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12 17:41
《北齐书》，系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宋代时改称《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贞观元年（627年）、贞观三年（629年），李百药两次奉诏编撰《北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完成《北齐书》的编撰。《北齐书》是以李百药之父李德林所著《齐书》为基础，参考隋朝史学家王劭所著《齐志》编撰而成，另外崔子发《齐记》三十卷、《北齐令》五十卷、《北齐律》十二卷、《北齐敕令》两卷等也是《北齐书》的参考资料。
《北齐书》全书共五十卷，有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的记事上起东魏末年高欢时期，中经北齐立国，至北齐被周灭亡为止，即自公元496年至577年，前后共八十余年的史事，以记载北齐为主。《北齐书》至北宋时已残缺不全，现存的李百药原书的只有仅有十七卷，其余为后人用《北史》或《高氏小史》所补。
《北齐书》作为现存唯一一部的北齐专史，对研究北齐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内容包含了当时科技成就、社会现实、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的记载。它对北齐统治者的丑行恶事的暴露，揭示了北齐政权由盛转衰的关键原因，但它仍有一定时代局限性，其中为了维护北齐政权的正统性，有大量的预言、神话、详梦、气望等内容记载，体现了“君权神授”“皇朝德运”的观念。另外它关于少数民族的记载，体现了其“华夷互化”的融合观。其《文苑传》以文学教化功能开篇，讨论了文学内容以及创作理论，指出当时文学颓势根源所在。它含有大量口语化的表达，和使用了不少新成语，对丰富后世汉语词汇和成语数量有重要影响。
《北齐书》，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宋代时改称《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
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深州市）人。起初仕官于隋，历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位，曾在杨坚时期负责撰修五礼，制定律令，撰写过《阴阳书》。隋灭后，曾入李子通、杜伏威农民起义军任职，后李治李渊将其流放泾州（今泾川县北）。李世民即位后，李百药历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并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和撰写《北齐书》。贞观十年（636年）李百药完成《北齐书》的修撰后，又相继加官散骑常侍、宗政卿。贞观十一年（637年），李百药完成《五礼》及律令的制定后，因年老致仕。李百药除修撰《北齐书》外，还是初唐著名的文学家，著有《封建论》《赞道赋》等。
李百药出生文学世家，家学渊源，其曾祖父李寿、祖父李敬族对经史都颇有研究，其父李德林在历史学方面更是颇有成就，李百药受其影响较大。李德林曾仕官于北齐、北周、隋三朝，在各朝一直担任诏令等文件的起草工作。齐武平三年（572年），时任中书侍郎的李德林受命编撰齐史，成书二十四卷。隋开皇年间，李德林奉诏将其续撰至三十八卷，但未修完就逝世了。后李百药继承其父遗志封诏完成了《北齐书》的编撰，《北齐书》的断限沿袭了李德林以高欢为北齐开国皇帝的方法，还采用追祖的写法，记述了北齐之前北魏、东魏等时期的一些史实。
唐朝初年，因为经历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渊建议，以钱帛为奖励收集天下书籍，并“增置楷书令缮写”，李渊批准了他的奏请。其后经过魏徵、颜师古等官员的继续收集、缮写，这项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数年间群书略备”，并为后续大规模的修史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准备。
此后李世民很重视修史工作，他招揽贤才、设立官方修史机构、确立史官修史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得贞观朝成为中原地区古代史传作品最多、最繁荣的时期，包括有《梁书》《晋书》《周书》《北齐书》《隋书》《陈书》六部官修正史，以及一些私撰隶书、政书等著作。同时唐朝文史并重，唐朝史官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故当时所修史书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撰魏、周、齐、梁、陈、隋六朝史书的建议，次年李渊诏令肖等官员修《六代史诏》，由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等修齐史，但此次修史历时数年，未能成书。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即位后，重视李百药之才，重新启用李百药任其为中书舍人，让撰写北齐史。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下诏重启六代史的修撰工作，因《魏书》已修成，故只诏修了“五代史”，其中北齐史仍由李百药负责。贞观十年（636年），《北齐书》修成。
北齐史的修撰从高齐政权时代开始，至隋朝五十年间未曾中断过，期间有人编撰过几种不同题材的北齐史。李百药在修《北齐书》时，就参考了前人修史的成果，他以其父李德林所著《齐史》为基础，参考了隋朝史学家王劭所著《齐志》（已亡佚）。另外据《隋书·经籍志》载，唐初还存有北齐隶书、史籍还有，崔子发《齐记》三十卷、《北齐令》五十卷、《北齐律》十二卷、《北齐敕令》两卷等，应也为李百药所参考。其中，作为《北齐书》的最主要史料来源，李德林所撰《齐书》的取材一方面是其亲身经历，另一方面他修史时所接触的一些北齐原始典籍以及他人所著史籍，如祖珽的《齐献武帝起居注》《黄初传天录》、陆元规的《皇帝实录》等书。
《北齐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分别为神武本纪两卷、文襄本纪、文宣本纪、废帝本纪、孝昭本纪、齐武成帝本纪和后主、幼主本纪各一卷，列传四十二卷，分别为诸臣列传二十九卷，皇后列传、诸王列传、儒林列传、文苑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换、外戚列传、方伎列传和恩幸列传各一卷。《北齐书》无志表，其“志”的部分见于《隋书》“志”中。据《史通》载，《北齐书》记传后均有冠以“史臣曰”“赞曰”的论赞，大致概括了记传内容和总结人物得失。儒林列传、文苑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换、外戚列传、方伎列传、恩幸列传等类传前有序，阐明作传思想、作传准则等内容。
《北齐书》的记事上起东魏末年高欢时期，中经北齐立国，至北齐被周灭亡为止，即自元496年至577年，前后共八十余年的史事，以记载北齐为主。其中《神武本纪》《文襄本纪》《高祖十一王传》《文襄六王传》《赵郡王琛传》《清河王岳传》《律金传》《高隆之传》《孙腾传》《司马子如传》等内容，也涉及到东魏晚期的历史，可与《魏书》相关部分相互参考。
《北齐书》至北宋时就已残缺不全，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提出，书中有论赞且称高祖、世宗、显祖、肃祖、世祖等庙号者，则为李百药原文，其余称神武、文襄、文宣、孝昭、齐武成帝等皇帝谥号的，则是从《北史》中补入的。故他认为《北齐书》为李百药原书的只有十八卷，分别为卷四、卷十三、卷十六至二十五、卷四十一至四十五、卷五十。后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检查，卷四十二也不是李百药原文，故现行的《北齐书》只有十七卷为李百药所著，其余为后人用《北史》或《高氏小史》所补。
《北齐书》中体现了君权神授观、皇朝德运观、历史盛衰观，分别反映了作者关于历史起源、历史过程、历史动力问题的认识。在《北齐书》中认为北齐皇帝为君权神授，以预示唐朝的建立是“天命所归”。
其君权神授观体现在《北齐书》对北齐诸帝的记述中，北齐历任皇帝均是“生而有人君之像”，后又有不少神异征兆预示北齐的亡国，通过大量的神异、瑞应现象说明北齐政权的建立及皇位的传承直至走向覆亡。
《北齐书》还继承了李德林《齐史》中的其皇朝德运的正统思想，它以五行相生理论为依据，将北齐政权定为汉魏、魏晋政权的转移，而后北周灭北齐、隋又继北周、唐承隋，以此确立唐朝政权的合法性。
另外，李百药认为皇朝盛衰是由天命和人事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北齐书》的类传序文和论赞中，从“人事”方面讨论了北齐由盛转衰的原因，着力披露了统治者的过失，揭示了昏君与暴政在北齐政权治乱兴衰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为唐朝统治者提出了警示和借鉴。
北齐政权是由鲜卑化的汉族统治的国家，而《北齐书》所展现的民族观也受到唐王朝开放性民族观的影响，它主要体现了“华夷互化”的融合观。首先体现在它对史料的选择上，《北齐书》继承了《史记》对少数民族的包容性，它记载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语言方式，以及北齐政权下鲜卑和其他少数民族将领的生平传记；其次，《北齐书》对汉人鲜卑化的过程和鲜卑文化对汉文化靠拢趋势的记载也颇为详细，如《高昂列传》载高欢本是汉人却常用鲜卑语发令；最后它以客观的态度展现了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如它没有前代史书中对北方“索掳”、南方“台湾岛”等侮辱性称谓。
《北齐书·文苑传》对文学的功能、内容选择、创作理论进行了讨论，并论及了先天因素和后天努力对创作的影响。其开篇序文论及了文道教化的重要性，认为文学的作用应在于教化。同时它对南梁文学浮糜之风提出了批评，认为南朝齐梁两朝将文学沦为享乐的载体和附庸风雅的工具，而其根源便是君王的喜好，针对此种弊端，它提出了文学内容选择的雅正原则。对于文学的创作，它认为情感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先决条件，好的文学作品来源于情感的产生与积累，这一文学思想也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中。最后它肯定了创作者的天赋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后天的苦学可弥补天赋的不足，并提出了博闻强识的学习方法。
关于北齐一朝的隶书多已亡佚，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北齐专史，《北齐书》对研究北齐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首先在于它对当时科技成就的记载，如《毋怀文传》中有中原地区灌钢技术的最早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的冶炼水平，《北齐书》还记载了当时科学家信都芳、医学家马嗣明的事迹，尽管较为简略，这些记载反映了李百药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对现代了解北齐科技发展状况、总结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北齐书》对农民起义的记载比较详细，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揭示了东魏、北齐的社会矛盾，如《尉兴传》《高市传》《任延传》等中，记载了天平年间（534年-537年）晋州李小兴和柴览、范阳人卢仲延等人领导的起义，是研究东魏、北齐有关农民起义的重要史料。
另外《北齐书》还有关于当时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的记载。《杜弼传》所载的邢绍与杜弼关于形神关系的辩论，将邢绍的唯物主义思想基本观点保存了下来，邢绍认为“人死还生，恐为蛇画足”，否认了佛教的超生、轮回之说，其“人死则神灭”的观点，继承了东汉哲学家恒谭的神灭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魏收传》详细记述了魏收修撰魏史的过程，并提到了其修史过程中一些陋行，如其用人非用史才、收受贿金等，以及《魏书》成书后时人的反应，将其称为“秽史”，同时还介绍了其他魏史的著作情况，这些记载对后人了解当时史学史很有价值。《北齐书》的《文苑列传》序，则是北齐文学的小史，记述了北齐的文学发展状况。
与唐初一同修撰的五代史相比，《北齐书》较多暴露了北齐统治者的恶行丑事，并没有象其他封建史家那样过多曲笔回护。当然，《北齐书》仍存在一定时代局限性，为维护封建正统思想，书中记载了大量的预言、神话、详梦、气望等内容。
《北齐书》成书于初唐重文的学术风气中，其作者李百药也是初唐文学家，故《北齐书》也具有一定文学性，其文学价值体现在对人物塑造、白话文表达和对后世汉语词汇的贡献方面。
《北齐书》描写人物时，开篇通常会对人物外貌和性格做简单的勾勒，这种勾勒是对人物某一方面特征的简单描写，以便给读者提供一个指向性的人物印象，如对神武帝高欢的外貌描写；二是以他人言行或态度来衬托人物性格，如《文宣帝纪》中高澄对弟弟高洋的评价；三是从人物心理、言行来侧面表现人物特征，如《信都芳传》中首先道明其“少明算术”，接着从语言和行为两方面表现他研究学术时废寝忘食的日常状态。
另外《北齐书》中有大量的口语化表达，如《杜弼传》中关于北齐高祖高欢的言语，“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诸如此类，不仅逼真的表现了人物性格特征，生动的塑造了人物形象，也增强了隶书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北齐书》中使用了新成语四十余条，其中一类是在《北齐书》中首次出现后并被固定和沿用，如“冲锋陷阵”“言无不尽”等，还有一类是对前代典籍中成语故事或俗谚的继承，如“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等，这些对丰富后世汉语词汇和成语数量有重要影响。
唐初雕版印刷术还未问世，书籍传抄困难，再加上李延寿的《南史》《北史》的成书，导致包括《北齐书》在内的南北朝断代史被冷落。至宋代时，《北齐书》已残缺不全，后人根据《北史》与《高氏小史》将其补全。赵祯嘉祐年间下令重新校刊南北朝七史，此为《北齐书》最早的刻本。但因靖康之变，导致嘉佑年间校刊的南北朝七史几尽亡佚，直致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四川省转运使进宪孟收集免于战乱的“嘉佑七史”残本，将其交由四川眉山刊行，该版称为“眉山七史”，因其字体较大，又被称为“宋蜀大字本”。后据日本学者尾崎康考证，“眉山七史”刊本为南宋前期江浙刊本。宋代刊本的原本，今已不存。
至元朝时，“眉山七史”已残缺，经修补后刊行的字迹比较模糊，且每半页有九行，故称“九行邋遢本”。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年间，见建康道专设九路儒学合刻十七史，南北朝七史沿用眉山市本，该版后被称为“九路本”或“元大德本”。另南宋杭州国子监刻本因年代久远，元朝时在杭州西湖书院补修后印刷，至明朝又移交南京国子监再次补修刊行，因宋、元、明三朝都对该本做过修补，将其称为“三朝（递修）本”。
明朝万历年间，南京国子监对二十一史进行校勘，据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所撰《重刻北齐书题辞》载，万历十六年（1588年）完成了《北齐书》的校勘缮写，该版被称为“南监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北京国子监重新印刷二十一史，为与“南监本”区别，称其为“北监本”。明末崇祯时期，藏书家毛晋据“三朝本”刻印十七史，后在清顺治十年（1635年）对其进行重新补辑，因毛氏藏书阁名为汲古阁，该版又被称为“汲古阁本”。
清乾隆四年（1739年）清代内府武英殿刊行二十四史，该版被称为“武英殿本”，简称为“殿本”，为以后众多版本之底本，如咸丰元年（1851年）新会区陈成本、同治八年（1869年）岭南古堂本；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点石斋、五洲同文书局的石印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上海中国图书集成局的排印本。此外，清代还有乾隆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也著录了二十四史，该版被称为“四库荟要本”和“四库本”。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金陵、淮南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五个官办书局合刻二十四史，其中《北齐书》为金陵书局据“毛晋本”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刊行，该版被称为“金陵书局本”。
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影印殿本二十四史和《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1936年，中华书局刊行《四库备要》，其中二十四史被称为“四库备要本”。1937年，上海商务印馆据涵芬楼“三朝本”和“宋蜀大字本”为底本，并以殿本作修补，影印了二十四史，被称为“百纳本”，据主编张元济所作《北齐书》题跋，此版《北齐书》三十四卷之前影印“三朝本”，之后为影印残宋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开始整理编辑二十四史，至1972年《北齐书》完成点校并出版，点校本为现通行之版本。
《北齐书》成书后，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其著作《史通》中对《北齐书》的体例、论赞、编次方法等方面作了论述。北宋时期，赵恒在读北齐书后作《读北齐书》诗歌两首（今已散佚），文学家夏竦也曾作《奉和御制读北齐书》。至南宋时，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分别在他们的著作《郡斋读书记》《直斋书录解题》提及了《北齐书》，思想家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对《北齐书》所载史实做了不少评论。学者高似孙在其《史略》中简单介绍了《北齐书》的成书过程。
明朝时期，朱明镐在《史纠》中对《北齐书》的人物事迹、编撰方法等进行了考订。至清代，对于《北齐书》的研究越来越多。有对《北齐书》进行校改补修的，如清代乾隆时期武英殿和四库全书馆对《北齐书》的两次校勘，学者万斯同所作的补表《北齐书诸王世表》《北齐异姓诸王世表》《北齐将相大臣世表》；还有史学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对《北齐书》散佚文本、人名、地名以及地理事件方面所所的考证和注释；再就是对《北齐书》从编撰体例、史文表述以及所载历史事件等方面的评论，如牛运震《读史纠谬》等。
民国时期，学者罗振玉撰写《北齐书议》对《北齐书》的内容进行考证，学者李澄宇《读二十五史蠡述》对《北齐书》所载史实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新中国成立后，学者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收录了其主持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史》等中国史学通论性著作中，对《北齐书》作者、成书、内容、史学思想以及优缺点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论述，也有一些学者给《北齐书》作了补志，如徐仁甫《补\u003c北齐书\u003e艺文志》、施和金《北齐地理志》、《补\u003c北齐书·历志\u003e》。关于《北齐书》的论文则多集中于对内容的校勘、字词释意和历史学方面，另外也有一些关于《北齐书》文学性研究的论文，如刘冠才《\u003c北齐书\u003e中的语音材料分析》等。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对《北齐书》颇多微词，在其著作《史通》中认为其“其有可书而不书者，不应书而书者”，但清代学者浦起龙对此进行了驳斥，并说“《史通》以为百药病，非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北齐书》的评价不是很高，认为其文章委，节目丛脞”，但从“一代兴亡，当有专史”的角度来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肯定其为“未始非后来之鉴”的一部隶书。近代学者林传甲评《北齐书》“文体自称一家规模独隘”，现代学者瞿林东认为南北朝五代史的历史思想成就，“以《隋书》史论价值最高，《周书》《梁书》次之，《陈书》《北齐书》又次之。”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董文武总结道：“李百药所撰《北齐书》反映出唐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皇朝的诉求，体现出了借鉴前代之失的兴亡思想与重视人事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史家都有着积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其所体现的“天命正统思想又是唯心主义的表现，对社会和史学发展起着消极作用。”历史学家王树民则说：“本书还不失为这一段历史时期最集中而有系统的记载，文笔也比较简洁，因而在旧隶书中得以保持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