省辉县参加了他的第一次重大考古发掘，重点研究夏鼐指导下的汉代墓葬。从1956年到1962年，他是长安汉都的主要考古学家。1964年，王仲殊负责了吉林敦化的渤海墓葬和黑龙江省宁安的渤海都城上京龙泉府的发掘。他对渤海项目的发掘报告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奖。他的其他重大发掘项目包括长沙市和满城区的汉墓。在满城，他发掘并研究了中山靖王和王妃的墓葬。1973年访问秘鲁时，被授予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名誉教授。197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授汉代考古学，英文讲稿以Han Civilization（《汉代文明》）为题，由耶鲁大学出版(1982)。1988年受聘为德国考古学研究院通讯院士，1990年以来被选为日本亚洲史学会常务理事，1996年获福冈县亚洲文化奖大奖。
作为重要的研究成果，王仲殊先生还有《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汉长安城宣平城门的发掘》《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考略》《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关于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被葬者》《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论所谓倭面土国之是否存在》《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关于吴晋时期的佛像凤镜》《吴县、山阴和武昌》《“青羊”为吴郡镜工考》《“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关于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盘龙镜》《试论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玻璃碗为吴时由海路传入》《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论日本的“仿制三角缘神兽镜”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比较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论琉球王国“万国津梁之钟”的制作地问题》《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等独著的考古学和古代史论文共约100篇。
王仲殊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成就表现在各个方面，归根到底，则是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的许多重要发现。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发掘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操作质量。特别是要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研讨、考究，乃至运用必要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出土的遗迹、遗物进行整理、测定、分析，在此基础上及时完成调查发掘报告的编著，并开展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他指出，考古学研究要充分结合文献记载，在历史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中尤其如此。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自当按各人的专业需求，择要阅读。要紧的是必须懂得文献史、目录学等，以便在繁多的古籍中寻求确切相关的记载，加以考核。在引用文献记载时，务必实事求是，力求准确，不可断章取义，切忌牵强附会。
王仲殊先生深切地体会到，古代中国境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久长，文化发达，与周边邻近地区关系密切，与远方的外国多有交往，这就使得作为世界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考古学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宏伟壮观的规模。正是由于中国的考古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才使现今的世界考古学得以具备比较完整、充实的体系。他说，无庸置疑，中国是考古学大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考古学，这当然是好事。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国考古学的同时，也应适当地研究外国考古学，其中包含中外交流考古学。这样，我们的国家更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考古学大国。他强调指出，中外交流考古学不限于以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遗迹、遗物为研究的依据，也要以外国境内发现的遗迹、遗物为论述的对象，在研究过程中皆须参证中国和外国的文献记载。中国学者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学，其优势在于通晓中国考古学，但也须熟知相关的外国考古学。对此，懂得外国的语言是必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