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5:33
约翰·S·谢伟思（英语：John S.Service，1909年8月3日——1999年2月3日），男，美国外交官。
1933年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毕业；同年返华，在美国驻昆明市、上海市等地领事馆任职。1941年起历任驻华大使馆三等和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国军队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1944年7月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市，曾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1945年6月因《亚美》杂志案受审；9月被宣告无罪。
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市，在成都和重庆市度过了童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1岁时随父母迁往上海，就读于那里的美国学校。全家返回美国后，谢伟思在国内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
1933年通过美国国务院的资格考试。
1936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
1938年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谢伟思又被调往重庆，任大使馆三等秘书。
美国援华抗战期间，解放区军民积极救助美国军队飞行员。为了将来更大规模对日作战的需要，谢伟思等人提议与控制着广大敌后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一条联系渠道，以保证被救助的美军飞行员能够迅速回到后方。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美国在战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地位，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以便在战时和战后与美国方面进行合作。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这一计划迟迟得不到实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对抗战再次转向消极。约瑟夫·史迪威出于尽早击败日本、结束战争、减少美国军队伤亡的目的，对蒋的表现甚为不满。中共武装对日军的有效抵抗使史迪威有意充分利用这支力量，便提出派人去延安实地考察，但却遭到蒋介石的反对。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在为华莱士访华准备的备忘录中，谢伟思提出，美国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援助与合作，同时改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建议美国政府实行一项把有条件的支持和政治压力结合起来的政策，以扩大中国政府的基础”。在华莱士和高斯、约瑟夫·史迪威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考察。
1944年7月美国军队派遣以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新、三等秘书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市。谢伟思被委任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
迪克西使团
1944年7月22日观察组的专机飞抵延安。谢伟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余次。毛泽东多次对别人讲，谢伟思等人是他的朋友。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去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冀美国作出积极回应。毛泽东的谈话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报告给美国政府，然而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束之高阁，尘封了24年。
建议与中共合作
谢伟思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国职
业外交官。但他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1944年帕特里克·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时，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表面“中立”，实际上单方面支持蒋介石。谢在此后的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在援助中国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鉴于蒋介石在战后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这样做更有其必要性，这叫做“未雨绸缪”。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谢在1945年2月28日为大使馆起草的有关中国局势给国内的一份电报（当时，帕特里克·赫尔利回国述职。使馆几乎全体外交官在临时代办小艾奇逊的主持下，联名向国务院发回了这份被赫尔利称为“反叛”行为的著名电报）中是如此阐述这样做将会起到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将会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欢迎（当然，中国国民党统治阶层除外），并提高美国的威望。孙科本人就曾对一位负责的美国人说：‘如果美国径直通知蒋而非先征求他的意见，说美国决定援助中共和抗日游击力量，则将会迫使蒋和中共达成妥协。’大多数中原地区人认为，要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主要在于国民党自身进行改革而非相互作出让步。他们还不无道理地宣称：美国的‘不干涉’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支持中国当前保守的领导人。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基于接受中国现实的政策，则我们可以指望得到中国各派力量在对日作战中的合作、使中共倾向我们而不至于投向俄国人的怀抱。这样做还能够使中国国民党明白，他们当前明显在制定的内战计划是不可取的，从而导致产生有利于统一的某种和平局面。也许这种统一眼下不会完整，但却会给未来实现充分的民主制造和平气氛。”
1945年2月中旬，在谢伟思为即将回国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他首次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即像温斯顿·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和德国人作战中的努力的情况，而不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是否提供援助。
无效的努力
1945年年初，中共“七大”召开在即。谢伟思再度“请缨”赴延安市就地观察这件大事。在延安，他又数度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谢将这些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告重庆市和华盛顿。4月4日离开延安。4月12日抵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一天恰逢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气氛急转直下，对谢的归来无人问津。
《美亚》案件
此时，他偶尔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浦·贾飞的报人。贾飞是《美亚》杂志主编。谢将自己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借给贾飞阅读。谁知，这导致了一场飞来横祸。“联邦调查局”一直怀疑贾飞为苏联间谍，将其置于长期监控之下。6月6日，谢受此案牵连与包括贾飞在内的另外5人同时被捕。谢在此案中是完全无辜的，因为外交官和报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和交换信息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却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6月7日《旧金山新闻报》的头条大标题是《共产党获得了美国机密》。第二天，报纸进一步点名集中攻击谢伟思。
随着谢的被捕和受审，美国的对华政策日复一日地将自己和蒋介石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再也无法回头。
贾飞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国军队占领下的日本，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手下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但国会右派势力一直对他对亚洲问题的态度耿耿于怀，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对他进行了4次调查，但一直没有查出任何不当行为。
谁丢了中原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急需寻找“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羔羊，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们结束外交生涯的时机也就来了。谢伟思被从新西兰调回，国务院内部对他争议很大，参议院的右翼分子强烈反对对他委以重任，对谢伟思的任命先后变动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后一次，他的名片也没机会派上用场。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馆任参赞的路上，刚刚到达日本横滨，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飞机返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命令。约瑟夫·麦卡锡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们召回了谢伟思。我终于抓到他了。”
根据“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谢伟思不得不接受“忠诚安全委员会”的裁决。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为他的清白作证。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失去了访问日本的机会。1950年10月19日，“忠诚安全委员会”做出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裁决，国务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谢伟思赴任达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国。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亦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程。此后，谢伟思迁居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
胜诉与无奈
他们在纽约一住就是五年半。在此期间，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努力。1956年，情况开始有了转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重审他的案子。1957年6月17日在“谢伟思诉杜勒斯（国务卿）案”中，九名大法官除一名弃权外都裁定谢伟思胜诉。裁定书说，原国务卿艾奇逊作出的有关开除谢伟思的决定有悖于国务院自身的规定，从而无效。7月3日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命令国务院恢复谢伟思的外交官身份。然而，此后的道路仍远非丰田坦途。他开始在国务院打杂，后被派往德国波恩，又受到国防部的异议，最后被派到利物浦当总领事。三年任满后决定提前退休，举家迁往加州伯克利。年过50的谢伟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了硕士学位后，又攻读博士学位（他没有完成博士学位）.
即使在退休之后，谢伟思仍然关心着中美友好事业。他曾担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旧金山分会名誉会长，积极参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活动。谢伟思自1945年离开中原地区之后，直到1971年秋，才在阔别中国将近30年后重新踏上中国这块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土地。之后，他重访中国4次。他1971年来访时，正值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由于谢伟思在中美交往中曾扮演过的特殊角色，他的这次访问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了谢伟思夫妇，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国际和双边问题。美国时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谢伟思访华前后两次单独约见，了解他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看法以及访华的感受。谢伟思夫妇在这次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走访了中国沿海和内陆的许多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等。作为一个对旧中国有所了解的美国人，谢伟思对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1971年访华回国之后，谢伟思著文、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情况，支持尼克松访华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4年9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批评美国政府缺乏履行上海公报的诚意，敦促政府将美驻北京联络处和驻台北市“大使馆”颠倒过来。
1975年谢伟思再次访华3个月，走遍了大半个中原地区，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回国之后，他积极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再干涉中国内政，要改善中美关系。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他指出美国政府应该面对现实，放弃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幻想，真正履行其在《上海公报》中承担的诺言，从台湾完全撤军并与中国正式建交。
1999年2月3日在家中安然辞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