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08 07:37
刘师培（1884年6月24日~1919年11月20日），字申叔，号左，江苏省仪征人。中国近代经学大师。
刘师培出生于经学世家，刘师培自幼论读诗书，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早年考中秀才、举人，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参加会试未中，随后到上海市加入到排满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队伍中；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东渡日本，创办无政府主义报刊《天义报》《衡报》。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归国投靠两江总督端方；1915年（民国四年）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鼓吹帝制。1917年（民国六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民国八年）11月20日病逝于北京市，年仅35岁。
作为经学大师，刘师培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华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他批判旧史，提倡民族主义史学，并应用进化史观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他勇于打破传统经学教科书陈规，将传统经学知识纳入近代学科体系，在国学教育与研究方面起到“前驱”作用。他主张将文字的音、形、义三者结合起来，是小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刘师培著作等身，所著的《国学发微》《中国民约精义》《攘书》等对中国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影响，逝后其著作由弟子搜辑，钱玄同整理归集为《刘申叔先生遗书》。
刘师培，又名光汉，字申叔，号左盦，1884年（光绪十年）6月24日生于江苏仪征的经学世家，曾祖父刘文祺、祖父刘松、伯父刘寿曾研究《左氏春秋》，颇有建树，父亲刘贵曾也以经术闻名乡里。刘师培自幼天资聪颖，论读诗书，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受家学渊源的影响，刘师培在父亲的督责下，8岁学习《周易风水》，11岁开始写试帖诗，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突发灵感，片刻即撰写《水仙花赋》一篇，两日后余兴未尽，又写出《水仙花诗》百首，一时名震乡里；12岁时已经读完“四书五经”，并对《左传》加以研究，甚至连东西洋哲学也有涉猎；14岁开始阅读多种版本的“治《晏子春秋》”。刘师培虽出身书香门第，但是家境并不富裕，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父亲病逝后，家庭生活更加清贫，他在母亲的教育下勤勉用功，将所学内容扩展到诸子百家以及史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刘师培考中秀才；次年赴南京市乡试，又考中举人。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到河南省开封市参加会试，未能如愿，遂受友人邀请前往上海市，结识了爱国学社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革命者，加入到排满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队伍中，并与章太炎成为知己。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撰写《论留学生之非叛逆》《黄帝纪年论》《攘书》 《中国民约精义》等著作，竭力宣传民族思想。
1904年（光绪三十年），刘师培改名“光汉”，寓义恢复汉族主权为己任。他以主要撰稿人的身份参与创办《中国白话报》《警钟日报》，在蔡元培的介绍下加入光复会。此年冬天，刘师培在上海策划了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虽未获成功，却使他在革命党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师培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发表了《周末学术史序》《古政原始论》《国学发微》等学术著作，其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向学术领域延伸。同年，他受邀到安徽芜湖与章士钊、陈独秀创办《白话报》，以白话文的通俗形式宣传民主革命，参加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并任安徽公学、繁昌皖江中学、山学堂等校教职。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刘师培受章太炎邀请赴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任《民报》编辑，接连发表《普告汉人》《利害平等论》《悲佃篇》《清儒得失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激烈的反清文章。从6月开始，他先后创办无政府主义报刊《天义报》《衡报》，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翌年，与章太炎发生误会，派人捏造启事，对章太炎进行攻击，两人关系逐渐破裂。《衡报》被查封后，刘师培返回中国。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底，刘师培投靠两江总督端方，表示愿放弃革命，并扬己之长，将学术服务于政治。他变节后即诱捕革命党人陶成章未果，接着又密告浙江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致使起义领袖被捕。为此，刘师培被革命党人持枪上门、恐吓问罪；章太炎亦致书刘师培，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但刘师培置之不理。1911年（宣统三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刘师培跟随端方赴成都镇压民变，当端方被杀后，刘师培也被拘捕。后来在章太炎、蔡元培的大力帮助下，刘师培被释放，受邀进入四川国学院任教。
1913年（民国二年）夏，刘师培离开四川省，投奔阎锡山，担任山西都督府顾问。1914年（民国三年）春，经阎锡山推荐，刘师培又到北京转投袁世凯，先后任公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1915年（民国四年）8月14日，在袁世凯授意下，刘师培与杨度、严复、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即筹安会六君子）联名发表《筹安会宣言》，鼓吹君主制，为袁世凯复辟做言论准备；次年（民国五年）1月，刘师培创办《中国学报》，在该刊发表《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鼓吹帝制的文章。袁世凯的复辟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离世，刘师培随后逃往天津租界。7月14日，接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下令惩办帝制祸首，刘师培在列，之后虽被纳入“宽免之列”，但其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1917年（民国六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国文门指导教师，他先后讲授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古文学史等课程，并指导文、文学史、经、史传、中世文学、诸子等科目的研究，他所编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材料丰富，评论简要明确，颇为后人推重。1918年（民国七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处兼职，负责文明史和政治史志编辑工作。1919年（民国八年）1月，刘师培与黄侃、陈汉章等人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创办《国故学刊》杂志，“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刘师培、黄侃任总编辑。6月11日，刘师培因患肺病卧病不起，他联合北京大学马叙伦等数十名高校教授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释放因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
1919年（民国八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病在北京和平医院逝世，年仅35岁。临终时他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
作为经学大师，刘师培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华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
批判旧史。刘师培认为，旧中国史书在叙事上重点于君臣而忽略了民众，他反对君史提倡民史；上古之时并没有君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君主且以天神自居，他批判蒙蔽臣民的“君权神授”论，主张兴教育废宗教；他认为中国伦理是对人身权的侵犯，是对人格不尊重的表现，必须废除这些不平等的封建伦理道德。在他所著的《中国民约精义》中，论证了中国上古立君多出于民意，表达了对民主政治的向往，这种以历史为工具，宣扬民主革命的做法，对跳出改良派旧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应用进化史观诠释史事。刘师培最早较系统地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他认为中国传统历史学之所以不能跳出循环论史观，原因在于史学家不懂社会学，提出要将西方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之中，才能改变旧史学的弊端。他指出，君无道暴虐时，人民应该起来反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认为家族制度形成后必然会出现宗法制度，且“中国伦理之起源，无一不起于宗法”，将宗法制度论述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过去封建旧史家很少有的。刘师培将西方进化论思想贯穿历史学其中，使史作有了明显区别于旧史作的时代意义。
鼓吹民族主义。他重视史学在政治中的作用，认为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根本原因是汉族人缺乏民族思想，才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遭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史学的功用就在于唤醒民众，为人民提供斗争的方法。他撰写《攘书》《黄帝纪年说》等文，自称“激烈派第一人”，集中表达排满革命、实行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运用新史料证史。刘师培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文献资料之外，高度重视考古文物，认为古代器物是证史的一个重要证据。在中国典籍之外，还参考西方典籍以及宗教社会的相关书籍，利用古代器物和西方典籍来证史，大大丰富了史料来源，为传统历史学增添了新内容，为史学作出了贡献。
刘师培出生于“三代传经”的经学世家，《左传》学多承自家传，是刘氏家学的集大成者，撰写了《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春秋左氏传例略》等学术文章。他编撰的《经学教科书》是中国近代经学教科书史上一部开篇之作，被高等院校列为专业教学参考书，是他经学研究的集中体现。他不仅将外国著作作为参引对象，而且还以西方治学方法与分科方式来研究中国传统经学，使得教科书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新面貌。在史料取材上他突破了地域限制，对中国典籍和国外著作均大量借鉴参考；在治经理路上，体现贯通中西的知识取向，主动采取近代西方范畴来界定孔子所编订的《六经》教材以及《尔雅》《论语》，将其与西方学科逐一对应；他尝试借鉴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之与乾嘉学派融为一体。这种融会中西的做法，显示出刘师培的知识视野已经突破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局限，是中国传统经学研究的尾声。在缺乏成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刘师培打破传统经学教科书的陈规，将传统经学知识纳入近代学科体系，在国学教育与研究方面起到“前驱”作用。
刘师培受家学传统影响，注重文学史变迁的研究，他不仅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着重考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魏晋文学之变迁，还撰著《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对清代文学的变迁作了宏观的论述 ；他认为文学发展的规律是由简入繁，由深趋浅，由文趋直；对于当时文言文合一的主张，他认为通俗化和口语化有利于教育和启蒙，而文言则有利于保存国学。刘师培以小学和学术的眼光看待文学，严格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认为后世文学皆六经、诸子派别，并对文学推本溯源、分门别类。他不仅很好地继承、发扬了扬州市学派的治学特点和学术遗产，而且有效地将这种学术思想转化到文学观念之中，认定骈文一体实为文章正宗，推崇汪中、阮元等扬州学派骈文家的创作传承，拥护“文笔论”，赞同“文必有韵、文必尚偶，偶词韵语”的骈文文学。
在古代学者中，刘师培的小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在拓展研究范围、创新研究方法上处于领先地位，是小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主张将文字的音、形、义三者结合起来，除了融会贯通、注重证据等传统方法外，重视目验，进行中西历史资料比较，将小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这种方法思路已显现出近代科学的研究气息。
音形义综合研究。一方面对字义起于字音的原因进行研究，做到追根溯源；另一方面，对文字的声、韵和字义的关系进行集大成研究，提出新观点。刘师培认为，文字起源的过程是按照“音—形—义”的顺序产生的，不仅字形中寓含字义，字音中也寓有字义，而字形字义都源于字音，即“因声寄义”；他进而指出，古韵同部首的字义大多相近，双声字多数可以通用；在旁征博引的同时，他还提出要依靠实证，以目验为凭。这些研究成果已上升到对文字音义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对后人研究小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校释群书。他运用音韵训知识，将古文字“因声寄义”的规律性认识充分实践，对24种先人古书进行大规模的校释，遍及经史子集，重点在先秦子书。《荀子补释》即是他的代表作。刘师培在肯定先前《荀子》校勘成果的同时，对280处存在错漏的旧注进行指正，在校释水平上超越了先儒。钱玄同曾称赞他“于声韵训诂最能观其会通”。
考证古社情。刘师培曾写就《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通过研究60余字33则，考察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与变化，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的中国古代社会状况。他认为，古代人民的社会实践必然从古代文化中得到反映，研究文字有助于考证古史。他将小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并联系中外古代社会历史进行比较，相互印证，在中国小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
刘师培一生学术著述有74种之多，总量超过400多万字，内容涉猎广泛。他病逝后，弟子陈中凡、刘文典搜辑其著作，由钱玄同整理成集，名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包括群经及小学类22种，学术及文辞类13种，群书校释24种，诗文集4种，读书记5种，教科书6种。尽管因后期涉入政治，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减少很多，但是从完成的著述看，已经对中国学术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经学方面著作：刘师培在尊信文言文之《左传》的同时，并不排斥今文之《公羊传》。其前期著作如《中国民约精义》《攘书·夷裔篇》《周末学术史序》等，皆引《公羊》之说而发挥其微旨。在他的《群经大义相通论》《公羊荀子相通考》中，表现出他虽然偏重古文经学，但并不废止今文经学，两边融合借鉴。关于经历史学的著作还有《经学教科书》《尚书源流考》《读左札记》《司马迁左传义序例》《汉代古文学辨诬》《驳廖君季平〈今古文考〉及康君长素之〈新学伪经考〉》《论孔子无改制事》《驳康君之〈孔子改制考〉》《非古虚》《汉宋学术异同论》等，对经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小学类著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思想主张并不相同，前期主张革新，后期偏于守旧。前期有《正名偶论》《小学发微补》《物名溯源》《论前儒误解物类之原因》《骈词无定字释例》《尔雅虫名今释》等著作，在继承先前学者就字音推求字义的基础上，更有多处创新与发明。《攘书》之《正名篇》及《中国文字流弊论》《音韵反切近于字母》等，主张简化汉字笔画，添造新字，修改不适用的文字，以及提倡白话文，改用拼音字，统一国语，这些均对后来的文字改革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后期的音韵学、训诂学著作，竭力主张墨守《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
论古今学术思想的专著：主要有《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攘书》《中国民约精义》等，这些著作均能洞悉社会历史变革，称为经典。
此外，还有群书校释类著作如《周书补正》，诗文集如《左盦集》，读书笔记包括《读书随笔》，学校教本如《伦理教科书》等，均收录在《刘申叔先生遗书》中。
陈师培与陈独秀的交往中，政治和学术是影响双方友谊的主要因素。1903年，刘师培与陈独秀分别从各自的家乡奔赴上海市，在章士钊处两人相识，他们运用诗文力倡排满兴汉，结为志趣相投的革命同道和论学好友。1908年，刘师培从日本回国，投靠托忒克·端方，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此时因政治立场不同，他与陈独秀关系疏远，友谊跌至低谷。1917年（民国六年），两人在北京大学再度共事，虽然思想立场仍有不同，但是毕竟重归于好，友谊基础仍在，直到1919年刘师培病逝。
刘师培与钱玄同都是章太炎弟子。钱玄同在研究音韵、训诂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刘师培在经学方面的成就可与章太炎比肩；而刘师培后来背离革命，为袁世凯复辟鼓吹，成为章门弟子中复古的代表，与章太炎分道扬。刘师培逝世后，钱玄同全力为其整理遗著。尽管他对刘师培的很多学术观点持反对意见，但在编辑过程中，却不掺杂个人好恶，知人论事客观。钱玄同在承担遗著整理编辑工作时，任务十分繁重，直到1937年3月底才将《刘申叔先生遗书》全部编完，钱玄同又撰写了5000余字的序言。此后，钱玄同为了著作出版而多方协调，终于在1938年11月正式出版。一个多月后（1939年1月1日），钱玄同病逝。
黄侃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学者，民主革命家。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黄侃在日本求学期间结识了刘师培，因学术见解相近，两人成为好友，后来黄侃以师礼敬之。刘师培政治上依附袁世凯后，一直对刘师培保持敬重的黄侃，坚持政治原则立场，中断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与往来。1917年（民国六年），刘师培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与黄侃共事，两人又恢复了友谊，论学谈文。在刘师培病逝前不久，黄侃正式向仅比自己大两岁的刘师培拜师。此后，黄侃感恩他在学术上的指点与帮助，饱含感情写下了祭奠刘师培的《先师刘君子祥奠文》。
妻子何殷震，原名何班，字志剑，江苏仪征人，自幼读书诵诗。她是刘师培堂姐夫何家辂的胞妹，1903年与刘师培成婚；1904年（光绪三十年）随刘师培赴上海市，入爱国女校，改名何震。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何震创办了《天义》报并发表了一批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章， 关心女子命运、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是其思想的核心。何震与刘师培有一女，早年夭折。刘师培病逝后，何震受刺激致精神失常，后事不详。
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一文中评价刘师培“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周作人赞扬刘师培，在他的笔下“没有做不好的文章”。
钱玄同以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为界评价刘师培，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他认为前期刘师培为爱国志士，顺应时代潮流，探索反清救国之路，应当予以肯定。甚至认为在清末启发民智、拯救危亡的运动中，刘师培是最突出的12人之一。同时他认为后期环境改变，刘师培 “倡君政复古之说，则与前期绝异”。
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在为《刘师培评传》作序时指出，刘师培的一生反映了扬州市学派探索政治革命和学术革命的失败，他评价刘师培“政治上的失败并不能掩盖早年刘师培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他在经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和介绍西方学术流派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和贡献。就拿他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及其史学基本主张来说，至今仍有不少发人深省的地方。”
1919年（民国八年），刘师培与黄侃、陈汉章等人创办《国故学刊》杂志，“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此时，反对推广白话文的林纾欲拉刘师培等人，讨伐新文化运动。刘师培立即发表声明：“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表明了他只是从事学术研究，与新旧文化运动各美其美、并行不悖的文化主张。
同时，他也对全盘否定包括汉赋、唐诗、宋词在内的全部古文学的激进做法表示反对。病重期间，钱玄同去看望他，刘师培说：“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的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钱玄同听后深感震惊，自此开始重新审视文学与思想主张。
刘师培从小就记忆力超强。读书“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一次，朋友程善之从上海市购得新出版的蒙古地图一幅，邀刘师培一起欣赏。浏览一段时间后，刘思培取了一块漆牌，持彩色粉笔，默绘地图，上千个地名竟然只有一处错误。刘师培在北京大学教书时，虽然体弱多病，但记忆力仍不减当年，常致函扬州市家中，索取某书，嘱托书在某书架某行某格，分毫不差。授课时更不带片纸，信手拈来。
刘师培饱读经史，字却写得难看。参加秀才考试时，主考官即认为他“字如花蚊脚，丑细不成书”，差点未予录取。在他去世四十年后，曾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周作人还调侃道：“申叔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而且不讲笔顺。” 但是刘师培一直对此自我感觉良好，说：“我书之佳趣，唯章太炎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