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6 11:55
赵深（1898年8月15日—1978年10月16日），生于中国江苏无锡北门外江阴巷，中国建筑师。长期从事建筑创作，早年在上海市、南京市和昆明市等地设计了很多优秀作品，其中30年代建成的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楼，是当时国内第一幢具有民族风格的高楼，得到建筑界的好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设计技术领导工作，主持并指导了泉州华侨大学、震后唐山的河北小区规划等工程设计，对我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深，中国建筑师。字渊如。江苏无锡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赵深家境本不富裕，再加上幼年丧父，更为艰难，家庭生活依靠父辈世交资助，后靠两位兄长工作维持，所以他从小读书刻苦认真。1911年考入清华大学，在8年学习期间，享受公费待遇。1919年清华学校毕业后，因患病推迟一年赴美留学。1920年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2年获建筑学学士，1923年获建筑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实习数年及考察欧洲建筑后，于1927年回国，任职于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上海音乐厅和南京铁道部办公楼。1930年冬自设赵深建筑师事务所。1931年2月与陈植合办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1931年冬童加入，1932年改名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抗战期间，他常驻昆明市，主持华盖分部工作。1950—1952年联合另5家事务所的建筑师和工程师组织“联合建筑师工程师事务所”。1952年担任华东建筑设计公司总工程师，1953—1955年任建工部中央设计院总工程师，1956年回华东建筑设计院任副院长兼总建筑师。1978年10月16日在上海去世。
赵深的夫人孙熙明（1901年－1988年）是无锡石塘湾孙氏后裔。他们育有四女：长女赵庆闰（1928年4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次女赵风风（1929年10月－），安娜·斯特朗的秘书；三女赵彬彬（1934年－1988年5月），曾任职于大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四女赵启雄（1934年4月－），钢琴家，原中央歌剧院钢琴伴奏，国家一级演奏员。他们另有一养子（侄子）赵祖（1928年7月－），原常州市机械冶金工业建筑设计局总工程师。
1927年赵深参加范文照事务所时，设计了上海音乐厅（即现在的音乐厅），还设计了杭州西冷饭店（指西冷的老楼，在建新楼时已拆除），南京励志社，南京旧铁道部大楼官舍等。1928年，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在江湾建设上海市中心，征求设计方案，赵深的方案获一等奖。当时的市政府综合了不同的方案，自设设计处，聘董大酉主持设计工作。江湾市中心是一项规模较大，在建筑设计上是中国古典建筑现代化的尝试，其中赵深之功不可磨灭。
1930年冬，赵深自建事务所后，承接了上海大沪饭店（在延安东路343号，即现公安局招待所）及西海大戏院的设计。
1931年，成立“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后，承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大楼和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即现北京东路江西路建管局大楼）等业务，后者于九一八事变后由原10层更改设计为5层。
尽管赵深等人以及一些前辈建筑师是美国名大学建筑系毕业，学有专长，设计业绩证明确有才能，但在上海开展业务决非易事。租界内，洋人势力强大，涉外业务，固然全部由外国建筑师揽去，即使是中方重大业务亦不容易取得。宋子文、孔祥熙等官僚资本的崇外思想是当时社会上众所周知的，对中原地区技术人员不放心。如为了建造外滩中国银行新大楼，当时中国银行设了建筑课，由陆谦受任课长。陆谦受是建筑界公认很有才能的建筑师，但宋子文仍要公和洋行与陆谦受共同设计，（公和洋行即PalmerandTurner）。即如像国际饭店这样由民族资本家投资的工程，也是委托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要能够生存并求得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能承接到设计业务。华盖一方面依靠精湛的设计技艺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另一方面通过一些社会关系，业务得以逐步开展，并建立起声誉。从成立起到抗战之前，承接到一些比较重大的工程设计，如上海恒利银行、南京中国旅行社“首都”饭店（现南京饭店）、南京陵园中山文化教育馆（抗战时毁于战火）、南京“首都”电厂江边发电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管库、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购料委员会办公楼、水晶台资源委员会办公大楼和实验楼工程等。前面提到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和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大楼两项工程是赵深、陈植事务所时开始设计，延至华盖完成的。设计的电影院有上海市大上海大戏院、黄浦剧场（即现黄浦剧场）、大华大戏院（即新华电影院是陈植留驻上海时设计的）。其他还有公寓、图书馆、学校和一些私人的住宅，还有莫干山的别墅。他们也曾参加过一些工程的方案竞赛，如上海大新公司（即现中百一店）和南京中山门博物馆等，但都未成功。上面提到的长沙岳麓山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工程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设计的。
1938年以后，赵深和童寯在内地也承接了一批设计业务，限于当时内地的经济能力，这些工程大都规模较小，标准不高，如广西大学新校舍、广西科学馆、贵阳物产陈列馆、资源委员会重庆小型炼钢厂、昆明南屏大戏院和大逸乐大戏院、坤维慈幼院、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劝业银行、聚兴诚银行等。
其中，赵深在昆明市设计的南屏电影院获得较好的评价。戏院董事刘淑清为当地名流，甚为满意，向龙云推荐，龙云就委托赵深设计南菁中学。
大逸乐戏院规模不小，还引起了一场风波。以前曾讹传赵深在昆明“曾被逮捕过”，日本侵略者轰炸昆明之时，戏院附近落弹6枚，虽然戏院未炸毁，但整个屋盖产生较大的位移，全部屋架向山墙方向倾斜，顶部位移一尺余。他当即拟定修整计划，提交业主，敦促立即停业修理，否则将酿成大祸。戏院片面追求营业利润，不予理会，继续开映。在又一次轰炸中，又受落弹震动，仍不进行修理，照常营业，几天后，在一次晚场放映时，屋面塌，造成观众严重伤亡。事件发生后，赵深即去公安局自投，并要求查明责任。公安局将其转送法院。后经技术界鉴定屋架的设计与构造并无错误（该工程的结构由张有龄设计），即恢复自由，前后被拘留三星期。按理此事责任在业主，但仍被当地法院判为业务过失，赔出全部设计费作为死伤抚恤。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华盖恢复在上海的原来机构。并设分事务所于南京市以便承揽业务，从1946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设计的工程有：南京旧交通部公路总局办公楼、南京美军顾问团公寓（即现南京部队招待所AB楼）、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无锡申新三厂多层仓库及4万锭纱厂、无锡茂新第一面粉厂、台北市台糖办公楼、无锡江南大学校舍、上海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大楼（即现华东建筑设计院办公楼）、上海电力公司隆昌路电业干部训练班校舍等。
在1950—1952年成立“联合建筑师工程师事务所”期间，事务所设于上海市、北京两地，承接了一些业务。包括北京沈阳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上海纺织工业学院、榆次经纬纺织机制造厂住宅、福利区工程、石家庄市纺织厂、乌鲁木齐市七一纺织厂等。在七一纺织厂施工时，赵深到乌鲁木齐视察工地，正好王震、陶峙岳在石河子市筹划城市建设工作，就专邀赵深到石河子研究城市的规划。赵深到了石河子现场，亲自动手进行规划设计。石河子市的第一期建设工程，就是按照他设计的规划进行的。
1952年7月赵深参加国营设计机构以后，长期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华东和北京两设计院中经他指导的工程项目，已很难具体查考，可以说，1955年他调回华东设计院后，华东设计院的重大设计项目都经过他的精心指导。他除了对设计方案，以至细部构造都加以深入推敲、严格要求外，而且经常亲临现场，检查与解决具体问题。唐山地震后，中央提出要重建唐山。当时他已是78岁高龄，为了重建唐山，他往返上海市、北京、唐山等地，与建筑界有名望的专家研讨河北小区的规划，提出方案，以后河北小区的设计即以此规划方案为基础。在建造过程中，唐山余震不断，他又往返唐山、上海多次，到工地视察，提出很多建议。
他不仅对华东设计院的工程十分关心，而且对外地的重大工程，也当作自己的事一样。在他逝世前两个月，他在兰州市参加了该市的规划讨论后，又马不停蹄，匆匆赶到遵义市参加遵义纪念馆方案的讨论。他的一些设想为遵义市的领导和与会专家所采纳，并体现在改进方案之中。
建筑师在学术上的水平应该体现在其设计之中。赵深一生所负责设计和在其指导下设计的作品是相当丰富的，上面列举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不少，特别是私人住宅部分以及一些方案竞赛的稿件已无从查考。即便如此，在上面所列的项目中亦不乏佳作，留待建筑界研究评说。
赵深是一个在建筑学上有较深造诣的建筑师，在建筑设计和建筑艺术方面有其独特的风格。他的设计首先着重建筑功能，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力求建筑造型的美观，不赞成片面追求形式而牺牲实用。同时，他还重视造价经济，反对不顾经济而任意发挥，滥用高档材料。他本人所主持的以及由他精心指导的设计，识者都认为具有朴实大方，典雅自然的独特风格，造型简洁明朗，无矫揉造作、刻意雕琢之弊。赵深不仅对西方建筑有较深的研究，而且对中国的传统建筑也有厚实的根底，一向重视在现代建筑中结合运用中国的传统建筑艺术。在他回国后设计的第一座建筑——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尽管在30年代建筑界的“国粹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提倡的“民族形式”，在建筑界形成一个较大的声势，赵深对待建筑创作，仍然坚持努力借鉴传统遗产的精华，吸收和发扬建筑的民族风格或地方特性。在设计中坚持从现代功能和结构出发，不生搬硬套古典形式，而是适当运用和强调传统符号以示意的方式表达中国建筑文化的特点。在后期，他在设计上更具有新时代气息，不落臼，随时代步伐而前进。赵深才华丰茂，思路敏捷，不轻易动笔，一经动笔则一气呵成轮廓，然后对细部节点反复推敲，精益求精。他不仅重视设计方案，而且对施工图纸、选用材料、施工质量也严格要求，对建筑的细部处理，装饰线脚花饰和色彩，更是亲自与设计人员研究探讨，逐个进行审核敲定。
赵深不仅是在建筑设计上深有造诣的建筑师，而且是一个事业家，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他与陈植、童寯3人合作创办“华盖建筑事务所”，20余年历尽沧桑，发展到在国内享有盛誉，主要是依靠精湛的技艺，热诚的服务态度以及内部同仁的团结。赵深在工作中踏实负责，不辞劳苦。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内地交通极为不便，生活条件很差。1938—1940年间，他风尘仆仆，往来于长沙市、桂林市、贵阳市、重庆市、昆明市等地。他还几次从内地转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海防到上海市处理业务。对待建筑设计，赵深十分重视深入现场工作。从设计前到现场踏勘调研，以及到施工时下工地视察检查都非常认真。在施工现场，他经常不顾年老，上脚手架视察。他对外地工程也是不辞劳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到乌鲁木齐市的铁路、航空都未开通，交通极为不便，他还是去了。以后对福建省、杭州市几项重大工程如福州大学、泉州华侨大学、杭州西冷饭店新楼等，他都是不止一次去现场。这与当前有些设计人员只热衷于出图，不重视下工地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他病重住院，进行抢救之时，他还念念不忘与其他相约要去南宁市参加全国住宅设计交流会。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到南宁时，南宁与会深为惋惜的说：“赵老是累死的。”赵深为人忠厚诚恳，朴实无华。他对下属体贴关怀，对这一点，跟他工作过的都深有体会。他处理经济问题，如设计费的分配等，照章办事，公正合理。他和陈植、童寯合作经营，情谊敦厚，是为人所共知的。在这种牵涉到经济利益的合作关系中，能坚持20余年，历经风霜，始终保持团结友爱，真可谓君子之交。
赵深良好的职业道德还表现在业务方面。在20年代，上海租界中的建筑设计业务为外商的一统天下，中国建筑师处境艰难。为了加强中国建筑师的团结和力量，以便更好地与外商进行竞争，由庄俊和一些建筑师于1927年倡议成立中国建筑师学会。学会制订的会员“诫约”，内容有不与同行（指国内同行）争夺业务，不得不合理地降低或抬高设计公费，不得向任何方面收受额外费用等。据华盖的从业人员反映，有的业主在洽谈时，提出要求设计费优惠，赵深总是信守“诫约”，一般是不予接受的。再有，业主的下属经办人员往往要求给予“回扣”，赵深冒着今后会丧失一些业务风险，照例坚决拒绝。对于营造厂给予的馈赠，也都婉言谢绝。某次送来汽车亦遭推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