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0 11:49
表烈祠，现名烈士祠，位于武汉市蛇山南麓，湖北省图书馆东侧，是当年中国人民祭奠抗日英烈最高规格祠堂。2011年，表烈祠经过武汉市文物部门依照原样重新修复，更名为烈士祠，并把武汉抗战和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烈士牌位一并移到里面，专门安排了武汉抗战展厅，重新规划布展，已经成为国家级的武汉抗战烈士祠。
表烈祠位于武汉市蛇山南麓，湖北省图书馆东侧，是当年中国人民祭奠抗日英烈最高规格祠堂。
在湖北省图书馆东侧不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大 门的正对面，蛇山的南麓有一座别致的牌楼，上书“黄鹄山庄”四字。
穿过牌楼，在五六十阶台阶之上，有一幢琉璃碧瓦、斗拱飞檐的古建筑。
没人会想到，这竟然是70多年前，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抗击外侮的历史见证。
2011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出资，彻底原样整修了表烈祠，并更名为“烈士祠”，祭奠抗战烈士和辛亥革命烈士。
表烈祠在2011年经过武汉市文物部门依照原样重新修复，更名为烈士祠，并把辛亥革命彭刘杨 三烈士的事迹也一并移到里面，重新规划布展。
在烈士祠的背后蛇山上，辛亥革命志士题词石刻碑林已经建设完毕，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书法手迹篆刻于后山，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武汉市的一处历史文化游览名胜。
围绕在烈士祠周围还有始建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武汉龙华寺，晚清名著《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中这样描述龙华寺：且说这武昌省城有名是一座龙华寺。
这龙华寺坐落在宾阳门内，乃是个极大丛林，听说亦有千几百年的香火了。寺里居中一座“大雄宝殿”，供的是释迦牟尼。
此外观音殿、罗汉堂、斋堂、客堂、禅堂、僧房，曲曲湾湾，已经不在少处。另外还有精室，专备接待女客。
因为龙华寺是武昌区名胜所在，所以合城文武官员，空闲时候都走来随喜随喜，就是过往的洲客亦都有慕名来的。
此外，武汉抗战指挥部遗址（湖北图书馆老址）、首义公园、李书城旧居、徐旨泉旧居、高亚鹏旧居等等。
1937年12月南京市失陷后，武汉市随即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当时刚建成不久的湖北省图书馆主楼，遂成为战时中国最高统帅指挥部所在地。
为了鼓舞抗战士气，祭奠为国捐躯的烈士， 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蛇山南坡建成一座表烈祠，用以表彰先烈、供奉抗战中阵亡的将士。
随着前方战事日益惨烈，祠堂落成后，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前方阵亡将士的灵位入祠。
直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这里供奉着郝梦龄、刘家祺等知名抗战将领，以及所有参加武汉会战牺牲烈士们的灵位，包括空战英雄李桂丹、陈怀民等。
1947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十周年，当局组织数万民众，为抗日阵亡将士灵位恢复入祀，举办了游行奉安祭典。
当时的《武汉日报》曾报道：“灵位所经，行人肃立致敬、商店住户争相鸣炮，素车白马备极哀荣。”“门首一联云：其生也荣，国有干城，民有楷模；虽死不朽，在地河岳，在天日星……”。
关于表烈祠的这段历史，今天已鲜为人知，即使在一些抗战史料上也记载不多。随着岁月流逝，表烈祠逐渐荒芜，后来挪做大学的招待所“黄鹄山庄”。
有幸，三年前蛇山“显山透绿”大拆迁时，这座国内祭奠抗日英烈规格最高的祠堂得以发现并保存，幸运的是，包括表烈祠甬道、神阶及主体建筑等均得以“原汁原味”地保留。
1937年12月，南京市失陷，武汉市随即成为国民政府抗战中的战时首都。
1938年2月，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军部设在武昌熊廷弼路表烈祠。表烈祠为十三师产业，十三师阵亡病故官兵，以张森为首，均有主牌灵位。
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在蛇山南坡建成一座台湾忠烈祠，用以表彰先烈、供奉抗战中阵亡的将士。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要建设一座抗战祠堂，谈何容易。
于是，借用表烈祠，因陋就简，安置烈士牌位。表烈祠就变成了临时的忠烈祠，接受抗战中阵亡的将士。
郝梦龄、刘家祺等知名抗战将领，以及所有参加武汉会战牺牲烈士们的灵位，包括空战英雄李桂丹、陈怀民等，都曾设灵位于表烈祠。
1938年10月24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我军自动退出武汉”。
1945年9月2日，历经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
1947年6月7日，武汉公开发表《武汉各界建立忠烈祠筹备委员会启示》，内容是说为了筹建专祠以纪念抗战忠烈起见，发出募捐函册，说明捐款皆由湖北省银行代收，并且公布了一些捐款单位的名称和个人名称，武昌市政府和汉口市政府都在捐款名单之中。
1947年7月6日，在表烈祠的基础上维修整理，最终定名为“台湾忠烈祠”，修建完成。
1947年7月7日，抗日阵亡将领灵位在1947年7月7日这天，为纪念七七事变十周年，由武汉市两市长带领数万民众，入忠烈祠奉祭。
1947年以后，忠烈祠逐渐荒废； 1953年后，表烈祠、忠烈祠的名称彻底消失了，但是，建筑仍然存在，最终被当做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招待所“黄鹄山庄”，一直延续到2005年；
2005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实施蛇山“显山透绿”工程，拆除了蛇山上的一些违章建筑，表烈祠显露了出来。
随着建立抗日战争武汉会战纪念馆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作为祭礼抗日将领的祠堂忠烈祠也越来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2011年，为了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出资，彻底原样整修了表烈祠，并更名为“烈士祠”，将武汉会战的烈士和辛亥革命首义烈士一并安置在其间，同时，还专门组织了《武汉会战陈列》的展览，再次成为祭祀抗战英烈的国家级博物馆。
2011年12月，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中，武昌表烈祠名列其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调查工作中的一项重大发现。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省、江西省、湖北4省广大地区。
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半月。为保存军力以利长期抗战，中国军队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市。
25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武汉郊区葛店。抗战时期，武汉作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的抗战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哨，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作出过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武汉会战是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大举进攻企图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日军展开的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会战。
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省、江西省、湖北四省广大地区。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40万，中国方面参加会战的有130个师，共100余万人。
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歼敌十多万人，并争取到时间把工业迁入西南和西北，中国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武汉会战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既打破了日本“北进”侵略苏联的计划，也推迟了日本“南进”的计划，为美国准备太平洋战争争取了时间。
国民政府行政院、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重要机构陆续迁到武汉市，武汉成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也是令全国瞩目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都集中到武汉，共产党也在这里建立了公开的办事机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四军办事处，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派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凯丰等到武汉工作。
当时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章伯钧、沈钧儒、张君劢等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的代表及各界爱国人士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武汉市，全世界许多坚持正义的友好进步人士也纷纷远渡重洋来到武汉，如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安娜·斯特朗等美国新闻记者，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以及荷兰电影艺术家尤里斯·伊文斯等，他们都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帮助中国抗日战争。
1938年，武汉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下展开。三厅团结了一大批文艺界著名人士，和武汉各阶层的民众救亡团体一起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武汉市文化界抗敌协会、全国歌咏协会等抗敌协会先后在武汉成立，郭沫若、茅盾、老舍、冼星海、赵丹等一批文化巨星荟萃江城，共赴国难。
从1938年4月起，武汉连续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等大型宣传活动，进步的中国文化人充分利用报刊、演讲、歌咏、戏剧、电影等形式唤起全民抗战。规模的慰劳战区将士和群众献金活动有力地鼓舞了前方斗志。
1938年，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武汉上空四次痛击日寇空军，击落了58架敌机。
淞沪会战期间，国民政府组织上海企业内迁武汉市，但因准备不足，迁出的不到10%%；南京市失守后，上海市等地迁往武汉的工厂有170多家，使武汉的工厂达到近700家，武汉因此成为全国工业实力最雄厚、工业门类最齐全的经济中心。1938年3月，应战局变化，国民政府决定武汉工厂全部再次内迁到四川省以及鄂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抗战期间全国共有452个工厂内迁，直接从武汉迁出的就有223个，包括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裕华纱厂等武汉本地企业。从武汉会战之初就开始了以长江航运为主干，以公路、铁路运输为两翼的中国工业大迁徙，是一次决定中国持久抗战命运，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迁徙。
历时10个月的武汉市抗战虽然以武汉失守而落幕，但其战略意义深远重大，它不仅使日军付出了伤亡10万余人的惨重代价，也使我方的对日作战从战略防御阶段走向战略相持阶段，并在政治、经济、外交、民众动员和军事战略上，为其后的持久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途经公交车：25, 61, 64, 64通宵车, 222, 402, 411, 519, 537, 556, 590, 596, 608, 701, 703, 804, 电车1阅马场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