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永红 :贵州籍作家

更新时间:2024-09-21 06:18

田永红,笔名山月,男,土家族,1953年生,贵州沿河人,中共党员。省管专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协会会员,省“四个一批”人才,山峡大学武陵学院兼职,湖北民族大学兼职研究员,铜仁学院黔东文化研究员,铜仁地区作协副主席。

简介

1996年毕业于贵州省委党校经管系。1974年贵州省思南师范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到贵州省思南中学、思南第四中学任教,1985年调思南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任文化专干、副主任,1994年调任思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思南报社社长、总编辑,主任编辑。省管专家,省“四个一批”人才。三峡大学兼职教授。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经历

田永红长期从事土家族文化搜集、整理、研究及文学创作领导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较高的领导艺术水平。先后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乌江系列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并出版有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和民俗专著《走进土家山寨——贵州土家族风情录》、论文集《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复兴——土家族文化与乌江经济开发研究》、《剑锋杂谈》以及散文集《老屋》。参与撰写出版了《土家族文学史》、《土家族研究论文集》、《思南堂戏》、《思南苗族高台戏》等民族文化研究著作,并在《民族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学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吉首大学学报》、《贵州民族研究》、《民间文学》等杂志发表了学术论文40余万字,其作品多篇被编入国家多种文集,并获奖。

由于研究、创作和管理成绩突出,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被贵州省新闻出版局、省报业协会评为报业经营管理先进工作者,2002年2月被铜仁地委、行署授予铜仁地区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撰写的《黔东北土家族服饰文化》、《试论乌江流域经济开发的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走进土家山寨——贵州土家族风情录》等论著分别获得了贵州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二次、第四次和第五次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2年被铜仁地委、行署评为科技兴铜先进工作者。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走出峡谷的乌江》小说集,先是部分篇目被翻译成日语在日本发表,2002年又被评为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铜仁地区文学创作一等奖。

2001年12月由贵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走进土家山寨——贵州土家族风情录》28万字,该书以较为科学的方法,生动客观地描写和展示了贵州土家族风情,有其重要的史科价值和学术价值,丰富了贵州的民族文化研究成果,填补了贵州土家族风情学术研究上的空白。

2006年7月,出版书籍《实践.反思.成长》。

《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复兴》一书,2002年6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对日渐为外人瞩目的土家族文化和地域经济的研究,颇有功底,得到理论界的一致好评。

创作简论

在当代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田永红无疑是要占有一定地位的,他的文学创作独特而极具个性,成绩斐然。十多年来,田永红一直笔耕不辍,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众多乌江系列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及散文作品。

先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以浓郁的民族情和地域特色,细腻形象地反映了乌江沿岸土家人在迎接西部大开发中的心态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立即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几家新闻媒体进行了评价,部分篇目被译成日语在日本发表,于2002年获得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铜仁地区首届文艺创作一等奖,2003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文艺奖荣誉奖。

地域寓言的书写与建构

什么是地域寓言?学界尚无明确定义。笔者也无意去定义它,这里只对它的内涵做个探讨性质的说明。地域寓言,与通常意义上的“寓言”不同,它不偏重讲故事,而着力于对某一特定地域的地理特征、风土风情和人情人事的书写与审视。但它与“寓言”又有一定关联,作者讲述与记录下的“地域”具有“寓言色彩”,有鲜明的独异性,有作者的思索和特有的寄寓意在其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热衷于地域寓言的建构,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贾平凹的商州区莫言高密市李杭育的葛川江等,都很有特色。我觉得,当代乌江作家群对乌江风情的记录与“乌江”寓言的书写也毫不逊色。乌江,一条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河流。它挟带风雷之气,一路上开山辟岭,过峡穿壁,涌入长江乌江河是滇、黔、鄂、渝三省一市近2000万人民的母亲河。由它哺育出的当代乌江作家群,自幼与它耳鬓厮磨,对它的记忆刻骨铭心,对它的呈显水到渠成又异彩纷呈。田永红,一个喝乌江水长大的汉子,一个当代乌江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与其它众多优秀的乌江作家一样,将目光始终聚焦乌江,一生关注乌江。他的《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取材乌江,直面乌江,写乌江两岸的山川风物,写乌江人、乌江风土人情,其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地域寓言色彩相当突出。

1、乌江画卷的绘制者

乌江美,首先美在山水。对乌江水墨山水画的临摹、绘制是几代乌江作家的共同主题与自觉追求。作为乌江之子的田永红,当然也不例外。首先,田永红将乌江水的风情万种、千姿百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田永红的笔下,我们既可以看到乌江的诡异与奇崛:“灯走在古镇的小街上,在他眼前的是白浪滚滚的乌江,悠长的峡谷不断神秘地永远伸去,仿佛扭曲的悬崖绝壁的岩层,这映证着大自然以及人心的不可思议”(《信号灯》);又可看到它的狂暴粗野与男子汉的雄浑傲气:“乌江水流得很急,滩长而宽,晒席大的波涛,一涌一涌的,象千百匹马拥挤在一起飞奔而去,发出轰轰声响如火车开过”(《寻》)。在写出乌江冷峻凶险的同时,田永红也写出了乌江“蒙娜丽莎”式的美,乌江的温顺与宽厚:“乌江……进入一个稍宽一点廊场,喘一口气,就织成一块碧蓝碧蓝的地毯,似乎显得深沉而凝重”(《燃烧的乌江》),“天气好的时候,他站在高处,可以见到眼前这条蓝蓝悠悠的江,一直流进那蓝蓝悠悠的天空”(《湾里》)。乌江还有多情的月:“月亮出来了,又圆又亮……月光懒洋洋的……月光如洗……一道长长灿烂的月光……女人渐渐消失在白茫茫月光下……月亮高高悬挂中天……” (《炸滩》)。还有梦幻般的雾:“江上此时的雾,薄薄的,如蝉的翅膀,远远看去,像浸泡在红太阳里的纱巾”(《燃烧的乌江》)。乌江还有险恶的滩:“鬼王滩……水下坡陡浪高,水流湍急,漩涡山洞一般,如虎张开血盆的大口,水紧得要命” (《炸滩》);倔强的树:“横生在绝壁上的岩柏树,画了一道弧线,顽强地向上延伸,丈把高的枝杆,竟有碗口粗的根裸露在悬崖上” (《湾里》);悠长的峡谷与峥嵘的江岩。乌江人有“乌水梵山”的说法。乌江不仅水美,山也美。“雨后天晴,梵净山显得更美了。峰峦叠翠,云蒸雾腾” (《行走的婚床》),“莲花山是一个漂亮的地方,站在高处任何一个地方往下看,它都是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山》)。

更有特色的是乌江河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山寨。作者熟悉家乡的山水风貌,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对生养自己的民族土壤情有独钟,因此偏僻、封闭的土家族村寨是他大多数小说的叙事场景。圪??井、阳荷坳、湾里、老司城、仰天窝、鱼寨、峡谷镇、莲花寨……这一个个光鲜的寨名就透着浓郁的地域色彩。且看作者如何呈现这富有个性的山寨。“乌江支流的青龙河,走到这里开始发胖了,胖成诺大一个湖泊。从梵净山看下去,就像一个大脚盆,脚盆边上是两条腾龙走蛇似的黛青色的山脉,如刚洗刷过的双脚,脚背上就是黑麻麻的两个山寨,这山寨叫洋荷坳……这廊场柴方水便,田土肥沃,衣食不愁”(《刹广》);“一条名叫相思河的河流从中间穿过,(莲花)寨子就围着河畔建在观音的盘腿上,依山傍水,清一色的吊脚楼、石阶阳、石院坝,石巷子深不透底,飞雪下雨,行人打从上面踩过,湿不了脚”(《莲花山》)寥寥数语,乌江河边富有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山寨就跃然纸上。最让我惊叹的是对撑山鱼寨的刻画与雕琢:“撑山鱼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也是一个古老的渔寨,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象征。撑山渔寨就镶嵌在乌江深深的峡谷里。像撑山渔寨这种靠打鱼兴盛起来的山寨,在千里乌江上,不下于几十个……撑山渔寨,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和乌江边所有的渔寨一样,依山临水,水路更比旱路畅。寨子背后是光秃秃的悬崖峭壁……寨前是一汪蓝悠悠的乌江……盛产一种味美绝佳的鱼,它就是鲇形目。所以撑山渔寨又叫鲇鱼寨……寨子不过百来户人家,全是上好的木料修建的青一色吊脚楼……寨子中央有一条悠长的小街,街不宽,但特别悠长……这撑山渔寨的名儿,其实来源于一个传说……”(《撑山鱼》)山长水远,我好像来到了沈从文的“边城”世界与戴望舒的“雨巷”里,历史感、梦幻色彩与现实体验一股脑儿群集,民族地域特色及寓言色彩立时鲜明彰显,我不得不佩服田永红这支如之笔。

有人将田永红誉为“乌江通”,称他为乌江神奇壁画的绘制者,看来所言非虚。正是他这种风格鲜明的地域特征,使我们在文学版图上看到了一条风情万种的乌江,一幅布满地域文化特征的乌江画卷。

2、乌江风情的诠释者

以土家为代表的乌江河流域少数民族在农事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庆典仪式,都善于唱歌跳舞。一个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对此都会主动涉猎。乌江土家族作家林照文与我谈起过,他说当代乌江少数民族文学都受沈从文的影响,我深以为然。沈从文在他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系列小说,如《神巫之爱》、《凤子》等篇什中,对湘西土家族、苗族的习庆节日做了大量的横移融合,使作品增色不少。当代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群对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做了忠实的记录与自觉的传承,凸显了乌江地域民族特色。田永红是思南县乌江作家群的代表作家,长期在思南工作、生活,对以思南为代表的乌江风情非常熟悉。思南有土家族20多万,是构成武陵山土家族的重要部分。思南土家人有古朴的傩文化、悠久的花灯艺术,精美的工艺品,动听的山歌,多姿多彩的风情等。如伴随着生产劳动所产生的就有“打闹歌”、“薅草锣鼓歌”、“乌江号子”、“上梁歌”、“踩门歌”、“放牛歌”,狩猎活动以及伴随而产生的有“八音”、“打溜子”,吹木叶、花灯戏、龙灯、狮子舞、包谷灯、金钱竿等艺术。这些都显示出土家人的古风习俗对生产、生活和文艺现象的强烈渗透,无不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作为一个出生成长于乌江岸边的土家族作家,田永红将土家民族这些特有的农事习俗和节庆民歌有意识地揉进自己的小说,并对之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演绎与恰如其分地征显,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如《圪??井》中用洋洋洒洒2000多字的文学语言对“祭井”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傩忌仪式进行了再现与复活,读来很有点沈从文神巫之爱》的感觉;作品中还有对神秘的“拜傩母求子”仪式的交代,也很有特色。《燃烧的乌江》对“薅草锣鼓”热闹、活泼而又充盈着生命力的场景的临摹活灵活现,如在目前,让读者感到新鲜又好奇,整个作品也泛溢出生机与活力。还有《沉重的航道》中弄船人江神爷令人荡气回肠的“乌江号子”,且看作者如何写歌声:“歌声节奏厚重而缓慢,一句一转,一句一叹,每一句的尾音都拖得老长老长,直到被远远地悬崖碰落砸断,歌声就象闷雷一般在江里滚荡”,及《望江楼》对土家婚俗的细腻描写,和《行走的婚床》、《沉重的航道》、《炸滩》、《岩豹》等对充盈着野性、情欲的土家山歌的大量征用,都使得作品的艺术特色鲜明而突出。

民族情结的坚守与执着

艾青有一句话已成为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作为土家之子、乌江之子的田永红,生于斯长于斯,他对自己民族的感情弥笃深厚。他在作品中对土家人民的人性美好与传统美德作了深入全面地演绎,并作为自己自觉的言说选择和话语策略,将其内化成作品的一股基本理念与精神。

1、刚健自强的人格追求,发扬蹈厉的进取精神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自的民族心理特质,而民族心理特质是一个民族历史、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等的反映。思南等周边区域都是沟壑纵横,山多林茂,出门就要爬山涉水。由于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居住在这里的土家人民形成了诸多优良品质,刚健自强、自尊自立、敢于进取就是其中显著的一种品质。

田永红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对土家族的这一优良品质进行了充分地展示。《行走的婚床》以秀丽的梵净山为背景,以抬滑竿人的艰苦生活为生长点,淋漓尽致地演绎了巫江、巫海父子俩这两个抬滑竿的汉子“活得如此硬气、如此尊严”的性格特征。“像古树一样坚韧、顽强,正直向上”的巫江更是作者着意突出的人物。他见义勇为从乌江冒死救人不贪任何回报,要考上大学的儿子与他抬滑竿挣学费,对客人付的脚力钱不多求分文……这样,一个充满傲气、骨气的当代土家汉子就活生生呈现于读者面前,印于读者心中。还有《不朽的奏疏》刻画的“义士”田秋。《不朽的奏疏》写的是历史上的实人实事。主人公田秋出生于贵州思南府一土家仕宦书香门第,在明嘉靖,为了完成发展家乡教育,为家乡兴盛图强谋出路的心志宏愿,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奏上那千秋一疏。

刚健自强、发扬蹈厉,这是土家人的血脉和根基,代代相传。泰纳H在《艺术哲学》中说:“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子孙身上照样出现”。《端阳正涨水》中的翠翠和映泉,《山妹子的歌》的山妹子和牛牛,《走出峡谷的乌江》中的秀秀和阿峰,《圪??井》中的骆彪和秋秋,为了自主的人生和命运,这些土家的当代小儿女,大胆地进行爱与憎的追求。还有《沉重的航道》中的江神爷,《寻》中的徐梦,《信号灯》中的亮,《炸滩》中的黑牛等等,为了自己心中认定的信念,这些普通汉子可以舍命去追求。

俄罗斯天才评论家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曾说过:“衡量一个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 。从这一角度来审视,田永红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

2、崇力尚勇、富于反抗的民族气质

冯天渝先生曾说道:“一个民族文化的特质,或曰‘民族精神的标记’,既非造物主的赋予,也不是绝对理念的先验产物,而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P98)。土家是一个崇虎的民族,世代以白虎为图腾,因此土家人向来就坚韧顽强、富于反抗。《后汉书》卷八十六说:“板?J蛮(土家族先民)天性劲勇……”《晋书?乐志》云:“号板?J蛮,勇而好斗……其俗喜歌舞”。田永红自己就说过:“土家是一个‘天性勇猛’、‘剽悍尚武’的民族,崇武劲勇的精神已深深渗透入土家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创作中,田永红着意去突出了土家民族富于反抗的气质。《炸滩》中的黑牯牛性格坚毅、刚猛,从不服输,在龟王滩相继夺去了他妻儿的性命后,他的后半生就与这不知吞没了多少水上人的“鬼滩”卯上了劲,暗下誓言不炸此滩誓不罢休。在吃公家饭的航道工程队把乌江忘了的时候,黑牯牛拼了自己的老骨头,在一个月上中天的时候,与龟王滩同葬乌江。田永红在这篇小说中将炸滩行为渲染得惨烈异常,对黑牯牛这种骨子里的反抗意识进行了浓墨重彩地勾画铺排。《端阳正涨水》、《走出峡谷的乌江》、《圪??井》、《信号灯》中的主人公们或反抗家庭、或反抗强权、或反抗习俗,将反抗进行到底,反抗得轰轰烈烈。《古镇轶事》中的老疙瘩即使是观念落伍了,但血液里的反抗因子也永不会泯灭,为了缅怀那远去的摆渡生涯,宁愿身死以示决心。作者对这个乌江河上的老字辈人物既爱又怜,爱多于怜。就是连武陵山间的野生动物也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岩豹》中的豹子岩豹为了复仇与生存,将一幕反抗剧上演得荡气回肠。就这样,田永红将浸淫在土家人血脉间的那种勇于反抗、骁健坚忍的气质特征丰满地流淌于自己纸上,自信、自豪地展示于读者面前。

3、淳朴耿直、重情尚义的民族性格

土家族人天性质朴憨直、诚实厚道、重礼义且热情好客,“一般习尚,向称淳朴” ,旧志载:“邑中习气,乡村厚于城市,过客不裹粮,投宿寻饭无不应者。入山愈深,其俗愈厚”。

田永红在创作中对土家的这一民族性格也进行了呈显。《湾里》的斑老汉性格纯朴,不愿连累队里而宁愿搬到湾里跟羊们生活在一起,自享其乐;救江边落水人是凭着“要当替死鬼,他早就是了”的人生本份和信条在做。《沉重的航道》中的江神爷有着一个乌江人的善良天性,竟能原谅一个害自己“坐了5年大牢”、“一辈子吃尽了苦头”的大冤家“割一刀”;并要求“割一刀”将用于感恩赎罪的钱捐给学校,来造福子孙后代。这些人无所苛求,凭良心和本性做事,田永红有感于此,也深感于此。

评论家张韧有过一段这样的描述:“首先在寻根旗号下荟萃了一大批才华卓越的青年作家,他们各自开凿脚下的文化岩层,追寻人类的远古历史与蛮荒时代,观照了华夏之族的拙朴、粗犷、神秘的生命力和仁义礼让的传统道德,浸润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为‘中国小说能与世界对话’(阿城语)拓展了蹊径。”田永红不算是寻根作家,但他对自己民族的“善根”确实开掘很深、表现很浓。虽谈不上为“中国小说能与世界对话”拓展了蹊径,可至少为少数民族文明与中华主流文明的“对话”开辟了一道小径。

4、炽热奔放、忠贞不二的爱情婚姻观

土家等中国少数民族对爱情的态度历来比汉族更少藩篱,他们爱得炽烈、大胆,爱得豪爽、泼辣,也爱得忠贞、痴诚。土家山歌为证:“有情哥哥你听真,锣鼓一锤定了音,我如园中芭蕉树,年年换叶不换心”、“屋后园圃菜满园,苦瓜丝瓜好几行,郎吃丝瓜丝千里,妹吃苦瓜苦依栏”。

田永红在他的大部分小说中热情唱出了土家儿女的这一份痴情与痴心。《端阳正涨水》里的翠翠,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义无反顾地爱着映泉;《走出峡谷的乌江》里的船工女儿秀秀,面对着父亲的威逼和未婚夫牯牯的暴力,毅然与自己的心上人阿峰投向了山外的世界;《圪??井》里的秋秋,不屈从父亲的压力,一心爱着“叛逆青年”骆彪;《山妹子的歌》里的山妹子,在恋人牛牛牺牲在自卫反击战场后,对牛牛的爱仍坚贞不渝。田永红还在《沉重的航道》中刻画了江神爷对云的终生爱意,《望江楼》里土家姑娘成圆对江晨的一生相守,《钟点工腊梅》对残疾丈夫唐新的不离不弃。还有《燃烧的乌江》中春花与毛狗火辣辣的恋爱,《莲花山》中春与湖南哥滚烫烫的情欲,《信号灯》中亮对娥蛮横的爱。这些篇章不禁让我想起了沈从文在《雪晴》、《边城》、《阿黑小史》、《雨后》中所写的少数民族儿女情事,惊异于两代作家竟是如此的殊途同归。可能都是基于对本民族感情的深厚及对民族文化的珍爱吧。因为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结晶,它潜藏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最本质的秘密,对民族生活文化底蕴的开掘,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揭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民族文化的哲学沉思提供一定的参考值。沈从文通过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儿女原始野蛮的爱欲、情欲的直接呈现,提炼出了少数民族人性的本真与观念的素朴的哲学意蕴。大概田永红也是有着此意图的。

田永红还在作品中对土家人崇尚俭朴与艰苦奋斗的传统,如《湾里》的斑老汉、《行走的婚床》中的巫江父子生活上不图安逸,坚持自力更生;及重生歌死、乐观豁达、回归自然的生死观,如《炸滩》中的黑牯牛、《古镇轶事》中的老疙瘩以一种非常、从容的赴死来寻求与自己一生钟爱的江水永相伴随等,作了侧面的揭示。

立足于土家族和乌江流域,着眼于土家族的社会生活与土家族地区的山川风物,去着力挖掘和热情吟唱本民族的民族风情、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以诗样的语言集中表现土家族的整体艺术形象,一直是田永红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作为一个民族作家,他一方面把自己民族“少数”的生活状态揭示出来,形象地描摹了本民族的风物、风情、风习;另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田永红还在他的创作中反映了本民族的文化、思想、精神、情感,表现出了对族群生活的表象和普遍性的文化意象、文化内核的思考和沉思。

创作视野的守成与开放

首先,田永红的创作在题材上是“守成”的。他坚守土家之根,其小说常常是在乌江地域文化和土家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展开。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都是一种亚文化――社区文化,“社区文化是特定社会区域中人们各方面行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环境,包括与人们生活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环境、社区组织环境以及与外界文化沟通的文化边缘环境。”社区文化也就是一种边缘文化。沈从文是中国实践边缘文化写作的代表,他在其湘西系列小说中创造出了一个与当时“中心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文化”世界。

吸收前辈创作成果,田永红在他的小说中也构筑了一个适宜乌江这块土地的由独特的地域风情、地域人生以及地域语言合成的“边缘社区”,创造出与持守住了一个别样的“乌江地方文化”世界。作者挚爱家乡这片热土,山的魂魄和水的精灵铸就了他特异的高原文学。在田永红的小说世界里举目四望,你随处可见连绵的山崖,幽深的峡谷,茂密的山林,以及奔腾的江水,清亮的河溪。如果说山川江河、地物风情筑构了他小说的血肉,那么土家人的生活百态、价值伦理则是他小说的筋骨、魂脉。偏僻、闭塞的土家山寨是他大多数小说的叙事场景。山寨里人们既有吃水上饭的追求与失落,如《湾里》、《走出峡谷的乌江》、《沉重的航道》、《撑山鱼》以及《老疙瘩》、《炸滩》;也有吃山里饭的欢欣与艰辛,如《青龙河畔古檬树》、《圪??井》、《三月,那粉红的桃花》以及《行走的婚床》、《燃烧的乌江》;有山民撵山的死有渔民捕鱼的生,有美也有丑,有山歌也有傩……

作为典型的乌江地域文学和土家民族文学的代表,田永红的创作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一种诞生于这片土地上,有着浓郁地域色彩的小说语言。这种语言既有着高原峡谷文化的怪异与奇崛,也有着与山相依的水文化的鲜活与灵泛。“人比人同,涩李子哪敢比花同”、“人怕伙,卵怕搓”(《行走的婚床》)、“眉喝眼笑”(《望江楼》)、“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炸滩》)、“随大妈是吃饭,随二妈也是吃饭,山野之夫只问锄头落地是庄稼”(《岩豹》),这是信手拈来的地方俗语;“两条腿嫩嫩的像两节包谷棒子”、“背驼得像把夜壶” (《燃烧的乌江》)、“口中却渴得起了一团团的棉花弦” (《沉重的航道》)、“太阳像一盆扣在天上的火锅” (《寻》)、“鸡蛋粗细的绳索” (《炸滩》)……这是灵机一动得来的地道比喻; “廊场”、“刹广”、“眼目”、“硬是”、“帐娃”、“饿欠欠”、“蛮东风标致”、“活得硬气”、“见了打暴呕”、“吊脚楼亮得极高”、“用很重的手接了钱”、“胸口窝剧的疼痛”……这是形象而贴切的地方口语。读田永红此类一句句冒着活气与地气的小说语言,就像吃一篮新摘的四川省贡品荔枝,每一颗都鼓立饱满,充满水份,酸甜合度,让人甘贻无穷。

田永红在创作上不仅仅只是“守成”而不“创新”,他还有着“开放”的视野与“求变”的意识,对乡土的“现代变化”有清醒地认识,对现代叙事艺术能兼收并蓄。田永红面对的毕竟是“现代的”乡土。他既感叹于乡土的凝重,也欢欣于乡土的变化;一方面沉醉于乡土的宁静与古朴,一方面又谛视着外间世界给予乡土的“复杂与纷扰”。《青龙河畔古檬树》塑造了一个处于新旧思想交汇关口的老辈人物――二公。二公是洋荷坳这个古老而幽静的小寨子里辈份最高、最受敬重的老人,住在寨子里百年古檬树的旁边。在改革开放的潮流面前,二公这个“老时代”的人物“又悲又喜”。悲的是他忠实守护的传统思想“古规”的“胡破”,喜的是破了“古规”而引来的能造福一方百姓的新事物、新思想。《圪??井》里的小字辈人物“小虎子”骆彪和秋秋敢于挑战在圪??寨德高望重、说一不二的骆五公,用科学方法的指引“炸”来泉水,击破了五公用傩仪“祭井祈雨”的陈规陋习。《端阳正涨水》和《走出峡谷的乌江》里的土家姑娘,能大胆反抗父辈们的包办婚姻,土家的有志小伙子也有闯劲、勇于开拓创新。《湾里》这篇古朴、宁静的小说也镶嵌着后辈们对“湾里”的美好开发规划。与弄船人《老疙瘩》对新生事物极端不适应相对的是他儿子的与时俱进。《刹广》、《燃烧的乌江》直接或间接触及到了土家儿女走出大山后的人生际遇。这是田永红的“开放”视野,诚如他那第一本小说集子的名称《走出峡谷的乌江》,他将创作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当然,田永红也有着“沈从文式的悲哀”。他在《手镯》、《搞业务的汪三毛》中看到了土家人在外来冲击面前,正把那一点朴素的观念和本真的人性逐渐消失。对此,田永红也是痛惜和有着清醒认识的。

在《燃烧的乌江》集子中有一篇特别的小说《寻》,验证着作者也在有意识地在借鉴和吸收着现代艺术的叙事技巧。《寻》有点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派的色彩,读来如在云雾中,有类似贝克特《等待戈多》的阅读感受。小说这样交代,主人公“他叫徐,全称徐梦,或称寻梦,梦娃崽”,主题为“寻找桃花洞,也许就是寻找一个梦”。徐是“寻”心中的恋人,“寻”理想的家园,还是“寻”土家人的源始。是耶?非耶?无尽意味在其中,由读者去自由联想。这篇作品尽管在艺术上还略嫌粗糙,但毕竟是田永红的首次尝试,是他向现代叙事艺术大胆迈出的第一步。

纵观田永红的整个小说,虽然在“结构”故事和情节的紧凑严谨及艺术手法的多样性与娴熟运用方面还不很成熟,在写出“民族”特色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加强作家个体对生活、生命的感觉和认识;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结合时代精神以理性的眼光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地打量、开掘,并作出清醒的审美认识和审视,无疑是可贵的,它标志着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土家族需多出这样的作家,多出这样的作品。

作品

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散文集《老屋》、《走进土家山寨》,理论专著《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复兴》、《乌江文化概览》、《思南文化辞典》等,参与编著《土家族文学史》、《土家族中短篇小说选》等。

评价

田永红,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湖北民族学院兼职研究员。1953年3月6日出生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现任思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思南信息交流中心主任。目前已出版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中国文联出版社)、《燃烧的乌江》(中国文联出版社),散文集《老屋》(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复兴——土家族文化与乌江经济开发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剑锋杂谈》(思南报社编)。

《走出狭谷的乌江》共收中短篇小说14篇共计18万字。这是田永红多年来关注乌江,关注乌江边的人,取得的可喜成果。乌江从历史流向今天,又从今天流向未来,从封闭流向开放。作者用“走出狭谷的乌江”作为书名统揽全书,喻意深刻,它能够一下子抓住读者的心,引人入胜,给人这样一种直观的思想:乌江峡谷的传统有了对立面,一种求新求变的新思想产生了,被传统束缚了千百年的乌江人开始有了走出乌江的向往亦或是一种冲动。事物的发展总是遵循这样一条规则:新事物总是在旧事物中产生,新事物力量单薄,旧事物力雄厚,新事物一开始就会遭受旧事物的排斥甚至扼杀,但不管旧事物多么玩固,最终的结果总是走向灭亡。当我们最初感受走出狭谷的乌江的新思想时,必然会想到旧思想的束缚,想到新旧思想的相互较量。但我们时又坚信,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新思想终究会迎来春天的明媚阳光。走进作者的心灵世界,我发现这种直觉是对的,而且作者把这种思想在作品中表现得酣畅淋漓,字里行间往往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纵观《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14篇小说,不难发现它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写的都有是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人的命运。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对平民百姓命运的关注。洋荷滩的山妹子,潮砥滩的石柱、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于家岩的于二毛,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既无一官半职,也无背景靠山。而这些又恰恰是彼时彼地,此时此地真真切切的主人。

著名作家伍略先生在给田永红的散文集《老屋》作的序中,劈空一句便是:“很少读到这么朴素、沉静而又博大、丰富的文字了。”这样的评语足可见出田永红散文的艺术价值与艺术魁力。作为小说家的田永红,他的散文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情感真挚,能敞开胸怀,敢于把心里话端出来;二是气度宏大,挥洒自如;三是有生气,有活力,有个性,没有任何框框,非常潇洒自如浑然一体而无斧迹。这些特点正是吸收了小说艺术表现手法的结果,使散文具有一种小说韵致美,从而增强了其散文艺术美的韵味和色调。

参考资料

实践.反思.成长.豆瓣.202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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