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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史朔闰表》是考史的重要工具书，它为中国年代学开辟了一条道路。一九二六年曾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同学们印行，三十余年来给历史科学工作者以极大的便利。我国自唐以来，舆海外交通频繁，有关中西交通的历史记载需用公历回历处渐多，而我国从来没有中西回历比照的年表，因此古代文献典籍，凡涉及中回历比较时，很少有不错的。自《二十史朔闰表》出版后，才把回历舆中公历固定下来，为治中西交通史者奠定了研究基础。现据一九六二年修订本重印。
陈垣（1880.11.12—1971.6.21）字援庵，又字圆庵，笔名谦益、钱罂等，新会区人。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院。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陈垣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1949年后，还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南宋河北省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
陈垣，出身药商家庭。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市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朝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教入中国考》 (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市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历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省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1948年3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垣先生先后结婚两次，有子女十一人，其中长子陈乐素先生（1902-1990），也是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始吾欲为中西二千年日历，曾先将中史二千年朔闰考定。中西回史日历告成，凡二十卷，卷较繁，一时不能付印。而朋辈索观及借钞者众，故特将中史朔闰表先付影印，而西历、回历亦附见焉。
秦以前历法无考，汪曰桢为《历代长术辑要》，起周共和，然鲁隐以后与《春秋》不合，非史实也。顾栋高仿杜氏《长历》为《春秋朔闰表》，与《春秋》合矣，然与推算不符，亦不足征信。惟《资治通鉴目录》载宋刘义叟《长历》，断自汉高元年，今从之。
汉末改历前用殷历，或云仍秦制用历，故刘氏、汪氏两存之。今考纪志多与殷合，故从殷历。
刘氏《长历》止于五代十国，续之者有耶律俨《辽宋闰朔考》，载于《辽史·历象志》。南宋、金、元有钱侗《四史朔闰考》，明以来有汪氏《长术》，清有《万年书》，今表即根据诸书，参以各史纪志，正其讹误，终于清宣统三年，为旧历作一总结。
清《万年书》每朝例预推二百年，然预推之朔日，后来每有改定。今悉以当年颁行之《时宪书》为主，不以《万年书》预推之月朔为主。幸故宫图书馆历年《时宪书》尚存，可供参校。
汉未改历前，仍秦制建亥，以十月为岁首，然不改十月为正月，不改正月为四月也。莽用丑正，则改寅正之十二月为正月，改正月为二月。魏景初之用丑正亦然。今表于月份之排列，既取整齐，而对于不用寅正之年，则悉以粗线志之，以明月之地位不移，而月之名称有已改易者。
易号改元应从下令之日为始，未必追改以前之月日。今表于年中改元者，悉仍其旧号，而系新号于二年，并于表下著其改元之月日。盖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若削去末年而冠以新元，则何以知汉之始元有七年、晋之咸宁市有六年？甚非史实。且凡未改元前，条教号令及民间契约必仍用前元，史家岂能一一代为追改？
至于两朝递嬗之际，亦用此例。凡前朝未尽覆亡，必著其年号于上，而将新朝年号著于下，如陈之祯明、宋之祥兴、明之永历是也。汪氏《长术》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即冠以清元，甚所不取，今特矫之。
又正统闰位之说，今日实无辩论之价值。惟当列国分立之际，本表限于篇幅，不能将诸国年号并列，故只得取史家通例，任择一国列之，而将同时与国之年号分列于下，固无正闰之见存也。
三国、南北朝朔闰异同，亦以一国为主，其殊异少者记于本年之下，其殊异较多者另为一表，附于卷末。
泰西之用阳历，始于罗马帝儒略，以罗马七○九年一月一日实行，即耶稣纪元前四十五年，刘奭初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
儒略历原定每间三年一闰，即逢我子、辰、申岁。平年三百六十五日，闰年三百六十六日。儒略历每月日数，原定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月各三十一日，四、六、八、十、十二等月各三十日，二月平年二十九日，闰年三十日。
然儒略历实行以后，误为每三年一闰，积三十六年应闰九日者，已闰十二日。奥古斯督帝觉其误，乃下令连十二年不置闰，并改定每月日数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等月各三十一日，四、六、九、十、十一等月各三十日，二月平年二十八日，闰年二十九日，是为奥古斯督修正之儒略历，亦称旧历。
至一五八二年，教王格勒哥里又觉历法不合，乃议改历。以是年十月五日为十五日，中间消去十日，并定逢百之年不闰，逢四百年仍闰，是为格勒哥里历，又称新历。
儒略改历以前，历法纷乱不可记。儒略改历以后，因误置闰者三十余年，不置闰者又十余年，每月日数又与今历不同，故此编断自耶稣元年始，一五八二年以前用旧历，一五八二年以后用新历。新历虽较旧历精密，然一五八二年以前，旧历却为史实也。
泰西各国采用新历，先后不同。大抵天主教各国采用最先，至一千七百年耶稣教各国始用之，一七五二年英国始用之，一九一八年俄罗斯始用之。今我国所用者即格勒哥里历，日本则一八七三年已采用之也。
以耶稣降生之岁纪元，本起于五二七年罗马教士之推定。今表于罗马未亡以前，并记罗马纪年。又耶稣之生，实在今纪元之前数年，第各国沿用已久，不便更正，故仍之耳。
回历以阿拉乌丁·摩诃末由墨克迁至默地那之明日为元，即西历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也。洪武甲子为回历七八六年，《明史·历志》由洪武甲子上推七八六年，误以中历计算，遂谓回历起于隋开皇己未。不知以回历计算，实起于唐武德五年壬午六月三日也。
回历系纯太阴历，不置闰月，又无三十一日，故四时寒暑无定，积三十二三年，即比中西历多一年，积七百八十六年，遂比中西历多二十三年，至今一千三百四十四年，遂比中西历多四十年也。
回历月法，以见新月为月首，不以实朔为月首。故其月首日期，恒在中历初二三日之后。回历月法有一定，单月大尽，各三十日；双月小尽，各二十九日。惟隔二三年置一闰日于十二月之末，故平年三百五十四日，闰年三百五十五日。
回历以三十年为一周，每周平年十九，闰年十一，其闰年居每周之第二、五、七、十、十三、十六、十八、一、廿四、廿六、廿九等年。
本表即按右法推算，画定回历三十年一周，而记其岁首当我国之某月某日。闰年旁置点。西历、回历均有七日来复之制，今卷末附日曜表七。每表四年，何年起应用何表，悉以数字记于眉端。遇有失闰或改历等年，则需超越他表。如西历元年起应用日曜表一；惟因第四年罗马失闰，则从是年三月起，须改用日曜表五；又如西历一五八一年起，应用日曜表一；惟因一五八二年十月十五日改历，则从是日起，须改用日曜表六是也。
西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旧历十月十日、回历五月九日新会区陈垣识
1925年底，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了一本查年代历法的书，全书尽是干支和数字的表格。出版后，轰动了当时学术界，尤其引起研究文史的学者们极大重视。出版不久，抢购一空，半年后，即再版。这本书，就是当时正在北大研究所任教的陈垣撰著的《二十史朔闰表》。当时所以受到如此重视和欢迎，就因为它是一本读史不能离开的极好工具书，内容确切严密，使用方便。这书出版前，我国还从来没有一部贯串二千年，中历、西历、回历可以互换的精确年表。
清代李兆洛曾编过一本《纪元编》，是一部较好的讲纪元的工具书，陈老对这书也很称赞，他自己就备有多本，因经常翻阅，多少本《纪元编》被他用得碎烂。清代学者自有此书后，读史比前已方便很多。但这书只有帝号和干支纪年排比，没有西历，更不会有回历，远远不能适应后来考史的需要。但过去除此书外，再没有其他查年代历法的书可以参阅。陈老因自己在考史时深感历表的重要。他在研究外来古教时，为了对比西历、回历，常需翻阅很多资料，而中外资料，往往记载参差，对不上口，使人无所适从。各种历法的年月日不能确切推算，造成很大困难，研究工作不易进行。且每遇这类问题就推算一次，非常麻烦，也浪费时间。因此他感到必须有一部包括中、西、回三历的精确历表，才能利于读史和研究。于是在他撰著几部外来古教及其他有关著作的同时，开始注意积累年表、日历的资料，等这几部书完稿后，马上进行这部包括中、西、回三历年月日年表的整理。
他为什么要对照中、西、回三种历法呢？就是因为这三种历法各不相同：
中西历纪年，一年相差十多天至五十多天，西历岁首，一般都在中历岁末，如不按年月日计算，而以中历某年作为西历某年，则在岁首岁尾之间，会有一年的差误。阿拉伯史书所用的赫吉拉历（Hejira），即所谓回历，与中西历都不相同。回历每月的天数固定，单月大尽，各三十天；双月小尽，各二十九天。每隔二、三年有一次闰年，逢闰年十二月末加一天，成为三十天。所以回历平年354天，闰年355天。因回历不设闰月，故每年岁首不定，与季节无关。
回历和中历对算，每经三十二、三年就差一年，即回历每过三十二、三年就比中历多一年，每一百年多三年多，一千年多三十几年。如不了解这三种历法的差异，则在历史记载的运用上，必然会出现很多错误。更因为在《明史·历志》里谈到回历时，说回历“起西域阿喇必年（原注：隋开皇己未），下至洪武甲子，七百八十六年”。洪武甲子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由这一年按回历上推七百八十六年，是回历纪开始，本来不错。上推七百八十六年应为李渊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但《明史》在下面注“隋开皇己未”，这就大错了。隋开皇己未是杨坚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这是因为《明史》作者错误地按中历上推了七百八十六年，则把回历纪元的开始提早了二十三年。从此，很多人就按着这个错误的推算来计算回历纪元，因此在历史文献典籍上，凡涉及中回历比较时，很少有不错的。
为了今后考史的人工作方便，陈老决心写一本二千年的历表，表中包括中、西、回三历。他说：“这是一人劳而百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事情，再困难也要把它做出来。”他首先编制了《回历岁首表》，这个表用回历岁首以求得中历、西历的年月日；其次又编制《中历西历岁首表》，这个表可以用中历或西历岁首分别求得其他两历的年月日，这就解决了三历中“年”的比对问题。
西历和回历每月的大小都是固定的，闰年都增加一天，西历在二月，回历在十二月，也是固定的。但中历的闰月不定，每月大小尽不定，即朔日不定，如不了解中历的朔闰，则只能求得三历的岁首日期，无法求得三历岁首以外的年月日。这也就是此书编著最困难之点，也是这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他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在前两表的基础上又制定《中回历月表》、《中西历月表》，印寄各地师友，征求意见。不久，写成《拟编〈中西回三历岁首表〉意见书》一文，刊载在1924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上，文中说明自己几年的设想，以更广泛地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资料准备得差不多了，但又遇到编排上的困难。他想把二千年错综复杂、变化多样的三种历法，用一种固定的格式统率起来，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最简单的图表，使之具备多种用途，并能准确地反映出各种不同的变化情况。既不能因中历有闰与不闰而搞得每年形式各异，又不愿因中历闰月不在固定月份而变换表格；既不能因历朝多以正月为岁首，就对以其他月为岁首的朝代无所反映，又不愿因为岁首有变化而使格式不一。如果每换一种情况就变换一种格式，则全书不能划一，又不便于查检。一年一表，一表一页，固然便当，但只能用于近代史，如用于二千年的历史，则篇幅太多。其他如几个政权同时并列时怎样编排？两个朝代首尾交替时怎样排列？一年改变几个年号时怎样表现？回历与中西历有较大的差异又怎样排比？这种种复杂情况，都是他在编写时颇费斟酌的难题。
设计表格时，他终日苦思冥想，食寝不安。换了很多的样式，画了繁复的草图，研究了无数的办法，参考了不少的中外资料，请教过的师友同行更不计其数。最后终于想出了现在用的这样一种表格。这种表格，两千年只用一种版式，复杂变化的情况都能一一表达，前后一致，整齐划一，容易查找，甚为便利。
本书内容：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自刘衎元始元年起加入西历，以中历朔闰可求西历年月日；自李渊武德五年起加入回历，以回历岁首可求中西历年月日。西历476年（刘宋刘昱元徽四年）前，并注明罗马历。表以中历为基础，每页十年，分十行，每行一年（以顶上一个干支纪年作为一行）。
表格栏外：
书眉每行的干支，是这年的甲子纪年（即干支纪年）；书眉上阿拉伯数码是说明自这年起的四年使用第几个日曜表。日曜表共七个，附于全书最后。书眉上注“2”字，则指有“2”字起的四年用日曜表2。如图90页，书眉的“1”，即指西历685一688年用日曜表1。
日曜表每表四年，书眉上有数字的这一年，即用四年中的第一年，以后下推。日曜表上排列的字码为西历月日，字旁黑点为星期日。
自公元元年至公元2000年间，大都是每四年用一个日曜表，而所用的日曜表都是按1至7顺序排列，只有五处因改变历法，排列和顺序都有变动，即公元4年（刘衎元始四年）罗马失闰，公元1582年（朱翊钧万历十年）格勒哥里十三（GregoriusXIII）改历，以及改历后逢百年不闰之年，即1700、1800、1900年这五处，不按此规律。
表格栏内：
最上一格是朝代、帝号及年号纪年。每页右下角是回历和西历纪年，其数字都是本页十年的第一年，知第一年则可知这页其他九年的回历和西历。
最右一行的十二个格，是中历正月至十二月。第十三格是闰月，自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后增加一格，即第十四格，是回历。
表格内纪年的十行，其干支是这月朔日（初一日）的干支；干支左侧是中历朔日相当于西历的月日，中文数字表示西历月数，阿拉伯数字表示西历日数。
如图90页，第七行，西历为687年（唐武后垂拱三年），正月栏即说明这年正月初一日干支纪日为丙申，这天是西历687年1月19日。知初一日是丙申，则可知初二日为丁酉，初三日为戊戌……，可推出全月每天的干支；知初一日是西历1月19日，则可知初二日为1月20日，初三日为1月21日……，可推出全月每天西历的日期。每个月就有这样简单几个字，则二千年中历每天的干支和相当于西历的年月日都可查出来。
中历每月大小尽不定，只要看相邻两月的天干即可知每月大小，天干相同则上月为大，不同则上月为小。如图90页，永隆二年正月辛未朔，二月辛丑朔，则正月大；二月辛丑，三月庚午，则二月小。以下类推，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小，六月大……。
闰月栏：仍以图中第七行为例。这行闰月栏即说明唐武则天垂拱三年是闰正月，闰正月初一日是丙寅，是西历687年2月18日。
凡这年有闰几月，即应把闰月看做是排列在几月之下，如闰正月，则应看做是在正月之下，按正月、闰正月、二月……排列看。
回历栏：所列数字是回历岁首相当中历的月日，中文数字是中历月，阿拉伯数字是中历日，旁有黑点者，是回历闰年。图中90页第一行即说明永隆二年中历八月初三日是回历岁首，回历这年是闰年。因回历每月天数固定，从表上又已知中历朔日，则可推知回历全年的月日和中历、西历月日的对比。
凡王莽即位或两朝递嬗时，一般都改换年号，称改元。有时一年有二号、三号。本书每页固定十年，年中改元不另起行，只在这年下面注明，表上不列元年。因凡有二年知必有元年。如图90页，永隆二年下注“九月乙丑改元”，即这年九月乙丑日改元为开耀元年。九月丙申初一，可推知乙丑为三十日。
图91页，武则天天授三年，“四月朔改元如意，九月庚子改元长寿”，即一年改元二次。四月初一改为如意，重阳节又改为长寿，一年有天授、如意、长寿三个年号。
两千年来，中历基本上是以正月为岁首的，但中间有几次改历，分别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为岁首。改历后，有时月份标号改动，即将新岁首月改名为正月，也有不改的。凡改历时，表上即以粗墨线为标志，粗墨线下之月，为改历后的岁首月，改历办法在下面注明。
武后沧州雄狮足球俱乐部元年改历，至久视元年十月又改回。如图90、91页，在西历689—699年中历十月、十一月之间墨线加粗，则可知武后改历以十一月为岁首。
今举二例说明：
用此书查史书上的日期，如：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永隆二年闰七月丙寅，雍州大风害稼，米价腾踊。
八月丁卯朔，河南省、河北大水。
从表上可知：
中历永隆二年闰七月三十日宝鸡市大风，八月初一日河南、河北大水。
西历是681年9月17日和9月18日。
回历是61年12月27日和28日。
查日曜表，可知这两天是星期二和星期三。
又，用此书可校史书上日期的错误，如：
《北史》七《齐本纪》中：“天保元年夏五月乙丑，降东魏封爵各有差。”“乙丑”，《北史》的各种版本都作“乙酉”，唯《北齐书》卷四《文宣纪》作“乙丑”。
两个干支纪日，谁是谁非？查此书得知这年五月已酉朔，则此月不能有“乙酉”，故知“乙酉”误。乙丑是五月十七日，与前后文的日期顺序亦合。点校本已据《北齐书》改正。
只要掌握了这书的基本规律，检用非常方便。写这书的同时，陈老还撰写了《中西回史日历》，两书“繁简不同”，可以“互相为用”。
1972年临沂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汉元光元年历谱”，据此谱知汉太初前用《颛顼历》，陈老此书是按《殷历》推算。惜他已于此谱出土前一年逝世，未及见。
这书原写至1940年，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多写若干年，他说：“我已写到民国二十九年。民国是不会很长的，下面不好写。”果然在他所写断限的九年后，全国解放，比他原书多写一页都是不合适的，他的识见，令人敬佩。
1956年3月，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时，尚未及增订，1962年7月中华书局再版时，重加修订，改正错误四十余处，并增加了六十年，至2000年。
这部书是我国历表的创举，六十多年来，学人称便。内容有其自己的特点，为目前其他历表所不能代替，所以说这是一部读史不可一日离的极好工具书。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写于北京师大
是书之评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今天我们都把这本书看作陈垣先生最为泽被学林的著作之一，而多数人都遗忘了另外一个名字——汪曰。汪氏的《历代长术辑要》是这本朔闰表最主要的参考书。陈垣虽然在例言中号称“根据诸书，参以各史纪志，证其伪误”。而实际上，根据黄一农的比对，陈氏的“唐朝朔闰表”与刘义叟的长历多有出入，而与汪书几乎无一不合；而在辽朝朔闰的问题上，我们只要读一读点校本《辽史校勘记》就知道，陈垣丝毫没有采用辽史保存的闰考和朔考，而再一次完全地沿袭了汪氏的成果。
汪曰桢，字仲雍，一字刚木，号谢城，又号薪甫。生于嘉庆十八年，浙江乌程人。二十三岁那年发愿用二十年时间（最后实际上用了三十年有余）将二十四史的月日问题给予一个全面的解决，他的基本思路是“遍考当时行用之本术，如法推步，得其朔闰”，对于历法失传的情况，就在同时代历法中选择与其相近者作为替代，另外又博采诸史所载朔闰，与其推步结果一一相校，注出异同。可以说，他所要完成的，不仅是一部两千年的长历，而且还要加上一部二十四史朔闰考和一部中国历法史。实际上，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些历法史著作如朱文鑫《历法通志》正是以汪氏《古今推步诸术考》为蓝本，甚至原封不动地承袭了其中个别的疏误之处。
汪曰桢的母亲赵姓，是他幼年的启蒙者，也是这项浩大工程最直接的见证人。“持筹握管，挑灯挥汗，不胜其劳，吾母所亲见也。”咸丰五年，汪曰桢已年过而立，赵氏自感时日无多，急切盼望爱子大功告成，又眼看推算才进行到唐朝，书稿已逾百卷，“万万不能速成”。于是按照母子先前的约定，赵氏为还未完成的巨著预先写下了序言。憾恨之情，溢于纸外。
汪氏之书，初拟名为“二十四史月日考”，后改为《历代长术》。因其卷帙浩繁，又删繁就简，别成《历代长术辑要》。虽云“专载朔闰”，实际上《辑要》有相当篇幅在对历法行用改易情况、推算之法及各年史文或石刻文献不合者作说明；甚至分节二至可考者，亦加以验证；并附以《古今推步诸术考》。汪曰桢的姿态是完整地呈现其计算的依据和结果，并尽可能地提供相关信息以资来者判断和修正。而到了陈垣朔闰表，全然不言推求之法；而其整齐、清晰的列表更呈现出一种“完成时”的面貌。后学遂只知奉为圭，绝少有讨论其所从来及正误与否者。不要说后学，早在1926年陈表印行之初，胡适就已经认为这是“给杜预、刘义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一个总结果”，仿佛这方面的研究再也不需要继续了一样。
为了一部书，汪曰桢倾注了半生的心血。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他伤感地说：“岁月不居，学殖荒落。此书虽颇废日力，不过覆之资耳。”而在也许还很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事业：
“譬诸饮食，先以烹，先以种艺。及其既饱，则种艺、烹饪皆为荃。而要不能不先从事于此。若徒知种艺烹饪而不知饱食，则终身为田父，为膳夫，惟孜孜于陇亩之畔，灶之间，而绝无厌之一日，是又非吾所愿也。吾之为此，固种艺、烹饪之事，正所以为饱食之资，使人人得以专求饱食之逸，而不必先事乎种艺、烹饪之劳焉。是则吾识其小而人识其大，吾任其难而人将任其易。虽不足称史学，而于学史之人似不无小补矣。”
让我们这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人，在称赞陈垣先生“为年代学开辟道路”之余，也向寂寞于历史深处的汪曰桢致以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