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

“北京人”头盖骨，是一组出土于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的远古人类头盖骨化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丢失。“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北京人”与现代人同属而不同种，他们是大约70-3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北方的、现已绝灭了的猿人（直立人种），是人类进化中的一支，是研究人类起源极为重要的科学证据。

“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开始于1921年。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主持周口店镇发掘时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1936年11月，贾兰坡又相继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自1927年至1937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人遗址共发现“北京人”头盖骨5个，

由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保管和负责研究。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北京人”化石在转移美国途中神秘失踪。

“北京人”头盖骨再次证明了人是由猿进化而来，证明了人类进化序列中“直立人”的存在。该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古人类学研究中最具价值的贡献。多年来，中外人士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提出各种猜测，至今仍然成谜。

定义与特征

“北京人”定义

“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是在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发现的一组古人类化石所代表的猿人的总称。“北京人”学名为Homo erectus pekinensis，即“北京直立人”，简称“北京人”。“北京人”是人属中的直立人种（Homo erectus），而现代人是智人种（Homosapiens），因此，“北京人”与现代人同属而不同种，他们是大约70-3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北方的、现已绝灭了的猿人（直立人种），是人类进化中的一支，是研究人类起源极为重要的科学证据。

“北京人”头盖骨特征

“北京人”头盖骨（以下简称“北京人”)，是一组出土于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的远古人类头盖骨化石，于日本侵华战争中丢失。

北京猿人的头部与我们现代人区别很大。从整体看，北京猿人颅骨粗硕厚重。头骨璧很厚，是现代人的一倍左右。脑颅较扁，头骨低平，额部向后倾斜，不像现代人前额是向上隆起的。头顶上窄下宽，最宽的地方在外耳门附近，而现代人的最宽处靠近头顶附近。眼眶上有一条突出的眉脊，这是与现代人很不同的地方，现代人的眉脊已经减弱很多。脑后有一条粗壮弧形的枕骨圆枕。头顶正中处还有一条由前向后走向的矢状脊。眉脊、矢状脊、枕骨圆枕结合起来，好像构成一个框架，使脑颅变得更加坚固。下颌骨也十分粗大，附着肌肉的痕迹十分清晰，说明北京猿人有强大的咀嚼力。北京猿人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没有下巴颏，下颌前部是向后倾斜的，这与我们现代人截然不同，却与现代猿类比较相似。

北京猿人的脑量不如现代人，在1015-1225毫升之间，而现代人的平均脑量为1400毫升。从发现的几个头盖骨来看，北京猿人的脑量有增加的趋势，在下部层位发现的四个头骨平均脑量有1078毫升，而出自上部地层的头骨脑量达到1140毫升。

从头骨内部形态来看，北京猿人小脑右部不如左部发达，而大脑的左枕部比右部发达，这表明北京猿人已经习惯用右手劳动。北京猿人大脑左下侧前部较为发达，这是语言中枢所在处，可能暗示中国猿人已经有语言能力。

发掘

“北京人”牙齿化石

周口店镇位于北京西南大约50公里处，从北宋时代起，北京周口店一带就有出产“龙骨”的流传。所谓“龙骨”，其实就是人类祖先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动物化石。“龙骨”的传说引起了时任中国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极大兴趣。

1921年，安特生请奥地利的青年古生物学者师丹斯基到周口店考察，两年间，师丹斯基发现的化石，都被运到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1926年夏天，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大学的威曼实验室里发现，其中有两颗人的牙齿，一颗是未成熟的下臼齿，一颗是磨损了的上臼齿。同年10月22日，瑞典皇太子到北京访问，安特生便在欢迎会上披露了这两颗人牙。这个消息震动了全场，并引起了后来周口店大规模的发掘。这是亚洲大陆第一次发现距今约50万年的人类祖先化石，这一人类种属被称为“北京猿人”，又叫“北京人”。

第一块头盖骨

1927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下，“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校共同主持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大规模发掘工作正式开始。次年，德国留学归国的杨仲健教授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周口店，接替、协助原来的四位中外专家进行发掘。1929年冬，在裴文中主持发掘期间，在岩层发掘进入到第八层时，一个破碎的头盖骨伴随潮湿的泥土被挖了出来。尽管这件珍品已经碎成许多块，倘若及时发现并黏结起来，仍是一个完整的颅骨。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和发现。直到1930年春天，一个技工在北京的研究室里修理化石标本时，才从一堆出土杂物中发现了这件四周裹满泥土的头盖骨碎片。

第二块头盖骨

1929年12月2日，第一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发现。青年科学工作者裴文中，在北京猿人遗址主洞里发现了一个支洞，在做完详细观察后，他腰系绳索下到支洞中。

下午4点，他在支洞里发现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这块头盖骨一半埋在松软的土层，一半在硬土之中，裴文中与几个技工把周围的杂土清理干净，找来撬棍轻轻插于头骨底部，然后慢慢撬动。由于头骨已演变成化石，撬动中骨盖破裂，无法完整地抱出洞穴。裴文中脱下身上的棉袄，将头盖骨包藏起来，走出洞穴。第二天，他向北京发了一封电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第一块“北京人”头骨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没过多久，古人类制造的石器、骨器、用火和控制火的证据相继发现。这是世界上首次用火遗址的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100万年。

第三、四、五块头盖骨

1935年，贾兰坡开始主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工作。任务开展并不顺利，贾兰坡带领团队艰苦支撑。1936年11月，一个工人把挖到的一块核桃大小的碎骨片放进小荆条筐。眼尖的贾兰坡拿起一看，发现是人的头盖骨碎片，于是，他将这个被砸碎的头盖骨一点点从土里挖出，清理、烘干、修复，再把碎片对粘起来。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便出现在人们眼前。

下午4时15分，贾兰坡率队在挖出上述头盖骨不远处，又发现了另一个头盖骨。这个头盖骨已裂成多块，情景与前者相似。次日，第二个头骨安然无恙地破土而出。贾兰坡与几个技术工人仍用旧法将头盖骨烘干、粘好，成为一个结实完整的头盖骨。

1936年11月26日上午9时，贾兰坡与发掘队员再度发现了第三个“北京人”头盖骨。这个头盖骨比过去发现的所有头盖骨都要完整得多，连神经大孔的后缘部分和鼻骨上部及眼孔外部都依然完好。贾兰坡在11天内连续发现了3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其它与后续

“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开始于1921年。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主持周口店镇发掘时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1936年11月，贾兰坡又相继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自1927年至1937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人遗址共发现“北京人”头盖骨5个、面骨6件、颅骨碎片15块、下颌骨14块、牙齿147枚，股骨残段7段、肱骨残段2段、锁骨1根、月骨1件。这些化石资料共代表了40多个不同年龄的个体。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周口店发掘事业中断。1949年9月贾兰坡等主持了中断长达12年之久的“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还多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陆续有一些新的发现。

化石保存

由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出土意义重大，“中央地质调查所”特设了新生代研究室（解放后，这个单位独立出来，称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北京协和医学校解剖学系合作，继续开掘周口店镇中国猿人遗迹及有关古人类化石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发掘工作被迫停止，所发掘的各种化石被存放在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的铁柜中。

当时负责“北京人”化石研究的是美籍教授步达生（Dr.Black），后由魏敦瑞（Dr.Frang Weidenreich）继任，中方则是由法国学成回国的裴文中参加研究。鉴于“北京人”化石的珍贵，他们在平日研究时，常用石膏模型代替，外来人参观时也不轻易拿出。“七七事变”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曾两次存入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中，以防不测。

丢失

抗战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交战的枪声终止了周口店发掘事业，这项世界合作性质的考察计划，在持续了十个年头之后，落下帷幕。1940年12月26日，日军占领了北平市，美日战事一触即发，“北京人”头盖骨继续留在北平很不安全。

决定转移

北平形势日趋恶化，1941年4月底，魏敦瑞与地质所同事道别，赴美国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新生代研究室也就此解散了。对于具有重大考古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北京人”头盖骨，以及其他珍贵的化石资料的保存问题，地质所的科学家们商议了诸多转移贮藏方案。经利弊分析，最后拟定“运往美国，委托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时保存，战后再送还中国”的议案，并上报著名地质学家、北平市地质调查所前所长、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

“北京人”头盖骨运出国门事属重大，翁文向蒋介石报告，蒋氏召集身边要人和几位部长商议，与会人员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在此局势之下，这批化石留在中国是不安全的，最终蒋介石决定：同意将化石运往美国暂时保存，待战争结束后如数返回中国。

国宝丢失

美国驻华大使馆接到中方报告，操办了国内接收保管单位的联络、运输航船安排等事宜，1941年11月底，北京协和医学院接到“北京人”化石装箱的通知。地质所人员将每块化石用纸包裹，编号造册，共装成两箱，包装箱作了标识后交到总务处，贮存在地下室的保险箱中。第二天，两箱化石运送到了北平美国公使馆。

据公开档案资料记载，1941年12月，“北京人头盖骨”转移行动按计划开始，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市的专列，然后在秦皇岛港乘“哈德逊总统号”邮轮送往美国。8日上午，列车按计划抵达目的地，但这一天，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哈德逊总统号”却没能靠港。驻扎华北日军迅速占领了京津和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和设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在一夜之间就成为日军的俘虏。装载化石的火车被日军截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神秘地失踪。

寻找

日本密探的调查

太平洋战争刚爆发，日军就占领了协和医学院，日本密探锭者繁晴来到北京进行调查，到处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其目标便是“北京人”化石。日本宪兵队对经办“北京人”头盖骨的工作人员，包括裴文中、魏敦瑞的秘书克莱尔·塔什简（德国人）、总务长博文（美国人）、箱子搬运工人常文学等人，进行刑讯逼供。审讯没有收获，日军扩大了搜寻范围，一支小分队追寻到天津市。在天津的瑞士仓库，他们翻开了全部可以检查的箱子、行李，核查了能够找到的全部疑点，结果还是一无所得。

战后中国学者赴日追寻

1945年，日本战败。许多中外科学界人士提议，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组织人员到日本去寻找失踪了几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46年3月31日，中国航空委员会管辖的飞机第一次飞入了日本的领空。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作为中国使团高级顾问前往日本。作为文化学术顾问，李济此次日本之行，主要负责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

1946年3月，在东京，李济见到了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但是，斯脱特司令却表示：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回答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化石在东京或日本。随后，李济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化石。

美国军医提供的线索

威廉·弗利，二战时期美国的军医，“北京人”头盖骨出境的押运人，他是整个事件链条中最关键的人物。但1941年12月8日之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皆无。1971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叫威廉·弗利的人露面，提供了一些寻找“北京人”新线索。

根据威廉·弗利提供的线索，天津市公安局秘密组成了一个侦查“北京人”化石下落的专案小组。弗利提供的第一条线索是，他将军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市分行和法国人开办的巴斯德研究所。但专案人员在调查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弗利送去的军用提箱，也没有见过“北京人”化石。

弗利提供的第二条线索是将另两个箱子交给了他信赖的一对中国夫妻，但当专案组人员找到他们时，这对夫妻已离婚，从双方的供词中得到证实，偷袭珍珠港爆发后不久的一天，弗利确实曾将两个箱子送到他们家中，但是，这对夫妇否认箱子里装有“北京人”化石，而说这两个箱子装的是医疗器械、弗利的衣服及古董瓷器等。

虽然从弗利的回忆中，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但得出一个推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根本就没去秦皇岛市。这样的推论在民间早就有过传闻：美国公使馆跟日本人上演了“调包计”，表面上，所有的化石被送上专列押往秦皇岛，但暗地里，北京人头盖骨却被秘密送往天津市，准备从天津出海。

1980年秋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中查到：“北京人”头盖骨当年的确曾经在天津的美军兵营中停放过。于是，他踏上了中国大地，在天津博物馆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军营旧址，然而，40年过去，当年的军营已经成为了医科大学的卫生学校。夏皮罗认为当年有可能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六号楼，在唐山地震时塌，之后被夷为平地改成操场。据陆战队员回忆说，六号楼的地下室是“木板地面”，但是学校负责人介绍，在清理大楼废墟时连地基都挖开了，根本没有木板结构。

抗战老兵的忏悔

多年来，学者们寻访过当年设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旧址、北京协和医院，甚至周口店镇龙骨山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20世纪90年代，一名当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出了一段神秘的忏悔：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这位老兵讲述，他把“北京人”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两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

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定位，在广阔的北京东部，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巧合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而且痕迹老旧。中科院立刻动用地球物理学研究所的现代科技手段，电震探测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

经过协商，中科院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协议，在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挖掘过程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围裹起来。但是，下挖近三米，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所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馆藏与陈列

模型保存

1936年，组织开展周口店发掘计划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人员胡承志制作了一批“北京人”头骨模型，其中兼有裴、贾二人所发现的化石。模型仿照原来色泽，除重量不同外，与原标本几无二致。

1946年，人们从协和医院的库房里清理出“北京人”头盖骨石膏模型及范模。1996年，刘东生院士在纪念地质调查所80周年时说到：“化石虽然丢失了，但幸运的是，每一件标本，我们都有十分准确的模型保存下来，使后人得以一瞻‘北京人’的风采，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和原标本是一样的。”

这批模型现存于南京地质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地质博物馆。巴黎人类学博物馆亦有保存，可能是1939年魏敦瑞带往欧洲的。

中国猿人陈列馆

1953年7月，中国科学院拨款建设的“中国猿人陈列馆”落成，初建的陈列馆共分三室：

第1室是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主要包括“北京人”各种头盖骨化石模型以及它的文化遗物——石器、骨器和用火的证据，还有“北京人”遗址堆积的情形。

第2室陈列与“北京人”、山顶洞人同时生存的动物化石。“北京人”动物群有许多现今已经绝灭的动物，如中国撒狗、剑齿虎、梅氏犀、披毛犀、李氏野猪、肿骨鹿和纳玛象等。它们的存在，说明“北京人”时代周口店镇一带的自然环境与今日相比有显著不同。

第3室陈列周口店其他地点的标本和图表。在周口店附近不出两公里的区域内，发现了从上新世早期到更新世晚期不同阶段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和人类遗址，除“北京人”遗址和山顶洞外，还有20多处。

“中国猿人陈列馆”自建成后，经过多次调整、扩充、更名及重建，最终于2013年，演变成为一座现代化、科技感、具有国际水准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意义

1892年，荷兰人尤金·杜布瓦发现了“爪哇猿人”，认为是猿向人过渡的“直立人猿”。但在教会的指责之下，杜布瓦不得不将化石锁进保险柜，并承认自己发现的是猿的化石而不是人的。在“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发现以前，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猿人等，凡说明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理论都似是而非，甚至被认为是奇谈怪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人是由猿进化而来，证明了人类进化序列中“直立人”的存在，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的理论提供了很重要的直接证据。该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古人类学研究中最具价值的贡献。考古学家李济认为：“‘北京人’骨骸是考古学为体质人类学提供的珍贵非凡的实物资料，它不仅对人类起源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使人类学学科体系进一步牢牢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使整个人类学的面貌为之一新。”

“北京人”头盖骨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主要是因为在周口店遗址中发掘出的，不仅有人类的头盖骨、牙齿，而且还有骨器、石器和用火的痕迹。它将人类历史的年代推前了数万年，至今仍是目前全球发现最完整、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将北京地区的文明史由四五千年推前到60万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在世界考古学界、古人类学界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发现者

裴文中

裴文中（1904—1982），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生物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

裴文中1904年1月19日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转入本科地质系。1927年毕业后，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1928年，参加北京周口店镇遗址的发掘工作。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该发现确立了猿人阶段的存在，证实了查尔斯·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这一发现也使裴文中的名字与“北京人头盖骨”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裴文中不仅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生物地层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贾兰坡

贾兰坡，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于1908年出生在河北省玉田县，1929年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31年，报考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的练习生，赴北平房山周口店，开始了古人类考古事业。1935年，贾兰坡成为周口店遗址发掘工地的总负责人。

1936年11月15日-26日期间，在他的主持下，考古团队在周口店接连发现3具‘北京人”头盖骨，连同发现的骨器、石器以及用火的痕迹，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北京的文明史至少在60万年前就已经发端。同时，再一次证明人是由猿进化而来。贾兰坡的考古发现，是20世纪人类考古学上的最伟大发现之一。

2001年7月8日贾兰坡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