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7 16:48
中美关系，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曾经历了22年的隔绝对抗。随着美苏冷战、越南战争、中苏边境冲突等重大安全议题的发生，两国关系呈现解冻的态势。1971年的“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拉开了中美关系新篇章的历史序幕。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政府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双方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后，1979年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1985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中美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等四项协定和议定书。
1993年3月，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国国家主席。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9日，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加强合作，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2003年3月，胡锦涛被选举为中国国家主席。2009年4月1日，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伦敦举行了首次会晤，两位领导人确定了“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2011年1月19日，胡锦涛在白宫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
2013年3月，习近平被选举为中国国家主席。2013年6月，习近平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双方达成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2019年6月29日，习近平同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大阪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2022年11月14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举行会晤时强调，两国应找到中美关系发展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2023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斐洛里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2024年1月1日，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互致贺信，祝贺中美建交45周年。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双方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两个大国不冲突、不对抗是人类最重要的和平红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对美政策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也是中苏关系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重要问题。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美国决策集团想要图谋离间中苏关系、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的幻想破灭。此时，美苏正处于“美苏冷战”阶段，杜鲁门政府放弃向新中国示好。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并决定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20世纪50年代，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展开殊死较量。战后，美国政府一直坚持对华采取“遏制”政策。
1949年至1971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但苏联因素成为中美两国接近的催化剂。
1959年10月，中苏首脑会谈成为中苏战略合作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从1960年年初起，中苏在中印关系、国际裁军等重要问题上，越来越难以合作。中国代表开始在国际场合公开阐明中国与苏联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不同立场。对中国来说，苏联已取代了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的和直接的威胁。1964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并于1966年初与蒙古签订矛头指向中国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互助条约”。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挑起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中苏在珍宝岛发了激烈的战斗。中苏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紧张状态。此后，边界冲突又扩大到其他地区，长达7300公里的中苏边界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势。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摆脱越战泥沼和对付苏联扩张，开始“尼克松主义”的战略收缩并逐步调整对华关系。从1960年代末开始，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开始超过中国的对越援助，对美国妄图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造成了严重挑战；除此之外，随着军事力量的急剧增长，苏联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称霸世界为主要目标的世界战略。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7届总统。1969年开始，美国对中苏关系变化给予足够重视，密切关注着每一个细节。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及亨利·基辛格通过各种渠道，向多个国家领导人表示，美国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面对中苏两国的分裂和对抗日益公开化，美国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会。虽然力求在中苏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但是略倾斜于中国。美国主动采取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并放宽对中国的经济和旅行管制。1970年1月20日，第135次中美华沙会谈举行，一个月后，第136次华沙会谈举行。两次会谈是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双方商定将在北京举行更高级别的谈判，讨论中美间的重大问题。
中美找到了国家安全利益的融汇之处，联手抗苏的战略共识构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的扩张不仅直接威胁着美国的利益，而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中美两国出于“联手抗苏”战略接近的需要，共同开辟了以高层、秘密为特征的沟通渠道。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首脑的信息传递和在巴黎、纽约举行的秘密会晤，中美两国传递了改善关系的确切信息。
这一过程中，“乒乓外交”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1年4月4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国家队选手格伦·科恩在前往比赛场馆的途中误上了中国国家队的大巴车，中国国家队队员、世界冠军庄则栋与其友好地“历史性互动”并互赠礼品，成为中美“乒乓外交”的起步。4月6日，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队队员访问中国，这是中美关系升温的首次公开迹象。4月10日，美国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新中国境内的美国人。
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他在北京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会谈，围绕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进行了广泛深入讨论，最终双方商定了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访华，中美交往的大门重新打开。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市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公报”明确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中美两国互设联络处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联络处担当了大使馆的大部分职能，它对中美两国保持经常性的交流，对促进两国的人员往来和各方面的合作，对扩大中国在美国的影响，争取美国各界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支持，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尽管中美双方都有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愿望，但由于美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总是脚踩两只船，中美在1973年至1974年正常化的实际进展十分迟缓。同时，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也很大影响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4年8月9日，杰拉尔德·福特继任美国总统。对两国重点关注的台湾问题，福特政府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当时的状况。同年11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访华，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方主要代表与基辛格举行会谈。基辛格提出针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国表示不能接受。由于分歧加大，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陷入了僵局。次年12月，福特应邀访华。福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进行了会谈，双方重申遵守《上海市公报》。但此次福特访华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双方也没有发表一份联合公报，但会晤基本保持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势头。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由于美苏缓和，在卡特上任之初，其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踌躇不前。1978年春，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由于美苏关系的波折出现了转机，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那时的中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中美关系酝酿着突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卡特总统授权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告诉中方，美国接受中方提出的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三项条件。1978年5月下旬，时任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访华，向中国方面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布热津斯基的访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给中美正常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正常化由此进入了实施阶段。
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就“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等问题陷入僵局，邓小平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表示：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由于双方的决断，中美最后达成协议：在最棘手的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于年内撤走驻台美国军队，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即“断交、废约、撤军”）。
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时期。虽然这期间两国关系也有麻烦，但两国各方面的交往和接触，包括军方与军方的关系都在迅速发展。
1979年1月，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揭开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篇章。双方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中美文化协定》，并表示将在平等、互利及互惠的基础上展开多领域合作。
然而不久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持续干涉中国内政。将台湾问题需和平解决、应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等涉及中国内政的问题以国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一个强烈的不和谐音，它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格格不入。中美两国就美售台武器进行的正式会谈、非正式磋商都陷入僵局。
尽管中美就台湾问题尚未达成一致，但两国高层之间仍保持频繁互访。这也在各个方面推动了刚刚正常化的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就关于偿还双方被冻结的资产问题，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关于军事合作和交流问题展开了积极对话。两国政府之间先后达成的条约和协定有27项之多，它使中美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使两国关系建立在制度化、规范化的基础之上。
1980年11月，里根在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里根在竞选期间发表的对华政策的言论以及他的顾问们的意见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正面临着考验。1981年6月14日至16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黑格访问中国。这是里根入主白宫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首次高层会晤。邓小平在与黑格的会见中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81年12月4日，中美就美台军售问题正式开启秘密谈判。但就这一问题，美国国会、政府和舆论界发出混乱的、自相矛盾的声音。两国对这一问题进行的正式会谈、非正式磋商都陷入僵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5月5日至9日，时任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访华。5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与布什的会见时指出：美国向台湾卖武器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阴影，而且今天来说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如果两国关系中的这个疙瘩能够解开，将对全球战略很有利。经过一年多的博弈，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中美“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并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但值得关注的是，在中美就美台军售问题展开谈判的过程中，为缓解台湾当局对谈判的担心，继续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上操弄“平衡”，当时的里根政府从谈判伊始就向台湾方面多次保证，不会出卖台湾的利益。中美联合公报即将达成之际，里根指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秘密向蒋经国做出“六项保证”，获得美国亲台政治势力的支持以及台湾的谅解。此后，里根又在中美就联合公报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发表的时候，对台重申“六项保证”。
里根在总统竞选期间及当选初期表示支持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但在美国对苏联扩张主义的高度担忧之际，他的政府还是致力于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1984年1月，中国国务院总理访问美国。这次访问增进了中美领导人的相互理解，扩大了经贸合作。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举行了建设性会谈；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等四项协定和议定书，并草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同年6月美国政府允许中国购买美国军事装备。1985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美，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访问期间，双方正式签署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中美领导人互访意义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稳定了双边关系。从1984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到1989年春，中美关系的发展比较平稳。两国保持了密切的高层接触、在军事、科技、贸易等多领域也展开积极的交流合作。
1988年，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当选美国总统。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激烈动荡和深刻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原地区也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美西方势力一时甚嚣尘上，美国政府于1989年宣布对华实施制裁，中止两国高层往来、暂停了两国间的科学交流活动、取消了向中国出售核电站装备的许可等，这些举措严重恶化了两国关系。
1989年7月和12月，美国总统布什派遣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两次访华。在12月的访问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一行时强调，中美两国应该寻求共同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92年，在新一届美国大选竞选形势的压力下，布什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战斗机。然而这一决定严重违反中美“八·一七公报”，两国关系再度恶化。
从1989年6月到1993年年初布什政府结束这3年半时间，是中美关系经受急风暴雨考验的时期。美国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不遗余力地向布什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制裁。而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既坚持了维护国家主权，不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立场，又表示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努力制止中美关系的滑坡，并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措施来恢复两国关系。
1992年11月3日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克林顿当选为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政府初期，相继发生了银河号事件、美国以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为理由，宣布制裁中国以及美国会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等事件。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气氛极度紧张，中国对美国的指责也越来越严厉。
1993年11月19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首次举行正式会晤。克林顿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各项原则，并达成“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的共识。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而不附加任何条件。他在声明中同时宣布，美国政府将实行一项他称之为“全面接触”的政策。到1995年前的这段时间，中美关系发展相对比较稳定，两国高层互访增加。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均有进展，克林顿政府还相继取消了一些制裁中国的措施。
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中美两国关系开始发生波动。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威胁对中国实行制裁，中国随后公布反击的措施。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向中国发难，其言行实际上造成了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的气氛。1995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以“私人”名义于当年6月访美，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中国政府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进行了严正交涉和坚决斗争。
经过1995年8月的中美外长会谈和10月中美首脑纽约会晤，克林顿政府再次与中国“接触”。但1996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后，克林顿政府再次向中国作出挑衅性的反应：派遣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附近向解放军示威。这次明显地由美国军队方主导的以武力施压的行动，将中美关系推到危机的边缘。
克林顿连任后，他在堪培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做出努力与中国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1996年11月24日，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在马尼拉举行会晤。克林顿重申美国愿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对高层领导人互访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中国政府对此次会谈也给予了较高评价，并与美方达成协议进行包括首脑互访在内的一系列高层互访。1997年9月11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温哥华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威廉·克林顿举行会晤。10月底至11月初，应克林顿邀请，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98年5月25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首次通过两国元首直通保密电话通话。6月25日至7月3日，应江泽民邀请，克林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就南亚问题、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和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发表了三个联合声明。威廉·克林顿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并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了中方人员重大伤亡和馆舍严重损坏。同日上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6月16日，美方向中国政府报告了美国政府对炸馆事件的调查结果。中美双方于同年年底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2000年，中美关系进一步得到恢复与发展。9月8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同美国总统威廉·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克林顿表示，美国一定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同年10月10日，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11月16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出席文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正式会晤。
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可以1996年中期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比较消极，而且缺乏内在的一致性。从1996年中期开始，美国出现重视中国、要求与中国接触的跨党派共识。克林顿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才真正开始付诸实践。人权目标与经济、安全等目标才达到了某种平衡。美国对华政策总体上趋向积极。
2000年1月20日，共和党人小布什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伯特·戈尔宣誓就任美国第43任总统。小布什上台伊始推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在竞选期间，小布什曾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认为应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而非“战略伙伴”，还称美国在对华问题上需要“强硬和坚定”。在这种定位下，小布什在上台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消极的对华行为，例如对台军售升级、准允李登辉访美、同意陈水扁过境访问、多次声称不惜一切来“协防台湾”等等，加之南海撞机事件的发生，中美关系一度相当紧张。
在美国经历“9·11”后，中国对美国反击恐怖主义行动的坚定支持及在维护地区安全利益上的合作，加快了布什政府对华外交从根植于其政策思维中的“战略竞争”转向更强调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这标志着美对华政策正向着一种基调积极的方向转变，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持续动荡以来最为稳定的时期”。中美两国关系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
从2001年10月到2005年2月，中美双方高层领导人共进行了5次互访，这大大改善了两国间的政治气氛，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2006年4月18日至21日，应美国总统布什邀请，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胡锦涛表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关方，而且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除了高层频繁接触外，两国的战略对话增多、合作势头不减。2005年8月1日，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正式启动。两国领导人还正式提出举行战略经济对话（SED）的建议。2008年8月7日至11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偕夫人劳拉·布什及家人来华观摩北京奥运会并出席相关活动。
布什任职期间，中美两国达成共识，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这对于两国就共同关心的战略问题展开对话磋商，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扩大共同利益与合作，妥善解决双方分歧，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经贸到反恐、从军事关系到防止扩散、从能源到司法、从科技到教育、从文艺体育到疾病防治、从政府到民间，中美之间的合作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实现了合作双赢，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尽管这一阶段尽管发生过2001年的“4·1”撞机事件以及台湾和西藏自治区问题的干扰，但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发展比较平稳。
2009年1月，以“变革”为口号的民主党人贝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上任之初对中美关系的合作抱有较高期待。不仅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而且积极推动双边合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国内在人权、经贸等问题上的政治诉求，使中美两国关系达到新的高潮。
然而，从2009年年底、2010年上半年开始，美国认为中国对外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对华战略开始向消极方向发展。从2011年开始，美国推出一系列遏制中原地区的措施，从“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到组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排除中国。
2012年11月，中美两国各自完成最高领导人的更迭，这是1992年以来的中美两国第一次在同一年进行最高领导人的更替。习近平当选中国最高领导人，巴拉克·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中方认为这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展开打下良好基础。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庄园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逐渐达成共识，其基本内涵明确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美两国元首的北京会晤中阐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此次会晤确认了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意愿和目标，明确了两国关系发展的路线图，增进了相互理解，有助于减少误判和互疑。
2015年，中美关系大体在新常态下运行，摩擦、竞争与协调、合作并存。两国在经济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及南海问题等方面上存在分歧，为双边关系带来了紧张和波动。但在反腐问题、阿富汗问题、伊朗核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领域依旧保持着合作态势。2016年12月16日，巴拉克·奥巴马在年终记者会上表示：美中关系的重要性高于其他任何双边关系；美中关系对世界经济和美国国家安全等有着重要影响。如果美中关系破裂或两国陷入全面冲突，所有人的境况都会变差。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入主白宫。特朗普执政四年，其对华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2017年交易型外交阶段、2018～2019年战略竞争阶段和2020年战略对抗阶段。
在他担任美国总统后的初期，中美两国关系比较平稳。两国元首实现了2017年4月的海湖庄园会晤，同意建立四个对话机制，实施经贸百日行动计划，聚焦双边关系中的重点问题，标志着中美关系的全面启动。随后，又展开了7月的汉堡会晤，期间对总体双边关系均表态积极，具体议题涉及政治、经贸、两军和朝核等广泛领域。此次会晤为中美关系把握航向，管控分歧，防止关系下滑，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11月8日至10日，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加强中美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合作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和共识。
但随着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以及2018年上半年美国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特朗普政府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宣告美国对华战略转向了战略竞争。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了规模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并在技术、外交、安全、政治、人文交流等领域对华施压，突出全面对华竞争态势，中美关系出现全面倒退的迹象。美国政府将矛盾直接指向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与价值观，渲染中国在全球各个地区对美国构成的地缘政治“威胁”。
从2018年7月开始，中美贸易争端谈谈打打，相互加征关税所覆盖的商品数量升级到史无前例的规模。虽然双方在2019年12月份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但美方不愿放下关税大棒，依旧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作为继续从中国榨取经贸利益的筹码。同时，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通过立法、军事和外交等手段，加大对台湾支持力度，积极提升美台关系。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旨在鼓励和提升美台官方交往的《与台湾交往法案》，并向台湾出售了总价值88亿美元的66架F-16V战斗机。
2020年初，中美贸易协定的签署意味着贸易战告一段落，但是两国关系随即受到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因素的冲击，以迈克·蓬佩奥为首的极端反华鹰派制定了新的反华议程。特朗普政府启动的“战略竞争”迅速滑向“战略对抗”，美国对华定位和中美关系总基调出现根本性的负面转向，中美关系跌到了过去50年的最低谷。新冠疫情在中国大范围爆发后，唐纳德·特朗普以“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称呼新冠病毒，指责中国应为疫情的扩散负责，企图通过抹黑中国、甩锅中国来规避其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中美两国围绕疫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外交与舆论交锋。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最后两个月里，美国极端反华鹰派推出了更多、更具挑衅性和对抗性的反华措施。如解除美台交往限制，给予台湾“自由国家”地位，攻击中国在新疆对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的政策构成了“反人道罪”和“种族灭绝罪”，以香港特别行政区问题为由宣布制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4位副委员长等等。
面对美方发起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攻击，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中方也采取了必要的反击措施。例如，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对自美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等。但与此同时，中原地区也保持了战略远见、战略定力和战略克制，避免了中美关系陷入更险恶的境地。
2021年1月，美国民主党人约瑟夫·拜登在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同年2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拜登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可以在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美方愿同中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开展坦诚和建设性对话，增进相互理解，避免误解误判。
拜登政府以一套相对复杂的手段与中国打交道，即一手用于全面遏压，另一手用于接触和安抚。
一方面，拜登政府上台执政后，总体上沿袭了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立场，声称要奉行以战略竞争为主，同时兼顾对抗和合作的“三分法”对华政策，并明确提出了未来三个施策重点，即所谓投资、联合和竞争。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抛出与之匹配的对华政策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声称与中国“在该竞争时竞争，可合作时合作，须对抗时对抗”。拜登政府将中国称作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在2021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中宣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国际体系构成持续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以此为基础，美国在供应链、科技等核心领域加强对华竞争。拜登政府要求关键产品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变为安全与弹性优先。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积极和中国保持接触。拜登政府派多名高层官员访华，缓和中美关系。拜登政府任命的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积极与中国接触，中美就减排、能源转型等问题开展对话合作，达成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和《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等成果性文件。同时，邀请习近平主席赴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期间，拜登在经贸领域提出“两不”：“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同中国脱钩。”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也强调，要以务实的经济战略来应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良性的经济竞争。
2024年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45周年。1月1日，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互致贺信，祝贺两国建交45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成果，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京出席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招待会时表示，两国元首都强调，将继续致力于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造福两国，惠及世界。1月31日，美国政府将超过十多家中企列入“中国军方企业名单”，宣称这些企业与中国军方合作。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反对，谴责美国滥用国家力量，并表示该做法与美国所声称的“对市场竞争和国际公平贸易承诺”背道而驰。4月2日晚，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通电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加强对话，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以互惠的精神推进合作，以负责的担当加强国际协调，并阐述了中方在涉港、人权、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拜登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影响最深远的双边关系，双方可以积极推进合作，同时负责地管理分歧。拜登重申，美方不寻求进行“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4月5日，美财长珍妮特·耶伦在广州市参加了中国美国商会主办的活动，并对美国在华企业发表了讲话，再次强调反对中美“脱钩”。4月7日晚，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与耶伦在京举行会谈，就中美宏观经济形势、双边经济关系及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2024年4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针对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弗林称美国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发射系统的言论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没有兴趣和任何国家比拼军力。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为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在中国家门口强化前沿部署，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同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就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访华情况表示，耶伦此次访华，中美双方在经济、金融领域均达成了重要成果。经济领域方面，在双边渠道下，双方同意就两国和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议题开展深入讨论。在多边渠道下，中美双方同意在G20等多边渠道下就发展中国家债务处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事宜继续保持沟通，就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强合作。金融领域方面，双方同意就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议题持续开展交流合作。同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见来访的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就两国经济金融形势、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国际金融治理等共同关心的经济金融议题交换了意见。耶伦总结了此次访华在三个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中美双方同意就两国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开展密集交流；双方正在扩大共同打击非法融资方面的合作；并将继续进行一系列金融技术交流。同日，关于美方指责“中国加强对俄罗斯支持”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国家不应抹黑攻击中俄正常的国家关系，不应损害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不应向中方甩锅推责，挑动阵营对抗。同日，毛宁表示，美方随意对中国留学生取消签证、限制入境、禁止入境、强制遣返，给当事人造成极大伤害，给中美人文交流制造干扰、障碍。美方应当立即停止无端滋扰、盘查、遣返中国公民，立即停止打压迫害中国留学生，以实际行动兑现支持和便利中美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承诺。中方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4月9日，针对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此次访华期间，多次就中国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及其可能对美国劳动者和公司产生的影响表达关切，称美政府将推动中方改变对美就业构成威胁的产业政策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4月8日中国财政部的负责人详细介绍了耶伦财长访华的情况，对于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也作出了回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判断产能是否过剩，要从全球市场需求和未来发展潜力来看。供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往往是常态。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要依靠市场，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调节，将产能等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违背经济规律，不利于本国产业，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中方认为，各方都应坚持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的市场经济基本准则，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妥善处理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
2024年4月13日，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公告称，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会于4月14日至16日访问中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莎兰（Sarah Beran）会与其同行。
2024年4月15日上午，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伏特台风——美国情报机构针对美国国会和纳税人的合谋欺诈行动”报告，报告揭露了美国情报机构利用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中国网络攻击威胁”借口，无底线抹黑中国，以此换取美国政府拨款的巨大丑闻。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表示，美国情报机构、网络安全企业为获取国会预算拨款、政府合同，散布中国政府支持对美“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于中国的网络攻击，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
2024年4月24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抵达上海，开启任内的第二次访华行程。24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美日提出的外空安全决议草案及中俄对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进行表决，决议草案及修正案均未获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进行解释性发言时表示，外空不是少数国家的私有财产，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是各国角力的竞技场，而是合作共赢的新疆域。
2024年4月25日，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称，担心中国航天领域高速发展，可能超越美国，占领外空资源。同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抵达北京。同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布林肯表示美方关切中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问题回应称，已经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作了背景吹风，介绍了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关于布林肯国务卿访华的消息，中方也会及时发布，大家可以关注。同时表示中方一贯按照市场原则开展经贸合作，始终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全面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希望美方也切实尊重公平竞争原则，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同中方相向而行，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024年4月26日，王毅在半岛新闻采访中表示，中美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福祉，关乎人类和世界前途。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应该也完全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多做合作共赢的好事，多办惠及世界的大事，切实承担各自应尽的国际责任。同日，安东尼·布林肯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在全面交换意见基础上形成五点共识。第一，双方同意继续按照两国元首指引，努力稳定并发展中美关系。第二，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接触。第三，双方宣布将举行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继续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举行新一轮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中美海洋事务磋商；继续开展中美领事磋商。中美禁毒工作组将举行高官会。美方欢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访美。第四，双方将采取措施扩大两国人文交流，欢迎对方国家留学生，办好5月在中国西安举行的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第五，双方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协商，双方特使加强沟通。4月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安东尼·布林肯。习近平说，2024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45年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给了我们不少重要启示：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条大原则，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是走向未来的指引。4月26日晚6时许，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回答了记者就美国大选及中美关系相关内容的提问。安东尼·布林肯表示，“正如拜登总统所说，中美两国将持续地就我们之间所存在的分歧进行明确沟通，最大限度降低误判和误解，这是我此行和接下来会继续做的。这本身与选举周期无关。”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重申美方支持一中政策。
2024年4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对美方执意通过并签署包含涉华消极内容的对外军援一揽子法案，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该法案严重侵犯中国主权，鼓噪向台提供大量军援，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破坏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以所谓“国家安全”名义无理打压别国企业，再次暴露了美方一贯的霸凌霸道本质。该法案还无视中方为帮助美方应对芬太尼危机所做的大量工作，鼓噪制裁中方，对中国同伊朗在国际法框架下正常经贸往来威胁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为中美在相关领域的合作设置了严重障碍。敦促美方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涉华消极条款。如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024年5月1日，安东尼·布林肯称，中美关系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希望两国多接触、多交流，不要将竞争演变成冲突。同日，美国政府宣布对数百个据其称和俄罗斯有关的实体与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十余个中国实体，针对此制裁，中方此前已表示，奉劝美方不要再试图向中方甩锅，而应当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2024年5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美国以涉嫌支持俄军工能源发展为由制裁中企一事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单边制裁措施。美方在维持符合自身利益的对俄贸易的同时，以所谓涉俄为由制裁中国企业，是典型的单边霸凌和经济胁迫行径。中方对此强烈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2024年5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关于拜登政府公布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全面决定，针对关键战略部门征收新的关税的问题。林剑指出，美国上届政府对华加征301关税，严重干扰了中美正常的经贸往来，已被世界贸易组织裁定违反世贸规则。美方不但不纠正错误做法，反而继续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用所谓的301关税复审程序，要进一步增加关税，这是错上加错。林剑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切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更不得增加关税。中方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
2024年5月14日，美方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半导体以及钢铝、港口起重机、个人防护装备等产品的加征关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表示，美方这是朝自己脚上开枪。驻美国使馆发言人就美对华加征关税答记者问称，这并不能因此阻止中国的发展振兴，反而会激发中国人民更加奋发图强。5月15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表示，不要因为对华加征关税而切断德国经济与潜在海外市场的联系。5月16日晚，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应约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视频通话。中方指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两军加强沟通交流，为两军关系注入积极因素，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双方珍惜。两军应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才是正确的相处之道。中方强调，美台军事勾连、“台独”势力分裂行径是破坏当前台湾海峡稳定的主要乱源，中国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美方插手怂“代理人”在南海搬弄是非、挑起争端，中方维权行动完全正当合法；美方部署陆基中导严重危害地区安全，如果一意孤行，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制。同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丹尼尔·伦德表示，他“讨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因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构想，可它并非出自美国之手。5月17日，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乘坐美国海军陆战队战略运输机，抵达了与那国机场和新石垣机场。当地时间5月18日，玉城丹尼对伊曼纽尔造访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以及石垣岛表示了担忧。玉城丹尼表示，造访靠近中国台湾的地方会引发紧张局势。5月23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参加七国集团（G7）财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会议之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希望“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对中国主导的产业政策竖起一道“反对之墙”，并表示许多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对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产品、半导体、钢铁和其他战略行业的“过度投资”感到担忧。5月24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国防部长奥斯汀会在5月31至6月2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市峰会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首次进行线下会晤。同日，第二轮中美海洋事务磋商以视频形式举行。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同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员、东亚局助卿帮办蓝墨客共同主持会议。双方围绕海上形势及有关涉海问题交换意见，同意保持对话沟通，避免误解误判，管控海上风险。
2024年5月3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磋商。马朝旭与坎贝尔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马朝旭强调，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原地区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在乌克兰问题上，马朝旭要求美方停止抹黑施压，停止鼓动阵营对抗，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2024年6月4日，美国能源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表示，美国打算在8月1日将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提升至原价的四倍，目的是保护美国内就业机会，防止中国平价进口产品的影响。
2024年6月6日，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视频通话。王小洪表示，双方应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坚持相互尊重、管控分歧、互利合作，继续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执法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美方应高度重视中方关切，以实际行动体现应有诚意，为双方合作注入正能量。双方同意就禁毒和执法合作问题继续保持沟通。
2024年6月，美方军机在中国南海海域上空盘旋，且不断向下投放不明物品，被中方发现。事发后，中方立即前往该海域进行打捞，并对美方投放的不明电子设备进行检查，发现了潜艇探测服务开发商的名字。ULtra 电子学的探测器可用于探测中方潜艇信号，也可在水下与潜艇进行信号对抗。美方军机投放地点是中国仁爱礁附近，其声纳产生的噪音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干扰使其迷失方向。7月8日，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表示，中国占了美国经济制度的各种“便宜”，称“中国是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7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针对约翰逊涉华言论表示，美方的言论罔顾事实，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实质上是为转移国内矛盾、加大对华遏制打压寻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024年7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中方对6家美国军工企业和5名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严重干涉中原地区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依法对近期美对台售武的主承包商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近年来参与美对台售武和窜台参加‘台美防务产业论坛’的军工企业采取反制措施。”
2024年7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作为反制，中国依法对在涉华人权问题上炮制谎言、推动出台对华制裁损害中国利益的美方官员对等采取签证限制。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炒作所谓“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表示若中国不重新考虑加入“俄罗斯队”的决定，美国已经准备好对其施加更多制裁。
2024年7月24日，对于约瑟夫·拜登可能成为自前总统卡特以来，首位没有在任内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一事。白宫表示，拜登政府非常慎重对待中美关系，中美元首2023年11月进行了会晤，双方高级官员也进行多次互访，未来这样的高层互动还将持续。白宫没有可以分享的外访行程。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很谨慎，并认为它奏效，会以这样的方式继续推进。
2024年7月30日，对于美国情报机构官员称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中国和一些国家招募一些美国人进行宣传，以维护其利益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中方从来没有，也不会干预干涉美国的大选。中方反对美方散布虚假信息抹黑中国，反对美国大选拿中国说事。8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美国《纽约时报》再次渲染“中国核威胁”作出回应。该报道称，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3月批准了美国的秘密核战略，该战略在中国核武库增加的背景下，首次提到遏制中国的计划。毛宁表示，中方对有关报道感到严重关切。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不断翻炒所谓的“中国核威胁论”，不过是为自己推卸核裁军责任、扩张核武库、谋求压倒性战略优势寻找借口。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进一步大幅实质性削减核武库，停止核共享、延伸威慑、扩大核联盟等破坏全球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消极举动。
2024年8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邀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会于8月27日至29日访华，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8月25日，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中央外办主任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进行战略沟通，是2022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这也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隔八年再次访华，是沙利文助理首次访华，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的重要举措。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开始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王毅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是中美双方的共同职责，也是此次战略沟通的主要任务。期待双方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就此进行深入沟通，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旧金山愿景克服干扰、排除障碍，真正实现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沙利文说，约瑟夫·拜登总统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并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期待通过此次战略沟通，同中方就广泛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8月29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习近平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各国需要团结协作，而不是分裂对抗；人民希望开放进步，而不是封闭倒退。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尽管中美两国各自情况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没有变。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以积极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视彼此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同中方一道，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沙利文转达约瑟夫·拜登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感谢习近平主席拨冗会见，表示美中元首旧金山会晤以来，双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取得积极进展。我此次来华同王毅主任的战略沟通深入坦诚，富有实质性和建设性。我愿重申，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体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无意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美方希望同中方继续保持战略性沟通，找到美中两国和平共存、美中关系持续发展的办法。9月7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与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戈在天津共同主持召开中美商贸工作组第二次副部长级会议。双方围绕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就各自关心的政策问题以及两国工商界提出的具体商业问题进行专业、理性、务实的沟通。9月14日至15日，第18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与美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共同主持此次会晤。双方就中美两军关系、下阶段两军交往及共同关心的问题等深入交换意见。9月17日，美1架P-8A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熹海军大校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美机过航行动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9月18日，玉渊谭天发布视频表示，美菲合伙利用菲律宾的“饭圈”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南海属于菲律宾的伪历史，此前他们把中国南海给改名成“西菲律宾海”。
台湾省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在执政初期，对华政策问题不论是优先议程或者相反，在涉及双边关系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上总是纷争不断，几乎成为一种固定模式。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原地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仍然要保持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包括对台军售。
在中美“破冰”与正常化时期，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美两国对抗中，台湾问题就是一个主要的症结。尼克松政府十分清楚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亨利·基辛格1971年7月和10月两次访华，以及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时都一再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承诺。
20世纪90年代，台湾社会实行了多种模式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转型，包括多党制、言论自由、直选“台湾地区民意代表”等，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认为这种发展是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台湾在美国的形象得到改善，进一步增强了美国政界同情、支持台湾的势力。布什在两个任期内，其对台湾政策经历了提升美台关系和反对法理“台独”两次调整。
奥巴马政府时期，海峡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走上了良性互动、和平发展的道路。尽管中美发表了两份《中美联合声明》，但美方又担心两岸走得太近，希望两岸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尤其不谈和平协定和统一问题；美方继续加强美台军事关系，要求台湾提高防务费用到3%。
唐纳德·特朗普时期，称台湾问题必须以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如果中国政府违反这一原则，美国就要去保卫台湾。他在他的任期内，当选后违反常例与蔡英文通电话；签署《与台湾交往法》，取消了美台之间官员互访的限制；美国国会还鼓动美军参加台湾“汉光”军演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不再将台湾作为一时一事的筹码，而是要全面升级对台关系，将台湾问题作为中美两国间长期博弈的一个重要场域。
拜登上台之后，多种场合都强调美国要坚持“一中”政策，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但在打出“台湾牌”方面却有增无减，“以台制华”仍然是拜登政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2022年8月，身为时任国会众议长的南希·佩洛西（NancyPelosi）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反对和严正警告，执意窜访台湾地区。这一升级美台实质关系的重大挑衅行动，不仅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公然违背，更是对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造成了严重冲击。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牵制中国发展和崛起的一个筹码。为了与中国展开系统、激烈的战略竞争，美国政府积极提升美台政治、军事和经贸实质性关系，为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空间”摇旗呐喊，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甚至极力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试图通过打“台湾牌”达到“以台制华”效果，从而“在竞争中战胜中国”（out-compete）。
2024年6月，新任美国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称，一旦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方会实施“地狱景观”战略，大规模部署无人装备将台湾海峡变成“无人地狱”。当地时间7月1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查尔斯·布朗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与福克斯新闻网主播对话时炒作起台海问题，表示有信心击败中国。
在中美建交谈判中留下了美国对台售武这样一个棘手问题。建交后中美双方立即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邓小平亲自领导并参与了这场斗争，双方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达成协议，并发表了《八·一七公报》。公报的核心内容是第六条: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售台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直至最后解决。公报虽然仍然没有最后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但它对美国至少是个约束，也表明，双方都不愿意让这个问题破坏中美关系的大局。
2001年4月，布什政府宣布了售台武器大单:四艘基德级驱逐舰、八艘柴油动力潜艇、12架P-3C反潜飞机、12架扫雷直升机，54辆两栖突击装甲车等。2010年1月，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扫雷艇等总额约64亿美元的武器。对此，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方决定推迟中美两军部分交往项目，推迟双方拟于近期举行的中美副部长级战略安全、军控与防扩散等磋商。
近些年来，为了给企图“以武拒统”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壮胆，美国一直打着支持台湾当局发展“足够的自卫能力”的幌子，不断策动对台军售，加深美台军事勾连。在唐纳德·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对台军售决策不仅实现了常态化和便捷化，更是在短短4年间共计对台军售11次，金额高达183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而上台两年的拜登政府，截至2022年11月也已连续批准对台军售7次。例如2022年9月，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宣布总价高达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其中包含100枚“响尾蛇”导弹、60枚AGM-84反舰导弹及监视雷达合约。在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不久，美国又宣布价值157.6亿新台币的军售决定。2023年12月，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称，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全生命周期支持以及相关设备，总价约3亿美元。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2次对台军售，也是2023年以来第5次对台军售。
2024年2月5日，美国“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实施后，美军顾问长驻金门县、澎湖台陆军两栖营，并不定期驻训台军各特战营。此外，美国军队自2023年起开始协助台特战部队学习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以及协助撰写准则与教案。
2024年4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令第5号公布决定表示，美国持续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规定，中方决定对参与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等后附《反制清单》列明的企业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对高级管理人员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决定自4月11日起施行。
2024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公告表示，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依据《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二条、第八条和第十条等有关规定，决定将参与对台湾地区军售的通用汽车原子航空系统公司（General Atomics Aeronautical Systems）、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General Dynamics Land Systems）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以下处理措施：（一）禁止上述企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二）禁止上述企业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三）禁止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入境；（四）不批准并取消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或者居留资格。
当地时间2024年6月5日，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价值8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进行“知会国会”程序。该项对台军售内容主要包括F-16非标准备件和维修部件等。
2024年7月，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接受媒体访问认为台湾应该付更多钱，换取美国的保护，他还称台湾抢走芯片生意。9月16日，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售台战机所需的备用零件与技术支持案，金额约2.28亿美元。
台湾问题历来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外交部美大司司长表示，美国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作出过明确承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些承诺清清楚楚体现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中，也意味着美方承认什么是台湾海峡真正的现状，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美方叫“一中政策”。美国的“一中政策”本来是干干净净的，只用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定语，但后来定语越来越多，先后加上了“与台湾关系法”，后来又加上了“对台六项保证”。不论是“与台湾关系法”，还是“对台六项保证”，都是美方单方面炮制出来的，不是中美双方共识，中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不予承认。
就新一轮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的规定，再次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危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针对美方上述严重错误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决定对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无论美方向台湾地区提供多少武器，都阻止不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动摇不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中方敦促美方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等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趋势，停止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因素，停止纵容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024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台湾地区选举的声明发表谈话，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违背美方所作仅与台湾地区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4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对外援助法案中的涉台内容问题进行回应称。美台强化军事勾连，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也挽救不了“台独”注定失败的命运，只会推高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和冲突对抗的风险，终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将美国领导人作出的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将密切跟踪有关法案动向，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同日，国台办发言人就美国国会批准对台军援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应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国国会有关议案塞入涉台内容，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国坚决反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5月1日，安东尼·布林肯发表声明称，美方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对此，中方表示，美方有关声明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024年5月3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美方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进行回应称，关于中原地区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2024年5月14日，外交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美国和台湾海军4月悄悄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演”一事表示，有报道称美国和台湾地区的船只“意外相遇”，对此指出，中方反对美台军事联系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并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停止美台军事勾连的错误行径，也正告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都是死路，注定失败，这一点不会有任何意外。
2024年5月17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美国和台湾海军4月悄悄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演”回应称，美方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切实把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对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必定坚决果断予以回击。
2024年5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美国对中原地区军队在台湾周边开展军演表达关切一事回应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国无权说三道四，并敦促美方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本性和野心，认清其给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巨大风险，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兑现美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所作承诺，停止以任何方式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
2024年6月24日，中原地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中国外交部6月21日公布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体和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回应称，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依法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相关公司实体和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
2024年6月26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美方会在台湾海峡实施“地狱景观”战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方的行为充分暴露了美方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不惜毁灭台湾的真实意图。6月27日，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上述问题表示，台湾属于中国，中国不容分裂，对于一些人的威胁与恫吓，中国从来就不吃这一套。
2024年8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台湾官员将抵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会见美国政府高官问题回应称，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这个立场是一贯也是非常明确的。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将美国领导人就涉台问题所做的承诺落到实处，慎之又慎处理涉台问题，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停止以任何方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行径。
2024年8月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张又侠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要求美方停止美台军事勾连，停止武装台湾，停止散布涉台虚假叙事。
南海问题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举足轻重。1990-1994年期间，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对各方领土要求的合法性不持立场，只强调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纠纷，同时关注南海的航行自由。从1995年中菲美济岛争端开始，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程度逐步加深，但不认为其航行自由受到阻碍，因此还没有改变在南海领土问题上不选边的立场。然而，以2010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的河内讲话为转折点，美国的南海政策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从“观察”转变为“干预”。其南海政策总体呈现出力量强化和行动多维态势，由相对保守与克制转向主动制衡与极力遏制。
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南海的介入力度逐渐加大。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南海成为美国实施该战略的重要抓手，美国强化在南海及周边海域的前沿军事部署，扩建军事基地，巩固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和联合军演，并借“航行自由”之名，增加对南海的军事巡航。例如，2013年12月，美国国务卿詹·凯里宣布将提供3250万美元的援助，以推进东南亚的海事能力建设。
在中美战略竞争框架下，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由奥巴马政府的相对保守与克制转向更为激进的对抗策略，对华遏制打压升级，在南海问题上采取高强度的威慑战略，企图通过综合运用武力威慑、经济制裁和外交手段，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维护美国的海上军事优势。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建设和‘军事化’南海前哨的行为危及贸易自由流通，威胁其他国家的主权，并损害地区稳定”。在2020年7月，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就南海问题正式发表声明，几乎完全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相关主张，并声称要与东南亚盟友和伙伴国一起，维护他们近海资源的主权。据中原地区外交部统计，仅2020年上半年，美国就派出近3000架次军机、60余艘次军舰，包括多批次战略轰炸机和双航母编队，不断在南海炫耀武力，强化军事部署。
约瑟夫·拜登上台后，其政府的南海政策强调外交与法律手段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主张通过联盟增强实力，注重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的有机联系，试图通过介入南海地区的规则制定，抵消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和岛礁建设的成果。2021年7月11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发表“南海仲裁庭裁决五周年”声明，重申2020年7月13日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提出的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主张，否认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利。据统计，2021年美国军队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累计开展大规模演习演训95次，其中单边演习14次、双多边演习81次。美国通过增加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成本，强化经济制裁力度；通过加强南海军事部署，提升威慑效力；通过强化法律攻势，否认中原地区合法权利；通过推动阵营化对抗，谋划增强联制华力度。2023年，在举行的EAS上，美方再次围绕南海问题制造事端，大谈要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并再次拿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说事，企图挑拨有关国家同中国的关系。
中国一直主张以谈判和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议，但是美国对中国这一政策主张不断进行干扰和破坏。中国一直试图将南海问题管控在域内，而美国则致力于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就南海问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坚决反对美方为一己私利插手南海问题，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炫耀武力、兴风作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始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外交部美大司司长表示，美国不是南海争议当事国。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南海的航行飞越自由从来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倒是美国军舰军机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在中国周边示强挑衅，推高了海空安全风险。如果美方真的关心南海稳定，希望避免意外，就应当停止对中国抵近侦察。
2024年5月17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关于美舰过航台湾海峡，擅闯西沙内水、领海并公开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东部战区、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也作了回应。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政府早在1996年就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有关做法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美方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却一再拿《公约》说事，甚至派遣军舰擅闯西沙内水、领海，是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挑衅行动，是典型的霸权霸道行为。美方上述错误行径不利于维持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止跌企稳的态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6月27日，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美军机在南海海域上空投放不明物品一事，发言人吴谦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舰机在南海挑衅滋事，中方在仁爱礁邻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识别查证等行动完全合理合法。
新中原地区建立以来，西方对西藏自治区、新疆的干涉从未停止过，即使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对华关系总体向积极方向发展，这种干涉也仍未放弃。
在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先后通过“对等进入西藏法”“西藏政策及支持法”等法律，给本已持续下滑的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变数。拜登上任后，2021年12月，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与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第二次“美欧中国议题对话”，美国国务院在官网刊登了双方在会后发布的联合新闻稿。这份联合新闻稿对华措辞强硬，先是强调所谓“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接着就中国涉疆、涉藏、涉港、涉台、南海和东海等议题指手画脚，在涉疆、涉藏议题上抹黑中国“侵犯人权”，在涉港议题上声称“香港自治和民主受到侵蚀”，在涉台、南海、东海问题上指责中国“单边行动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并表达所谓“强烈关切”。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美国竞争法案”，诋毁抹黑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鼓吹对华战略竞争，借涉台、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给中美关系发展蒙上新的阴影。2024年4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23年“国别人权报告”，称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剥夺香港政治自由和自治，侵犯西藏自治区人权。美国务卿布林肯也在序言中攻击新疆人权状况。2024年7月12日，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将所谓“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签署成法。该法案炒作达赖集团所谓“大藏区”概念，要求美政府及“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反击中国政府“涉藏虚假信息”。拜登总统同时发表声明称，该法案没有改变美国两党长期以来的政策，即承认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其他藏区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关于涉疆、涉藏、涉港问题，中国政府多次表明自身立场。2021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就涉疆、涉港等问题表明中方严正立场。涉疆、涉港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敦促美方尊重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中方核心利益。
2022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副部长表示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寸步不让，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敢于亮剑，坚决斗争，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023年6月，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外交部美大司司长表示，涉疆、涉藏、涉港问题不是什么人权、宗教、民族问题，而是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关系中国核心利益，不容外部干涉。民主和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我们对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中国的人权事业进步充满信心，同时主张各国都有权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人权道路。各国对民主和人权有不同的实践，可以相互交流借鉴、共同提高，但不能对别国指手画脚，甚至借民主和人权干涉中国内政。
2024年4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国务院发布2023年“国别人权报告”关于涉疆、涉藏、涉港的言论，称美方年复一年炮制所谓“人权报告”，涉华内容充斥着政治谎言和意识形态偏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024年5月3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就美国国务院表示拟对中国国家及特区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相关人员施加所谓“签证限制”表示强烈不满及谴责。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此举，是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作出干涉，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2024年6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有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的问题时称，美方蓄意攻击“一国两制”，抹黑香港国安法，妄议香港民主自由状况，干预香港特区司法，滥施签证限制，有关行径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必须指出涉案反中乱港分子的所谓“初选”，严重挑战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该案其他31名被告早已认罪，香港特区执法和司法机关依法履职，惩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合理合法。毛宁称，中央政府对此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法治，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以任何方式插手干涉香港事务。如果美方对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中方会坚决反制。
2024年7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签署所谓“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进行回应。发言人表示，所谓“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违背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和承诺，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方利益，向“藏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西藏自治区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当前，西藏社会大局安宁和谐，经济运行持续向好，民生福祉保障有力，不断开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任何人任何势力妄想通过搞乱西藏来遏制打压中国的图谋都是决不会得逞的。
2024年9月18日，针对美国国务院批准总额约为2.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的规定，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已宣布将对9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从而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2000年10月10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从而使这项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根据这项法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将终止按《1974年贸易法》中有关条款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实行年度审议的做法，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2001年12月27日，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下创立的一个高层对话机制。2006年8月21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布什表示，美方希望两国加强在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使两国经贸关系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胡锦涛说，随着中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对话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中方愿同美国继续就此保持联系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同年9月19日至22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就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事宜访问中国。吴仪副总理与其举行了会谈，并共同宣布建立对话机制。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
2009年4月，两国正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一机制将原先相对独立的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合二为一，最大限度地整合双方资源，就加强双边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促进开放贸易和投资、支持金融稳定和改革等长远性、全局性的挑战和机遇展开沟通和磋商。2018年，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中断了这一对话。
截至2024年1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共举行八轮。最近一次于2016年6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在此次对话中，中美双方承诺全面落实历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包括前七轮对话中达成的成果。双方表明将采取进一步具体措施支持强劲的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强化和支持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
2024年2月5日，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表示，由五名财政部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计划前往北京，与中方代表举行一系列会议，就两国电动汽车、税收等经济问题进行“坦诚对话”。作为中美经济工作组工作的一部分，中美双方代表将讨论全球经济面临风险，以及两国经济前景、国家安全领域的投资审查制度、在气候变化和向贫穷国家减免债务方面进行合作的机会。
2024年8月15日至16日，中美金融工作组在上海举行会议，这也是该工作组自2023年9月成立以来，第五次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奈曼共同主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以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部门参会。双方就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中美经济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与监管、证券与资本市场、跨境支付和数据、国际金融治理、金融科技、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以及其他双方关心的金融政策议题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和建设性的沟通。
唐纳德·特朗普执政后，其重商的执政理念使得他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高度关注。特朗普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动辄使用关税“大棒”，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他国。美国将矛头对准中国，于2017年8月启动单边色彩浓厚的“301调查”，无视中国多年来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外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对中国作出诸多不客观的负面评价，采取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等经贸限制措施，将中国列为所谓“汇率操纵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挑起中美经贸摩擦。
对此，中方不得不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经过13轮经贸高级别磋商，2019年12月13日，双方宣布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202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共同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约瑟夫·拜登上台后，在经贸领域并未急于采取行动“拨乱反正”。拜登政府将特朗普时期对抗性的贸易政策照单全收，强调要“直面”所谓不公平的、非法的、强制性的经济和贸易行为。
2024年5月2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官网显示，FCC主席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提出一项无理提案，提案旨在永久禁止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受管制清单”企业参与无线设备认证项目，成为测试实验室或认证机构，这项提案将于5月在FCC委员会全会上表决。5月8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于美国撤销部分企业对华为公司出口许可证一事表示，美方所作所为严重违背“不寻求与华脱钩”“不阻碍中国发展”的承诺，中方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权。
2024年5月13日，中国无人驾驶汽车传感器技术开发商上海禾赛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起诉美国国防部，因其将该公司列入被控协助中国军方的企业名单。
2024年5月14日，美方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半导体以及钢铝、港口起重机、个人防护装备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中方一贯反对违反世贸规则，单方面加征关税，中方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5月15日，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世贸组织已明确作出结论，美国的301关税违背世贸规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单边行径和保护主义违背时代发展潮流，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美对华加征关税这一举动，持续受到多方批评。据美媒报道，美国民众担忧，加征关税的最终代价恐怕会由美国消费者承担。美国《华尔街日报》警告称，约瑟夫·拜登及其前任唐纳德·特朗普之间已然挑起的“关税竞标战”，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结果。欧洲对于贸易战也持反对态度，德国和瑞典对美国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态度冷淡。5月17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就美国新征关税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影响回应称，尽管经济持续回升仍然面临一定困难和挑战，但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经济内生动能持续增强，社会预期不断改善，有能力、有韧性应对外部冲击，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不会改变。当天下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杜晗举行新闻发布会。她表示，单边制裁不得用作针对中原地区的外交政策工具和经济胁迫手段，单方面制裁不符合国际法；同时呼吁制裁方取消和暂停所有未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而对中国、中国公民和中国公司实施的单方面制裁。5月19日，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美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进口共聚聚甲醛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自2024年5月19日起开始，2025年5月19日前结束调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对12家美国军工企业及10名高管采取反制措施。当地时间5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就对华加征301关税发布公告，宣布对电动汽车及其电池、电脑芯片和医疗产品等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大幅加征关税的部分措施于8月1日生效。6月1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以所谓的涉嫌“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为由，把三家中国企业列入“强迫劳动清单”，禁止进口它们的产品。6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美方再次炮制散布涉疆的虚假叙事，打着人权的幌子对中方企业实施非法制裁，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单边制裁，停止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中方会继续采取坚决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同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项新制裁方案，涉及300多家公司、银行和数十名个人，这些个人和实体来自俄罗斯和中国。6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滥施非法单边制裁，多为停火止战、恢复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2024年6月下旬，美国约瑟夫·拜登政府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国电信集团、中国联通3家中国电信运营商展开风险调查，称此举是因担心这些公司利用在美国的云端和互联网业务获取美国数据，并将数据提交给中国。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称，希望美方“停止以虚假借口打压中国企业”。
202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国防部与任何使用华为设备的实体签订合同，但鉴于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服务提供商，在实际工作中无法避免与其开展合作，因此该部向美国国会“摊牌”，寻求豁免。7月2日，美国商务部决定把6家来自中国、南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英国的实体列入有关“实体清单”，上述6家实体中，来自中国和阿联酋的实体各有两家，来自南非和英国的实体各有1家。美国决定对这些实体实施贸易限制，原因与所谓“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有关。2024年初以来，美国商务部已撤销了8个涉及华为的出口许可证。7月24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国6名个人和5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他们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支持朝鲜弹道导弹和太空项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日表示，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一贯认真执行安理会决议，履行自身国际义务，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当地时间8月8日，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由把5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实体清单，禁止从这些公司进口商品。对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于当日发表声明称：“所谓的‘新疆强制劳动’只不过是反华势力散布的骇人听闻的谎言，是美国政客破坏新疆稳定、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中方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当地时间2024年9月13日，美国政府确定大幅度上调中原地区产品的进口关税，其中包括将电动汽车关税提高100%，对中国太阳能电池的关税加征50%，对中国钢铁、铝、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物的关税加征25%。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一些关税会于9月27日生效。同时，美国将中国半导体的进口关税提高50%，此新税率会于2025年1月开始生效，半导体这一项里还新增了太阳能电池板使用的多晶硅和硅晶圆两个类别。
2024年，尚博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将寻求加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024年4月访华期间提出的观点，再次炒作中国“产能过剩”威胁。9月17日，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回应，美方炒作“中国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着眼于在全球操纵新的产业布局，试图在新经济形态的塑造过程中打压中国。客观现实是中国的电池、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在全球的需求很大，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福祉。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恢复时，双边贸易额只有1288万美元，到了1978年已经增长到9.9亿美元。
从1980年1月31日起，中美正式解冻各自在对方国家的财产，成为开启两国经济往来的源头。美国取缔了其在冷战时期施加在中国身上的一系列经济约束。1980年美国决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同年美国又决定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名单上将中国从Y集团（苏东集团）调整到P集团（新国家集团）。1981年6月，美国将中国的贸易地位调整为“友好的非盟国”，中国可以向美国购买防御性武器，美国企业也可以向中国转让部分军民两用技术。1983年6月，美国又决定将中国从P集团调整到V集团（西欧、日本都在此类）。
自1979年至1988年的十年中，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4.5亿美元跃升至82.6亿美元，翻了两番，年平均增长率达14.4%。尽管经贸关系也不时受到各种复杂因素干扰，但中美经贸合作始终向前推进。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805亿美元。2013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为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自此之后，有近1.2万亿美元的货物和超过170亿美元的投资往来于太平洋两岸。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规模达到创纪录的5551亿美元，比建交初期扩大了227倍；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4200亿美元。随着进一步发展，中美货物贸易额在2018年达到6335亿美元，比1979年建交时增长252倍，服务贸易额超过1250亿美元，双向直接投资累计近1600亿美元。
受两国经贸摩擦等影响，2019年中美双边贸易出现下滑，全年双边货物贸易额5412.2亿美元，同比下降14.6％，中方顺差2958亿美元，同比下降8.5％。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9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71914个，实际投入金额约878.8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3.3亿美元，中美双向投资累计接近2500亿美元。
202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值4.06万亿元，增长8.8%，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2.6%。2021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为7556.45亿美元，同比增长28.7％。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5761.14亿美元，增长27.5％；中国自美国进口1795.31亿美元，增长32.7％。据美方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和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达6906亿美元，创历史新记录。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年1月-11月，中美进出口商品总值达6070亿美元。
美国长期居跨境投资大国首位，是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伙伴。
出于促进经贸合作、平衡经济关系的需要，中美两国政府在2008年正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此后开始编制美方协定模板，中美谈判被拖延至2015年才开始实质推进。随后双方交换了负面清单并进行了数轮后续磋商，但由于奥巴马在2014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变成“跛鸭”总统，谈判进度受阻，终未能在2016年大选前谈成。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1987-2020年间，中国吸收美国的直接投资额从2.6亿美元增长至23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额从0.7亿美元增长至60.2亿美元。截至2020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838.8亿美元，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73556个，实际投入累计901.1亿美元。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能源和环境合作领域不断扩展与深化，取得了诸多进展。
从合作机制来看，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日渐深入，加强和完善了中美在能源领域的沟通与协作。此外，中美之间还建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下的能源工作小组机制、亚太清洁发展伙伴关系、碳封存领导人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
从合作领域来看，中美能源领域合作并不限于油气领域，而是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的格局，覆盖能源政策、石油、天然气、民用核能、电网建设、可再生能源、先进生物燃料、清洁能源科技研发和能源装备等多个领域，跨越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个层面，务实合作成效显著。
统计表明，在油气领域，美国石油企业参与中国境内的油气勘探开发合作项目有20多个，石油产量约1800万吨，约占中国中外合资油田总产量的85%，美方已累计投资40多亿美元。而从2000至2015年间，中国企业在美国能源领域的投资达到了137.6亿美元，占该时段中国直接投资总量的近22%。2006-2017年期间，中美双方开展了900多个合作项目，打造了一批清洁能源发展基地，也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2023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指出两国争取到2030年各自推进至少5个工业和能源等领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大规模合作项目等。
中美两国建交后，优先发展各项军事合作，包括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美国开始放松对华敏感高科技封锁，双方开始建立正式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 导致两国关系下滑。中美军事关系不仅无法达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水平，而且成为双边关系中最脆弱、最波动、也是最缺少实质内容的关系。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两军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双方进一步深化两军两大互信机制建设。这主要表现在:尽管中美在台湾、东海、南海和其他问题上有严重分歧，并时有危机发生，但双方始终保持了军事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极少出现军事交往全部停顿的情况。
为进一步发展两军关系，2011年，中美两国在北京达成五点共识。双方将加强两军之间的联合行动，提高军事海空安全，减少风险。2013年是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开局之年。两军高层交往平均每年约10次，除会晤交流外，还安排了诸如参观武器装备、军营、军事院校，观摩训练，智库交流等活动，务实性显著增强。两军的沟通机制包括战略安全对话、国防部防务磋商、国防部工作会晤、国防部直通电话、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机制。中美陆军之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规划部与美参联会战略规划与政策部之间也建立了对口交流机制。两军交流的内容也更多地从相互指责转向合作和危机管控。2014年11月12日，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两国国防部长已完成“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互信机制文本的签署。2015年，中美两国元首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会晤时，再次重申了要促进持续性及实质性对话与沟通，进一步推动中美国军队事关系的发展。此后，在习近平主席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三次正式会晤中，双方也都强调了建立良好军事关系的重要性。尽管美方不断对华挑衅遏压，致使中美两军关系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但两军之间始终保持着沟通。
2022年8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外交部于8月5日宣布了“三项取消、五项暂停”共八项反制措施，其中取消的内容均聚焦军事层面，分别为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2023年中国两国元首会晤后，同意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2024年3月，中美两国恢复了五年来的首次半官方核弹谈判。4月3日至4日，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4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此次会议旨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中方指出，中国军队会继续依法依规回应一切危险挑衅行动，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9月10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男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两军交往中，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逐步放宽，对华武器销售虽然缓慢，但数量也在增加。1980年初，美国国务院解禁了近30种军事设备，允许向中国出口防空雷达、无线电设备、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直升机、卡车、电子干扰设备等军事装备。
1981年6月，美国将中国的贸易地位调整为“友好的非盟国”，中国可以向美国购买防御性武器，美国企业也可以向中国转让部分军民两用技术。自1981年至1989年初，里根政府通过“对外军事销售”的方式对华军售额为6.024亿美元，通过“直接商业销售”的方式对华军售额为2.08亿美元。
然而到了1989年，布什政府执政后，新任政府出台了对华制裁的措施，美国暂停了对华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从而彻底终结了美国对华出口武器的历史。
2012年9月，中美两国海军在亚丁湾中西部海域举行了首次联合反海盗演练。在5个多小时的演练过程中，双方演练了两军混合编组突击小队乘小艇和直升机登临被劫商船，交替掩护进行舱面搜索、抓捕海盗等科目。本次演练是中美两国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联合实施反海盗行动方面进行的有益尝试，对于增进两国海军的了解与信任、深化两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2013年以来，中美两军演习次数超过以往历年演习总和，并在若干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13年11月在夏威夷举行的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中，中国军队首次踏上美国领土；2013年中美澳新（西兰）的人道主义救灾联合室内推演，则开启了“中美+X”的多边联合演习模式；2014年“金色眼镜蛇”和“环太平洋”演习中，中国军队参与了美国与盟国举行的传统演习；2015年1月，中美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两军部队又实现了混合编组、联合作业。2017年11月，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和第十三次研讨交流在美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拉里叶军营进行，两军实兵分队官兵密切配合，围绕装备技术、作业程序、救灾经验进行了深入交流，对增进两军交流互信，提升联合救援效能打下良好基础。
2024年5月，13名美国国会议员在给美海军部长托罗和空军部长肯德尔的联名信中警告称，面对“中国导弹威胁”，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薄弱，“可能导致90%的美军战机被摧毁在地面上”，并要求美军“立即做出改变”。对此，中国专家表示，美国议员的这些表态本质上仍是渲染“中国导弹威胁”的陈词滥调，美国不断在中国周边加强针对性军事部署，并挑动日本、菲律宾等国与中国的争端，导致地区局势紧张。美军的这种尴尬处境正是因为五角大楼和美国政府部分人士坚持“敌视中国”的态度，将中国当成主要假想敌的恶果。
美国总统拜登2024年3月批准了一项高度机密的核战略计划，该战略在中国核武库增加背景下首次提到遏制中国的计划。美方还称2026年2月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会大幅扩充战略核武库，以同时应对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等拥核国家的挑战。2024年8月29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停止搞“核共享”“延伸威慑”“核联盟”。
中美人文和地方交流密切，两国已经建立了50对友好省州和234对友好城市。2009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政府就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达成共识，并将该机制写入随后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2010年5月25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成立仪式暨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016年6月，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京开幕。双方签署了12项合作协议，达成158项合作成果，涵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妇女和青年七个领域。
2018年，中美两国人员往来515万人次，其中中国赴美282万人次，美国来华233万人次。近年来两国最多每周300多个航班和每年500多万人次相互往来。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政府全方位对华遏制打压政策影响，2019年以来两国人员往来数量大幅下降。
2023年美国当地时间11月15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他表示，中美两国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包括增加中美客运直航航班，举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优化签证申请流程等。
2024年4月9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表示，美国考虑放宽针对其公民前往中国的警示，并称这些警告可能限制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4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表示，美国国务院有关赴华旅行提醒评级等次完全没有道理，让许多有意愿来华的美国人望而却步。希望美方尽快撤销不实旅行提醒、调整错误评级，移除阻碍中美人文交流的绊脚石。4月27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谢锋表示，3年来近300名中国公民遭到美方无端滋扰遣返，针对美方选择性、歧视性、政治性执法，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白宫国安会、国土安全部及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多个部门提出严正交涉，促美尽快移除阻碍人文交流的“绊脚石”。
教育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领域。自1979年1月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经过共同努力，两国官方教育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民间交流日趋活跃，规模日益扩大，领域不断拓宽。教育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自2010年起成为美国第一大海外学生来源国。在2010—2017年，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人数持续上升，其中，2011—2013年同比增长均超过20%。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在美各类留学人员42.5万人，中国赴美留学人员18.3万，美国来华留学人员2.1万。美国在华高等院校学习的人数也持续增长，美国曾一度是中国第二大海外学生来源国。同时，美国亦曾是开设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截至2017年4月，全美共有103所孔子学院和501个孔子课堂，分别占世界各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总数的20%和47%。
此外，中美两国还积极推进两国大学智库开展机制性合作；鼓励两国青少年在创新创业方面开展交流合作，举办“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并在两国设若干“中美青年创客交流中心”；鼓励中美学生学者开展多渠道的交流合作，实施“知行中国”系列项目。
从“乒乓外交”开始，体育交流一直充当着中美友好交流的急先锋。中美体育交流覆盖领域日益拓宽，主题不断增多，成果数量持续增加；体育高层磋商交流更加频繁，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体育赛事交流常态化，体育人才交流多元化；群众体育交流武术特色鲜明，中国对外主动性增强；体育产业交流空前繁荣。
2024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也是中美“乒乓外交”53周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乒乓球代表团于1月4日至8日访问北京。弗吉尼亚大学球员与清华大学球员混合组队进行比赛。2023年12月，北京大学乒乓球队赴美参加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旧金山、洛杉矶等多地举办的纪念中美“乒乓外交”的系列活动。两国青年乒乓球代表团近期互访极具象征意义，为中美民间交往注入了新的力量。
2023年11月10日，“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纪念费城交响乐团访华50周年音乐会在北京举行，演出融合中美经典作品。费城交响乐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思艺致信习近平主席，回顾乐团与中国的交往历史。在习近平主席的复信中，他勉励费城交响乐团和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艺术家一道，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密切交流合作，促进艺术繁荣，为中美人文交流和各国人民友好再续新篇。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演出前读美国总统拜登的贺信。拜登在贺信中表示，这次费城交响乐团赴北京跟中国交响乐团联合进行周年纪念音乐会将能让两国的文化纽带变得更紧密，永远作为连结与合作的力量的象征。11月24日，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时隔四年重返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为观众带来中国当代作曲家的最新作品。多部作品取材于中国古典诗词和传统哲学著作，展现出古筝、竹笛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的碰撞，奏响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动人乐章。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转向，中美关系整体重新进入比较稳定的轨道，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中的位置、性质与内容也随之发生调整。自2001年年底开始，美国转而寻求一种更加紧密的双边安全合作关系。小布什政府开始争取中国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支持。
“9·11”事件发生不久，两国的情报专家开始讨论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中国所掌握的有关“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的情报。2001年10月，小布什在上海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晤时，将中国定义为“全球反恐联盟的重要伙伴”，并强调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2002年，小布什政府还将针对中国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界定为恐怖组织。双方与巴基斯坦合作，于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击毙了“东伊运”头目艾山·买合苏木。2004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将派专家与中国联合制订2008年奥运会的安保计划，美方表示，北京奥运成为中美联合反恐的合作重点。2016年，美方根据美13224号行政令再次将“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并支持将该组织列入联合国1267委员会综合制裁清单，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环境问题，也是人类必须做出积极回应的最复杂的挑战。中美气候合作随共识的不断累积而形成与发展。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一大支柱。双方致力于落实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三份元首联合声明，并将在迄今已取得的实际进展和丰硕成果基础上，不断深化和拓展中美双边气候变化合作。
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双方首次共同确认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承认其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息息相关，同时自愿承诺了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2015年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表明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达成了更多共识与合作意向。由于中美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提前就相关关键问题采取了协调一致的立场，2015年7月的《巴黎气候协定》得以成功签署，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2016年，中美率先完成《巴黎协定》的批准程序，引领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尽管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气候合作遭遇了严重挫折。但拜登政府上台后，其把气候变化作为涉及国家利益、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的战略问题，并将气候变化治理视为其全球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展示美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责任和能力。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上，中美发布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承诺双方将在未来10年“根据不同国情，各自、携手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加强并加速旨在缩小差距的气候行动与合作”，强调双方愿意在应对气候危机问题上共同努力，并在工业脱碳、甲、清洁能源等绿色低碳领域开展合作，建立工作组机制。
2023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共同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提出了启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明确的可再生能源部署目标、提出终结塑料污染等内容。2024年1月，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启动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双方对工作组就能源转型、甲烷、循环经济、低碳省/州和城市等重点合作领域工作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流。双方商定将按照《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共识，在工作组机制下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交流互鉴，深入开展务实合作。
2010年，奥巴马政府公布了美国《核态势报告》，首次将寻求“无核世界”作为美国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并为此举办了两次全球核安全峰会，会上美国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的支持。此外，美国还在伊核问题上主动出击，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五个大国于2015年7月14日与伊朗成功达成了有关伊核问题的《共同全面行动计划》。2023年11月，中美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了军控与防扩散磋商。双方围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五核国合作、核安全、防扩散与出口控制、生化履约、外空安全和常规军控等广泛议题深入、坦诚、建设性交换了意见。但新一轮的磋商因美方无视中方的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持续对台军售，于2024年7月暂停。
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两国在多层面形成较稳定的合作模式：在国际防扩散机制建设方面，美中之间主要是倡议者和积极参与者、建设者的关系；在应对地区核热点方面，中美分别扮演了“好警察”和“坏警察”的角色；在双边合作方面，中美互动以培训与协作为主。中国海关与美国海关、能源部等开展一系列防止核走私、确保国际贸易供应链安全的合作项目。中国参加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起的“集装箱安全倡议”、美国能源部核安全管理局发起的“大港计划”，阻止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非法贩运。
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方面，是两国合作共赢的体现，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重点开拓的领域。早在1979年1月31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就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此后，该协定大约每5年更新一次，旨在于科学技术领域开展各项合作。
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框架下，中美两国科技合作从早期的零星沟通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深入合作，涉及能源、环境、自然资源、医药卫生、地震、海洋、大气等20多个子领域，并且建立起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中美创新对话等合作机制。
实验项目上，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是中美科技领域合作的一个全新范例。这一项目中，美方分摊探测器建设的一半费用。这是中美两国首次在基础科学领域真正按照“共同出资、共同受益”模式进行的大规模合作。2012年，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首次精确测量了其振荡幅度，开启了未来中微子研究发展的大门。这一重大科学成果也使中美双方研究带头人共同获得美国物理学会的顶级奖项——潘诺夫斯基实验粒子物理学奖。
论文合作上，中美合著论文的统计数据表明，多年来中美科技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2000-2019年共20年间，中美研究人员合作（即作者机构所属国家同时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文献类型限定为“Article”，文献状态为“最终发表”）进行检索和分析。截止2020年8月4日，共检索到文献约38万篇。虽然两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作用并不相同，但是中国在合作研究领域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8年，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成立。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是中美双方就执法合作进行协调和沟通的主要机制和平台，通常每年轮流在两国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执法合作中的重要事项。自成立以来，该小组在落实两国元首在执法合作方面达成的重要共识、协调和促进两国执法合作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美双方在该机制下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2024年7月10日，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在美涉嫌性侵儿童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斯科特移交美方，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押解回国。
2017年10月，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和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杜克共同主持。在追逃领域，双方计划继续开展定期会晤和建立工作组，确定重点案件；在禁毒领域，双方愿继续加强在毒品管控和执法领域的合作，包括就打击贩运新精神活性物质和其他合成毒品、阿片类物质和可卡因交换情报和行动信息；在遣返非法移民领域，双方承诺建立一个可重复的程序，确保及时核实非法移民的身份，并在身份核实后30天内颁发旅行证件；在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安全保护领域，双方愿改进与对方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包括及时分享网络犯罪相关线索和信息，及时对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做出回应，包括网络诈骗（含电子邮件诈骗）、黑客犯罪、利用网络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网络传播儿童淫秽信息等。
2024年1月28日，白宫宣布美国总统副助理兼国土安全部副顾问珍·达斯卡尔计划于1月30日至31日率领美国跨部门代表团访问中国，启动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首次会议。1月30日，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在北京举行首次联席会议，讨论阻止芬太尼进入美国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