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16 13:36
《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司汤达于183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
《红与黑》是司汤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真实地再现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的历史氛围。小说讲述了木匠之子于连在当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与市长夫人恋爱，在事情败露后，又前往巴黎给极端保王党人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并与侯爵之女玛特尔小姐有了私情；在于连依靠木尔侯爵，终于获得权力、地位与财富时，他的飞黄腾达被市长夫人寄来的一封告密信毁于一旦，于连在气急败坏之下，最终开枪击伤市长夫人，被判处死刑的故事。
于连短暂的一生经历说明贵族社会不会允许像他这样的平民青年身上层社会的行列；虽然于连背叛了自己的信念、歪曲了自我人格，但仍然逃不过被统治阶级毁灭的命运。
小说以主人公于连的两次爱情生活作为主线，充分展示了主人公于连的心灵空间；同时广泛运用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挖掘出于连深层意识的活动；烘托时代气氛，表现了历史特点、社会状况、阶级关系和各阶级的政治关系。
《红与黑》在心理剖析的深度上超出了同时代作家所能及的层次；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尽管在司汤达生前这部作品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但最终还是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赏，被公认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之作、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1815—1830年是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统治时期。在1824年查理十世继位以后，伪善的僧侣教士、腐朽的封建贵族、专横的保皇党徒与庸俗的资产阶级政客等反动腐朽势力勾结在一起，沆一气，对第三等级广大人民残酷压迫，政治环境极度黑暗。 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司汤达在波旁王朝复辟的恐怖年代里，对社会底层的人民受歧视、被压迫的社会处境有很深的感触，这些深刻感受促使他创作小说《红与黑》。
《红与黑》的创作还受到了当时的两起刑事案件的影响。一宗是于1828年2月宣判的贝尔德杀人案，一宗是于1829年3月宣判的拉法格杀人案。贝尔德的生活经历和于连的大体相似，但他在法庭尝试获得法官的同情以求免于一死。而拉法格则是一个细木匠，他残忍地杀死了他的情人，被判处五年监禁。然而他在法庭上极为镇静，坦然叙述犯罪的详细经过，司汤达多次在《罗马散步》中提及，称其为“有高贵的灵魂”。这两宗刑事案件为《红与黑》提供了故事的骨骼，而真正鲜活灵动的血肉，诸如历史氛围、社会现实、风土人情、人物心理等，则完全出自司汤达本人的艺术创造。
司汤达本名亨利·贝尔，受到具有启蒙思想的外祖父影响，他自幼对法国文学和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很早就阅读了伏尔泰、查理·路易·孟德斯鸠和让-雅克·卢梭的作品；1799开始，司汤达跟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大陆；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司汤达离开巴黎来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米兰，参加浪漫主义运动，并与从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烧炭党人有交往；1821年，烧炭党人起义失败，司汤达被迫回到巴黎，并直接参加了新文学思潮对伪古典主义的斗争；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憎恶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与教会的黑暗统治，共和派观点更加坚定。
司汤达投身于文学创作时，他批判的笔锋总是指向贵族和教会；关于《红与黑》的创作，司汤达说，他是要描写“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
维立叶尔城是位于法国与瑞士接壤处的一座美丽的小城。 市长德·瑞那出身贵族，他的妻子德·瑞那妇人只有三十岁，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她天真活泼，未曾意识到夫妻之间可以有着更亲密的关系，嫁给德·瑞那也仅仅因为他是追求者中不讨厌的那一个。
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的德·瑞那市长决心请一个家庭教师，他最终邀请了精通拉丁文的木匠之子于连。于连是个十八九岁的、俊秀文弱的青年人，他天资聪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但一直以来受到父兄的虐待。于连嫌恶贫贱的生活和地位，渴望进入上流社会，进入军界，成为拿破仑·波拿巴那样的人。在得知“四十岁左右的神父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这就是说他们能拿到十万法郎，三倍于拿破仑·波拿巴当时手下的著名的大将的收入”之后，他又想当神甫；于连最终投拜在西朗神甫的门下钻研神学。
德·瑞那夫人在与于连相处的过程中，与他产生了感情。但德·瑞那夫人的女仆爱丽沙也爱上了于连，爱丽沙得到了一笔遗产，要西郎神甫转达她对于连的爱慕，但于连拒绝了女仆爱丽沙的爱情。瑞那夫人得知此事心里既紧张又高兴，她发觉自己对于连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感情。
在市长的乡下花园别墅乘凉时，于连无意间触到了瑞那夫人的手，她一下子缩回去了，于连以为瑞那夫人看不起他，便决心必须握住这只手，于是第二天晚上他紧紧地握着德·瑞那夫人的手，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瑞那夫人决定用冷淡的态度去对待于连，可又忍不住对于连的思念。在深夜，于连闯进了德·瑞那夫人的房间。开始，她对于连的无礼行为很生气，但当她看到“他两眼充满眼泪”时，便同情起他来。
在于连与德·瑞那夫人热恋之时，德·瑞那夫人心爱的小儿子病危，她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一种惩罚，陷入了深深忏悔。这时，女仆爱丽沙又把夫人的事暗中告诉了哇列诺先生，他趁机给市长写了一封告密信，告知市长于连与市长夫人的私情。出于对利益与自己的名誉的考虑，市长没有把德·瑞那夫人赶出家门，并同意把于连送往盛会贝尚松的神学院学习，在于连走后，德·瑞那夫人又陷入了悔恨与别离的痛苦中。
于连初到神学院，他自信自己一定可以迅速地成功，但这里阴暗伪善的环境让他感到忧郁。院长彼拉神甫是西郎神甫的老相识，因此对于连特别关照，向他传授经验；于连也受到了想夺取院长职位的耶稣教派的福力列代理主教的排挤。彼拉神甫在本省大地主木尔侯爵和福力列的官司中，为木尔侯爵出了力，因此侯爵替他弄到了一个在巴黎近郊附近的富裕教区任职；在彼拉神甫的推荐下，于连当上了侯爵的私人秘书。
将要离开神学院的于连十分兴奋，他趁夜回到维利叶尔城去找瑞那夫人，并在德·瑞那夫人的卧室中度过了一整天。在德·瑞那先生看见梯子怀疑家里进贼后，于连在德·瑞那夫人的帮助下逃出庄园，仓皇前往巴黎。
（本部分资料来源：）
于连乘驿车前往巴黎，彼拉神甫提醒于连不要那么自尊，要接受自己与木尔侯爵一家在地位上的差异。
由于于连的敬业、沉着和聪明，侯爵慢慢地将其视为心腹，还获准同侯爵家的成员一起进餐，与侯爵的客人们相处。于连很快就学会了上流社会的生活艺术，并“完全脱去了外省人的土气”。木尔侯爵的女儿木尔小姐名叫玛特尔，她读过许多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向往一段浪漫的爱情，还拒绝了许多贵族青年的求婚。玛特尔小姐最喜爱的是3世纪前一段家史：她的祖先木尔是皇后玛嘉瑞特的情夫，被国王处死后，皇后向刽子手买下了他的头，在深夜里亲自把它埋葬在蒙马特山脚下。她十分崇拜皇后的这种为爱情而敢冒大不的精神，她的名字玛特尔就是皇后的爱称。于连的骄傲和才干使玛特尔感到惊异，他表现出的冷漠更使她芳心大动，认为这就是自己所追求的爱情。
起初，于连并不爱玛特尔那清高傲慢的性格，但想到玛特尔小姐所能带来的地位后，于连开始热烈地追求她。玛特尔认为自己“敢于恋爱一个社会地位离我那样遥远的人，已算是伟大和勇敢了”，便在花园里主动挽着于连的胳膊，还主动给他写信宣布爱情。为了考验于连的胆量，她要于连在明亮的月光下用梯子爬到她的卧室。于连照样做了，当晚玛特尔就委身于他了，过后玛特尔很快就后悔了 。
玛特尔反复无常的性格使于连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因为于连的记忆力很好，木尔侯爵让他列席一次保王党人的秘密会议。会后，木尔侯爵让于连把记在心里的会议记录冒着生命危险带到国外去。在驿站换马时，差点被敌方杀害，幸好他机警地逃脱了，与外国使节接上了头，然后留在那等回信。在那儿他遇到俄罗斯柯哈莎夫王子，他是个情场老手，于连便把自己的爱情苦恼讲给他听，他建议于连假装去追求玛特尔的一位女友。
于连回到巴黎后，将情书寄给元帅夫人，这才使玛特尔完全拜倒在于连的脚下。不久，玛特尔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写信告诉父亲，要同于连公开结婚。侯爵恼怒万分，但在爱女坚持下，只得让步。为了女儿的未来，侯爵赐予于连一份田产，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和一个贵族的头衔。
得意忘形认为自己达到理想的于连突然收到了玛特尔寄来的急信。原来瑞那夫人给木尔侯爵写信，揭露了两人原先的关系。恼羞成怒的于连立即赶往维立叶尔，买了一支手枪，向教堂中正在祷告的瑞那夫人连发两枪，夫人当场中枪倒地。 于连因开枪杀人被捕了。
在昏暗的监狱中，于连的意识到自己的野心已然全部破裂；他头脑冷静下来，对自己行为感到悔恨和耻辱。玛特尔从巴黎赶来探监，为营救于连四处奔走，于连对此并不感动。未受致命枪伤的瑞那夫人买通狱吏，不顾一切前去探监。于连这才知道，她给侯爵的那封信，是由听她忏悔的教士起草并强迫她写的，两人彼此饶恕了。在公审的时候，于连当众宣称他不祈求任何人的恩赐。法庭判处于连死刑， 他拒绝上诉，也拒绝做临终祷告，以示对封建贵族阶级专制的抗议。
在一个晴和的日子里，于连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玛特尔买下了他的头颅，按照她敬仰的那位皇后先祖的方式，亲自埋葬了情人于连的头颅。而瑞那夫人，在于连死后的第三天，抱吻着她的儿子，离开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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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出生于一个地位低的城市底层的普通家庭，他的父亲索雷尔是一个锯木工人，教师是曾随从拿破仑·波拿巴征战的老外科医生。于连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他头脑聪明、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外表英俊，同时具备着虚伪和善良两种形象特征。他渴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投身于与教会勾结、玩弄感情；随着追求名利的过程，他的个人野心更加膨胀，人生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无情的现实社会导致他成为了统治阶级斗争的牺牲品，于连逐渐从一个有反抗意志的少年转变成为了一个老练的野心家。于连自以为在爬上高位就踏上了飞黄腾达的坦途，然而一封信就打断了他上升的势头。但于连始终没有放弃尊严这道最后的防线。在被关进监狱后，于连终于认清了贵族们的真实面目，彻底醒悟过来，最终选择了死亡。
德·瑞那夫人是一个美丽善良的贵族妇女，她嫁给了贪图她美貌和财产的德·瑞那市长。在德·瑞那夫人眼里，丈夫贪财好色、粗鲁迟钝，两人的婚姻生活毫无爱情可言。年轻俊秀、富有活力的家庭教师于连的到来如同一股清泉，与势利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德·瑞那夫人获得了新的生活理想。于连爱慕德·瑞那夫人的美貌，但伪善的他只把德·瑞那夫人当作自己跻身上流社会的一个跳板，她与于连的爱情被于连看作是一个平民阶级对贵族阶级上流社会取得的胜利。在于连攀入巴黎上流社会后，被教士胁迫的德·瑞那妇人写信揭发了他，愤怒的于连在开枪打伤德·瑞那夫人后被判死刑。在于连死后不久，德·瑞那夫人也离开了人世。
于连与德·瑞那夫人的爱情始于于连的诱惑，止于德·瑞那夫人的征服，是“心灵的爱情”；在于连明白社会成功并不意味着幸福的时候，他重新投入了德·瑞那夫人的怀抱。
玛特尔小姐是极端保皇党人木尔侯爵的女儿，她出身高贵、孤傲空虚，她厌恶等级制度带来的保守和平庸，同时热切地期盼着获得如同祖上玛嘉瑞特皇后那样“伟大的爱情”。当于连意识到玛特尔小姐能够给他带来财富与地位后，就开始热烈地追求起玛特尔小姐。而玛特尔小姐认为两人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正是她所期待的的那种伟大勇敢的爱情，于是她主动给于连写信，并在要求于连用梯子爬到她房间的当晚委身于他。但从浪漫的幻想出发的爱情心理，使玛特尔小姐只愿意看到于连符合她幻想的表现。于连最终征服玛特尔，是听从了一位俄国亲王的建议，向元帅夫人寄情书并得到了回信。在于连入狱后，玛特尔从巴黎赶来探监并为他四处奔走；在于连死后，玛特尔买下了他的头颅，并按照她所敬仰的玛嘉瑞特皇后的方式，亲自埋葬了自己情人的头颅。
司汤达把于连与玛特尔小姐的爱情归结为“头脑的爱情”，两人的爱情源于脑中的构建和彼此的较量。
德·瑞那市长是铁钉厂的老板，他为自己出身于贵族门第骄傲；他身材高大，傲慢、趾高气扬，爱面子、虚荣心很强，会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他在拿破仑·波拿巴时代办厂发家，复辟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保皇党；在发现妻子与于连的暧昧关系后，他刚开始气的发抖，后来想到妻子是她有钱的姑母的继承人，又决心忍受屈辱。德·瑞那市长是封建贵族官僚的典型代表，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
哇列诺是贫民寄养所所长，他是外省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靠着侵吞孤儿的口粮发家致富；他无耻卑鄙，多次向德·瑞那夫人求爱遭拒，因此心怀妒忌，要把市长取而代之。
《红与黑》是一个象征性的书名，对于这个书名的解释，是人们一直在探究的谜题。目前已有的说法五花八门，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认为：“红”指红色的军装，“黑”指教士的黑袍。也有人认为：“红”是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黑”是对黑暗的复辟时代的蔑视；“红”象征青年于连的力量，他羡慕苍鹰的力量和它的我行我素，“黑”象征着于连在身陷囹后幻想的破灭。
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来看，《红与黑》中的“红”代表理智的意识，是人物表面上显性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行为；“黑”则代表暗藏的潜意识，隐藏着各种本能冲动和欲望。
而在司汤达本人在《吕西安·娄凡》的手稿中，谈到他本人为这部新作考虑的另一个名字《红与白》时，他写道：“《红与白》，或者《蓝与白》，为了使人联想起《红与黑》，并且给记者们一个启示：‘红’共和党人吕西安。‘白’保王党少女沙斯特莱。”司汤达关于“红”与“白”的解释是根据两位主人公社会主义的对立；这同样也可以启示《红与黑》中的“红”指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抗复辟制度的小资产阶级叛逆者于连，“黑”指包括反动教会、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黑暗势力。
司汤达的《红与黑》以法国“七月革命”为背景，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进行了高度概括，并通过复辟王朝的阶级关系来凸显时代特征；以小说中的德·瑞那市长为例，他表面上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市长，实则背地里经常干一些如剥削囚犯、贩卖婴儿这样的事情；司汤达暗喻复辟王朝及其代表的阶级力量已经失去了民众基础。
《红与黑》表现了对平民青年于连的奋斗与短暂悲剧一生的同情，并透过这个典型人物，展示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一代青年的苦闷、追求与厄运；通过对主人公于连悲剧命运的描写，真实地反映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广阔社会画面，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黑暗丑恶，揭示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本质特征。于连短暂的一生经历说明，贵族社会不会允许像他这样的平民青年跻身上层社会的行列；虽然于连背叛了自己的信念、歪曲了自我人格，但仍然逃不过被统治阶级毁灭的命运。
《红与黑》通过对典型人物于连的形象塑造，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广阔场景，深刻揭示了法国19世纪封建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激烈的矛盾斗争，具有极强的真实性。
于连的生命中有两位重要的女性，她们是于连不同生命时期所爱的对象：德·瑞那夫人与玛特尔小姐；于连对女性的评判更多地建立在她的社会地位之上，这一行为特点让他他在对待情感问题时，缺乏真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虚伪；对于连来说，女性不是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对象，而是通向更高社会层级的阶梯。
在《红与黑》中，德·瑞那夫人是自然的化身，而于连与德雷纳夫人的爱情是在伪善与自然之间的剧烈摆动，是“心灵的爱情”；在巴黎，于连开始怀念在维立叶尔市时与德·瑞那夫人相处的时光，在于连终于堪破“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的区别后，他重新投入了德·瑞那夫人的怀抱。
于连将与玛特尔小姐的恋爱看作是一场“战争”，对她只有情感上的征服，并不具有真正的爱情；而在玛特尔小姐的眼里，于连最大的魅力来源于他身上未被现代文明驯化的野性；于连与玛特尔小姐的爱情就是在“想象中的表演”与“现实中的表演”之间不停跳跃。司汤达认为，于连与玛特尔小姐的爱情是“头脑的爱情”。
主人公于连的人物形象是法国封建王朝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思想青年的典型，他的命运具有悲剧性，性格具有矛盾性；他的反抗是出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和他个人的野心。他虽满怀雄心壮志，但一直生活在痛苦与矛盾中，最终改变了自己最初的理想，他的个人主义斗争以失败告终。
在主人公性格的塑造方面，于连既有反抗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虽然于连无比痛恨统治阶级的贪婪、伪善，但他同样希望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一方面以平民阶层的平等主义意识对抗封建等级观念，以个人价值对抗高贵的出身，一方面费尽心思往上爬，幻想自己能够高升并为统治阶级服务。
与《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漂亮朋友》中的杜洛瓦等其他19世纪的其他成长小说主人公不同，于连的结局是，他发现自己成功的手段和过程充满了虚伪，因此他最终毁灭了自己所有的成长果实。通过对主人公于连人物形象的塑造，司汤达批判了黑暗势力对普通人性的扭曲与摧残。
《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的自我成长在心理层面不是线性的，而是包含着回流、曲折，实际上是他人格中两种自我力量在不断压制与抗争的过程。
司汤达在描写于连的人物形象时，已经深入到了于连的潜意识中；根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于连在最后向德·瑞那夫人开枪的行为是精神病征相的“二重人格”，这是一种丧失自我调节、自我综合能力的意识分裂，而于连正是在潜意识的状态下做出了这一恶行；从这个角度来看，于连的悲剧是潜意识的悲剧，是病态的“二重人格”的悲剧，是人的复杂的心理机制在异化的环境中造成的悲剧；于连黯然的童年经历扭曲了他的人格，导致他从来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他的梦想一直都在欲望的驱使下不断改变着，而这样不着边际的梦想是经不住失败的，一旦被人点破，必然导致他最终的的疯狂与灭亡。
总体来说，于连的心理经过了从一心一意向上爬到回归平凡生活的转变；在与女性交往时，他着眼于对方的社会地位，在遭遇他人侮辱时，于连的回应方式则依然会是全力维护自己的自尊；这说明在意识的深处，于连有着我行我素、无视外在境遇的自由个性。在小说的结尾，于连在维立叶尔市的监狱中，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一生，也终于明白幸福的真正含义：原来他的梦想不是迎娶玛特尔小姐，跻身贵族上流社会，而是陪在德·瑞那夫人身边，过着最简单的生活。
司汤达曾说：“除了几何学以外，只有一种推理方式，那就是通过事实来推理。”“用事实来证实，是最好的证实。”司汤达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写作重视真实性，《红与黑》就是司汤达根据波旁复辟王朝社会现实的亲身体察所做的真实描绘。
司汤达与其他现实主义作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着重刻画的是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和逼真，而不是客观环境；当有人询问司汤达的职业时，他回答是“人类心理的观察者”；在心理描写方面，司汤达对文学史有着划时代的贡献，被评论家们称为“伟大的心理作家”，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
以刻画内心世界作为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是《红与黑》的重要艺术特色。为了把读者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上，司汤达有意识地把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描写加以最大限度地削减，同时强调把人物内心活动写得尽量简洁。司汤达细致地记叙大时代生活，笔下的人物心理变化同世界发展进程紧密相关。
在小说《红与黑》中，司汤达始终着重描写主人公于连心理的演变过程；通过将于连的心灵历程、性格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环境紧密联系，在向读者展示主人公的心灵世界的同时，折射主人公所处地位的外部世界；构成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贵族、僧侣和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社会生活的全景图，揭示了作品反复辟反封建的主题。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评价《红与黑》是司汤达最好的作品。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评价《红与黑》是到目前为止最打动人心、最富创造性，也最有意义的成就。
《红与黑》被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列为必读书目之一。
美国教授费迪曼评价：“司汤达的《红与黑》已显示了20世纪小说的方向，进入这本书中，我们就会感受到只有第一流的心理小说家才能给予的震撼，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更富真实感的精神内涵。”
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评价：“《红与黑》是我平生最受益的书籍。”
马克西姆·高尔基评价：“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现代小说之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被称为是19世纪最卓越的政治小说之一，主人公于连这一经典的文学形象成为了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红与黑》在心理深度的挖掘上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作家所能及的层次，它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展示了主人公于连的心灵空间，广泛运用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挖掘出于连深层意识的活动。它艺术成就奠定了司汤达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于连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的悲剧命运能够使不同时代的青年人产生共鸣，在给青年人带来启示的同时，这一人物形象在文学史中闪耀着光芒。
《红与黑》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 “心理小说”的先河，被誉为“灵魂的哲学诗”。其后的小说家，纷纷仿效“司汤达文体”，使小说创作转向重心理刻画、重情绪抒发的现代形态。因此，司汤达也被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法国形成了专门研究司汤达和《红与黑》的学问——“司汤达学”和“红学”，还有专门研究该书的“司汤达俱乐部”。
1986年，《红与黑》被法国《读书》杂志推荐为个人理想藏书之一。
1999年，《红与黑》入选“中国读者理想藏书”书目。
《红与黑》发表近200年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并被多次改编为戏剧、电影。
《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的成长过程与人生经历对任何一个时代处在社会底层但满怀理想的青年人都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学界大力推行“现实主义至上论”，《红与黑》作为讴歌社会进步力量的著作，被加以翻译并大量推广，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力度、影响力巨大。《红与黑》的中文译本一经问世，就因其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文化内涵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成为深受中国青年人喜爱的文学名著，对一代中国青年产生广泛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围绕着《红与黑》多个译本的出现，中国译坛出现了一次的激烈的《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对文学翻译界长期来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讨论，引起了中国国内外学术界、文学界、出版界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这次讨论开创了良好的文学翻译批评风气，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事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下表仅为部分选取）
1997年12月22日，由导演让·丹尼尔·维哈吉执导的电影《红与黑》在法国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