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0 11:53
足轻是日本古代最低等的步兵之称呼，他们平常从事劳役，战时成为步卒。在战国时代，接受弓箭、枪炮的训练，编成部队。江户时代成为最下等的武士、杂兵。
“足轻”一词并不表示所指称的士兵原先一定是农民。战国时代初期，贫穷的武士与富有的农民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其间存在一个由“地侍”组成的灰色地带，他们战时为兵，平时务农，微薄的领地特别容易受大名扩张之势的威胁。这使地侍经常要在继续务农或投效大名的军队之间作出抉择。许多人选择了后者，从乡村迁到城里的军营中，大多以足轻的身份开始他们的军旅生涯。
足轻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日本历史上一位日本天皇为了 系统化地控制和运用军事力量所作的一次尝试。这位天皇是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他筹划建立一支国家军队，主要由征募入伍的步兵构成。但由于士兵经常逃亡，此制度最终搁置。到了10世纪，政府开始依赖地主阶级所提供的军事服务。地主们拥有马匹，保证了他们在征募起来的队伍里拥有军官地位。他们就是最早的武士，每个人由几十名下级士兵辅助，履行其军事职责。在非军事时期，这些下级士兵是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有的步兵与某一特定家族或地域存在长期关系，他们通常会担当下人（武士随从）的角色，为武士携带装备或充当马夫，还有一项重要职责是收集敌军首级，计入其主人的斩首之数。必要的时候，下人亦会参与作战，特别是武士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但武士的战斗基本上是个人之间的决斗，敌对双方的下人一般只起辅助作用。尽管如此，下人的服务仍受到重视，忠诚的下人有时会被拔为武士。
不过，在一支典型的军队里，除了下人之外还有其他步兵，他们所拥有的此类社会义务或个人效力式的联系十分微薄，甚或并不存在。这些士兵通常是匆忙招募来的，所受训练很差，装备低劣。在武士战争英雄事迹的编者笔下，几乎没有这些无名士兵的身影。只有仔细阅读，才能看到他们的确存在于战场上。奇怪的是，尽管有关战争的文字记载忽视了步兵，这些时期存留下来的艺术作品如绘卷和中式屏风却没有忽视他们。例如《平治物语绘卷》就描绘了大量步行作战的士兵。绘卷作者显然曾花费极大心力来表现步兵与地位高贵的骑马武士之间的差别：武士的盔甲更齐全精良；步兵的外貌较为粗鄙、满脸须，显然缺乏武士的高贵气质。还有的作品反映了武士与步兵的职责差别：武士以骑射显示武勇，步兵则是一帮放火焚烧建筑物的暴徒。
源平战争（1180~1185）中，源氏击败对手平氏，第一位幕府将军——权力压倒日本天皇的武家统治者——出现了。但战争仍在继续。步兵不时地出现在战争记录中，或杀人，或被杀。例如隶书《吾妻镜》1221年的记载称：
“东军武士遍布于邻近地区，搜查逃离战场的步卒。人头四处滚落，刀刃一再擦干。”
1274年及1281年，由步兵辅助的上层武士击退了蒙古族的两次入侵。此后日本经历了许久相对来说较为太平的岁月，直至皇室为夺回大权进行了一次命运不济的尝试，引发了南北朝之乱。这场战乱以两位对立的天皇的名义进行，持续时间占去14世纪的大半。其中许多战役发生在山区的防守之地，新型的弓箭作战方式因此得以发展起来，即不再由上层骑马武士向目标发射单支箭，而由步兵向敌军倾泻箭雨，这是蒙古人曾对日军用过的战术。《太平记》将这类低级弓箭手称为“射手足轻”，这是“足轻”一词首次在日本历史上出现。1348年四条畷之战中，佐佐木军的2000名士兵有800名是这类“轻装射手”。
一个世纪之后，“足轻”一词再度出现在灾难深重的应仁之乱（1467~1477）的记录中。应仁之乱是一场格外残忍野蛮的战争，战场主要在京都附近，王都的富庶招来了无休止的劫掠、纵火和勒索。平安京是幕府将军的驻地，随着将军势衰，大名纷纷崛起。这些下级地主需要作战人员，因此，对那些不满于自身命运的无地农民来说，时代的变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人力的卖方市场。从“足轻”一词可以看出，这些农民出身的士兵缺少盔甲和鞋子，甚至连武器也没有，要从击败的敌人那里夺取。他们随便临时参加某个武士的军队，打仗、抢掠然后轻轻松松地开小差。
有野心的大名通过招募这些松散而不稳定的乌合之众，可以将其步兵数量增加十倍。不幸的是，这些招来容易的家伙，往往也很容易开溜，跑回去耕田甚或参与敌方的队伍。他们未受过军事训练，仅为个人利益而投身行伍，并不是进行有组织的战斗、运用越来越复杂的武器的理想人选。这就需要某种延续性，使这些士兵相对稳定在地同一支队伍中服役，一方面提高他们的作战技能，更重要的是教导他们知道忠诚的概念，就像大名的家臣对主上那样忠诚。随着战国时代的延续，这些趋向得到进一步发展，会战、攻城战与战役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最终人们认识到，不管足轻的来源如何，尽管他们与上层武士区别甚大，但双方的作战技能可以互为补充。成功的大名用武士来控制军队，将步兵当作军队的一部分，重视步兵对取得胜利可能起到的作用。
从大量现存的足轻盔甲中，可以看到足轻的职责越来越重要的迹象。足轻的盔 甲被称为御贷具足（意为借来的盔甲），构造简单，只是胴（护身甲）与草摺（裙），加上叫做阵笠（战盔）的简单头盔。这些盔甲是由大名提供给足轻的，显示出大名对足轻有足够的重视，愿意向他们提供盔甲，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解决装备问题。而且，几乎所有的御贷具足上都有大名的家纹（徽记），印在胴的前方。有时足轻还会携带另一件印有家纹的物品：飘扬在盔甲后方的指物（旗），可用于辨识身份。甚至还有大名给整个军队装备同样颜色的盔甲，彦根市的井伊家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这些举措结合起来，就使足轻的装束转变成为军队的制服。尽管日本的动漫和影视以考据严谨著称，但是雄伟的石恒城池和天守阁城堡的形象的城，和清一色御贷具足身背指物旗的形象的足轻，都是安土桃山时代末期或者说战国时代末期也就是丰臣秀吉统治时期才出现的，常见的表现织田信长统治时期还不很普遍。那时的城主要是土坯而不是石桓也基本没有天守阁，只有少部分足轻作为常备军装备御贷具足，三十个足轻的头目才拥有身背指物旗的权力，打仗时，其他足轻就以指物旗为参照物，跟随队长冲锋和撤退。只有最精锐的部队，才全员配备指物旗。
不过，还需要在武器选择方面作出改变，足轻的军事地位才能够真正提高。源平战争（1180～1185）的英雄时代，武士的武器主要是弓箭，骑射中显示的武勇是武士最受称道的业绩。但到1530年，足轻已成为常规的远程突击队，而骑马武士的武器则由弓箭换成长枪。16世纪50年代以后，足轻除弓箭外又拥有了火器。不过为了使火器有效发挥作用，足轻便必须位于战阵前列，而传统上这位置属于最忠心耿耿、地位显赫的武士，因为率先与敌军展开博斗是相当光荣的。所以，将最下级的军队摆在前列，对武士的骄傲是一种挑战。为了维持这种骄傲，当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战术：足轻的火器仅用于打乱敌方阵列、为武士的英勇冲锋作准备，在武士冲锋时，足轻便谦逊地退后。不过到16世纪90年代，将足轻排在队伍前列的做法就十分寻常了，表明大名的军事态度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革。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譬如后世的隶书曾经对足轻地位提升的现象加以挖苦，悲叹作战时不是10或20名骑兵从阵列中同时出击，而只有“足轻的战争”。
1575年长篠合战中，织田信长取得胜利，戏剧性地体现了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信长当时的对手是闻名天下的武田军，有可能被对方的骑兵冲锋击溃。在此情况下，他将所有的火绳枪军队分为三组，由松散的木栅保护。足轻火绳枪队受过信长手下最富经验的武士的训练，他们对骑兵进行有规律的射击。武田骑兵被射杀或迷失方向者为数众多，成为武士刀枪之下的亡魂。长筱之战这场历时8小时的惨烈战斗，其胜利并非由火绳枪队独力获得，但它表明，在强有力的领导下由武士与足轻共同作战，可以取得胜利。
足轻通过努力奋斗而发迹的最佳例子是丰臣秀吉（1536~1598），秀吉的父亲是一名足轻，侍奉织田信长的父亲织田秀信。在一次作战中，他腿部受伤，不得不完全退出行伍。为此他失去了与织田家原有的联系，回到农田之中。他的儿子则获得织田信长的信任，一路升迁。信长死后，秀吉进行了一系列漂亮的战役，终至统治全日本。但秀吉一朝达到目标，便开始抽去那使他得以如此成功地往上爬的梯子。1588年，在对全国的征服几近完成时，他下令进行“刀狩”，收缴全国农民的武器。这是一项十分大胆的举动，此前从未有统治者这样做过，但由于秀吉势力庞大，此举大体成功。
刀狩之后，临时足轻的来源基本枯竭，迫使日本所有的大名依赖自己的属下来组建军队。1591年，所有大名均已臣服于秀吉，此时他又发布了一条法令，牢固地确立了身份差别，禁止武士改行务农，亦禁止农民改而从事任何其它职业，无论是商人还是足轻。由于这条法令在足轻的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特详细引用在此：
“凡有曾服军役而自去年七月以来为百姓者，俟陆奥战事毕，尔等有权监管并驱逐之……
“百姓弃田不耕者……不论为商为工，均将受惩，且全村连坐。
“家臣擅离主家者，他家不得录用。
“犯禁而无罚者，必斩三首以抵。”
战败大名的足轻被强迫回到农田里，这些被解除武装的新农民，最终从法律上被断绝了沿着秀吉自己的辉煌历程发迹的道路。因此，1591年以后的情形与此前大不相同。被征召服兵役的农民将仅能担任劳工，只有背着沉重弹药箱的足轻可以觉得自己幸运，因为他尽管地位低，但至少已经一只脚踏入了武士阶层。
实施身份统制令的过程相当漫长，到秀吉的后继者德川家康（1542~1616）手中才得以完成。足轻已成为日本军队里的普通士兵，没有他们就无法取得胜利。德川政权建立后，对日本的社会阶层进行了更严厉的区分。地位最高的是武士，其中包括足轻，自此，足轻被正式视作武士阶级里的最低层。
足轻被承认为武士阶级的一员，这种观念在一本杰出而独特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承认。此书由当时的一位著名武将写成，称为《杂兵物语》（意为“普通士兵的故事”），成书于1649年。作者松平信兴带过足轻军队，希望将自己关于如何最好地运用这一兵种的经验传于子孙。信兴之父松平信纲曾在1638年指挥幕军镇压岛原之乱，这是武士军队参与的最后一次战斗。岛原之乱是信奉天主教的武士和农民叛变师爷的起义，信兴有可能从对手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作战技巧中获得了某种启示。《杂兵物语》的真正重要之处在于它是文字记载。描述12世纪的战争的文字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于描述著名武士个人的武勇。《杂兵物语》是一本写给足轻军队指挥官的手册，而在《平家物语》等的作者笔下，这类足轻军队几乎是不存在的。到1649年，人们已经认识到，足轻能对武士战争起到极大作用。
足轻从训练极差的临时步兵发展为持续服役的专业集团，其历史在足轻招募方式的变化中得到最佳体现。
应仁之乱（1467~1477）中，足轻活动的临时性和随意性往往使士兵逃亡率与征募率相等，有时一支军队会因为许多投机的足轻加入而大大膨胀，将领根本不知道士兵到底都在哪里。这些人如秃鹫般盘旋于杀场中，与夜间摸到战场上杀死受伤的武士、窃其财物的农民并无本质区别。
除了这种不稳定的招募方式，大名县也会从其领内农田上劳作的人中招募步兵，招募对象包括农民与地侍。随着年月推移，这些大名地领地扩张，足轻招募方式的随意性也减少，变得更加系统化。演变的最终阶段是足轻转变为全职的士兵。
在1580年之前（此后，人力来源的压力迫使大多数大名让他们的足轻担当士兵和农民的双重角色），这种征兵体系是有效的，只有战争拖得很久时才会发生问题。理所当然地，富有的地主有多余的人力投入战斗、不影响农业生产，从而取得经济和军事上的发展。胜利的大名会吸引更多的当兵或务农的跟从者，分配人力更加容易，于是强者愈强。增加的人员中有的是因为投机而加入的足轻，一百年以前这些人在结束一场战斗后会离开，现在则选择留下来。还有的人离开不成功的大名，投靠更有前途的主家。有时战败方的军队会被胜者完全吞并。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同，武士战争极少以大规模的屠杀或切腹终结。战败的大名县通常被鼓励献出领地、农民和士兵，作为宣誓效忠的条件，对方会保证让他们继续治理原来控制的地区。
因此，对多数大名来说，足轻招募的过程，只是给他们治下的兼职士兵发 一道征兵动员令，在危险到来时让他们离开农田去作战。对很多人来说，战斗的兴奋、升职的前景、暂时摆脱乏味农事的机会，都是有吸引力的。据说长宗我部元亲（1539~1599）的手下随时准备着战斗，他们在稻田里工作时，长枪就插在旁边的路上，身上带着草鞋。这些热情高涨的兼职武士与足轻十分得力，使长宗我部氏控制了整个四国。不过，1585年丰臣秀吉讨伐四国时，这些勇猛的志愿兵被秀吉那数量占绝对优势、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军队所击败。秀吉的军队全力担当军事职责，足轻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武士更是绝对不务农。这种新的组织方式，是当时多数大名力所不能及的。
征兵取得成功（如长宗我部氏那样），所依赖的远不只是暂时脱离农活的吸引力，其基础是日本社会的封建结构。一个善于组织的大名，对其领地范围的纤芥之微都有清楚了解，因为有关土地拥有情况的记录列出了封给家臣的土地，家臣支配这些土地，与大名双方互有义务。家臣属于武士阶级，他们从大名那里获得封地，作为报答，作为大名的臣属为其效力，故称家臣。
家臣服务中最重要的方面，当然是既作为武士以个人能力在大名的军中效力，也向主家提供别的军队。所提供的军队数量及装备取决于武士本人有记录在册的财产，以他所拥有的领地的喜米产量衡量，传统度量单位为“石”，一石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这就与足轻扯上关系了。武士非常清楚他上战场时应当带多少人，其中有的可能是其他与他有固定联系的武士，其余的则是地侍或农民，这些人通常并不与某家族具有长期联系，但随着临时招募足轻的现象越来越少，他们也逐渐建立了效力于某个特定武士家族的家族传统。
升迁几乎完全取决于功劳，而衡量功劳的标准是讨取首级的数量，因此忠勇的足轻就有机会取得成功。秀吉在1591年以法律形式将足轻的这种机会正式化，接纳足轻为武士阶级的较低阶层。贫穷的地侍与俸禄丰厚的足轻之间早已存在的重叠之处变得愈发模糊，直至秀吉和德川家康消除这种差别，使他们都成为武士。篡改一下拿破仑·波拿巴名言，“不想当将军的足轻不是好足轻”。
足轻与地位在其之上的武士有重叠，除此之外，在1591年以前，为大名背负装备的足轻与在需要额外劳力时被强征入伍的大量劳工也有重叠。根据秀吉的身份统制令，在军队中服役的农民只能用作劳工，因为按规定他们是禁止使用武器的。不过这对武将来说并非坏事，由于缺乏军事训练，这些农民对于军队在战斗时来说可能并无用处反而是累赘。
因此，1591年以前，劳工与战斗的职责是混合在一起的，根据经验与需求分配。围城这类持续时间较长的战争需要大量人力和多种服务，此时增加使用劳工和搬运工的情形特别明显。例如，武田氏控制着几座金矿，矿工对挖掘地道通入敌方城内特别有用。九州南部萨摩地区岛津氏的记录中，详细列出了多种此类非战斗服务。1576年岛津氏攻高原城，征兵令中即列出了多种战斗之外的劳工任务。
足轻阶层的另一端是其中的精锐，他们基本上固定地属于某支部队、处于“在编”状态，作为大名的近卫。北条氏就是一个好例子。北条氏的领地在现今的东京附近，成功维持了五代十国的繁荣，直至1590年小田原向丰臣秀吉降伏。有一位称为冈本八郎左卫门政秀的武士，是小田原北条氏家主的御马众（荣誉骑兵近卫）。他为家主效力时需自己配备马匹，并提供四名步行武士、六名足轻枪兵、两名足轻旗手及两名后备人员。
冈本和他手下的足轻都定居于小田原，其属下的武器和名字都体现出了服务的延续性，这种现象此后变得普遍起来。不过，冈本的属下的名字也表现出武士与足轻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别，即四名武士有姓氏，足轻则没有。足轻通过奋斗获得武士身份后，便会立刻拥有姓氏，其中通常有一个字取自其主上或某位备受尊敬的同僚的姓氏。
与长期固定服务于某支部队的冈本不同，北条氏的另一位家臣大藤长门守以另一种方式为主家效力，1590年小田原之战中，他被征召提供一支252人的队伍参战，其中包括75名骑马武士、36名步兵武士、115名足轻和26名劳工。其中多数人仍是兼职的农民，这体现了北条氏在军事发展上如何远远落后于其对手丰臣秀吉。
北条氏征召军队的一个更早的例子，是北条氏政（1538~1590）于1560年左右发布的一份文件，从中可以看出备用的农民可以何等迅速地转变为足轻：
“一、本地方所有男丁均务必在本月二十日前来注名，包括武士在内。如持有火绳枪、长枪或其它武器，须随身携带，无需担心被捕。
二、藏匿不应征者，不论村长百姓，一律处斩。
三、年十五至七十之男丁均须应征，即一驯猴者亦不可遗漏。
四、年过七十或未满十五、不足用作传令兵之男丁，可免于征召，余者均须应征。
五、应征者当磨利长枪、并作纸制小旗以备携带。愿为传令兵而符合条件者，将蒙许可。
六、受此令征召者，须于四日前往津久井，于主君之使者前记名，随后返家。如此日遇雨，则须于放晴后第一日前往。应征者抵达时须配备其所持之全部武器，无力置弓、枪等武器者，锄、镰亦可。
七、此令普适于各色人等，愿为乡土效力之僧人亦得应征。
众人对前述七条须详加注意。无视此令、怠慢职守者将受严惩，谨慎忠诚者将获相称之奖赏。”
某一地区受敌人入侵时，以上从容的动员方式便不适用了。这种情况下，农民必须在几个时辰而不是几天内摇身一变成为足轻，因此平时就要作好周详的准备。另一方面，大名家也需要建立有效的内部通信系统，使得征兵动员令可以迅速下达。解决这一问题最成功的大名，是当时最杰出的武将之一武田信玄（1521~1573）。他在领内建造了多座称为狼烟的烽火台，其构造为三层楼高的释迦塔，守望者（可能是足轻）位于顶层。放狼烟的装置相当精巧：木塔顶层有一个支架，上面装着一根可转动的很长的树干，树干一头是一个铁桶。守望者看到相邻的狼烟台发出信号时，便立即跑下梯子，点燃铁桶中预备好的易燃物，拉动绳子使铁桶升到高处。这种方法使武田氏领地边境可以通过一系列狼烟直接与居城甲府交换讯息。
除使用狼烟之外，动员令也由骑快马的斥候传送给当地的信使。这些手段把武田氏领地内的人口变成了战争机器，可使由武士和足轻组成的小规模长期驻军的人数增加十倍，辅助信玄的人数超过3000的庞大近卫军作战。当然，后世的大名有可能所有军队都长期处于“在编”状态，但在16世纪中期，运用足轻的基本方式是从兼职的士兵中进行征兵动员。
一旦大名们认识到足轻属于宝贵资产、不应该一打完仗就忘掉，便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招募和维持，设立有关的队伍系统。足轻队伍有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等级式结构，一律由武士为队伍首领；另一种是火绳枪、弓箭与长枪三种作战群体组成的专门化的侧面部队。
专门化足轻队伍由人望高、可信赖的武士指挥，称为足轻大将。他们身为纯武士部队的指挥者备受尊敬，武田家族的精英“武田二十四将”中有足轻大将，就体现了这一点。其中包括1575年战死长筱的三枝守友、据称能使十名足轻像一百名武士那样战斗的原虎胤。
真正的足轻阶层中，最高者为足轻头。他们指挥的足轻队伍，武器类型比一般情况更趋一致。《甲阳军鉴》有记载将弓兵编入火绳枪部队的情况，“十支火绳枪配五张弓”，这是一个例外。
足轻头以下是足轻小头。据《甲阳军鉴》，一名足轻头属下有五名足轻小头，指挥75名弓兵和75名火绳枪兵，即每名足轻小头指挥30人。这个应该是参考了同时期西欧的编组方式，从而接近现代的连排编制。足轻小头是指挥环节中重要的一环，因为队伍里的普通足轻直接听从他们的指令。《杂兵物语》记载了足轻小头的选拔：
“在火绳枪队中，选拔标准为射击术、发射速度、头脑冷静、敌方枪响时不会脱逃。”
足轻侧面部队由专门使用火绳枪、弓箭和长枪的士兵组成。1592年侵略朝鲜的岛 津军，包括1500名弓兵、1500名火绳枪兵和300名长枪兵；1600年伊达氏向德川家康提供了200名弓兵、1200名火绳枪兵和850名长枪兵。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火绳枪部队总体人数增加的趋势，尽管火绳枪部队与其他兵种的人数比例可能相差很大。1530年以前，以弓箭进行远程攻击已成为下级士兵的专门职责，使武士得以腾出手来与某一有价值的对手以长枪作近距离博斗。火绳枪这种射程更远的新型远程攻击武器受到同样对待，也是自然的。Josen奇谈(原文：JosenKidan)中记载说：
“作为规定，足轻在战场上的职责是面对敌人，向敌阵齐射枪弹。武士所用的火绳枪则用于击倒重要的敌人。”
在朝鲜之役中，人们看到了大规模使用火绳枪造成的破坏力，一位武将写信回国时，要求所有被派遣到朝鲜的士兵都要随身携带火绳枪，无需其它武器。
火器部队使用的火绳枪，是以1543年葡萄牙人带入日本的火绳枪为基础设计的。缓燃的火绳系在一根弯钩上，燃烧到火门时，引燃发射药发射枪弹。这种火绳枪与早期的火枪不同，已经具有相当的复杂度，点火过程通过弹簧扳机操作。为了防止过早发射，直在发射之前，火门一直由铜片严密遮盖。1549年，萨摩岛津氏成为率先将火绳枪用于战斗的武士家族。
这种火绳枪的一个缺点是装弹时间太长，比弓兵重新搭箭慢得多，因此在重新装弹时需要弓兵的掩护。长篠合战的经验表明，火绳枪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是齐射，不过它也表明，要使这种战术发挥作用，需要铁的纪律。下雨无疑是个糟糕的问题，不过战场上的敌方和友方都会受影响。为了使引信防水，人们把它与多种物质混合煮过，其中甚至包括染黑牙齿用的粉末。
火绳枪兵直接受铁炮火绳枪小头指挥。从绘画中式屏风上的描绘看来，一支火绳枪部队由多个火绳枪兵小组构成，每组至少五人、配备一名弓兵。一位铁炮小头指挥一组或多组（一到六组），不同大名军队里的具体组数有很大不同。铁炮小头的身份可以从他手持的一根覆以红漆、形似手杖的长竹竿看出，这根竹竿是一根备用的强力推弹杆，在作战期间火绳枪兵的推弹杆损坏时发挥作用。
弓兵也是战国时代大量使用的兵种。有的弓兵是受过极好训练的神箭手，从事侦察或暗杀。但弓兵总的来说最重要的职责仍是齐射。他们所用的弓是竹子和藤条制成的英格兰长弓，涂上漆以防潮湿。弓箭射程比火绳枪短，对射手的要求较高，但发射速度快，而且敌军的箭可以回收使用。弓兵队伍配有运输工，每名运输工携带一个装有一百支箭的大箭囊。弓兵通常在距敌军30至80米时放箭，弓的最大有效射程为380米。
这两种远程突击队都需要大量的训练。相对于需要足够臂力来拉弓的箭手来说，火绳枪发射简单、所需训练似乎较少，但学习装弹和轮流齐射需要额外的训练，使得这点优势被完全抵消，情形与欧洲一样。
另一个专门化兵种是长枪兵，通常军队里长枪兵的数量要超过远程攻击部队。最早设立精锐长枪部队的大名可能是织田信长。在他的兵力中，长枪兵占到27%，而火绳枪兵只为13.5%。其他大名亦是如此，1575年，上杉氏的军队中为每十名长枪兵对一名火绳枪兵。1570年，北条氏的军队中约有33~50%的人装备长枪。而同期武田军中的这一比例为50~66%。
早期，据应仁之乱记载，足轻所用的枪与武士所用的长度相同（约三到四米），挥动自如。但是，大约从1530年起，足轻所用枪的枪竿明显增长，成为形状更类似长矛的“长枪”。北条氏政于1587年发布的一份征兵动员令中曾说：“应征者可携带弓、长枪、火绳枪等三种武器之中的任一种。长枪之枪竿可为竹制或木制，但若长不足二寻（约4米），则无所用。”枪竿长度之所以变长，是因为足轻枪兵发展出了一种与武士全然不同的战术。当时武士在单挑战斗中以长枪对决，而足轻枪兵则是变成分为两三个队列排成一线，战法颇类似于欧洲的长矛兵。
长枪的枪竿为复合构造，以橡木等木材为芯，外面包上竹片，也像弓那样涂漆防潮。不同大名家军队所用的长枪长度依武将的喜好而不同，通常是三寻左右。根据战国初期的一寻约相当于1.6米（后来变为1.8米），因此可以推算长枪长度约为4.8米。武田氏所用长枪长三寻；上杉谦信所用的长二寻半，谦信的继承者上杉景胜（1555~1623）在关原合战时所用的为三寻。两位天下人----秀吉和德川家康所用的也是三寻。
不过织田信长所用的长枪最长，达到三寻半（5.6米）。根据《信长公记》1553年4月的记载“500支三寻半的长枪”，可见信长应该很早就采用了这一长度。信长的岳父斋藤道三当时就对信长所用的长枪甚为吃惊，因为这样一来长枪兵所需的训练要比火绳枪兵要多得多。
每支队伍里还会有几名其他足轻，他们为武士携带行装物品，作用有如源平 合战中的“下人”。例如，其中一人称为“草履とり”（提鞋者），他负责携带武士的鞋子，还负担其它一些职责，角色相当于军官的勤务兵。由于日本的草鞋不耐用，备用的鞋子非常重要。一篇有关日本士兵装备的文章中说：“必须带上一双额外的草鞋，这是重要的补给品。”著名的丰臣秀吉在他军旅生涯的早年，因战功受到赏识，由足轻升为织田信长的提鞋者。天气寒冷的时候，他把主君的鞋子放在怀里使之保持温暖，由此得到信长的喜爱。
侍奉大名本人的侧近中，也包括提鞋者。这些侧近的最高荣誉，是成为主君的“鑓组”（mochiyarigumi，持枪者），为大名扛枪（译注：“鑓”特指某种较短的日本枪，多为骑马武士所用。武士通常右手持枪，枪杆斜过马鞍，刺向左前方的敌人）。这是一个重要的侍卫之职。《杂兵物语》中说：
“持枪者中没有懦夫的位置。他们当竭力效忠，职责极为重要。成为持枪者是莫大的光荣，也是为主君效力的绝佳机会。”
其他一些足轻为武士携带弓箭、火枪或薙刀（宽刃刀）。许多图画中，还有足轻扛着各式各样有着精致套管的长枪。例如，1600年，彦根井伊家的重臣木守胜有着这样一些足轻随从：
侍卫足轻（包括一名提鞋者）4人
持镰枪者1人
旗手1人
马夫1人
除自己出战，木俣还要派出一些武士参战，他们各自也有一小群随从，以及一些专事作战的足轻。
还有的足轻负责操作战场上用于发送信号的装置。此类装置中最常见 的是法“法螺贝”（螺号）。鼓也是经常使用的。小军鼓可以由一名足轻背在背上，另一人敲鼓。大鼓则挂在竿上由两人抬着。最大的鼓装在木架子上，或者装在城池的塔楼中。铃铛和锣也用于发送信号。军队的前进、集结等命令，由一套统一的信号来表示。军队听到鼓声，便会发起进攻。
作战方式由个人战斗转换为群体统一行动，这一点的最佳印证，是军中作为旗手的足轻人数之多。大多数旗手扛着长而直的旗帜（のぼり），用于标识不同部队在战场上的位置。在一些绘画中式屏风上可以看到，相同旗帜的行列组成一支部队。
战场上最突出的位置，是马印的所在。马印通常是一面旗帜，但有时也会是一个三维物体，它是武士的标志，显示他本人（而非部队）的所处地点。大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御马印”，它是战场上一方军队的核心，也是敌方火力打击的焦点。较小的马印（包括“小马印”）装在皮筒子里，筒子系在足轻的腰带上。较大的马印则用带子牢牢地系在架子上，由足轻背着。奔跑或风力较大时，足轻会用绳子使马印保持平衡。如果马印较大，会由两个人分别拉一根绳子来固定。
还有一些特殊的足轻职责没有在征兵令中列出。例如，武田家的烽火台需要足轻来操作；拥有水军的大名或本身为水军将领的武士，需要足轻来充当水手和水兵。其中有的负责操纵笨重的战船，有的从舷窗中用火枪射击、发射火焰弹或投掷钩子。整个战国时代中，专门化的炮兵部队也在稳定发展。早在1468年，就有利用弩炮发射火焰弹的记载。每架弩炮由一队40名足轻操作，他们同时拉着绳子转动杠杆臂，给弩炮上弦。到1615年，新型炮手取代了古老的弩炮部队，他们使用欧洲产的长炮轰击大阪城。足轻的其它作用在后面有关作战的章节中会讲到。
通过征兵，足轻们集结起来，准备出发上战场了。我们或许会想象着，秩序井然的队列走出城门，士兵们肩上整齐地扛着火枪、弓箭和长枪。不过，尽管专门化足轻部队的职责由其名称即可辨识，但具体到每个人，其职责不到作战时是看不出来的。在此以1600年的木俣守胜为例，说明一位高层武士应当拥有些什么样的随从和搬运工。但要注意，要把这类足轻与可能被大名军队强行拉壮丁的民夫区分开来：
项目人数
灯具4箱4人
幕（野外用的帘幕）和马印一大箱2人
炊具2箱2人
普通行李2包2人
驮马向导1人
食物2包1人
草料3包2人
备用马匹的马夫1人
发射药一箱1人
雨天用的斗篷等物2大箱4人
侍卫武士的盔甲2大箱4人
侍卫足轻的盔甲一大箱2人
其它盔甲一大箱2人
木俣本人的盔甲一箱1人
鞋子一箱2人
火枪及工具（如弹模）一大箱2人
子弹、火药、箭支一大箱2人
在这里，“大箱”指的是小型舆车一样的容器，用绳子悬挂着，由两人抬。“包”是由竹子和稻草编成的。人们还会在背上饭团子，或者用马驮、装在两轮车里由搬运工推拉。有时也会用牛拉大车，特别是在运送重炮的时候。当时欧洲产的加农炮往往只卖炮管，不提供炮架。
顺利行军的关键是纪律。1590年德川家康征伐小田原时，发布了严格的军令，要求各级将士保持良好秩序，禁止扰民，禁止抢掠——这一条看起来高尚得很，不过行军所经的地域原本就是家康的领地！——武器携带也须按既定规则，马匹要看管好。
上战场时，人和马匹所需的粮草至关重要。如《杂兵物语》所言：
“通常要带上十天份的食物，不可更多。若行程达十天，要使用驮马运送食物，并且不可将它们落在后面。……抢掠敌人的领地时，马匹草料要稳妥地装在袋中，不可放弃任何东西。宿营时如苦于饥饿，可食用植物。马匹可以枯叶为食，也可食用加工过的松树皮。……柴草方面，80两（译注：日本两，1两约等于3.75克）即可满足一人一天之所需。众人可一同收集柴草。如宿营地缺乏柴草，可燃料干燥的马粪。
“米1人6合（译注：合为古日本容积单位，相当于0.180391公升）；盐每10人1合；面豉（大豆制作的甜面酱）每10人2合。但如有夜战，米的供给量应当增加。”
马匹是颇不易驾驭的。《杂兵物语》中说：“骑马作战时须分外小心。年 轻的香港赛马会逃跑或兴奋，这可能导致战斗失败，应绝对禁止。为此要将马匹拴好。”酷烈的战争中还有许多难题，其中处理伤口十分重要。《杂兵物语》中最可怕的章节就是描写如何取出箭头的：
“将头发挽起来套在袋子里，用筷子取出态射。如果这样拔不出箭杆，用手和钳子应当可以。“
对刺入脸颊的箭支，书中的建议让人更惊悚：
“伤者的头不能动，因此要把他紧紧绑在树上，头也固定在树上，像受刑一般，便可开始操作了。小心地将箭拔出，不过在此过程中眼眶会流血。“
《杂兵物语》中最大胆的提议，是关于处理宿营时被蛇咬伤的：
“在野地或山上宿营时，如果被亚洲蝮属咬伤，不要过于紧张。立刻将一两发射药放在伤口上，点燃火药，毒力便会迅速消失。但如果迟了便不中用。”
在足轻所处时代的所有社会中，一般士兵不作战、不行军时，几乎都是在抢掠、破坏、纵火，制造种种灾难。此前我们曾提到，足轻在战国时代初期的起源，即是那些为了有机会打家劫舍而当兵的懒汉。足轻完全融合到武士阶级的军队系统中后，这类抢掠活动是否作为某种战争手段依然被公开允许存在呢？
在敌人领地内作战时，如果战争持续的时间很长，就有必要进行抢掠。这种情况下，抢掠也算是公平作战的一种手段。不过，《杂兵物语》忠告说，如果准备得宜，是可以做到不抢掠的：
“如今军队可带上45日的给养，不过每匹马的负重不应超过3到4天的份量。不管是前往敌方或盟友的领地，都要作好充分准备。要么带上充足的粮食，要么你就得从盟友那里夺取粮食——这种行为是极为愚蠢的，是偷窃。”
这种观点与德川家康在小田原城下发布的命令是一致的。但如果非要抢掠不可，就要做得漂亮。《杂兵物语》中说：
“人们可能把食物和衣服埋在屋子里，也可能把它们装在罐子或壶子里埋在外面。如果是埋在外面，下霜的早上去寻找，埋着物品的地方不会结霜，在这些地方有可能找到很多好东西。”
不过，从事抢掠的足轻也要小心，不要中了敌人留下的圈套：
“要谨记，死人的血会污染水源。绝不要从敌方领地的井里取饮水，因为可能井底可能会有粪便。饮水应从河流中汲取。交换领地时，要处理好饮水问题。可以把杏仁装在丝绸小袋里放进水罐，野外宿营时喝这水罐里的水。或者在水罐里放几只从原领地带来的、在荫凉处晾干的蜗牛，就可放心喝水了。”
在许多社会中，士兵抢掠粮草金钱时，都会对平民施加无益的暴虐。在这一点上，日本与欧洲相当不同。当时日本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理论上，受压迫太甚的农民可能逃到敌人的领地去干活，所以对平民残暴是十分不可取的。作为这一现象的佐证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历史上最激烈的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在内战结束二十年后。这就是1637至1638年的岛原之乱，农民们奋起反抗暴虐的大名松仓重政，据说这家伙喜欢把人绑在蓑衣里烧死。或许可以认为，如果松仓生在一个邻居即是敌人的时代，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可能不至于残暴到如此地步。
对有意残杀平民的行为，这一时代的日本著作中很少有记载。当然，这有可能是因 为作者认为此类事情不值得一记。1569年武田信玄攻小田原城不下，撤军之前纵火烧毁了城下町。但丰臣秀吉于1587年攻下鹿儿岛市、1590年攻下小田原时，没有发生任何与欧洲战争中洗劫城镇相似的事情。不过，有农民军队参战（如织田信长镇压一向宗徒、岛原之乱等）时，当然是有平民伤亡的，因为此时士兵与非战斗人员的界限十分模糊，反抗者与家眷一同在城中避难。1573年信长攻长岛时，在城周围筑了一道栅栏，放火把栅栏连同城池一起烧掉。岛原之乱则在一场大屠杀中落幕。不过，如前所述，这种事情并不常见。
不过，1592~98年的朝鲜侵略战就不同了。在这场战争中，不能指望受压迫的朝鲜农民转而投效日本军队（尽管确实有少数朝鲜的叛徒从中获得了好处），因此日本军队洗劫了朝鲜的田地和城镇，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以供军需。毫无疑问，足轻必然参与了大肆抢掠。至于针对平民的非必要的残暴行为，朝鲜战场上的情况与日本国内战争又不一样。在日本，战斗发生的地点通常是独立的军事城池，而在朝鲜则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在晋州市和南原等地的战斗中，日本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其中必定有许多平民受害。
表明日本军队在朝鲜的暴行的最有力证据，是一份独特的、默默无闻的记录：日本僧人庆念的笔记。庆念是大名太田一吉的私人僧侣和医生，他把所看到的朝鲜人民经受的苦难和他的想法秘密地记了下来。在有关1597年攻陷南原城的记录中，庆念描述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据他说，日本京都那座臭名昭著的“耳冢”中，不仅有从死去的士兵脸上割下的鼻子，还有数以千计的非战斗人员的鼻子，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他还透露，还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掳到日本当奴隶。
庆念笔记中另一项记载表明，武士们对待已方的平民也十分残酷。这项记载中的受害者，是被强拉至侵略军中建造蔚山城的日本民夫：
“在做打绳结之类的事时，犯了一点小错就会挨打。有可能这就成了那个人最后一回犯错误（译注：即被打死了），这样的事我见过许多次。……再没有比这里更像地狱的地方了。”
庆念还写道，有一群民夫被派到森林里去砍树，为了修整树干而不得不留在那里，结果被一队中原地区巡逻兵抓住并砍头。还有“从几千里之外带来”的民夫，在港口装卸日军的战争物资时，身体几乎被背上的沉重货物压折。
除了记载这些令人惊骇的残酷事件，庆念的笔记还清楚地反映了1591年的秀吉发布身份统制令所造成的影响：从那以后，携带武器、统一着装的足轻，与没有武器、地位低下的农民劳工，有了清晰的分别。只要想一想，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丰臣秀吉本人出身于农民，就可以明白，这些可怜的民夫们要想再像他那样发迹，是多么不可能的事。因此有些民夫从军营中逃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觉得投奔朝鲜人可能会比留在日军之中生活得好些。朝鲜李舜臣将军的笔记证实了这种现象。据他记载，有一次朝鲜士兵抓到一些日本农民，他们在讯问中说，自己是被岛津军拉来的民夫，由于不堪虐待而逃走。
为什么民夫会受到这样的虐待？毕竟，武士们回国后还要靠这些农民种地。其中的根源可能在于丰臣秀吉那极端过头的一意孤行，这种气氛笼罩着残酷的侵朝战争的全过程。为了达到他无比狂妄的目标，秀吉不惜一切人力和物力的代价。这场战争是一架庞大的恐怖机器，日本军队对卷入其中的人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仁慈，不管是朝鲜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战争尚未结束，秀吉就呜乎哀哉了，他死后几天，军队接到撤退的命令。曾在朝鲜作战的大名，或隐瞒战争的真相，或压制所有不满情绪。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几乎都在1600年的关原合战中站在失败的一方，由此终结了他们的人生。
不管是武士、足轻还是民夫，都有可能在漫长的战役或惨烈的围城中倒下。 《杂兵物语》提出了这么一个多少有些幼稚的建议，教人如何应付羽织或蓑衣不足以御寒的情况：
“不管是夏天或冬天，每天早晨吃一粒辣椒籽，将有助于防寒保暖。也可以用酸梅干。将捣碎的红辣椒从臀部涂到脚趾尖，就不会冻僵。涂在胳膊上也是很有效果的，不过要避免辣椒沾到眼睛。”
有些问题远不是吃辣椒籽能解决的。朝鲜冬天的酷寒会冻坏人的手脚。1597~98年严冬Ulsan围城之战的一位目击者说，武士、足轻和民夫中都有人冻死：
“29日，敌我双方都按兵不动。我方在城内不分昼夜地修缮防御工事，根本没有时间睡觉。城中阳光照到的通道上，还有塔楼脚下，各处都有三、五十人因承受不住饥渴严寒而蜷缩在一起，武士、足轻或民夫，大家都没什么两样。还有一些人垂下头，躺在地上睡着了。士兵们手持长枪巡逻，也有人一整天都不动弹。人们用枪柄捅他们，试图将他们叫醒，但有一些已经冻死了。”
足轻在战场上起着重要作用，在此我们将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理论方面包括一些有关火器杀伤力的现代实验，以及松平信兴在1649年写成的《杂兵物语》中的忠告，这些忠告是以足轻作战的一手经验为基础的。实践方面则涉及当时的年表和笔记中有关足轻作战的记载。此类记载十分稀少，经常还需要从上下文中梳理出有关于足轻的内容，例如火器的使用，或长枪兵的协同作战。
16世纪日本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大量的作战模型，其中大多数模型依旧古老的中国同类模型制订。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总大将在后方中央，由侍从护卫；骑兵随时准备冲锋；一队勇敢的武士和足轻射击部队充当前锋，由足轻枪兵掩护；还有人数相当多的两翼和后侧部队。重位于后方。不同部队之间通过机动性非常强的“使い番”相互联络，使い番是充当传令兵的出色的骑马武士。还有的传令兵往返于位于战场不同位置的友军部队之间。
友军的存在提出了一个关乎足轻作战方式的重要问题：两或三支友军在战场上相遇时，他们是把足轻部队联合起来（例如把各自的火枪兵联合到一起组成一支大的火枪队），还是仍然各自为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日本战场上的军队组织方式，与欧洲的长矛兵和火枪兵“方阵”是不同的。1495年Fornovo战役中，瑞士军队将3000人编成一个长宽各60米的方阵。日本军队没有进行类似编队的记载，而通常采取松散得多的结构，使得编队可迅速由防御状态转为积极的进攻状态。瑞士的长矛兵方阵可以保持队形稳定地推进，这与日本军队的“冲锋”也是完全不同的。“冲锋”是日本战争描述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
在一位大名的军队内部，当然是会进行队伍合并的。前面我们提到北条家的冈本和井伊家的木俣时说到的士兵和随员，都是冈本和木俣自己需要提供的，而不是大名派给他们使用的。两人的随从仍为他们本人服务，但征兵令中要求他们派遣的枪兵和火枪兵则将编入专门化的足轻作战队伍。12世纪的源平战争中，军队结构非常松散，身份与木俣类似的武将自己指挥自己的骑兵与步兵。到了战国时代，军队更加系统化，群体作战方式和专门化部队出现，士兵就由大名统一调配了。
很显然，大名军队的社会同一性越强（即人员组成越单纯），其战术就可以越精确而有规则。1561年第四次川中岛合战中，交战双方是清一色的武田和上杉军，每一方的人都各自相互了解、曾一同训练和作战，因此能够完成复杂的夜间作战行动。长筱战场上，织田信长将自己和盟友德川的军队进行了十分精确的线性配置，进行齐射的那3000名火枪兵，是从有着明确等级和社会结构的现有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岛津家也是一个好例子，由于人员组成单纯，他们在一次错误的撤退中成功执行了非常困难的战术策略。
与此相反的例子莫过于关原合战。石田三成指挥着一批各怀疑虑的军队，小早川秀秋??合并，而是各自为战。不过，东军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可以读到有关“井伊军”发起攻击的记载，井伊氏是德川家康的近臣，如果有必要，他们应当非常愿意将足轻部队与其他军队合并。连井伊军都单独作战，可见东军各支军队之间也并不共享作战资源。有时我们可想象这样的情景：不同的部队——包括友军和下属——以非常相似的队形并排着，仅仅从旗帜的式样上才能看出它们是一支联军而非完整统一的军队。
在关原这样的大规模会战中，友军或下属部队各自为战，这样做的好处是活动的区域非常宽广，坏处则是部队杀伤力下降，而且有的部队会观望战局发展、阵前倒戈。1582年山崎之战中，臭名昭彰的筒井顺庆一直待在一座地势有利的山上作壁上观，直到战局明显丰臣秀吉有利，才决定投靠秀吉。
鉴于火器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一场战斗中最初的交锋，可能发生在相 距多达100米的双方火枪部队之间，不管采用何种阵形。火器的发射，可由铁炮火绳枪头通过指挥铁炮小头来掌握。与长枪兵和弓兵类似，火枪兵都受担任足轻大将的武士统一指挥。足轻大将通常位于所有武将的最前列，最宜判断何时火枪攻击已充分扰乱了敌军、可以发起冲锋。最佳时机到来时，长枪兵向前推进，武士则步行或骑马发动猛烈攻击。在这期间，负责远程打击的足轻部队在足轻长枪兵的掩护下动进行重组。有些情况下，火枪兵重新装弹时，弓兵自己进行齐射攻击。
火枪攻击的效果，在不同场合大不相同。1554年村木之战和1560年丸根砦之战中，指挥得宜的火枪齐射，显示了它们破坏防御工事的威力。几乎被长篠合战瓦解的武田军，则从这场战斗中得到了教训：别的大名把握机会从战场上的防御地点发起火枪攻击，情形会怎样。火枪齐射有时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1615年天王寺之战中，大阪城纪律混乱的浪人（失去主家、加入其他军队的武士）们，受炮火刺激而发起了攻击。
最近人们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际测试火枪的射程。试验者分别从30米和50米远处向形状如武士铠甲的靶子射击5颗子弹。在30米的距离上，5颗子弹都射中了胸部，而从50米远处发射的5颗子弹只有1颗射中胸部。不过，即使相距50米，击中目标的子弹也能造成相当的伤害，因为进一步试验显示，子弹能从50米远处击穿厚1毫米的铁片。一件普通涂漆胴丸的厚度与此相当。
在第三项试验中，一名富有经验的日本火枪爱好者，能在仅15秒内完成装弹、填发射药、瞄准和射击等一系列动作，速度与使用燧发步枪相当。其它对火枪进行的研究表明，由于火药池装满火药时需要避开闷烧的火绳，从装弹到发射需要20到30秒，这一速度更为实际。对笨拙或缺乏经验者，则需要1分钟以上。织田信长在长筱战场上布置火枪部队时，挑选了他军中的“最佳射手”，可以想见这些士兵发射的速度相当高。现代欧洲的试验表明，操作火枪是十分危险的。爆炸的力量可能使火绳脱落，日本人将一根小竹钉插进蛇杆上的洞里，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这并不能大大提高安全系数，因为防止过早发射的唯一办法，是将燃烧的火绳彻底从武器中去掉。
《杂兵物语》中有关成功运用足轻作战的建议，是按武器来分类的。从中可以发现，作者给火枪部队的“小头”赋予了重责。铁炮小头的首要任务是分发子弹。子弹平时装在箱子里，由一名足轻背负，战时分配给火枪兵，装在腰带上的小袋中。装火枪的皮袋小心地挂在一边。敌人出现时，士兵将火绳插入蛇杆。如果火绳安装过快或不牢固，火可能会熄灭，因此部队带有点燃的备用火绳，它们装在金属架上，金属架插在地上。可靠的推弹杆是火枪兵的另一件绝对必需品：
“推弹杆必须以橡木制造，但即使如此，它们有时也会断裂。没有推弹杆就无法装填火药，因此通常每人需要携带2至3根推弹杆。铁炮小头携带一个箱子，内有一根格外坚固的推弹杆，难以装填弹药时可以用它。”
书中的图解显示，备用的推弹杆插在足轻的腰带上。装填弹药的操作可能危及同伴：“装填弹药需在距离与阵笠边缘相当的地方，沿上下方向进行。如果动作朝向旁边，可能会伤及同伴的眼睛，因为其他人的推弹杆可能会戳到眼睛里，最佳方法是直上直下。”
发射几次后枪管堵塞，也是一个问题。对18世纪的法国燧发枪，枪管堵塞可使发射速度从每12秒一次降到每45秒一次。火枪也是如此。《杂兵物语》中说：“发射5、6颗子弹之后，枪管内部可能会烧焦，导致子弹卡住或装弹有困难。”
敌方足够接近时，指挥者下达开枪的命令。长篠合战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此战中武田骑兵和织田火枪兵的准确位置。长筱之战使用的火枪的最大射程是500米，在这个距离上，即使是齐射也几乎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火枪最大杀伤距离为200米，略小于（织田火枪兵所在的）马栅与武田骑兵所在的树林之间的距离。信长不大可能允许士兵在这个距离上发射，因为这只能造成轻微伤害，无法阻碍骑兵的推进，而且至少会浪费一次齐射。在约50米的距离上——马栅至织田军外围防线连子川的距离——火枪的效果会更显著。从此经验中受益的《杂兵物语》作者，于1649在书中写道：
“敌方骑兵发起进攻时，攻击骑手会有很好的效果。向骑手开枪可使他们从马上摔下来，也可向马射击。这可给敌人造成大混乱。”
尽管面对火枪的噪音、复杂操作和危险，火枪兵仍须将全副精力集中于重装弹药，并确认点火孔的清洁、子弹装填无误、闷烧的火绳不会导致过早发射。
在长筱战场上，织田军设置了马栅，并配置了持5.6米长枪的足轻长枪兵，这应当为火枪兵提供了必要的保护。此时的战斗中，攻击对象很有可能只是那些正在通过马栅间隙地带的武田骑兵。这形成了一个杀场，被孤立的骑兵命丧于武士刀和足轻长枪之下。除了马栅和长枪，射击还会产生的浓厚的烟雾，对火枪兵形成另一重保护。作者在年度纪念活动上看到的长筱火枪发射，生动地显示了这一因素的存在。
《杂兵物语》也承认，一旦敌军接触我军防线，未装弹药的火枪是无用的，因此考虑周全的作者还提供了火枪兵应当如何在长枪兵保护下进行肉搏战的建议。
“徜若敌人逼近，本来处于战场前列的火枪兵将为长枪兵所取代，火枪兵应左右分开。取下推弹杆，将火枪入袋，换上刀进行战斗。使刀时对准敌人的头盔，但如果刀刃较钝，只能用于砍劈，就砍敌人的手和腿。”
“如果敌军还有一段距离，火枪兵可以擦拭清洁枪管。此时在半分钟内不宜将弹药装入火枪。如果敌人在目力所及的距离之外，将火枪扛在肩上。”
黑田家的记事文献中对1592年金海（朝鲜）之战的一段记载，是有关足轻作战的最长、最有用的记录之一。其中对火枪兵的配置作了极佳的描述，并证实了火枪兵的可靠性。日本侵略朝鲜的前两阵部队于釜山浦登岸，第三阵由黑田长政指挥。据称他不愿从一个已由日军控制的港口轻轻松松地登岸，而是向西航行到金海登岸，以期获得更多的武士荣光。
“……前锋足轻部队的指挥者吉田长利和上原新左卫门担当全军先锋，在岸边掳获船只。待船上一切就绪，半数的足轻在足轻头率领下登岸。这支先遣部队迅速行进到高地上一处较低的位置，当长利和新左卫门指挥的其余部队看到火枪兵占领了一处阵地，便也上岸了。”
“他们（指挥者）将马匹牵上岸，骑上马向附近的高地疾奔，此时火枪兵在竹林和树林地带占领了更多阵地。于是全军五个队列次顺利登岸。随后，100名火枪兵分为两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队列进行重组，正面面对敌人，发射火枪攻击敌军正因受第二队攻击而后撤的左侧。看到朝鲜士兵受到震吓的迹象，其余的士兵也集结向前推进，大量发射枪弹。由于敌军队伍密集，枪击命中率很高，敌军迅速倒下。长政看到此情景，便命令吹响号角，挥动他的采配（指挥棒），发出了进攻的信号。”
“在约60名骑兵的协助下，超过100名射手向城发起攻击，城中传出可怕的声响。足轻所用的火枪不断更换，枪击造成六七百人死伤。”
其中的“更换”一词显示，这场战斗中采取了轮流齐射的战术。另一段滑稽的记载则显示了足轻火枪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用法，此事涉及1597年攻占蔚山之前的战斗。当时蔚山城还在修造中，日本军队驻扎在城墙边，于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十二月十三日深夜，锅岛阵中传出剧烈的枪声。营地旁边是一大片沼泽地，每夜都有许多天鹅前来栖息。足轻们从锅岛那里得知此事，便向飞鸟开枪，打下一两只来。这样的事每夜都有，因此那天夜里枪声响起时，榊原康政以为又是士兵们在打鸟。”
但这枪声并不是足轻们在零星地打天鹅，而是中原地区（汉语词类）军队发起的一次全面攻击。记载中说：
“然而，有许多锅岛阵和中国（Chugoku）阵的士兵逃到了康政的营地。康政立即披挂整齐，握起长枪疾奔而去，身边有十一名武士护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