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9:50
黑茶山空难，又称四八空难，是指1946年4月8日搭载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地区遇雾撞山，导致机上17人全部遇难的重大空难事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决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可不久，国民党悍然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1946年4月8日，出席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乘坐C-47运输机，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机回延安的还有刚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的新四军原军长叶挺、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回国的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及爱国教育家黄齐生等13人，另外还有4名美国机组人员。途中，飞机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遭遇浓雾，迷失方向，最终撞山焚毁，机上全部人员遇难。
此次空难的原因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天灾”与“中国国民党特务制造”等说法。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迫于国内要求和平舆论和短时间内难以调结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的形势，蒋介石三次致电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决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1945年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志忠乘专机赴延安市，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代表赴重庆市。经过长达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后写进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10月11日，张志忠、中共代表王若飞陪同毛泽东乘“美龄号”专机返回延安。
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政协会议，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月10日，由国共两党及各民主党派代表参加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国民党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合法地位，中共代表据理力争，最终达成一致。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决议。1946年3月20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二次国民党参政会，公开推翻政协五项协议，掀起反共逆流。面对形势的逆转，中共中央决定，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法草案委员会中共委员秦邦宪，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 与此同时，叶挺奉命前往延安参加“整军”工作。 邓发也返回延安汇报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情况。
1946年4月8日上午8时，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人乘坐一架美国C47型运输飞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向着陕北延安飞去。飞机上除了三名美军机组上士外，兰奇上尉担任机长，曾是飞虎队员。飞机飞往西安市途中，已感觉飞行异常，但兰奇机长坚持续飞。当飞机飞往延安时，天空下起冰雹，刮起大风，磁铁干扰使飞机严重偏离航向，进入迷航状态，并发出迷失方向的报警电报。4月8日下午两点左右，在延安东关机场已隐约能听到飞机的引擎声，随后声音却渐远。飞机飞抵延安市上空时并没有降落，而是折向向东飞去，直飞过黄河，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遇雾，不幸在此撞山坠毁，机上17人全部当场遇难，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一场空难。
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顶大雾弥漫，天阴有雨，山上无人活动，人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雨停天霁，附近庄上村的人们去阳山寺院，发现了山坡上烧毁散落的飞机残骸，和一具具面目全非的遗体，才知道是飞机在黑茶山遇雾撞毁。村干部立即向四区政府报告，区政府又急忙向北坡村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报告。噩耗传来，晋绥分局分析是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遇难，当即向延安党中央报告，并立即派出几支小分队，由晋绥分局秘书长龚子荣、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和晋绥一地委组织部长苗逢澍率领，连夜翻山越岭，赶赴黑茶山寻找烈士；县委书记魏进德带领县委、政府机关干部及四区300多地方武装，赶到现场，处理善后工作。
4月10日一早，谭政文带秘书顾逸之（兼机要股长）率队赶到黑茶山。坠机现场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飞机残骸散落在被撞巨石不远的山坡上，头、尾分离，机身爆炸起火。在飞机残骸东西两侧较远处，首先发现了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叶挺四位烈士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坐在一起，遗体虽有折损，但都很完整。除叶挺外，谭政文对这三位中央委员都很熟悉。他命公安干警将烈士遗体陆续搬运到山坡上的一间破房子里，由他亲自守护并拍照留证。
11日清晨，人们继续寻找、识别甩落四处的其他烈士遗体。包括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一儿一女和黄齐生老先生，以及李少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黄晓庄等同志。美国军队机组四人均死在驾驶室内，被挤压得粉碎，大部分散落在机头附近，只能用抬筐运走。经过四、五天努力，搜寻人员终于将烈士遗体、遗物和党的一些重要文件找回。为悼念烈士，晋绥边区全区下半旗3天，停止娱乐活动一周，晋绥分局全体委员组成治丧委员会，停柩公祭3日。
参考资料：
据“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夫人李佩透露，巴勃罗·毕加索曾托邓发把一幅油画带给毛泽东，以表达对延安市的敬仰之情。不幸的是，邓发回国后，于1946年4月8日和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一起乘坐美式运输飞机返回延安市，飞机在黑茶山撞山坠毁，油画也随之消失。
十七位蒙难者的尸体，最初停放在庄上村的古庙里。连日来，各山村前来吊祭的达数千人。4月13日，庄上村男女老少抬着香案，拿着供品，前来祭奠，众人抚棺痛哭。
祭奠结束，灵柩准备启程前往岚县。壮年村民争相抬着灵柩，众人焚香叩拜，含泪送别。运送队伍中，除了战士和干部，还有大量来自周边村庄的青壮年。在宽阔的路段，灵柩由马车拉运，而在狭窄的山路上，大家必须轮番抬着前行。辉回山路狭窄陡峭，无法并行，只能一个接一个地前行，艰难地越过山峦。每到一村，村民们都要拦住队伍祭奠。如此穿越山川，15日凌晨，灵柩抵达岚县飞机场附近。整个运送过程历时20多个小时，走完了75公里的路程，参与者达1500多人。灵柩路经之处，千百名群众拦路祭奠，扶棺痛哭，深切哀悼。遗体运至岚县东村镇前庄大庙后，晋绥军区卫生部派出国际第六和平医院外科医生董炳坤等对遇难者遗体进行了矫形手术。经过五个昼夜的努力，完成了包扎矫形任务。4月17日，晋绥边区各界在岚县机场隆重举行“四八”烈士追悼大会，烈士遗体分两次运往延安市。
1946年4月11日，党中央在延安获悉飞机确实在黑茶山遇难，沉痛宣布了飞机失事的消息，立即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26人治丧委员会。延安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全边区下半旗7天，停止娱乐活动1个月。4月13日中央机关举行追悼会；4月17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岚县机场举行隆重的公祭，各界群众1.5万人参加；4月18日，烈士遗体由2架飞机运抵延安；4月1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多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送行群众队伍长达2000米。在国统区重庆市10000余名各界代表为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对“四八”烈士的隆重追悼，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方针的广泛宣传，和对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挑动内战罪行义正辞严的声讨。
中国共产党悼念烈士挽联：“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生，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所凶音哀砥柱；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将胜利慰英灵。”
延安总部悼念烈士挽联：“和平的使者，抗日的英雄，工人的领袖，先进的教育家，哭你们，更哭国家与民族的不幸；恶劣的气候，浓密的云雾，迷路的飞机，万恶的黑茶山，恨这些，尤恨法西斯主义特务的猖。”
毛泽东以沉重的心情题写“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并于1946年4月15日作了《向“四八”遇难烈士致哀》祭文。
对于“四八空难”周恩来总理一直心有疑虑。1951年6月，他在接见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时说，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说是飞机遇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叶将军被中国国民党关了五年，可他一出狱就给党中央写信要重新入党。蒋介石是很生气的，老蒋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时间很长，了解他的个性。他为排除异己，利用特务做手脚很容易的。当时，延安市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在机场迎接的人们己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飞机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了，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1998年4月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公报》刊登了顾逸之的一篇文章——《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的领导下工作，黑茶山空难发生时，他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
在顾逸之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其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其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其三，从调查人员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其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市的。西安市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顾逸之结合实地调查的真实情况进行合理分析说：“当时在飞机残骸中还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是，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很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操作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各方面的考察推断表明，必定是中国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
黑茶山空难发生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党中央为了促成国共合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真诚以争取和平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不愿给国民党留下借口。于是，在新华出版社当时发布的消息中只是简单地说“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难的真相也就长期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谜。
1998年初，顾逸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公报》发表《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一文。文中道：“这架飞机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市的。西安市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
2003年7月，叶挺长子叶正大撰文回忆：1951年6月，他和二弟叶正明到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拜访。周恩来谈到“四八”空难，明确否定了飞机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结论，“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因为“当时延安市只下点小雨，原始出处和‘杜吉堂’这个关键证人，结果都没有找到。”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多部权威党史著作或当事人回忆，对“四八”空难也存在不同表述。如《中国共产党历史》是这样记载的：“由于中国国民党决意破坏政协协议，4月8日，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从重庆市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毛泽东年谱》表述为“因遇恶劣天气，飞机在兴县黑茶山失事”；《周恩来年谱》表述为“飞机途中失事”；《朱德年谱》则明确指出：“因飞机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又遇恶劣天气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四八”空难究竟是天灾还是阴谋，是意外事故还是暗杀行为，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但因各方都缺少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使这场机毁人亡的惨剧真相至今仍未解。
“四八”烈士在黑茶山遇难后，兴县县政府于1946年11月在烈士殉难处刻石纪念，于东会寨上村建立烈士祠；1978年，将烈士祠迁于庄上村北侧山麓，改建为“四八”烈士纪念馆；2005年全面进行了翻新和维修，并列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08年5月，在旧馆西北近200米处修建了占地面积50余亩、外围绿化面积500余亩，建筑面积2179平方米、展陈面积3000余平方米的新馆主馆；2009年12月，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5年8月在主馆左侧修建了建筑面积为5055平方米的副馆，内部陈设失事同型号美国C-47运输机等展品。与此同时，县里还在大线乌门山巅东侧，修建了一处“四八”烈士纪念亭和英烈墙，雕刻着毛泽东、周恩来的题词和英烈简介，使更多的人了解牢记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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