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2 18:00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中的第一篇粤语短篇小说。作者通过蒋兴哥夫妇和陈商夫妇的婚变，反映明代中叶以后市民阶层的生活情景和道德伦理观念。
该篇小说故事情节曲折、真切，“奇和巧”被认为是作品的两个突出特点。以商人重利轻别而引起的男女间的情爱与传统的贞操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而产生纠葛为切入。从性质上看，是一幕爱情悲喜剧。
大众对于这篇小说的评价，分歧很大。文中冲突和纠葛反映出明代中后期新兴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改变，侧面表现出资本主义萌芽影响下所草生的崭新的思想观念。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讲的是一个跌宕起伏又充满人间温情的故事。
蒋兴哥外出经商，留下年轻貌美的妻子王三巧儿独守空房，粮商陈大郎偶然得见王三巧儿就心心念念地放她不下，遂与牙婆设计勾搭上了王三巧，三巧儿不堪寂寞，也趁机偷欢，临别时王三巧赠送他一件蒋家祖传宝贝珍珠衫，蒋兴哥在返乡的途中见到了穿珍珠珍的陈大郎得知奸情，到自家门前首先责怪自己重利轻别离，然后把三巧儿骗回娘家和平休妻。
三巧儿再嫁吴县令家做妾，届时蒋兴哥送上当年王家的十六箱陪嫁。后蒋兴哥因官司牵连，恰逢由三巧儿的后夫断案，夫妻得以重会，二人百感交集，使吴县令深受感动，遂让他夫妻破镜重圆。
那陈大郎与王三巧儿分别后继续做生意，回家去取本钱，其妻平氏发现了那件珍珠衫，料是件是非之物，就给他偷偷收起来了，陈大郎寻不到珍珠衫就猜疑平氏拿了，夫妻大闹了一场，陈大郎负气离家去做生意，路遇劫匪受了惊吓，加之得知心上人三巧儿已远嫁他乡，两气夹攻，不久就病故了。
其妻平氏奔丧前来便被困留在此地，后经媒人说和，带着那件珍珠衫再嫁，那丈夫不是别人，正是蒋兴哥，那件珍珠衫又回到蒋兴哥手中，是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基本概况
卷首词：《西江月》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评蒋兴哥新婚词：《西江月》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花筵齐备。那羡妆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的休书所署时间为成化二年（1466），小说创作时间当在稍后的时间，但肯定不会晚于16世纪。生活在16、17世纪之际的冯梦龙将此篇编入《喻世名言》（即《喻世明言》）之前，已有题作《珍珠衫记》的单行本流传。万历间宋懋澄的笔记《九集》也载有这篇故事，只是角色均无姓名。冯梦龙编纂的《情史》即转录了《九籥集》文字。究竟是小说演衍了宋澄的笔记，还是宋氏据小说的情节缩写，已无法考定。但当时的吴江派戏剧家叶宪祖《会香衫》折子戏及明末清初的袁于令《状元媒》传奇都是据小说改编，则是有迹可寻的。
小说反映的时代，正处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的时期，通俗文艺首先感应到社会变迁。反映市井生活题材的作品出现在北宋时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一幅描绘城市朴素的生活画卷。“三言”是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经加工编成的。这在城市商品经济兴起时，民主平等意识也产生，大量篇幅描绘手工业者、商人、妓女等，他们都成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作为正面形象给予了热情的歌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积极的时代精神。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主要人物有蒋兴哥、王三巧、陈商、平氏、吴杰等。王三巧儿是一个不贞的妇女形象，作者并没有过分指责她。她是一个非常单纯、而又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少妇。蒋兴哥是王三巧儿的丈夫，他在对妻子不贞的问题上，显得很宽容，对妻子的行为表露了一种理解。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普通市民。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歌颂了蒋兴哥理解人、尊重人的思想境界以及吴县令成人之美而舍己之爱精神，具有平等待人的思想。小说作者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洞悉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的变化，并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扬这种超时代的人文精神，不能不说冯梦龙已具备先进的文学观。他认为：“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而深也”（《古今小说序》），他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下层民众，如蒋兴哥这样的商人，在封建社会为士大夫不齿的，在文中确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作者把这篇作品放在《喻世名言》第一卷的位置，可见其用心。“二拍”作者凌濛初，有过这样的评论：“独龙子犹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着良规，一破今时陋习。”（《拍案惊奇序》）冯梦龙作品成就极高，影响深远。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保持了话本的特色，除它具备通俗的，喜闻乐见的形式外，更有它为说教提供了现实生活的范例，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的一面。真实为艺术的生命，作品的“真”首先表现在人物心理状态的真。王三巧偷欢的过程中，反映的心态是极为真实的。“忽见陌关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触景生情，这只不过见春色而已，佳人思妇就不能止乎礼，更何况王三巧有与陈大郎一见钟情之缘，加之做小买卖的薛婆有意“去勾动那妇人的春心”，并设计把王三巧推入失去理智的状态中去。寂寞维耐的等待，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全无的时候，蒋兴哥出门后又染疾在身，耽误了归期，让久等的王三巧丧失了信心，已就丧失了理智，这为恋心若渴的陈大郎提供了机会。王三巧偷情最后被蒋兴哥原谅，被故事的作者原谅，这跟人性天理思想有关。正如王夫之说“人欲之大公，天理之至”，体现了那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因此，蒋兴哥休妻娶妻的心理过程也是可信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心态反映也逼真。蒋兴哥外出经商是勤于生计，他对妻子说：“常言道：‘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弃了这行衣食道路？”薛婆牵线搭桥是唯利是图，她诋毁蒋兴哥，献身说教，极尽挑逗之能事，言行污秽丑陋不堪，这与他的小商小贩见利忘义的身份有关，王三巧再嫁吴县令是作妾，一夫多妻的社会现实为吴成人之美打下伏笔。蒋氏已娶陈大郎的媳妇为妻，王三巧背叛他的心理得到平衡，为破镜重圆垫定了心理基础。当王三巧与蒋氏，抱头痛哭时，吴县令对王三巧的行为也并非没有嫉妒之心。当王三巧嫁吴县令时，蒋氏还送上十六个箱笼，本为王三巧所用物品，权作赔嫁，“傍人晓得这事，也夸兴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呆的，还有骂他没有志气的：正是人心不同。”这正是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
其次表现在情节构思的真。白居易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诗句。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社会现象，但重利又是生活所迫，背境离乡情不由衷。这个交代是为合理展开情节垫定了基础。陈商与王三巧私通是情节的开始。根据前面心态的分析，王三巧的行为是人欲战胜理性的行为，这行为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是完全可能的，最终被人所谅解可以作为佐证。到蒋氏与王三巧偶然相遇，抱头痛哭，夫妻情是藕断丝连。“连丝”就是十六个陪嫁箱笼，蒋氏当初送予王三巧作陪嫁物，可谓以德报怨，为团圆结局打下了伏笔。大团圆结局，即使情节发展自然真实，又使结局合符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习惯。文中插入陈商之死，蒋氏娶陈商之妻平氏，反映了因果报应的思想，有些牵强附会之嫌，但迎合了当时社会惩恶扬善的道德观，这种处理方式也是科学的，许多偶然性中，它隐藏着发展的必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观念被人普遍接受，反映出时代观念的真实性来。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以珍珠衫作为线索，通过写蒋兴哥、王三巧、陈商、平氏四人之间的分分合合，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
襄阳府枣阳市王家女儿王三巧受到过良好的家教。自幼丧母，9岁起便经常随父亲走广东省经商做买卖的蒋兴哥因自幼与三巧儿定有婚约，17岁时父亲因病身亡，便托媒人欲求完婚，王父却认为守孝一年期限未满不可完婚，自己也没有时间准备妆奁，未能应允。王父如此看重守孝礼仪，从侧面反映出王家家风甚好。另外，作品里描述有三巧儿因看到蒋兴哥涉人命官司的卷宗而舍命求后夫相救之事，由此可知，三巧儿是自幼便读过书。三巧儿不仅能够识文认字，而且青春美貌。枣阳市流传有一首童谣：“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妥着她，胜似为驸马。”王家两位大女儿美貌之名早已远扬，蒋兴哥之父凭借自己打拼来的殷实家底，在儿子七、八岁时，便将彩礼送至王家，替儿子与三巧儿定下媚约。蒋兴哥因此才娶到三巧儿这一如花美眷。三巧儿自身青春美貌，丈夫蒋兴哥不仅是英才俊杰，而且对自己知冷知热，嘘寒问暖，有情有义，更兼少年多历练，喜辞多敏捷，处事有分寸，三巧儿因此内心自是欢喜不尽，对兴哥敬爱有加。婚后因夫妻恩爱难舍。蒋兴哥屡屡耽误经商行程。四年之后因怕坐吃山空，为生计蒋兴哥下定决心出门经商。得知丈夫即将远行的三巧儿虽然内心难受，但贤淑的她也明白，不能再阻碍丈夫远行了，毕竟有蒋家祖上传下来的衣钵，更有丈夫自9岁起就开始追随父亲开始历练的事业。温柔多情、安分守己的王三巧与丈夫蒋兴哥离别之时，她轻声问此去几时可回？丈夫未登程自己就先问归期，令读者怦然心动——这是怎样的一种柔情；她手指楼前臭椿对丈夫说“明年此树发芽，便着官人回也。巧儿以桩树荣枯而设约更是一种纯情诗意行为。三巧儿依依不舍地再三叮属远行的丈夫，一定要“好歹一年便回”，更表达出她对丈夫强烈的誊恋之情。无论是从蒋兴哥私自安排远行还是从邻居薛婆设计售卖珠宝首饰等事件来看，心无城府的王三巧在待人接物方面从不设防。安分守己的王三巧，打内心深处是不愿意与丈夫蒋兴是心酸流泪，面对丈夫“耐心度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的嘱咐她深情款款地答应丈夫自己一定会足不下楼等待丈夫的归来。由薛婆对陈大郎之言“（王三巧儿）足不下楼，甚是贞节”等话中可知，王三巧确实是这以做的，连请到家里的问卦之人也是让人捎话过来问卦，自己未曾露面。薛婆初进蒋门之时，卖珠饰不仅不讨价论价，而且说可以先只收半价最后还借口说有急事需将自己的珠宝首饰箱锁放于蒋家，再次进门时还自携酒食，表明自己不差钱儿以及与王三巧的知遇之情。缺少社交经验的王三巧未起半点疑心，未加任何防范还满心欢喜地以为碰上了知己，盼着其再次登门，这些细节描写无不揭示出三巧儿自身的纯真与善良。
明代中后期在平民阶层的思想观念中已经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思想观念，王三巧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象征着封建女子敢于冲破思想枷锁的精神与勇气，又象征着市民阶层女子形象的自我个性张扬。但在当时，这些新观念与旧的思想观念发生斗争，又无法彻底地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整个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念出现偏差。在这些思想的对抗中，作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采取了一些矫枉过正的方式，导致人物形象在体现先进社会思潮的同时也无法摆脱局限性和落后性，从而使人物体现出一种进步性和落后性相交织的特点。
而蒋兴哥的光辉，在于他的形象表现为是一位痛失所爱、悔恨交加的男子，而非因妻子出轨而怒气冲天的丈夫。其中对人物心理描写丝丝入扣，初见珍珠衫的惊、询问中的疑、确认后的痛、辗转反侧的恼、被托送信的气、见物扯书的怒、遥望家门的悔都条分缕析表现出来，跃然纸上的是一个善良坦荡、有着七情六欲活生生的人，而非夫权的代言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兴哥与三巧儿的分离，有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原因。从身世来看，兴哥幼年丧母，因为绝不得广东省的衣食道路”，父亲带着年仅9岁的他伺行作伴”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为，人的童年经历对长大后的一生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兴哥看来赴粤经商是“绝不得的衣食道路”，是即使千难万险都不得放弃的。这方面，父亲是他的榜样和人生旨归，孤身携子，奔波劳碌，弥留之际，足慰平生之事是没有客死异乡。兴哥记事成长以来的8年中，他和父亲应该基本上都在湖南广东两地往返行走。至此不难发现，广东省一行，不仅是蒋兴哥的“衣食道路”还是父亲留给他的衣钵和回忆，更是伴随成长、融入血脉的一部分，没有广东的商旅生涯，蒋兴哥的感性生命便是残缺的。正由此，无论物质外因，还是潜意识的呼唤，辍商5年后，作为人的本能要求兴哥再赴广东，因此他的决计远行，并非商人重利轻离别”，而是人性的必然。他对三巧儿的爱“润物细无声”，不仅表现在新婚中对其的呵护，更体现在得知真相后的自我谴责追悔、遣归妻子前夜的彷徨、岳父一再追问下不忍明言"的体谅、陪送16箱嫁妆的宽容、书房相见的抱头痛哭。吹尽黄沙始到金”，前事已矣，兴哥由爱而衍生的宽容体谅早已再次将情注入三巧儿的生命，如果说三巧儿是由于悔恨内疚而生情的话，那么兴哥的爱则是缠绵不绝、从未转移的。这种着力表现的男子对女子的痴情，特别是在女子琵琶别抱后仍待之以诚的形象，填补了文学史上的空白；这种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男女人格平等基础上的爱，远不是封建男权欲者所能比拟，也非封建礼教藩篱所能拘，三巧儿最后的身心回归，是历经风雨后的水到渠成。
冯梦龙（1574一1646），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别号龙子犹等。长洲（今苏州市）人，少为诸生，晚年以贡生历官丹徒区训导、寿宁县知县。倡导言情文学，抨击伪道学。虽工诗文，但主要致力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与创作。小说方面，除编撰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外，还增补罗贯中的《平妖传》为《三遂平妖传》，改写余邵鱼《列国志传》为《新列国志》。戏曲方面有《墨憨斋定本传奇》，其中自撰《双雄记》《万事足》二种，改订汤显祖、李玉、袁于令诸人之作十余种。另编有时调集《桂枝儿》《山歌》，散曲选集《太霞新奏》，笔记小品《智囊》《智囊补》《笑府》《古今谈概》《情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