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7:21
《顺风相送》是明代的一部海道针经，现存钞本被收藏在英国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著者姓名不详，封面有“顺风相送”四字，因此得名。该抄本是记载中国人航海线路及沿途山川地形的史地类书籍。193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向达至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抄录中原地区古籍，1961年出版《两种海道针经》，将《顺风相送》收录其中。《顺风相送》成书于明朝中后期的16世纪晚期，迄今仅牛津大学收藏的孤本存世。该抄本，长20.4、宽12.6公分，每页9行，行24字，封面稍有残缺，封底有收藏者1637年所写题记。
《顺风相送》在“钓鱼岛”一节记载道：“澚口好取柴水开，打水十五托”，意指港湾可供船舶停靠和补给，并标明水深。
《顺风相送》是一部航海指南，约成书于明代，共127则，主要记录了关于气象方面的观察方法、州府山形水势、前往各地的航程等。其中“福建省往琉球王国”一则记载了福建到琉球的海路，第一次出现了“钓鱼屿”（即钓鱼岛）、“赤尾屿”（即赤尾屿）的名称。内容丰富，包括气象观察、天气预报、危险警告、指南针导航纪录、水文观测和拜神等部分。
永乐元年（1403）九月，朱棣确曾分别派遣太监“李兴等敕劳罗国王昭禄群哆罗帝剌”、马“彬等赍诏谕西洋苏门答剌诸番国王，并赐之文绮纱罗”。而《顺风相送》一书，则由修订者佚名氏根据业已“年深破坏”的“古本”，校订整理而来；且“古本”原系图文并茂，《顺风相送》只是佚名氏“攒写”了其中的文字部分。
明初朱元璋在位的30年间（1368—1398），中原地区派出途经钓鱼岛等岛屿前往琉球王国官方活动的频繁。
自明初以来，中国派遣前往琉球的大量官员及其随行人员，都是由福州市出发途经台湾海峡之后，趁着东南季风，顺着黑潮流向，经过钓鱼岛等岛屿之后，进入琉球国境的。他们本身虽未留下直接记录，但已在作为《顺风相送》的祖本中清楚地记载下来。
《顺风相送》的著者及成书年代不详，现留最古抄本保留在博德利图书馆《顺风相送》，其副页有一行拉丁文，说明此抄本是1639年（明崇祯12年）牛津大学校长赠送，因此其成书下限为明朝崇祯年间。
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 J. Duyvendak）认为《顺风相送》在1430年（明宣宗宣德5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完成，其校正者可能就是宝船上的舟师，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赞同戴文达对《顺风相送》成稿年代的论断。《顺风相送》序文有字句：“又以牵星为准，保得宝舟安稳”。“宝舟”一词专指郑和下西洋的船只，“牵星”指过洋牵星术，是《郑和航海图》中使用的术语。“永乐元年奉差往西洋等国开昭，累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清楚说明《顺风相送》所传抄著作底本的作者根据已有的针路图进行校正针路、牵星图、水势山形。该原著底本的校正者极可能就是宝船上的舟师，原著底本的著书年代应该是明永乐年间。
该原著底本可能是根据元代的一种海道针经校正而来。元朝拥有发达的海军，曾派出海军攻打日本和爪哇，元朝海军必定有海道针经一类的航海指南。《顺风相送》中祈拜护国庇民妙灵昭应明著天妃，“明著天妃”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封赐天妃的封号，一直沿用到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明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赐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顺风相送》中护国庇民妙灵昭应明著天妃既有元朝封号“明著天妃”又有明朝封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可见该原著底本可能是明代舟师校正元代航海指南而来，而成书不早于1409年。
此书将交州（越南北部）记为安南国，故成书应晚于其重新独立的1427年。
此书多处记载佛郎，应为葡萄牙与西班牙。在吕宋港有城，吕宋港即今马尼拉，马尼拉于1571年开埠通商，1573年建立炮寨，即此书所说的铳城。同卷中又记载“收入长岐港，即笼仔沙矶，有佛郎番在此”。长岐港在1570年至1571年间，因葡萄牙商人到此贸易而建港开盘，在此之前只是小渔村。根据这两个记载，日本学者一般将此书的成书上限定为1570年代（明隆庆年间）。台湾学者陈宗仁也支持这个观点。
此书记有往返万丹苏丹（印尼爪哇岛上）的五六条针路，而万丹是1568年独立建国，十六世纪70年代成为著名的港口，亦可推论此书成书不早于1570年代。
台湾学者陈佳荣认为此书传抄底本为1537年吴朴堂编撰的《渡海方程·海道针经》再所删节增补，而该底本又传抄永乐年间著作。依比对前后著新增补资料等时序，删去刘家港以北的国内航路，新增东洋针路（日本、琉球王国、台湾、菲律宾等地）为前著所无，1562年刻郑若曾《筹海图编》―约1567年刻郑舜功《日本一鉴》―《顺风相送》―约1598年刻慎朱燮元《四夷广记》―约1685年《指南正法》一脉相承，推断此书约成书于16世纪末1593年。
更路解析
在遗留至今的海道针经和更路簿中，更数和针位为其主要内容，以更计程、以针位定向，共同引航海舶。此中，“更”作为一个标准里程单位告诉人们两地的大约距离，针位作为方向标告诉人们两地的大致方位，为人们通过针经和更路簿推断古代地名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可能。
1、更数的相对稳定性为地名定位提供前提条件
在“更”进入航海世界之前，航海书籍是以时间来计算航程的。由于航海活动的频繁，航海者对估算航程提出了更加精确的要求，于是用以计算航程的时间单位又从“昼夜”、“日”再细分到“更”，并规定“一昼夜为十更”，即所谓“一日一夜定为十更，以焚香几枝为度’，“舟人渡洋，不辨里程，一日夜以十更为准”；“海道不可以里计，舟人分一昼夜为十更，故以‘更’计道里”。而后，随着以钟代香、沙漏而成为海上计时工具，又有将1天分为12更，一更为五线的分法。一更是2小时，可航行一迈。
“刻”与“更”一样，但只指时间，而渔民用的“更”，既表示时间又表示里程。“更”进入航海世界后，成为一个航程单位，实现以“更”计程。
对于定更法，史籍中有记载：
船在大洋，风暴潮有顺逆，行驶有迟速，水程难辫。以木片于船首投海中，人从船首速行至尾，木片与人齐至，则更数方准。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则为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则为过更，皆不合更也。持木片一块，在船头放入海里，人即疾趋至船尾，其木片亦流至船尾者，此其气力相称，即可随漏以计更矣。更者每一登夜分为十更，以焚香枝数为度，以木片投海中，人从船面行，验风迅缓，定更多寨，可知船至某山洋界。
凡行船先看风汛急慢，流水顺逆。可明其法，则将片柴从船头丢下与人齐到船尾，可准更数，凡行船先看风汛顺逆。将片柴丢下水，人走船尾，此柴片齐到，为之上更，方可为准。这样，“更”由于它的相对精确性，很快运用于航海实践中。
在分析这些针路时，将“更”诠释成一个标准里程单位显然更为合理，而这也为人们从更路出发确定各个地点的相对位置提供了前提条件。
2、针路方位的确定性为地名定位提供可能性
指南针在中国运用的历史悠久。在《西洋番国志》中有也有记载：“皆凿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明末海舶方兴旱罗盘。
《顺风相送》中有取水法和下针法等内容，可见所用罗盘仍为水罗盘。但不论水罗盘还是早罗盘，其盘面所刻干支位置一样，所用定位原理亦同。
在干支位置上，一个罗盘共分24个方位，每一方位占15度：以12地支中的“子”为正北向，而后右转，依次序将罗盘分成12等份；以八卦中的艮、、坤、乾分列罗盘的东北、东南、西南、西北4个方位，即罗盘的45度、135度、225度和315度4个方位；再以顺时针方向分置壬癸、甲乙、丙丁、庚辛于子、卯、午、酉两旁。但由于在实际运用中，“指南针或单指，或指两间”，因此罗盘虽仅24方位，却可作48方位使用。
罗盘的定位原理，主要利用罗盘的南北基准线、船的首位线、磁针指向和罗盘方位之间的关系定向。在航行中，或者是将所要求的罗盘方位平行于船的轴线，而使磁针保持丝线的方位；或者是将丝线平行于船的轴线，而使磁针指向与所要求的罗盘方位相对的方向，例如以东北代替西北”。随着航海经验的累积，人们逐渐将罗盘南北线与船只轴线固定下来。
在阅读古代的针路簿时，有两种情况必须分清楚。如果航行时使用的是“将所要求的罗盘方位平行于船的轴线，而使磁针保持丝线的方位”这一定位法时，则记录的针位方向为船只实际航向；如果航行时使用的是“将丝线平行于船的轴线，而使磁针指向与所要求的罗盘方位相对的方向”这一定位法时，针经和更路簿里所记载的方位是船只的实际航行时磁针所指的方位，这时船只的实际航线与罗盘针位同南北线的夹角相等，但分处于南北线的两边，即罗盘针位为东南向时，船只的实际航向为西南向。
因此，在使用《顺风相送》中更路的记载推断船只的航行方向前，必须确定其使用于哪种定位法，然后方可结合定程更数，综合比较不同航线对于某一地名方位的记载，进而判断地名的位置。
该书籍为钓鱼岛的归属提供了鉴证，福建人最早发现了钓鱼岛列屿的存在，并予以命名，在《顺风相送》手抄本中记载：“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此文献中，钓鱼岛名称为“钓鱼屿”。
长期以来，这两本书被珍藏在博德利图书馆内，一般人难以一睹尊容。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旗下的中华书局经过一年努力，出版了这两本书的仿真影印本，把它们带到伦敦书展，让各国读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2017年3月16日于牛津大学举行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新书发布会上，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史籍《顺风相送》影印本首次面世，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华书局出版，为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佐证。
史籍《顺风相送》有力佐证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出版集团.2018-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