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3:22
高天是一位诗人。原名高紫瑜，江苏淮安市人。世居城内西长街的高氏，原本是名门望族，后家道中落，其父辈离淮去河南省谋生。
高天1917年8月生于洛阳市，少年时只身去郑州市求学，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窘，17岁辍学步人社会，进入《郑州日报》当了一名记者。他青年时酷爱文学，尤其钟情新诗。时日本侵略者步步扩大对华蚕食，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任凭国土沦丧，全国人民掀起救亡图存的浪潮，作为热血青年自然置身其中，1936年2月7日高天在郑州《大华晨报》副刊《沙漠诗风》第4期上发表了诗作《南天诗》，以出众的才华在中原文坛上崭露头角，该诗的开头这样写道：“谁叫你到这世界上来？落地便是一声痛哭……已得了厄运的征兆么？伴着最初一滴泪以俱来的是永生的悲剧。”
在日本帝国主义梦想吞并中国，社会一片黑暗的情势下，青年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呐喊。
然而高天观察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他在诗的结尾这样唱道：
“肩负的重任纵使你再挪不开脚步，生之路上还有走不完的前途，
一翻身便是脱卸的日子，
为了这，还该缫完最末一根残丝。”
青年高天深感“肩负的重任”，为了赶走侵略者，改造社会，振兴中华，必须“缫完最末一根残丝”。这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他的诗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给读者以极大的鼓舞。
不久，高天转入《大华晨报》任编辑，后又主编该报的两个文艺周刊：《跋涉》和《沙漠诗风》。高天青年时代不但具有过人的文学天赋，还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他与青年文学工作者程率真等组织了《劲风》文艺社，以文艺宣传抗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魏巍就是文艺社的成员之一。高天在三、四十年代创作了大量诗歌，抗战爆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新闻事业，解放后社会活动繁忙，只不断地写一些旧体诗，如《悼彭大将军》、《怀念范长江同志》、《费老庚午春偕高天同志游金山寺合唱录以志念》等。
《三十年代中原诗抄》主编周启祥这样介绍高天：“高天诗风坚实，又俊逸丰瞻，激情满怀，目击国势衰微，而不禁为郁愤深沉的长歌，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魏巍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高天不仅以他的诗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而且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组织者……在三十年代中原诗歌运动中，高天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高天生前对自己的诗作从不重视，不愿结集出版，大量的诗歌散见全国报刊，高天逝世后，夫人宋黎野决心将其大量通讯、诗作、文稿收集整理，我们期待高天的文集早日问世。
辛勤耕耘的记者编辑
高天是一位报人。他的大半生都在办报，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足迹，浸渗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高天来到武汉市，任战时《扫荡报》、《时事新报》记者，为了及时真实报道抗日前线的情况，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深人到前沿阵地，访问参战的官兵，抢拍历史的镜头。在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中。他亲临前线，写出了不少生动的战地通讯。1938年5月徐州会战突围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集团军封锁了陇海路，一些记者和战地服务团的同志被堵在徐州黄河故道，日军派出四架飞机低空扫射，前进的道路被阻，大家连续奔波，疲惫不堪，饥渴难耐，不少同志十分懊丧；高天同志临危不惧，带领大家高唱《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鼓励大家战胜疲劳，克服困难，继续前进。通过四天的昼伏夜行，这些记者和服务团的同志有惊无险地冲过了封锁线，到达豫东平原安全地带。
1938年秋，“保卫大武汉市”战斗又打响了，当时的武汉成为外国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中心。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不能满足外国记者的需要。在周恩来同志领导和筹划下，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一个革命宣传机关——国际新闻社。胡愈之、范长江、高天、徐迈进、黄药眠、孟秋江等一大批著名报人、记者成为国新社的创始人。9月的一天，大家集会于汉口胡愈之住的一家旅馆，决定办一个新型的进步新闻从业人员自己的通讯社，以宣传抗战、团结、进步为方针，起草了章程，制定了计划。会后，高天以国新社特派员的名义前往湘鄂赣边幕阜山区采访。这是武汉市外围战场的重要一面，高天在湘鄂间辗转采访时，武汉陷落了。国新社迁至长沙市，长沙大火后，根据周恩来的统一部署，国新社在桂林市“定居”。桂林成为了国新社的大本营。战时生活极其艰苦，条件十分简陋。刚到桂林时，国新社租用了一家小旅馆的两间房，一间夜晚打地铺睡觉，一间白天工作和接待文化界的朋友，大家志同道合，同甘共苦，为抗战苦而无怨。范长江同志幽默地说：“一间如沙丁鱼一样的睡觉，一间如罗汉殿一样的办公。”这期间，高天同志曾先后从桂林出发到西江、粤南前线采访，一篇篇生动的战地通讯出于他的笔端，发往国内外。
1940年春高天来到重庆市，负责国新社重庆办事处的工作，按照党的安排，同时担任了胡愈之同志主持的新加坡《南洋商报》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华商报》驻重庆记者。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新桂林总社在反动派的百般摧残下，被迫关闭，重庆办事处也随之结束了工作。不久，高天经陈家康的联系，以“国新社”和《南洋商报》记者身份，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谈话时，周恩来肯定了国新社的成绩，鼓励进步的青年新闻记者坚持在敌后工作。这次谈话，使高天获得了在国统区坚持工作的巨大精神力量。
1941年高天经邓颖超大姐介绍，与宋黎野女士在重庆结婚。婚礼由新闻、出版界元老孙伏园主持，当时重庆市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大部分都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其中有《新华日报》和中共办事处的领导，也有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沈钧儒还在“嘉礼嘉宾”簿上题了诗。新房安排在嘉陵江畔孙老主办的中外出版社的吊脚楼里，老舍先生诙谐调侃赋诗，称其“天高洞房矮”。
1944年秋，高天任《新蜀报》代总编辑。《新蜀报》报社人员混杂，各种政治态度的人均有，潜伏在报社的特务利用版面制造事端，高天同志坚持团结进步，予以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决定逮捕高天。好友徐迈进得知消息通知他赶快出走，高天家也未回，未来得及看一眼在医院生产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就奔赴昆明市。在昆明，高天任《扫荡报》总编辑。他约请一批进步朋友收录外电，以独家新闻报道延安解放区的消息，并发表一些进步文章，社长李诚毅立场反动，把高天视为眼中钉，带武装特务威胁高天改变立场，否则不能保证其人身安全。高天当即辞职，但李诚毅仍不罢休，决定进行逮捕。周恩来同志闻讯立即派人到昆明营救，高天在地下党的掩护下进入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