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1:18
《伤寒杂病论》又名《伤寒卒病论》，由东汉末年的张仲景所著，成书时间约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原书共16卷；后经晋代王叔和整理分为上、下两篇，《伤寒论》在前，《金匮要略》在后；其中《伤寒论》共397法，113方；《金匮要略》共25篇，记载病证40余种，262方。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联系实际，以阐述外感疾病与内伤杂病辨证论治的经典临床著作；书中体现了张仲景的“一方两法”、食疗养生等思想；此外，书中还创立了辨证理论体系、合方论治原则以及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理法方药运用规律等；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流传版本有很多，主要的有白云阁藏本、桂林古本等。
《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其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和收录的著名方剂，对后世医学之发展影响极大，是后世临证医学的基石；华佗曾对《伤寒杂病论》评价道：“此真活人书也！”唐朝孙思邈也曾评价道：“江南诸师秘张仲景方不传，可见其医方之宝贵耶。”此外，《伤寒杂病论》还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 ：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张机，字仲景，约（150—219年），东汉南阳郡（今南阳市）人。东汉伟大的医学家，刘宏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市太守。
张仲景从小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喜欢博览群书，尤其喜爱医学著作，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尽得其传。他勤奋钻研医术决心为民除疾疗病。由于他勤奋好学，医术超群，造福乡梓，加之为人诚恳，不论贫贱，有求必应，因而南阳老少尊卑，对他都很钦佩、敬重，青年时期已经闻名于全郡。汉灵帝在位时，张仲景被举为南阳郡的孝廉，并因此出任长沙太守。
在长沙任内，张仲景并没有因为每日繁杂的地方政务而冲淡和荒疏对医学的爱好和研究。相反，他身为地方长官，从广泛的角度更清楚地看到了疾病对百姓的危害。一有机会，他便深入民间，体察民情，留心各种疾病，注意搜集民间方剂，闲暇时间，则召见地方名医，商讨医理，诚恳求教，以融汇各家经验，不断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他的医道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能“察断人病初起于微末，掌握生死之转机”，人们都称赞他是“扁鹊再生”。
公元一九五年（建安元年）以后，大规模的伤寒病又开始在全国各地漫延流行。不到十年时间，仅张仲景家族二百多口人就病死一百三四十口，单因害伤寒而死的就有九十多口。亲人的噩耗，使张仲景决心认真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根据自己丰富的临床实践参考一生收集的大量民间方剂，埋头刻苦著作。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因为张仲景医术高超，后人称他为“开创之圣，医道之宗”。华佗读了他的《伤寒杂病论》后十分兴奋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唐代名医孙思邈深有感概地说：“江南诸师秘张仲景方不传，可见其医方之宝贵耶”。由于人们的诊视保密，加之当时印刷条件所限，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后代传下来的只有经过晋代名医王叔和改编过的《伤寒论》和《金匮玉函要略方》两种。
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融理、法、方、药为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为中医药发展奠定了基础。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并称为祖国医学的四大经典。
《伤寒杂病论》撰写成书于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在时期，封建割据，战争频繁，各地爆发农民起义，且瘟疫流行，导致民不聊生，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写道，自己家族200多人，不到十年时间，有三分之二的人离世，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民众、亲人的疾苦，致使张仲景从此抛弃仕途，发奋钻研医学，跟随张伯祖学医；加之东汉末年的社会生产力和医药文化事业，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最后，张仲景在古代著作的理论基础上，吸收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且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总结著成了《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总共16卷，书中总结了3世纪以前的临床经验，包括治疗伤寒和杂病两部分；经后世人们的校勘将《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玉函要略方》两篇；后人虽人为的将《伤寒杂病论》一分为二，但两书的联系并未因此而割断，在《伤寒论》中仍有许多有关杂病的论述，而在《金匮要略》中，也不乏有关外感病的内容。
《伤寒论》以外感病为主，在《黄帝内经》外感热病病机理论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人体感受风寒之邪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如何进行辨证施治的方法；将病证分为“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病、太阴、厥阴、少阴六种。此外，还根据人体抗病力的强弱，病势的进退缓急等方面的因素，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症候归纳出证候特点、病变部位、损及何脏何腑，以及寒热趋向、邪正盛衰等作为诊断治疗的依据；同时，还论述了霍乱病辨证论治以及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辨证论治。《伤寒论》中共有397法，113方。
《金匮要略》以脏腑病机理论进行证候分类，在《黄帝内经》脏腑和六气病机理论的基础上，对脏腑、气血、痰饮等病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并探讨了内科杂病和妇科病证的病机；同时还提出了“千般灰难，不越三条”的病因三分法。《金匮要略》首篇中，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都以举例的形式作了原则性的提示；第二篇至第十七篇论述内科病的证治；第十八、十九篇分别论述了外科病、蹶等五种不便归类病的证治；第二十篇至二十二篇专论妇产科病的证治；最后三篇为杂疗方和食物禁忌。《金匮玉函要略方》共25篇，记载了百合、阴阳毒、久疟、中风、血痹、虚劳、肺痿、咳嗽、上气、胸痹心痛、心痛、短气等病证40余种，共载方剂262方，用药约147味。
该版本为木刻版《伤寒杂病论》，由张仲景第46代孙张绍祖珍藏。1982年，陕西省中医研究院院长米伯让遵照先师黄竹斋遗愿，将木刻版《伤寒杂病论》赠送给医圣祠，医学家称该版本为善版、珍版和绝版。
1939年，中医学家黄竹斋先生在浙江宁波访书时，从桂林市医家罗哲初先生处获得张仲景第46代世孙张绍祖珍藏的《伤寒杂病论》第12稿手抄本（16卷），书中内容比通行本《伤寒杂病论》多出三分之一，该书著有“六气主客”、“伤暑脉证并治”、“热病脉证并治”、“湿病脉证并治”、“伤燥脉证并治”、“伤风脉证并治”和“寒病脉证并治”等篇。2014年6月出版的《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保留了张仲景原序及桂林左盛德序言，并以1982年张仲景医史文献馆重印古本木刻板《伤寒杂病论》为底本、以196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及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等为校本进行校对勘正。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在仲景逝世不久，原书便散失不全。晋朝王叔和对仲景著作进行了首次整理，一是编次整理仲景原书，二是在《脉经》中转载引述。《脉经》约成书于242年，距《伤寒论》问世约晚30年。《脉经》卷七至九为《伤寒杂病论》最集中卷次，以“可”与“不可”之治法排列，收录了《伤寒论》236条条文，其他篇章亦有散在的条文中存在。
唐本就是名医孙思邈收录于《千金翼方》中的《伤寒论》古传本。唐朝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时，未见到《伤寒论》的完整版本，故而征引了该书的部分内容，感慨“江南诸师秘张仲景要方不传”，至晚年撰写《千金翼方》时，才收载了《伤寒论》全书的内容，并载于卷九、卷十之中，这也是现存《伤寒论》的重要版本。
北宋嘉祐年间，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令高保衡、孙奇林亿等人校订《伤寒论》，分别于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刊刻大字本《伤寒论》及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刊刻小字本《伤寒论》，史称“宋本《伤寒论》”。
明万历二十七年时赵开美照宋版《伤寒论》复刻，保留了宋版《伤寒论》的真面目，故此版本又称赵刻本，简称赵本。
南宋绍兴十四年由成无己所著的《注解伤寒论》称为“成注本”，该本经明代嘉靖年间汪济川校定复刻而流行于世，亦可称汪校本。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对《伤寒论》原文逐条加以注释，并运用《黄帝内经》理论进行阐述与发挥，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且开创了注解《伤寒论》之先河。
“一方两法”是指方剂组成药味相同，因剂型、剂量、煎煮方法或服用方法不同从而导致方剂功效有所差异的用药方法；或指方剂的基本组方结构相同，随兼证的不同而适当加减变换某些药味，从而导致方剂功用及治疗效果发生变化的用药方法，即柯韵伯所言“方内之方”，包括张仲景5个或然证方及方后注中所列加减法者，如理中丸作汤法等等。“一方两法”在《伤寒论》原文中仅一处体现，即174条“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原文方后注“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硬，小便不利，当加桂”。
张仲景在食疗养生方面注重食疗食养，强调顺应四时；强调治病、养生饮食有所禁忌；重后天，固护胃气，以养正气；食饮有节，合理膳食。食疗养生在《伤寒杂病论》中多有涉及。并设有饮食禁忌专论和食禁专论。张仲景在此所用“药物”既可以治病防病，又可以用于平时饮食之中的动植物及其加工产品。有益气、养血、温中、补脾肺肾等多种药食散见于各章节中。
六经辨证及脏腑辨证都是重要的中医辨证体系。《伤寒论》创立了独特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张仲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把外感热病错综复杂的证侯表现及其演变规律加以总结、分析归纳，创立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为外感热病辨证建立了辨证规律与纲领。《金匮玉函要略方》为杂病部分，它以疾病分篇，其辨证体系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为辨证核心，提出疾病产生的原因及证侯表现是人体脏腑功能失调，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从而确立了脏腑经络辨证的方法，作为杂病的辨证纲领。
《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同时包括有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八纲辨证、病因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多种不同的辨证方法。六经辨证实质上亦以脏腑为基础，六经辨证首重寒热、表里，而脏腑辨证首重虚实，是由于外感病与内伤杂病在病机上各具有自身主要的传变规律。《伤寒杂病论》的辨证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与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伤寒杂病论》这部中医经典巨著，构成张仲景学说主体。张仲景把《黄帝内经》阴阳学说、脏腑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断方法、治疗法则等学术理论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并根据六经、内伤等三因为病的理论变化，判明病位所在、病性所属、病势进退、正邪盛衰、预后凶吉等，提出了科学实用的辨证方法和治疗措施，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成为中医学的核心内容。
在辨证论治原则下，掌握理、法、方、药的运用规律，论其辨证，是辨别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营卫气血、真假证侯、主证兼证，从而判明脏腑经络病变及其相互转变，这充分体现辨证的对立统一法则与整体观、恒动观。议其论治，必在辨证的前提下，因证立法、因法立方、因方选药，严守法度，并选用汗、吐、下、清、和、温、消、补的治则与治法，为外感热病与内伤杂病确立了科学实用的治疗措施，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树立了理法方药一贯性的学术体系，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医学经典专著。
张仲景首创“合方”之用，记载于《伤寒论》第23、25、27条原文。“合方”之词始见于林亿等校注《伤寒论》的按语中。从此“合方”法则便应用于临床，发挥其独特优势。合方是指两首或两首以上固有的方剂（经方或时方）相合而组成方剂，这是方剂加减化裁的一种特殊方式。
合方的产生是基于辨证论治需要，必须是辨证与论治相对应，即病机病证与方药功效相合拍，故合方论治创出了组方的新途径。《伤寒论》中合方之用有两种命名，一是以合方之名直接标出者，如桂枝麻黄各半汤等；二是重新命名者，如大柴胡汤、黄芩加半夏生姜汤等，此虽无合方之名，但行合方之实。合方的优势，在于合方之后能扬长避短，既有原方功效的协同，又可产生新的功效。张仲景合方论治堪称创举，是组方原则的一大特色，蕴含着极大的实用价值，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未病”和“治未病”学说，是中医学独特的医学理论，《伤寒杂病论》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引申发展了这一理论，将“上工治未病”列为全书之首要宗旨。
其主要学术思想表现在：
①未病先防，以预防为主；
②既病早治，前贤称“上工救其萌芽”意在及早治疗，以求速愈；
③已病防传；
④已病防变；
⑤已变防逆；
⑥已瘥防复。
这些都为研究现代预防医学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启迪。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第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临床医学巨著，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医学经典古籍，为中国临床医学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被后世医家誉为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以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贯穿全书，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和系统的理、法、方、药的运用系统。1800多年来一直对中医临床各科的诊疗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书中的六经辨证的原则治疗外感热病，脏府辨证的原则治疗内伤杂病，以及处方等多为后世所沿用；后世医家，如唐朝孙思渺，宋代朱肱、庞安时等都曾受到《伤寒杂病论》的影响。此外，自唐宋以来，《伤寒杂病论》对世界医学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如日本、朝鲜等国都将该书奉为医学经典。
华佗曾对《伤寒杂病论》评价道：“此真活人书也！”
唐代名医孙思邈曾对《伤寒杂病论》评价道：“江南诸师秘张仲景方不传，可见其医方之宝贵耶。”
清代医家程郊倩曾对《伤寒杂病论》评价道：“仲景自序，不以为伤寒之书，而以为平脉辨证，见病知源，能愈诸病之书；不以为伤寒杂病分十六卷，而以为伤寒杂病合十六卷。伤寒杂病不分，是教人于伤寒杂病异处，辨其何其异，更于伤寒杂病之表里脏腑同处，辨其何其同。”
清代医家柯韵伯也曾对《伤寒杂病论》评价道：“世谓治伤寒，即能治杂病，岂知仲景杂病论即在《伤寒论》中，且伤寒中又最多杂病夹杂其间，故伤寒与杂病合论，则伤寒与杂病之证治井然，今伤寒与杂病分门，而头绪不清，必将杂病混伤寒而妄治之矣。”
张仲景生平.南阳市张仲景博物馆.2022-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