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5:25
高作霖，一八九七年出生，淄川区杨寨镇月庄村名门望族高氏之后裔。十七岁在济南武术传习所拜孙膑拳传人著名大师杨明斋为师，由杨明斋传高作霖流传至今，后世孙膑拳练习者由此尊张友春为第一代拳师杨明斋为再传拳师。高作霖为孙膑拳第三代传授人。
高作霖，淄川区杨寨镇（今双杨镇）月庄村名门望族高氏之后裔，全祖十八世孙。十七岁在济南武术传习所拜孙膑拳传人著名大师杨明斋为师，学艺十一年，深得孙膑拳精髓。1926年，追随杨明斋老师创办青岛国术馆，任首席教练。1929年秋，参加杭州市全国“国术游艺大会”获散打中日围棋擂台赛第二名：1930年应李景林先生邀请至济南国术馆任教，得李景林亲授内家拳械：1931年受李景林委托创办临清国术馆。1934年受杨明斋委派创办安丘国术馆。七七事变后，因抗日国术馆遭日军袭击，被迫解散。然后辗转至西安于莲湖公园传授武术，结识爱国将领杨虎城、赵寿山、宋琦云等，并向其传授拳械，曾任杨虎城部武术教官。解放后，高作霖回乡。陕西省主席赵寿山来函邀请，婉言谢绝，热守故里，被当选淄川区首届政协委员。1983年春，成立般阳武术社，被市颜山武术馆聘为特级教练：1984年，获省武术挖掘大会孙膑拳优秀奖：1985年，当选市武协副主席，其门生多有成就者。其事迹在，《中华武术》、《武魂》、《中州武术》、《山东省体育史志》等多有记载，得到国家武术司司长李天骥的赞扬。高作霖一生研武，内外兼修，德艺双馨，以德育人，不以艺高而远人，不以家贫而不授。曾执教于山东省武术传习所，由杨明斋传高作霖流传至今，后世孙膑拳练习者由此尊张友春为第一代拳师、杨明斋为再传拳师、高作霖为孙膑拳第三代传授人。
高作霖之自述
在少年时候就十分热爱武术，从十七岁涉足武林，算起来已七十三个年头了。在政局变乱的漫长时间里，武术界也经历了许多事件，现在把我拜师学武术、教官、办馆，杭州比武等一些情况介绍给大家。
拜师学艺
一八九七年高作霖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今年整九十岁，一九一四年，十七岁，只身一人去济南市谋生，在济南戴家丝厂找了个工作，从小学过绕丝，有技术，一个月能赚七、八吊钱，丝厂的房子是借给当时春蚕农林学院。和学院住在一起，每天都能看到学院聘用的武术教师教练武术，省吃俭用的钱买了点东西，决心求他们收高作霖为徒。武术教师一个叫毕凤亭一个叫杨廷岳。开始他们不收高作霖，但经不住高作霖一次次的软磨请求，最终收下了高作霖，并叫高作霖一下班就去找他们学。毕凤亭老师专教摔跤，杨廷岳老师专教拳术和器械。在他们的细心指导下，我很快学会了武术基本功二十四式、相扑拳和部分摔跤式，从此我迷上了武术，工作也无心干了。老师们看到我功夫学的快，有心让我继续深造，就叫我辞去工作，把我介绍到山东省有名的“武术传习所”专业学习武术。
武术传习所地址在济南市大街东头路北段皇亭，是当时的济南镇守使马良开办的，有全省及华北地区闻名的武术高手任教，有韩奎生、常炳章、陆加灿、李传中、杨明斋（杨廷岳老师的亲弟弟）和张兆沛十几个武师负责教学。我当时是以投军的名义去学习的，只用极少时间学文化，主要时间是学练武术，老师们要求都极为严格，对动作套路都要经常考试，我是新手，基础又差，只有下苦功白天练黑夜练，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学习了刀、枪、棍、拳术、摔跤、单练对练及散手的许多技术，经过考试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济南武装警察队任武术教习。
1922年济南武警队300人改便衣保护当时的山东省省长熊炳琦接收青岛市。我也改随其内，目睹了当时军政黑幕，深感再干没有什么出路，决定不干了。半年后我回到济南市把主要精力又投入到练习武功上。
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直、奉、皖三派军阀先后发生战争。1922年，直奉战争期间，在济南也不好生计，我听说杨明斋老师在青岛，于是决定再去找他。杨老师武术功底相当深，我早就想拜他为终身之师，无奈以前受政府和职业约束，身不由己。如今正是时候了。我启程去青岛经过多方打听，最后在齐燕会馆找到了他，把拜师的愿望说了出来，杨老师答应了，并正式举行了仪式，我给杨老师磕了头，杨老师也嘱教了一番，从此我成了杨老师的入室徒弟。
拜师以后，老师安排纪雨人师弟与我对练，并代杨老师教北平路、育英、礼贤等学校的学生。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杨老师教师我们二人学习他的绝技孙膑拳，亲口传授了孙膑拳的来龙去脉及传人。亲手教了我们孙膑拳大架九十六式、小架七十九式、秘拳孙膑中架八方拳、三十二手单练和对练，以及目前尚基本不为人知的孙膑兵器孙膑拐。另外还教了我们硬气功、药方等。杨老师在这段时间还教育我们具备武德修养、江湖知识，教导我们为民为国而练武。
杭州比武
我在青岛市期间，青岛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根据1928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的《特别市组织法》青岛成了特别市，马福祥任第一任市长，未到任由吴思豫代理，吴代理期间，与当时的武林高手高凤岭、杨明斋老师筹建了青岛市国术馆，高任人事科长，杨老师任教学科长，聘向誉久任秘书，我和师弟纪雨人等数十人任教习（教师）。
青岛国术馆的教习各司其职，我的教学内容有埋伏、金刚、燕青、少林拆、梅花、白黑虎进拳、串拳、截打、孙膑拳，还有摔跤、相扑、对打粘手、封闭三十二手、戚门剑、双刀、虎头钩、黑虎鞭、吕祖剑等三十多种拳术和兵器。
1929年初，由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发起举办“杭州市国术游艺大会”、“以中国武术各派的实际较量，辨中国武术之精华”，参加单位主要是各省、特别市的国术馆，武会时间定在秋后11月初。信致各馆以后，受到了积极响应。青岛国术馆、山东省政府共组织了16人赴杭州参加，其中有高凤岭、杨明斋两位老师，有我、祝正林、宛长胜、纪雨人、张孝田、张孝才、邱景炎、高守武等人。
10月底我们上路，沿途搞了许多表演活动，将所得三万余元捐赠给灾区。11月9日到了杭州，住在西湖旅馆，这里房舍宽敞、晚上可以和各省、市代表队员交谈。馆门彩楼上挂着“国术游艺大会招待所”的丝绸横幅。来自云南省、四川省、两湖、江苏省等12省，南京、上海市、天津市、青岛市四个特别市的代表300多人齐集杭州市。大会于11月16日正式开始。执行部主任李景林任评判委员长，孙禄堂、诸民谊为副委员长，评判委员26人，监察委员37人。
会址设在杭州镇东楼迎江桥旧抚署的空地上，场地约30亩，建有擂台，台子很大，高有二米多，长宽大约三十米见方。开幕原定15日，因下雨改在16日上午。前四天为表演，21日开始国术比试第一天，这一天杭州党政要人都来了，观众达6万人多。报名参加比试的109人，分四个组，一、二、三组各32人，四组13人，参加者穿大会规定的灰短装，腰扎一带，分红白二色，作为识别标志。由于大会委员会把以表演赛为主的宗旨改为散手擂台比武，引起各省队不满，许多人退出比赛，山东队也决定不让杨明斋老师上场。
擂台散手比赛的规则几经改动，开始的规则主要是打点得分，对手由抽签决定，比试以三次为限，每次三分钟，三局二胜；并规定不准挖眼、扼喉、取阴、打太阳穴，以打到或封住对方手脚为胜。这样结果往往胜负难分，又改为以打到为主，四分钟不见胜负休二分钟再打，比赛人员未分胜负时监察员不准上场，不准比试人员打头面，至决赛时又改为时间10分钟，拳脚一律解放。
我在散手比赛中抽签打了10场全胜。纪雨人和李景林的徒弟曹正海各让一场，我前几场比赛都是一、二回合取胜，从未重伤过人，把人弄倒为止，这是杨老师教导的以武德为先。到第九场时碰到对手想以计取胜的例子，因为印象深，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和浙江省一个大个子相遇，他在头一个照面对我说：“打成和局，都进下一轮”我误以为真，稍有松懈，那知道他突然一小垫步，抱住了我的腰就狠狠的摔。我情知上当，急用右小侧身，让其抱住左前腰，左手抓住他的右肩脖领，右手粘住他的左肘部，提起左腿靠住其右腿，趁他摔我的一瞬间，一个别子将他摔倒在地，那人爬起来叹了口气，惭愧退场。
比赛越近尾声，约束越来越松，受伤的人多了起来，不少强手自动退让或弃权。大会裁判组为了减少伤害，余下的12名商议用拾（门龟）的办法定名次，结果我拾了个第二名。江苏馆胡凤山，河北南皮县人，这次他带着妻妾同来观阵，以为稳打第一，骄横特甚，拾（门龟）没拾到前五名，嚷着非打完不可，诸裁判也知拾（门龟）的办法不算好，所以决定再打一天。
这一天我和胡凤山对阵，刚上场裁判还未准备吹哨子，胡凤山突然一个崩拳打中我的太阳穴，这是违反规则的，当即就遭到裁判的指责。我也因伤无法再比而退出，最终名次只列第十一。胡凤山在以后的比赛中先后被王子庆、朱国禄打到在地，双膝跌伤，门齿跌落二个，内伤也较重，下台与老师抱头大哭一场。
通过最后一次比试，名次的排列我记得是这样，第一名：中央国术馆王子庆；第二名：江苏警官学校朱国禄；第三名河北省张殿卿第四名：河北省曹（日安）第五名：胡凤山；第六名：江苏国术馆马承志；第七名中央国术馆韩庆堂；第八名：山东省政府宛长胜；第九名：青岛国术馆祝正林；第十名：山东省政府张孝才；我排第十一名；其他山东去的省政府张孝田第十六名；纪雨人列二十二；邱景炎列二十四；高守武列二十六；到发奖的时候，郑馆长宣布名次，仍把我列入并列第二名，发银盾一枚，龙泉宝剑一柄和奖金一笔。
杭州国术游艺大会，是我国现代最有影响的武术实际交手大会，可称千古一会。
教馆办馆
1930年，即杭州比武后一年，李景林在济南市建立山东国术馆并任馆长，把我从青岛市调入到济南继续任教，与我同时任教的有李玉林、林继伟、张孝才、杨发武、杨奎三、田震峰等20余人。
李景林（字方晨），属内家武当派，枣强县七集村人，曾在张作霖部任团、旅、师、军长和直隶明朝军事督办、直鲁联军副总司令，后弃军政办武馆，曾任中央国术馆副馆长，韩复榘时期是山东省国术馆馆长，1933年病死济南。
我到济南以后，一面教人，一面跟李景林馆长学习太极拳、太极推手、太极剑、武当剑、及武当剑对练。跟李玉林师兄学了形意拳、剑、推手及对练，使我的武艺又大大提高一步，使我懂得了中国武术的奥妙，明白了武艺学无止境。
1931年春，李景林馆长派我和申祖安去临清市筹办武馆。临清堪称沧州市，平常大街小巷就有许多拿枪背刀的回族、汉族会武功的人，门派也多而杂。县长马锐及治安大队为维护本县秩序，早就想用办武馆的办法，把各派统一起来。因此，我们的到来，得到了大力支持。临清十一中的武术教师葛子彬是我早期在传习所时的同学，回族领袖沙健美，都出面协助我们办好武馆。
武馆地址设在临清最繁华的西关大寺街庙内。两年半的时间，我在这里共教习250余人，主要教基本功，从武术二十四式、十二路弹腿开始，继而学教拳术单练、对练和器械，此间还请了河北省神枪李的徒弟宋老师讲过课。
1933年秋，李景林馆长在济南市病重，来信催我们回去，当我们赶到济南，他已经病重不起，不久去世，我们一百多人护送其灵柩回原籍安葬了他。李馆长去世后，济南国术馆由高凤岭老师的徒弟窦丰山来担任，、。这时候杨明斋老师来信叫我回青岛市，我和申祖安只好去临清市办理了武馆事宜回青岛，仍在青岛国术馆任教，代教市政府的武术爱好者。
青岛事件
1914年，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无暇东顾之机，摘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省的利益，占领了青岛，控制了青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1922年我国收回青岛，但那只是名义上的，因为条约规定只准驻扎海军和警察保安队，不准住陆军，日本侨民和日本人开办的各种工厂到处皆是，青岛这块地方还是由日本人主宰。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张学良帮助蒋介石战胜阎锡山、冯玉祥，蒋为了酬谢和拉拢他，把青岛港让给张学良的海军驻泊，由张学良推荐特别市长。张学良让他的海军副司令沈鸿烈，于1931年底率海军第三舰队驻泊青岛市，并出任青岛特别市市长。“青岛事件”就发生在沈任期内。
日本人在青岛开办的大康纱厂，无理解雇工人，招用廉价劳力。因为用老工人干，一个月须付工资十七、八元，招新工人每人一个月只付七、八元就够了。日本资本家依仗他们国家的势力为所欲为，欺辱中国政府的软弱。1936年11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在上海纱厂个人反日大罢工的影响下举行罢工，提出了延长休息时间，增加工资的要求，遭到厂方拒绝，厂方在其政府的支持下竟然开除罢工工人，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一天早晨，在青岛国术馆学习的小刘去大康纱厂上班，走到大门口，就被日本门卫拦在门外，小刘再三争辩，门卫硬是不让进，并说“你的走开，以还新人”。小刘气不过，与门卫撕打起来，把门卫摔了两个跟头，这时又跑来六七个日本人想抓小刘，小刘拿出来学来的拳脚功夫，把他们全部打到在地，重的不能动弹，小刘知道这下闯了大祸，从此远走他乡，一直没有再回国术馆。日本厂方将此事报告日本驻青岛领事馆，领事馆马上派人向沈鸿烈提出外交交涉，要求严厉惩办凶手，解散青岛国术馆。沈鸿烈回答也很强硬，他说：“国术馆是中央办的，我管不了”。日本领事馆碰了钉子，恼羞成怒，给日本政府发电声称青岛市工人结社欺负日本人，请求其政府出面干预。日本政府调集九艘军舰和一千余海军陆战队包围青岛港，以武力相威胁。沈鸿烈一面作应急的战斗准备，一面请示蒋介石，蒋的答复是“只要日本人不开枪就不理他们”。蒋介石从“九一八”事件以来采取不抵抗政策，当然也影响到驻青岛的沈鸿烈，沈在接到蒋的指令后，把警戒岗哨撤了，这反而助长日本人的嚣张气焰。日海军陆战队竟在青岛登陆，包围了市政府和国术馆。当时我正在国术馆对面房子里睡觉，听到嘈杂的人声，知道出事了，从窗口望去，看到有一百多个日本兵荷枪实弹的围在国术馆门前，我住的门前也站满了日本兵，一会儿又看到十几个日本兵押走了杨明斋老师，从向秘书家里抓走了向誉久秘书。
他们抓走了人，捣毁了国术馆，我们只好想办法营救杨老师他们，沈鸿烈也出面与日本人交涉。杨老师的两千多个学生和社会各界也呼吁放出杨老师。日本人在查无证据，又考虑其在青岛市利益，怕事态闹大了，被迫放了抓去的人。轰动一时的“青岛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杨老师出来后，我们坚持继续办武馆，绝不能让日本人吓到，立即找人修复门窗，挂上“青岛市国术馆”的牌子，大张声势，重新使武馆活跃起来，直至“七七”事变。
陕西省八年
1937年七七事变，韩复榘率部南逃，12月济南市失陷，日军如无人之境，很快占领大半个山东省。青岛后路断绝。38年元旦刚过，沈鸿烈潜入沂蒙山区组织抗日，杨明斋老师也跟着沈鸿烈走了。我和师弟纪雨人与杨老师分手后赴后方，到了西安市又分了手，他去了兰州市，我留在西安。哪知道这次分手竟成永别，杨老师在与日寇作战中阵亡，纪雨人至今音讯全无。
1938年夏我到西安后，在珍珠泉大澡堂住下，有时间就到西安革命公园教拳。西安人很爱好武术，使我在很短的时间里认识了不少人。当时西安驻军是西北军的三十八军军长就是赵寿山。曾任过赵军长秘书的宋绮云和雷副官跟我学拳。一天，他们告诉我军长要见我，要学拳。我跟着他们到了三十八军军部，见到了赵军长，他和我谈了一天，并留下我当部队的武术教官。赵寿山，早年曾在冯玉祥和杨虎诚的西北军里任职。1936年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主张抗日联共。西安事变中任西安市公安局长，后任三十八军军长，国民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曾秘密率部到晋北整训，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坚守中条山二年多，后来加入共产党。1947年通电反蒋率部起义。我在三十八军时天天教他练太极拳，团、旅师长都学摔跤，全军上下形成学拳热。为了使他们掌握更多本领，我把技术性很强的三十二手单练、对练、擒拿、散手全教给他们，有些人学得非常好。十七师、三十五师、四十七旅的正、副师旅长孔从洲、李喂民、沈机智等都学得不错。陕西省省长孙蔚如用省政府的名义下了委任状，委任我为省政府武术教官，并安排我在省特务队任教，他本人也跟我学太极剑，直到他调任国民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止。
后来，随着抗日形式的发展，三十八军与蒋介石的抗日态度格格不入。宋绮云在西安南苑门被胡宗南的特务逮捕，赵寿山和孙蔚如的处境也不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辞去军教任务，回到西安市仍以卖艺买药为生，直至解放后回到老家淄川月庄老家务农至今。
兴办般阳武术社
解放后，我在老家月庄一边务农，一边教热爱武术的青少年学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遇到了麻烦，教拳被迫停止，教学资料、拳谱及健身药方被抄走，还要经常接受审查。为了避嫌，我被迫悄悄销毁残存资料，杭州比武获得的龙泉宝剑、银盾也偷偷地埋到家里一眼深井内，并在井上建了新房。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支持并帮助我搞民间武术教学，给了我很高评价和荣誉，评选我为山东省健康老人，新闻、史料部门多次专访报道，许多单位争聘我当教练、顾问，我教过的一些学生也参加全国、省、市级比赛取得好的名次，这一切都激发了我晚年发挥余热的信心。在各级体委的帮助下，我于1982年4月成立了般阳武术社，公开招收附近乡镇、企事业和学校的青少年业余学习武术，为普及民间武术，为人民的健身强体做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